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硕︱那个小镇女孩，怎么就成了简·雅各布斯

《守卫生活：简·雅各布斯传》，[美]罗伯特·卡尼格尔著，林心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632页，128元

提起简·雅各布斯，即便是普通读者，也有不少对这个名字有所耳闻；至于城市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尤其是规划界从业者，恐怕无人不知。但凡是该领域内的指南、导读类作品，几乎都会选入她的文章，谁能想象这样的书里会没有简·雅各布斯？在2016年5月4日，也就是她诞辰一百周年这天，谷歌甚至将搜索页面主题设置为雅各布斯。在同时代的城市研究者看来，雅各布斯只是一个总也不入流的门外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她对主流城市规划的持续批判，她的观点逐渐被人所接受，并成为这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城市思想家。终其一生，雅各布斯保持着对大型建筑项目的怀疑；她对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模式的反对，始终未曾后退一步。作为思想家，雅各布斯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城市街头日复一日上演着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重要性，批评破坏性的规划威胁了城市生活的根基。不过，大众眼中的雅各布斯似乎只有一副面孔——她是一个未曾拥有大学学位、却留下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以下简称《死与生》）这部名著的老太太；她不漂亮，但也说不上丑；她在报刊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也亲身走上抗议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的最前线；她活跃在纽约的市民团体中，搬到加拿大多伦多后依然秉性不改、战斗不止。

简·雅各布斯（婚前名为简·布茨纳）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虽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求学，但却因为高中教育不完整而被伯纳德学院拒之门外。这与她日后成为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似乎有巨大的反差。简·布茨纳如何成为简·雅各布斯，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近年来，有三部关于雅各布斯的传记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从不同角度尝试做出回答。第一部是2006年爱丽斯·斯帕伯格·阿历克休（Alice Sparberg Alexiou）的《简·雅各布斯：预见城市未来之人》（Jane Jacobs: Urban Visiona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在她百年诞辰的2016年又有两部传记问世，分别是彼得·劳伦斯的《成为简·雅各布斯》（Peter L. Laurence, Becoming Jane Jacob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和罗伯特·卡尼格尔的《守卫生活：简·雅各布斯传》（Robert Kanigel, Eyes on the Street: The Life of Jane Jacobs, New York: Vintage，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们讲述了成长的故事，一个宾州斯克兰顿（Scranton）女孩来到纽约打拼和生活的故事，一个小记者简·布茨纳成为思想家简·雅各布斯的故事。

《简·雅各布斯：预见城市未来之人》

《成为简·雅各布斯》

阿历克休写作传记时，雅各布斯尚未离世，但却极力反对他人为自己作传，认为与传记作者合作将影响自己的写作计划。因此作为记者，阿历克休更多地依靠雅各布斯发表的文章、专著以及关于她的种种报道。也许是有感于雅各布斯在城市应当如何更新上与罗伯特·摩西的缠斗，以及对格林威治村这个老旧社区的情感，阿历克休将传主置于规划史的脉络上，全书意在展示雅各布斯在城市规划的舞台上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为此，作者着重突出了雅各布斯人生中的两段经历，其一是与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城市研究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往来。两人同为二战后主流城市规划理论的批评者，对于联邦政府推动的城市更新更是指责有加。在1956年哈佛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雅各布斯作为《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的代表参加并发言，其观点引起芒福德注意，也得到了他的认同。两人的代表作《死与生》和《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同在1961年出版，并且他们都为对方的作品撰写了书评。只不过，书评里不尽是溢美之词，反倒是赞赏其外、批评其中。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文化》“满是不正常言论，是一部充满偏见的、城市病的目录”；而芒福德则认为《死与生》缺少对城市社会的研究，也没有提供可行的城市再开发方案。不过，当雅各布斯出面反对修建曼哈顿下城快速路时，芒福德助她一臂之力，一封“有价值的分析公开信”解释了为什么此“路”不通。客观地说，芒福德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阿历克休也注意到了《死与生》的不足之处，而该书问世的前前后后正是阿历克休着墨颇多的第二段经历。作者注意到，雅各布斯在写作该书时已发现，规划界对她多年来在报刊文章中阐发的观点有所误读，虽然接纳了她的“街角杂货铺”，但却误以为是“在街角建立杂货铺”，甚至形成了一种偏见，那就是相信“建好人就来”，而不去关心居民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而作者也着重介绍了雅各布斯在书中提出的“守卫生活”“社会资本”等新概念的价值，并提醒读者注意，这样的概念早已辐射到在规划界之外，影响了普通大众。同时阿历克休也指出，《死与生》忽视了种族，也没有讨论专业规划人员怎样才能扭转中心城市的衰败趋势。不过整体看来，本书对于雅各布斯的观点和活动似乎有过誉之嫌。无论是在费城反对爱德华·培根的瑟萨特山改造计划，还是在纽约反对罗伯特·摩西，以及在多伦多的活动，作者无不以欢庆的笔调描述为雅各布斯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而实际上，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保卫战让她身心疲惫，再加上越战的冲击，雅各布斯只得举家迁往加拿大。而且本书聚焦《死与生》，对于传主的其他作品几乎只字未提。

雅各布斯去世后，她的儿子吉姆·雅各布斯希望将母亲的一生更加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意将她的个人资料用于传记书写，因此2016年的两部传记可以使用的材料多、内容更加丰富，许多陈年往事得以为人所见，尤其是她的早年生活和定居多伦多之后。

阿历克休笔下的雅各布斯是一个早慧的小镇女孩，还在家乡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时，就意识到城市不同经济部门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后来的两部传记更加细致。卡尼格尔详细全面地描写了雅各布斯的成长经历，如作者所言，在《死与生》问世前，雅各布斯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虽然不少文章见诸报端，可很多连署名都没有。可以说1961年前的雅各布斯，曾经是立志成为自由撰稿人的叛逆学生，曾经是服务于多家媒体的记者，她既是供职于专业建筑类期刊的专栏作家，也是照顾几个孩子的妈妈，还是和邻居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城市更新的纽约公民。与阿历克休相似，卡尼格尔也将《死与生》的撰写作为本书的重头戏，第九至十二章介绍了该书理念的发展脉络——从1956年哈佛大学的研讨会开始，1957年发表在《财富》杂志的文章，再到1958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开展研究，雅各布斯的理念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赡。不过卡尼格尔没有忽略她的其他著作，该书也涉及1969年的《城市经济》和雅各布斯搬到多伦多后出版的《城市与国家财富》。前者以区域经济为切入点，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才是真正的创新之地，“创新，增长和进步都是从看似不经意的尝试开始的”，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专门化实际上不过是产业的再组织。该书争议极大，尤其是她所提出的城市出现在农业之前，更是颠覆了传统认识。后者酝酿时间长达十四年，主张以城市作为理解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卡尼格尔当然也没有放过雅各布斯的“杠精”体质和“怼人”故事。那是公民简（Citizen Jane）向着陈旧的现代主义理念与规划霸权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冲锋，尤其是她与罗伯特·摩西围绕一项交通规划的战斗。按照摩西的计划，一条高架快速路将以L形贯穿曼哈顿下城，雅各布斯居住的格林威治村和附近的华盛顿广场将片甲不存。不但成千上万人得另谋居处，更重要的是，雅各布斯所珍视的“社会资本”将被连根拔起。雅各布斯呼吁更多的人与她一道抗议，担任了多个社区组织的负责人并发布小册子以阻挠摩西的计划。纽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多次试图修建这条高速公路，但每次都因为雅各布斯的抗议而以失败告终，1968年她甚至因此一度被捕。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卡尼格尔用丰富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思想家的成长，她从宾州的煤炭小镇而来，生活在国际化的纽约城中最传统的社区。在这里，雅各布斯尝试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掘城市运转的奥秘，她用行动改变了纽约和多伦多的命运，她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城市经济》和《城市与国家财富》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规划界理解城市的方式。如果说《守卫生活》回答了那个宾州女孩如何在自己的努力下成长，那么《成为雅各布斯》则告诉我们，纽约如何成就了今日的雅各布斯。尽管专业人士认可雅各布斯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但她总是难以摆脱一个家庭女性的形象，即便同样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芒福德，也把《死与生》看作是“雅各布斯妈妈开出的家庭偏方”。卡尼格尔虽然详细介绍了雅各布斯的早年生活，却仍然没有改变上述形象。相比之下，劳伦斯更愿意从学术世界内部理解雅各布斯的成长，他从二十世纪风靡一时的现代主义规划理念及其实践入手，结合纽约市糟糕的住房状况，展示了雅各布斯城市思想形成与变迁的广阔舞台——那个聪慧的小镇女孩，在大学中接触到专业知识，在工作中结识专业人员，从纽约的现实中批判主流理论，写下了《死与生》。她在媒体的从业经历、在专业建筑类期刊的长期工作以及与建筑规划界学者的往来，足以使她掌握充足的知识。《成为雅各布斯》与其说是一部雅各布斯的传记，倒不如说是一部纽约城市史，因为劳伦斯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死与生》为何会诞生在纽约。为此，他徐徐展开了一幅二十世纪纽约的城市画卷，同时以雅各布斯为线索，将一众二十世纪上半叶活跃在美国城市规划界和政策领域的大小人物串联在一起。这里有老社区在二十年代令人意外的再度繁荣，有规划界在三十年代阻止城市衰败的努力，也有二战结束前后社会各界支持大拆大建式城市更新共识的形成。这里有大人物如勒·柯布西耶、刘易斯·芒福德，也有小人物如《建筑论坛》主编道格拉斯·哈斯科尔（Douglas Haskell）和东哈莱姆协和社区改良运动负责人威廉·科克（William Kirk）。纽约影响了他们，而他们闪烁在纽约城市史上，或如璀璨星光，或如暗夜幽烛，像雅各布斯一样，改变了纽约的城市景观，也改变了万千人的生活。劳伦斯想要告诉读者的，正是这种城市与人的互动关系。那个刚到纽约时还叫简·布茨纳的小镇女孩，在这座城市里走着走着就变成了《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

《公民简的纽约保卫战》

简·雅各布斯的人生经历恰恰证明了她的观点，那就是多元的、有包容性的城市生活影响着城市人的世界观。她的故事绝非一篇书评可以涵括，虽然不是一个英雄传奇，但也堪称妙趣横生、耐人品味。除了上述三部传记，雅各布斯的经历至少还出现在罗伯特·卡罗（Robert A. Caro）的名著《权力掮客》（Power Broker）里，出现在贾德·格林斯坦（Judd Greenstein）的歌剧《奇妙的命令》（A Marvelous Order）里，还出现在纪录片《公民简的纽约保卫战》（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里。她的研究和写作始终游离在学术世界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观点与种种城市理论和围绕这些理论的争论无关。她的著作有着共同的主题和清晰的逻辑，无不将“人”置于社会进步和变革的中心位置，而宏大的制度性权力则被视作拦路石。尽管这些作品往往在问世之时谤亦随之，但时间却总是站在雅各布斯这边，从理查德·佛罗里达到奥斯卡·纽曼，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接受或者超越雅各布斯。无论孰是孰非，雅各布斯已经带来了城市形态、尤其是美国城市形态的巨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