李公明︱一周书记：“这世界需要……更多的光”

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哲学与文学系教授、现代哲学历史家米格尔·贝尼泰兹（Miguel Benítez）的《启蒙的另一面: 古典时代地下哲学文稿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汇集了作者自1980-1993年间在各种研究刊物上发表的重要论文，主题均是对1690-1740年期间欧洲各国地下哲学手稿的微观而系统的研究。全书开头第一篇以“古典时代的地下哲学手稿：方法问题”作为该书的引言，然后分为四个部分：“作品与人”、“新的世界体系”、“没有教条的唯物论”和“批判的激进主义”；最后是两份重要的附录：“地下哲学文稿目录”和“地下哲学文稿的研究成果”。作者对分散于各地的两千多篇古典时代地下流传的哲学手稿进行微观研究，通过对这些手稿的作者、版本、流传情况等详细论述而挖掘出“启蒙运动”这座宏伟大厦赖以建立的地基、被埋藏在地基地下的思想砖瓦、被后世研究者所遗忘或忽视的的观点和思想转折节点，堪称是一项在历史的褶皱中艰难发掘的思想考古工程。作者贝尼泰兹长期从事欧洲思想与哲学的文献与手稿研究，曾参与多种原典的编辑出版工作，本书充分反映出他治学方法的最大特征，就是文献学与思想史、实证考据与哲学思辨的紧密结合。

可能也正因为作者擅长将文献考证与哲学思辨相结合，普通读者似乎难以把握全书各部分论述的要点，甚至对作为书名的“启蒙的另一面”的理解也可能出现问题。在一般的阅读经验中，“启蒙的另一面”比较容易使人想到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与反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启蒙运动，十八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哲学家维柯应该说是最早的先驱之一。早在六十年代，朱光潜先生在他的《西方美学史》中已谈到维柯对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抗，但其注意力是放在“诗性智慧”与美学方面。在《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马寅卯、郑想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和《反潮流：观念史论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中，以赛亚·伯林深入论述了维柯思想体系中的多元论性质，及其挑战启蒙运动的一元论的重要意义，力图揭示启蒙运动研究中被忽略和被误解的思想家的潜流。

在此基础上，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马克·里拉的成名作《维柯——反现代的创生》（张小勇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5月）则对维柯面对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形象，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剖析，纠正了许多仍被沿袭的误读，也包括对伯林的多元论的辩驳。他指出，维柯不仅仅从迷恋技术的理性化歧途对现代哲学、理性主义、怀疑主义提出指控，而且更关注心灵失范、社会堕落。除了人们常讨论的《新科学》，里拉更认真地解读了他的早期著作《普遍法权》，揭示了维柯早期思想中的核心因素：神学、政治、罗马史，以及发展到《新科学》时期的一贯宗旨：抵抗现代性的侵蚀，为前理性的人和传统社会辩护。维柯是一切“渎神的野心”的反对者，经历过巨大灾难的思考者，应该不难理解其中的深长意味。毫无疑问，从维柯看启蒙运动，的确是撕开了启蒙运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裂口。

但是，贝尼泰兹的这部《启蒙的另一面》显然不是从这样角度和立场来看待启蒙运动。他的思想考古工作所揭示的“启蒙的另一面”是指与后来在历史书写中被定格的启蒙运动相比较而言的启蒙运动的生长史，与被主流化的启蒙运动叙事相比较而言的启蒙运动的边缘史，与显豁的启蒙思想相比较而言的启蒙思想潜流脉络。正是在生长中的、边缘性的和被遗忘的潜流脉络中，还原了启蒙运动发展的思想与历史真实语境。作者通过对各种哲学手稿中的泛神论、进化论、物种不变论、自然主义、怀疑主义、唯物主义、神学论、精英主义以及中国想象等思想倾向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启蒙思想是如何在政治高压与思想迷雾中探索与传播的，从思想史与社会心态史的角度阐释了启蒙思想先驱是如何选择、接受或否定各种科学论断、哲学思潮和政治观念。

作为全书导论的“古典时代的地下哲学手稿：方法问题”论述了关于“地下哲学手稿”的界定、辨识、选择等问题，肯定了地下哲学手稿是一种批判性思想传播的原初方式，是为了避免受到政治高压审查与警察迫害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想传播手段。在第一页的注释中提到了地下书刊研究的先驱者朗松（G.Lanson）和瓦德（I.O.Wade）在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成果，是研究思想与出版史上的警察政治叙事的值得借鉴的历史资源。贝尼泰兹认为，手稿也许比极少数的地下出版物更好地保证言论的私密特点，同时强调这些言论是秘密，是禁忌（1-2页）。对我们来说，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阅读过各种私下流传手抄本的读者对此不难有所体会。他还特别提到，1747-1749年间侦查地下印刷的密探博南（Bonnin）和拉马什（La Marche）的活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作者、手抄者和爱好者组成的世界，作者和手抄者一心期盼的无非是那些无法得到当局公开或者默许出版的作品得以印刷问世。”（3-4页）当然，在以手稿流传与正式印刷出版之间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在印刷出版后被政府查抄没收会带来经济风险，而印数与市场的销路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在全书各个部分中也不断触及地下哲学手稿与印刷出版的市场经济问题，许多读者会很自然联想到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顾杭、叶桐译，三联书店，2005年）。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出版《百科全书》固然有政治风险，但同时也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的商人成了思想传播的秘密战士，这种思想史与出版史上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历久未衰。更有意思的是，围绕着《百科全书》这盘生意，商人们使出了各种残酷的手段，从盗版到自我开发各种版本到千方百计发展订购者，从合作投资到充满阴谋与背叛的合作崩盘，达恩顿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幅紧紧依傍着思想风暴而行的商战全景图。达恩顿笔下的《百科全书》这部生意经比贝尼泰兹所谈的哲学手稿约晚了半个世纪，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因思想传播的禁忌而导致经济商机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在贝尼泰兹的《启蒙的另一面》也提到了围绕着《百科全书》的这盘生意。活跃在十八世纪的自由思想家杜莱就说过，“应该是伏尔泰首先想到利用出版机构出版被查禁的图书，以大印数作为对印刷商的诱饵。……据杜莱说，他甚至想到哪些图书能够既广泛传播哲学精神，又尽可能地与印刷商追求的利润一致：‘没有删节过的百科全书’，还有针对其他公众的《哲学词典》、《机器人》……杜莱又借用伏尔泰的话强调：‘药剂师在药房里卖鸦片、升汞和其他致命的毒药，是不会有什么顾忌的。对来自怯懦者的攻击，神圣的基督教是完全能够战胜的，就是地狱对基督教也毫无办法。”（101-102页）

其实，与《百科全书》的生意经相比，罗伯特·达恩顿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更为接近贝尼泰兹这部《启蒙的另一面》。通过对地下文学手稿与流传的深入研究，达恩顿指出，过去被忽视的地下出版物和下层文人是传播启蒙精神、培养政治异见和唤醒不满乃至反抗意识的重要场域，格拉布街的盗版书贩、受雇佣的文人写手、来来往往于边界的走私小贩以及警察的线人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生产、传播与禁制的亚文化世界。这既是一张巨大而隐秘的商业王国网络，同时也是人性在专制社会中遭受奴役与铤而反抗的精神图版。在贝尼泰兹的书中，类似这样的分析虽然不如达恩顿那样显豁、鲜明，但是在缜密的文本解读与传播分析中，仍然充溢着相同的指向与价值判断。比如他在“方法问题”中明确指出，“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地下哲学资料是具有批判性的削性的资料。……具有批判性质的资料从根本上说是与神的启示相对立的，而且特别与基督教相对立”（9-10页）。而在这种斗争中的各种势力和因素错综复杂，反映在手稿文本上也充满了出自各种考虑的掩饰性或欺骗性的外表，需要现代的读者与历史研究者细心分辨。贝尼泰兹说，“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一部作品本身就是由对这部作品的不同解读形成的，不管这些解读看起来多么缺乏根据，解读与作品的实际话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12页）这句话对研究我们自己的“地下哲学手稿”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贝尼泰兹笔下的“地下哲学手稿”图版中，充满秘密警察如何监控与迫害自由思想家的种种细节描述。“1741年2月22日，‘二十三岁的最高法院律师’杜莱·德·默桑被逮捕。他被指责帮助巴库拉尔·达诺出版《交合的艺术》……多种迹象表明，密探在为此而开始的调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卷宗中有一张小纸片，上面说有线人告诉警察……。”（88页）无可否认的是，当时的确有不少色情文章和哲学论文一起在地下流传，有些色情文章和哲学论文甚至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作为对于思想与出版自由的迫害的回应，杜莱在监狱中说，“我提出的反对意见只是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我知道真理是不怕审查的”。（93页）当杜莱给爱尔维修写信建议他出版著作的时候，“因为迫害的气氛再一次笼罩了这个国家，爱尔维修变得十分警觉，也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家庭责任，原则上回绝了这一邀请，是因为担心邀请方不替他保守秘密”，爱尔维修知道，“从一本书的文笔，就可以看出书是谁写的，而且你知道，在法国，怀疑就是证据”；但是，“如果情况向好的方面转变了”，他还是保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104页）。在法国，怀疑就是证据，这是十八世纪地下哲学手稿的作者们都非常明白、非常痛恨但也非常无奈的现实。

因此，杜莱在他的另一封信中对法国表达的忧虑与痛心是这样的：“当所有其他的民族都走向光明的时候，我们却好像在退向黑暗。我们的书将照亮外国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却不给任何人带来光明，我们的书是坟墓里的灯。”（同上，注释1）1778年，在杜莱晚年的时候，“一个远离祖国、疾病缠身的老头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希望有用的科学、艺术、真理之门，日日夜夜为所有认识字的人开放着。’对此，贝尼泰兹说‘这些话中的启蒙精神带着愉悦的回声，至今回荡不绝。’”（105页）这使我回想起著名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他的启蒙运动研究巨著《启蒙运动》下册《自由之科学》（梁永安译，立绪文化，2008年）结尾的这段话，在明白和阐释了启蒙运动的种种局限之后他说：“这一切都没有减损启蒙运动人道愿景和自由愿景的永恒价值，或减损其批判方法的永恒有效性……适用于十八世纪的道理也适用于今天：这世界需要更多的光；克服启蒙思想缺点的处方不在回归蒙昧主义，而在追求更大的启蒙。”（第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