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欧洲评论|马克龙当选,欧洲争取到了“缓期执行期”?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胡春春
2022-05-01 16:34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19篇。马克龙终于赢得了他的第二任期,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2021年5月18日,德国《商报》在前瞻下一年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时,选择了“法国倾覆则欧洲倾覆”的标题,预言法国总统选举将是“决定欧洲命运的选举”,因为“法国特朗普”玛丽娜·勒庞很有可能当选法国总统,“从内部摧毁欧洲”。

一场决定欧洲命运的选举

一年之后的2022年4月21日,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三天前,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三个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采取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行动:他们在法国《世界报》联名发文呼吁法国人把选票投给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因为他们希望法国人选择一个捍卫“我们共同价值观”的法国,一个勇于支持正义、反抗俄罗斯的法国。外国领导人联手直接介入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即使是在取消了内部边界的欧盟也属于罕见的政治现象。同时,三位作者在呼吁中所使用的理由,并不是出于法国内部政治的考量,而是为了“全欧洲”,尤其是面临战争或和平、正义或非正义选择的欧洲。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4月25日晚间法国大选结果揭晓后,从布鲁塞尔到欧洲各大首都以及主流媒体都长舒了一口气。2022年这场法国的总统选举,早已经被赋予了超越法国一国的政治和价值观意义,而且意义的边界逐渐扩大:无论是如何应对民粹和疑欧势力的威胁,还是如何解决当下的俄乌危机,乃至欧洲和全人类的未来似乎都取决于马克龙能否连任。

法国无疑是欧洲一体化的主导力量之一,戴高乐治下的法国也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特立独行,但是这种对于法国和法国领导人的期望即使在冷战期间也未曾出现过。然而我们此时并不能完全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法国的重要性,因为法国近年来无论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倡导所谓“欧洲主权”的号召力上,都给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

真相也许恰恰相反:法国突然间被指认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可能更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法国和欧洲面临着方向性的危机和决断时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负面的警示意义上去理解法国此次总统选举的重要性。

马克龙面临的法国挑战

这么看来,马克龙在未来五年中的任务更为艰巨。

法国是马克龙当解的第一道题。马克龙2017年凭借对法国进行“彻底”变革、打破社会阻滞、保护弱势群体的许诺入住爱丽舍宫。这次他能够成功连任,与其勉强归功于第一个任期内成绩骄人,不如说是他为法国选民制造了一个“霍乱或鼠疫”的不是择优、而是祛劣的选择困局。

在过去几年内,法国左右相互制衡的传统政治格局以惊人的速度分崩离析。虽说社会党、共和党的衰落首先要归于自身原因和社会变迁的规律性,但是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政治运动稀释了传统中右和中左阵营的界限,也是加快政治生态变化的重要因素。在马克龙不左不右的“进步主义”运动冲击下,只有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政治立场还能保持鲜明的特色。也就是说,勒庞率领右翼民粹主义的 “国民联盟”和梅朗雄率领的极左派“不屈法兰西”在此次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中与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基本形成三分天下之势,各方的支持率都在20%-30%之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拜马克龙之赐。

因此,当马克龙在胜选后矢志喊出“要做全体法国人的总统”时,先暴露的却是一个他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即法国的政党政治陷入了空洞化的危险,社会前所未有的分裂。马克龙本人在总统选举第一轮仅获得不到28%的支持率,第二轮选举在欧洲和法国国内主流舆论一致呼吁“阻止勒庞”的造势下,其对勒庞的领先优势也较2017年选举大幅缩小,而且如果以选民总数作为基准,则只有38.5%的选民选择了马克龙,这是1969年以来历届法国总统最低的得票率。勒庞虽然败选,却有理由认为自己仍旧获得了“胜利”,因为与上一次选举相比,她在第二轮把支持率提高了8%,现在有超过41%的法国选民接受一个极右翼背景的总统。这个发展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谁能保证勒庞不会在2027年第四次参选时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位女总统呢?

所以,马克龙在第二任期的第一要务,就是弥合法国社会在他第一任期中愈发加深的种种鸿沟。在这次选举中,这些鸿沟或者撕裂体现在法国的城乡之间、不同年龄段的选民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相当比例的法国人因失望而对政治参与失去了兴趣,28%的选民未参加2022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而2017年立法选举的弃票率竟高达57%,均创下历史纪录。然而,马克龙迄今为止的政治生涯让人很难想象他会放下自己的精英身段,与勒庞争夺低收入者、“黄背心”抗议者的代言权,或者大幅改革对建制性政党有利的立法选举制度。

更令国际和法国国内观察者担心的是,即使马克龙勠力改革,法国的经济力量和马克龙的经济、财政政策能够提供支撑吗?毕竟良好的经济和财政基础是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先决条件。法国恰恰在这一点上并不能令人放心:法国的负债率达到了GDP的115%,虽然在欧盟不属于最高之列,但是法国债务的47.8%掌握在外国债权人手中,这是一个潜在的不安因素。马克龙对于未来的规划,也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彻底背离欧盟的财政稳定公约”。

拿马克龙在胜选后计划实施的财政补贴措施为例,为司机提供燃油补贴、为800万贫困人口提供食品券等也许可以在疫情和俄乌冲突双重冲击下买来暂时的社会稳定,以及为马克龙在6月举行的立法选举带来一定的选票,但是对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而言,效果也许会适得其反。但是,如果马克龙连法国的社会融合都实现不了,又谈何促进欧洲的融合?

法国面临的欧洲挑战

欧洲,是检验马克龙雄心和能力的第二道题。马克龙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他始终坚守欧洲立场,没有在民粹主义当道的时代搭乘民粹主义的便车,把一切问题的责任推卸给欧盟。然而马克龙成功连任,并不意味着欧洲将会因此获得进步,而是因为马克龙阻止了勒庞当选,欧洲得以暂时规避勒庞宣称的退出北约、退出欧盟、与俄罗斯合作等风险。

摆在欧洲面前的挑战又何止一个勒庞!在默克尔去年年底卸任德国总理之后,欧盟事实领袖的位置就一直悬而未决。德国三党联合政府在过去几个月的内政外交表现证明,朔尔茨政府无法承担欧洲领袖的角色,欧洲以及国际观察者的期待自然而然地落在欧盟“法-德轴心”或者“德-法轴心”的另一极法国身上。欧洲眼下并未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冲击,经济的恢复面临众多不确定因素,欧盟与匈牙利、波兰等成员国的法治国家标准纠纷仍旧没有解决。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上升为压倒一切的最大挑战,战争或和平不但事关欧洲未来数十年的安全构架和整体发展环境,而且也提出了能源供给、通货膨胀、难民安置、供应链安全等当务之急的问题。

法国在2月24日陡然升级的俄乌冲突中毫不懈怠,在外交调停、制裁俄罗斯和援助乌克兰等措施方面都活跃在欧盟和北约的第一线。马克龙在冲突前亲赴莫斯科,冲突爆发后数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促和促谈;法国因为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程度远小于德国,抵制态度明确;对乌克兰提供包括重武器在内的支持,也没有引发国内的争议。实际上,俄乌冲突爆发对于马克龙起到了间接助选作用,极右民粹阵营的总统候选人泽穆尔和勒庞都因为过去支持俄罗斯的保守主义立场、与俄罗斯维持密切合作而陷入尴尬。但是令马克龙尴尬的是,他个人的斡旋努力迄今为止并没有收到所期望的效果,他显然并不具有默克尔在欧洲和国际的威望,后者曾经在2015年2月赴明斯克进行彻夜调停,以一人之力促成冲突方达成停火协议。

也是在俄乌冲突中,欧洲人深刻体认到自己在安全防务领域完全不具有马克龙始终呼吁的“欧洲主权”。上周,德国前外交部长加布里尔在回答记者就德国应该为乌克兰提供何种武器时,做出以下建议:德国应该看美国,美国能做的,德国可以尽量做;美国不做的,德国绝对不要做。作为已经不在职的前政府成员,加布里尔不经意间公开表达的立场透露了欧洲人的“心理图像”,这就是没有、无力、也无意愿发展欧洲独立自主的安全防务能力,甚至是独立自主的战略思维。欧洲二战以后的和平繁荣,始终是建立在美国提供保护伞的基础之上。

在欧盟范围之内,有能力提起、推动建设欧洲独立防务能力的国家非法国莫属。但是法国尤其在戴高乐和密特朗时期寻求大国地位的做法,以及政治决策过度集中于总统等制度性特点,包括马克龙本人“北约脑死亡”的断言,也曾给德国等重要欧洲国家留下了“偏见和误解”的阴影,甚至引发“不信任”(德国外交学会语)。因而马克龙宏伟的欧洲蓝图,必须要从在俄乌冲突危机下建立欧洲共识入手。德国的默克尔是寻求“最小共识”、维持现状的政治高手,但是马克龙现在面对的显然是一个比默克尔时代更为严峻的局面,欧洲为应对冲突随时升级或者长期延续而急需战略性思维和果断的行动力。虽然欧洲现在对援助乌克兰的态度高度一致,但是对于如何结束冲突、如何构建未来对俄罗斯的关系,不同国家、不同政治和社会力量都有不同观点。勒庞的态度就迥异于马克龙。

欧洲争取到了“缓刑执行期”

在法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局势的双重压力之下,留给欧洲主义者马克龙的时间并不多。马克龙原本期待利用2022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在“繁荣、强大、归属感”的口号下推动欧盟在后疫情时期的进一步变革,包括寻找兼顾创新和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放松欧盟对于成员国举债的限制以增加在气候保护、数字化和防务等领域的投资,以及保卫欧盟的外部边界。然而欧洲目前正处于应急模式,对于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期望也转换为应对危机。

德国哲人哈贝马斯4月29日投书《南德意志报》,称马克龙再度当选为欧洲建立自己的安全防务能力争取到了“缓期执行期”。也就是说,危机中也孕育着机遇,但这是一个欧洲必须取得共识、直面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真正成为多极世界之一极的艰难过程。欧洲已经无法继续依赖“美国治下的和平”,更不能无视美国国内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否则,未来的欧洲至多只是一个放大版的法国,继续沉迷于“世界文明的灯塔”臆想而不自知。

(胡春春,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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