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公共卫生｜中国与世界范围流行病学的建立
【编者按】随着史学观念不断进化和新研究资料大量涌现，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革命史和政治史框架，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疾病史、医疗史和防疫史成为近30年来一大研究热点。
《中共党史研究》特约六位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治研究领域的国际学者进行笔谈，六篇文章均涉及当代中国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问题，同时论述主题、研究路径和核心观点各有千秋，充分展现了学术原创性和整体认知的多元化格局。我们不必赞同这组文章中的所有观点和结论，但可以从它们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研究路径、论述体系和论述内容中获得某种启迪。
本文首发于《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1期，原题为《中国与世界范围流行病学的建立》，作者方立安（Lyle Fearnley）系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
1957年的流感大流行，即人们常说的“A2流感”或“亚洲流感”大流行，是世界卫生组织新建立的世界流感网络第一次有机会监测病毒性流行病。在这篇小文章中，我将描述中国如何追踪到那次疫情的几个源头之一，并揭示中国科学家在新病毒起源研究中所作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在病毒学家朱既明博士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家提出了关于流感大流行如何发生的新理论，包括动物与新病毒出现之间可能存在重要关联的理论假设。可惜的是，因为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1971年10月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联合国成员，也不是其下属国际机构（包括世卫组织）的成员，所以国际科学界没能及时收到中国病毒学家的研究成果。通过大力推介朱既明关于流感的研究，本文意在展现1957年以后中国如何成为流行病研究领域的另一个“世界中心”。
世界流感实验室网络
世卫组织是1945年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的产物。既是医生又是外交官的施思明（中华民国外交官施肇基的儿子）最早提议建立世卫组织。与之前的国际性卫生组织不同，世卫组织有着全新的“世界公民”“世界卫生”梦想和理念。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世卫组织已经大体建成，监测流感疫情成为其实现“世界卫生”理念的重要路径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总部
“世界流感项目”（现已更名为“全球流感监测与反应系统”）——如其名称所示——是40年代后期世卫组织设立的早期研究项目之一。其设计宗旨是形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实验室网络，该网络能够分离和识别流感病毒，然后将试验报告和病毒样本送到位于伦敦的“世界流感中心”。按照安德鲁斯（C.H.Andrewes）博士的说法，当时的设想是：
人们或许希望在一种流行病开始流行时，能够从中分离出一个毒株，将它移植到营养细胞中生长并及时生产出一种疫苗，在流行病结束之前发挥作用。然而实际上，我们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一个国家里做到这一点。但如果能预见到一种新的，尤其是致命性的流行病即将在国与国之间蔓延，那么或许能及时地生产出疫苗，以保护那些尚未遭到攻击的国家。
刚开始的时候，世界流感中心临时设在伦敦的英国国家医疗研究所里，并任命安德鲁斯为主任。虽然伦敦的中心实验室很专业，但国际实验室网络才是世界流感项目提前发出预警的关键。在这个国际网络内，分布在各个国家的实验室会分离出流感病毒，并寄送病毒样本到伦敦的中心实验室。大多数成员国的实验室都装备了科技设备，足以“用血清学诊断来区分A型流感和B型流感，从细胞中分离出病毒，并将干燥后的病毒寄送到中心。而伦敦中心和一些地区性实验室的任务，是研究流感的抗原性变异”。到1953年，这个国际网络共有43个国家的54个实验室加盟，并与东欧和苏联的几个实验室保持着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但是这个所谓的“世界流感实验室网络”存在着一个巨大裂口：人口众多的中国大陆不在其中。
“从国家到国家”
伦敦世界流感中心成立之时，刚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朱既明是其重要研究人员之一。朱既明1917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39年在上海医科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因为日军侵略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和其他很多大学、研究所一样，已于1937年搬迁到云南昆明。所以昆明存在着一个颇具规模的生物医学研究共同体。朱既明大学毕业后，跟随汤飞凡教授进行研究工作。他们共同发明了一种新型青霉素——这被视为中国“抗生素事业的开端”。1942年昆明暴发霍乱疫情后，汤飞凡和朱既明又一起研究霍乱细菌的血清学类型。1945年，朱既明赴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涉及牛痘病毒、新城疫病毒和流感病毒的红细胞凝集。1948年，朱既明取得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在伦敦的世界流感中心，跟从安德鲁斯工作。
因为朱既明在实验室技术和诊断学方面的精湛技艺，世卫组织任命他主持一系列培训班，培训对象是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这是世卫组织世界流感项目构建国际实验室网络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让各国科技人员掌握红细胞凝集新技巧。1948年至1949年冬天，世界流感中心第一次监测流感疫情在欧洲的传播。通过血凝素抑制试验和补体结合试验，朱既明和他的同事们想要“搞清楚来自不同地方的流感病毒株之间的血清学关系”。试验结果显示，1947年欧洲疫情期间采集到的所有病毒株都是“抗原性同质的”。所以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报告中指出，流感是一种“从国家到国家”传播的流行病，反驳了流感是“地方性疾病”的理论。
在朱既明及其同事们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中国的解放战争即将结束。1950年，朱既明离开伦敦世界流感中心回到祖国。他先被分配到位于北京的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再次与汤飞凡教授合作进行研究，后来又被调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在20世纪50年代，他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制品标准，并为各地生物制品研究所培训了一批研究人员。1952年，他参加了旨在反制美国军队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与此同时，他继续进行流感研究工作，特别是流感疫苗的研制。
1957：“亚洲流感”
1957年5月5日，世界流感中心收到黑尔（J.H.Hale）博士——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的一位医学研究人员——的电报，报告新加坡正经历一次流感“全面暴发”，并承诺会把所有采集到的病毒株送到世界流感中心。随后在伦敦中心实验室里，安德鲁斯和他的研究团队从马来亚流感病毒株中识别出一种A型流感新变种。5月24日，世卫组织向所有参与世界流感项目的实验室发出电报称，“在马来亚采集到的病毒株显然是一个A型病毒的新变种，与最近获得的其他病毒株存在着若干方面的差异”，并把新的变异病毒株称为“A2”或“亚洲”变异病毒株。
因为病毒株发生了新变异，所以世卫组织估计绝大多数人没有免疫力，新病毒迟早会引发一次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世界流感中心继续收集并核实世界各地的流感疫情报告。一份世卫组织后来发布的小册子提到，在“全世界获悉了”这次疫情后，“所有地方的健康服务设施都处于紧急状态。新病毒所到之处都受到严密监控，有些国家甚至预测到它抵达的时间并严阵以待”。
对1957年流感疫情的监控，使得识别一种新病毒变种与观察它在全球范围扩散的工作合二为一，由此产生了一种多样态的全球地理学，它能够及时反映疫情出现的地点及其扩散情况。
不过1957年的大流行也暴露了世界流感监测网络的短板，尤其表现在推断变异病毒的“源头”问题上。虽然最早的疫情报告来自新加坡，但世卫组织的专家并不认为新加坡是变异病毒的源头。根据香港报纸的报道，香港流感疫情的暴发比新加坡更早，所以世卫组织怀疑变异病毒来源于中国某个地方。然而很不幸，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被联合国及其下属的任何国际组织接纳，结果在1957年流感大流行期间，世卫组织和伦敦世界流感中心没有收到来自北京的报告。按照世卫组织传染病专家佩恩（A.M.Payne）的说法，“由于世卫组织建立了一个几乎涵盖整个世界的实验室网络，所以1957年的流感成为第一个有可能运用现代病毒学技术加以研究的流行病。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地区却恰好被世界流感项目所遗漏”。
1957年11月，日本东京的学校爆发了流感。在小学，他们规定孩子们早上上课前漱口，以防感冒。
事实上，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在两个月前发现了疫情，并识别出了新的变异病毒。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朱既明博士的科学研究工作。1957年3月，长春暴发流感疫情，朱既明和他的实验室迅速从病人身上提取到几种病毒，并从中识别出一种与A型流感病毒类似的病毒。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全看不出新病毒与以前发现的病毒有何关系”。朱既明称其为“异常的变体”，认为它是1946年A型流感流行以来见到的“最显著的”变异，很难用抗原变化过程中逐年积累的变异解释。世卫组织的佩恩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称赞这是一个巨大的科学成就：“很显然，中国的研究者们已经识别了这种在其他地方也有报告的病毒的绝大多数重要特征。然而不幸的是，直到这种流感已经大范围肆虐之时，世界各国并未获得中国方面的信息。否则，我们会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做好准备。”国际流感专家韦伯斯特（R.G.Webster）和拉弗（W.G.Laver）后来回忆，“朱博士最早发现流感病毒所发生的重大抗原变异”，第一次揭示了我们现在熟知的伴随流感基因进化的“突变”（mutation，指由长期积累的基因错误导致的巨大变化）和“转变”（shifts，指由急剧的基因片段重组导致的巨大变化）之间的区别。朱既明的研究成果表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并不是世界范围流感流行病学的偏远荒漠，而是另一个“世界中心”。
朱既明的贡献远不止这些。他在1958年发表于一家捷克斯洛伐克期刊的论文中，不但明确指出“新病毒其实起源于中国”，而且解释了这种新病毒“如何出现和为什么出现”。他写道，这个新变种的抗原变异如此之大，不可能是流感每年在人群中流行所积累的突变。作为替代性答案，他推测“某种未知的动物宿主是这种奇异变体的源头”。由此，朱既明成为最早提出“流感可能起源于动物传染病”假说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为历史学家安德森（W.H.Anderson）提出“全球性疾病生态学的本土来源”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例证。
“病毒生态”与“世界流行病学”
20世纪70年代，全球地缘政治再次发生变化：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所有联合国机构——包括世卫组织。
没过多久，世卫组织为考察中国保健制度和开展科学交流，不断派出专家和官员代表团访华。大多数代表团关注的议题是初级卫生保健制度和备受赞誉的“赤脚医生”制度等。不过，也有一些来访的国际代表团专注于流感防治问题。比如1972年9月，澳大利亚流感专家韦伯斯特和拉弗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朱既明，并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待了一整天”。当时朱既明在该研究所主持一个病毒研究实验室。他帮着翻译韦伯斯特和拉弗的科学讲座，向他们提供有关中国免疫接种和疾病监测的信息，甚至还共享了其实验室保留的1957年流感病毒样本。
80年代，朱既明在北京协办“流感生态学”国际会议，一些流感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应邀来到中国。朱既明还带领研究团队开展针对家鸭、野鸭和猪的“病毒普查”。这些普查获得了一大批不同种类的流感病毒样本，包括从家鸭身上提取到的“多种A型流感病毒亚型”。他的实验结果与他提出的理论假设一致：禽流感和猪流感病毒在人流感病毒“新亚型的起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其职业生涯中，朱既明为人类认识流感大流行——事实上，还包括其他许多病毒性流行病的大流行——作出了三个卓越贡献：第一，他发现，流感病毒的抗原性“转变”使得大范围的社区传播成为可能，进而将引发全球性的疫情。第二，他为以下理论假设提供了证据——新亚型病毒株的出现，可能与病毒从动物宿主外溢到人类有关。第三，他积极参与许多国际合作项目，与国际同行分享病毒数据和研究结果，努力避免流感大流行或对已经出现的疫情加以遏制。所有这些贡献，不仅为世界各国科学家应对近30年来反复出现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调查新冠病毒源头颇有助益。
“实践，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实践，”朱既明和他伦敦世界流感中心的同事在1950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使我们确信流感的流行病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世界一体的基础之上。”即使在当下各国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斗争中，朱既明等人70年前的论断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建立一个真正的“全世界的”流行病学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病毒，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有待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