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及其当代演变
1、导言
从1688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称光荣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发展，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从而把传统文明远远的抛在了后头，送进了历史的故纸堆里。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物质财富的涌流；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与个人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在消除贫困的同时扩大了收入、特别是财富占有的差距；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伴随着接连不断的经济与社会危机。此外，当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现象时，它就会因为国家异质而演化成为不同的模式，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多元的。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结构上的差异，便有了理性的资本主义与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成功的资本主义与失败的资本主义。面对资本主义在解决财富占有不平等问题上的失败，以及持续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仅仅使用劳动和土地来生产财富。
2、资本主义的起源
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欧洲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的策源地，显然与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的一系列文化与制度的变革有关：文艺复兴，变神的世界为人的世界；宗教改革，让创造财富的活动在道德上合法；启蒙运动，赋予人们以追求幸福的权力；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从专制到宪政的社会改革，英国的光荣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等。
资本主义在英国拔了头筹。为何是英国而不是欧洲的其他国家首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在欧洲各国中，是英国首先把资本投向工业生产。在文艺复兴中崛起的意大利，财富主要来源于地中海贸易以及为之服务的金融汇兑等，银行家和商人们赚取的收入主要用于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有利于商业活动合法化的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大西洋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率先开始远洋的国家，他们用殖民征服的方法从美洲掠夺了大量的贵金属，但却没有把宝贵的资金投向工业生产，而是用于宫殿、教堂与豪宅的建造，建立旨在维护航路安全的“无敌舰队”，从而错过了让资本主义崛起的机会。之后的荷兰依靠香料贸易而崛起，但是荷兰人通过香料贸易而获得巨额盈利仍然没有能够投向工业生产，而是在一场具有庞氏骗局性质的郁金香期货的豪赌中挥霍殆尽。作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国家法国却一直在重农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指引下徘徊在工业革命的大门之外，失去了成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机遇。只有英国人，在完成启蒙、界定产权、实现宪政、开放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成功走向资本主义。其中启蒙开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启蒙之后，在欧洲形成了以下三个共识：源于康德的人本主义；源于洛克的天赋人权；源于边沁的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共识改变了欧洲的文化，从而使得资本主义有了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具体的讲，英国的资本主义产生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发明，这些发明的主体是一批爱好发明的“工匠”。当工匠们的发明成功，并要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时候，便需要资本的介入，当资本与技术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工业革命便爆发了。工业革命导致的大规模生产催生了现代企业，现代企业与农耕时代的家庭不一样，它是一种由企业家发起，集合了劳动、土地、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四种生产要素的新型生产组织，其中资本与人力资本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新要素，资本主义由此诞生。可见，当启蒙之后的社会愿意接受资本这个新的生产要素来促进人类幸福的时候，工业革命才有可能把人类文明推进到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一经诞生便在英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原因在于英国具有资本主义成长的最好社会环境：起始于1215年的宪政改革；发生于17世纪的圈地运动；从重商主义向自由市场的转型。宪政改革限制了王权、张扬了人权；圈地运动界定了产权；重商主义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政策，但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种机制。亚当·斯密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加以抽象化，形成了基于利他（利他才是最大的利己）、分工、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由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以及自由贸易的自由市场理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各种障碍，无论是重农主义还是重商主义、乃至历史主义都被打下阵去。资本主义成为欧洲的普世价值，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成为日后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原教旨圣经”。
3、资本主义的多元化发展
受各国历史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在从原创国家到欧洲、再到全球传播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一直在发生着异变，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多元化与异化。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来到一个国家，必须与该国的历史与文化融合在一起才能得以运行，否则就会产生“死机”效应。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和文化导致不同的制度选择，进而形成了多元的、异质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从原创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大致上有两条路径：启蒙国家主动跟进；未启蒙或落后国家被动接受。
一般而言，主动跟进的国家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选择空间相对较大，会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找到一种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资本主义，比如法国的有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德国的兼顾社会与市场的资本主义，以及北欧的福利国家等。
对于那些被动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资本主义是外生的，当它不能嵌入当地的文化与政治结构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包括政治与经济在内的二元结构，如法制与宗法的二元并存、先进的城市工业与传统的乡村农业之二元并存等，而且大部分还以欧洲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状态而存在。这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解放之后，很快出现了分化，有的变成了成功的资本主义，有的则变成了失败的资本主义。变成成功资本主义的那些国家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如美国，后者如东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一个国家可以走激进改革的道路，而另外一个国家则只能选择渐进改革的道路呢？关键在于由历史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沉没成本有多大。历史与文化的沉没成本越高，激进改革就越难取得成功，反之，则相反。激进改革成功的典型国家是美国，美国属于远洋发现新大陆之后的欧洲衍生国家，在独立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既不存在古老国家普遍存在历史与文化的沉没成本，又深受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且能够洞察其存在的制度缺陷，在取得独立之后即刻创建了一个比原创国更加完美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从而具有较高沉没成本的东亚国家则没有这样的运气，他们只能通过渐进改革来完成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至于那些成为失败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不好，而是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们试图利用资本主义来增加自己的权益与财富，而不是用来发展经济、惠及民众。
最后，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拒绝了资本主义。这样的国家又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类国家是因为过于落后而导致资本主义无法植入；另一类国家则试图通过反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
4、资本主义不同模式的演化与比较
作为原创的英国资本主义模式存在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社会不平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资关系高度紧张，这既影响消费，也影响生产；第二，绅士文化压制了企业家精神。英国资本主义在政治改革上选择的是君主立宪，其好处是制度改革的成本相对较低，但是由于保留了传统的贵族绅士文化，故而对成功人士的身份认定与企业经营好坏没有关系，而是能否成为受人尊敬的绅士。这种身份诱惑导致社会精英不是把经营企业当做终身奋斗的目标，从而制约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旦他国崛起，英国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地位便不复存在。
针对英国资本主义的问题，后续国家在导入资本主义的时候做出了不同选择，如上所述，这些不同的选择既与后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有关，也与英国资本主义所暴露的问题相关。后续国家大致上有以下几种选择：弘扬企业家精神；关注社会公平；良性互动；策略性互动。
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平民主义的，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来到北美的拓殖性移民大都是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底层居民，他们不喜欢英国的绅士文化与欧洲其他国家历史形成的贵族文化。因为大家都是平民出身，所以公平问题在美国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美国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成为一个后来居上的伟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在《繁荣的真谛》一书中对美国的这种具有平民主义色彩、激励企业家精神的资本主义做了如下的概括：通过民主宪政限制政府的权力；通过反垄断法规限制大公司的控制市场的权力；维护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给企业家以广阔的发展空间。美国经济一跃而起，在1906年的时候便在经济总量上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因为美国忽略社会公平问题，在企业家精神崛起、经济高速增长与财富总量激增的同时，尽管绝对贫困不复存在，但是收入分配与财富占有的差距则在持续扩大，由此导致的工资与利润的失衡，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导致美国的经济危机接连不断。
欧洲大陆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伴随着启蒙与法国大革命，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平等人权置于重要地位，这与英国自由放任和美国由企业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从而形成了区别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大陆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由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亚文化有别，故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设计上也是因国而异。
法兰西历史悠久，很早就已建立起成建制的国家政权，因此，落地法兰西的资本主义具有显著的国家管理的特征。包括建立国有化的大型公司企业、补贴农业生产、制定产业政策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用于鼓励生育、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以及补贴教育和医疗等。这样的制度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公平，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制度成本：企业家被职业官僚所替代；勤奋被福利所替代；效率被公平所替代。要不是因为有审美和技术的支持，法国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审美造就了他国无法与之竞争的奢侈品行业，而技术则成就了法国某些高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相比之下，追随法国模式的意大利则要糟糕的多，意大利虽然也是一个奢侈品生产的大国，但其在高技术的发展上则要远远落后于法国。最糟糕的当然是希腊，既无奢侈品生产能力，也无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模仿与追随法国的福利政策，导致其成为欧洲的悲剧性国家。
德国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垄断到社会共享的演化过程。德国是由分散的关税同盟统一为一个集权国家的，其中费尔巴哈哲学、而非之前的康德哲学，以及历史主义的德国经济学对德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德意志形成的过程中，在福山所说的“法制（宪政）”、“建制国家”与“民主问责”这三个政治要素中，首先诞生的是建制国家，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职业官僚管理的理性国家。由上可知，德国是在帝国制度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在这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资本主义不是被人们用来追求幸福的，而是服务于帝国的，帝国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严加管制，对外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对内限制自由竞争（包括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的政策等。面对稀缺资源与过剩的产能，帝国时代的德国更加倾向于征战而不是自由贸易。经过二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帝国走向崩溃，被盟军解放的德国开始了战后重建，在政治上改革帝国制度，走向民主宪政，在经济上借助于“马歇尔计划”、彻底摒弃国家主义的“军事-经济”体系，走向理性的资本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以人为本、经济以企业为本，产业以制造为本、通过工资集体谈判与适当的国家福利，保持了工资与利润的平衡，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在维护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实现了社会共享与社会稳定。就这样，德国通过对战争的彻底反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繁荣的、效率与平等兼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样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否要比美国效率优先与法国等过多偏向福利的资本主义要更加符合人性与理性呢？
北欧的资本主义被称为福利国家，北欧的福利国家不像法国与美国那样，通过累进税制、转移支付、简单地在高低收入者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原因在于这种简单再分配的做法会产生两大导致效率牺牲和增长衰退的恶果：第一，高收入者不再投资；第二，低收入者不再提供劳动供给（追求闲暇）。从这两个恶果来看，除北欧之外的福利国家政策大都具有反生产的性质。北欧的福利国家不是一种再分配的政策，而是一种制度安排。通过大规模提供可供所有人分享的公共品来让国民可以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借以达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这样的资本主义需要一些较硬的约束条件才能做到：第一，它不允许有人搭便车，即不能有只享受公共品却不提供税收的违约者存在；第二，为此就需要有文化与道德上的高度认同，这通常只有在人种单一、并有良好教育与道德修养的国家才能做到；第三，中性且有效的政府，政府不能是人格化的，也不能被精英、贫民或者某个特定的阶级所俘获，而且还必须由专业化的职业官员（公务员）来管理；第四，按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分工原则来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生产私人产品、政府生产具有福利性质的公共品；第五，整个社会得有很高的生产率，提高生产率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于是便有了北欧设计。毫无疑问，北欧福利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只适合于特定文化与人种的制度安排，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它是一种特例，而不是通则。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分析资本主义在被动接受的落后国家又是如何发展与演化的。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指出，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和三种模式：失败的和成功的，而成功的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两种不同的模式。
被动接受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失败的落后国家，大都具有以下共性：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并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加以反对，这类国家通常都有被西方殖民的历史。对此，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分析是，那些曾经是西方殖民地国家或遭受过西方入侵的国家的民众之所以会成为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过去、甚至直至现在，尽管是西方文明的输入才有了现代化发展，但在历史主义的煽动下，他们很容易丧失理性而成为反对西方的一群人；或者把资本主义与传统文化和集权政治加以组合，导致资本主义变异为国家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于是腐败和特权挥之不去，契约之外的掠夺比比皆是，特权阶层的富有与普通民众的贫困这道鸿沟越来越深，根本无法填平，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民众的普遍反对。这类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拉美、中东、以及非洲等地区。
在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是需要对传统的体制加以改革才能落地的，这种改革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渐进的。激进改革的典型国家是美国，在前文中已有分析，不再赘述。通过渐进改革走上成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以东亚最为典型。渐进改革的路径可以概述如下：确定私人产权，包括解散财阀、土地私有化改革等，这样就有了所有权激励和利润动机；政府大推进（提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等）加出口导向（因为经济落后，农村人口居多，缺乏内需，一旦经济起飞，便需要借助外部市场来出清产出）；随着经济增长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政治改革的时间窗口便到来了，假如没有政治改革，就无法完成从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向市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转型，假如不能完成这样的转型，经济增长就将不可持续，因为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中缺乏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为什么政治改革的时间窗口只有在中产阶级崛起之后才能开启呢？因为只有中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有产阶级更加喜欢共和而不是民主，贫穷人口则更加喜欢革命或威权政治。一旦实现了民主政治而成为一个宪政国家，才有可能确保私人产权、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而给出企业家财富创造的空间。渐进改革最为成功的东亚国家当数韩国和新加坡等，特别是韩国，1980年韩国由一个军人执政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大门。然在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因为没有抓住政治改革的时间窗口，未能完成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从而掉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5、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一直饱受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站在捍卫传统文明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加以抨击，比如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对权威社群的替代，契约对宗法制度的替代，以及女权主义的兴起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基于道德层面的抨击，目的是想让社会退回到贵族与旧时代的精英们所追求的“田园诗般的农耕文明”，所以对劳动大众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激进主义者以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周期波动、以及环境恶化为事实根据，对资本主义加以批评。
所以，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我们只能基于社会理性而不是个人的道德与价值判断。从社会理性的角度来讲，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最终都让人类摆脱的了传统文明所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从而让个人权利得到张扬，让自由得以实现。
资本主义能否在未来仍然成为一种人类可以接受的制度？这将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利润动机；创新精神；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资本主义的增长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利润动机，没有利润就没有企业家的收入，也就没有投资与工业化的生产活动，剩下的只能是没有资本参与的、以个体而不是企业为主的、具有自给自足性质的小生产活动，这将导致经济增长的衰落与社会发展的停滞。利润在什么情况下会归于消失呢？过高的政府税收；过高的市场利率；过高的土地价格；过高的工资率；过高的大宗商品价格。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强调的逻辑是，税收、利息、地租与工资都是事后的，它们都必须以企业家投资、并发起企业生产为前提，特别是利息与地租收入原本就有寻租的性质，所以是否愿意让企业家获得能够产生投资激励的满意利润，本质上是一个“二进制”选择。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是外生的，且是可以通过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加以替代的，那么影响企业家利润的主要因素就是税收、利息、地租与工资了，这就把生产问题变成一个收入分配问题，于是只要人们可以理性，那么就很容易找到正确的方法来确保企业家的利润所得，维持可持续的增长。简单地讲，就是通过约束政府的支出与税收；杜绝金融高利贷；增加土地供给的弹性来稳定土地价格；根据生产率高低决定工资率。各国的经验表明，片面的追求公平收入分配的做法基本都失败了。
仅有税收、利息、地租、工资与利润的平衡是不够的，因为在企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每个行业的利润率都会有下降的趋势。这种由竞争造成、而非社会收入分配造成的利润率的下降，必须由企业家的创新来加以解决。考虑到技术创新具有较大的外部性（技术外溢）和不确定性（失败概率高、时间周期长），从而需要公共资助。但是政府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必须像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在《美国创新简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按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原则，那些已经能够盈利，或者在短期内能够盈利的技术创新交给企业，对于那些有长远意义，暂时看不到市场前景的技术创新则由国家来扶持。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还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加以理性管理：第一，从基础研究层面上增加投入，借以减少企业创新的成本和不确定性；第二，一旦企业创新成功，就应当通过政府采购来形成规模，缩短企业创新的回报周期；第三，通过反垄断来保证创新的可竞争性；第四，激励企业家的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创新，因为这可让劳动等要素分享技术创新的收益，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资才有提高的可能性；第五，要让劳动能够分享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果，还得发展教育，尽可能提高人力资本，否则会因为劳动者的技能与新技术无法匹配而导致企业更多开展非中性的、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
最后，就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的、与生俱来的、具有内生性的矛盾：即由工资与利润、以及由此引发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就将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理。一般说来，当利润率增长超过工资率上涨的时候，便会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相反，当工资率上涨过快，利润率相对较低的时候，便会有企业家投资不足、经济走向停滞或者衰退的危机发生。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平衡，那就是工资增长率与利润增长率之间的平衡。当然，过高的地租与资本利率也会打破这样的平衡，从而导致对利润的挤压，并产生企业家被排挤或遭淘汰的恶果，但依靠薪酬过生活的人毕竟占了绝大多数，所以，只有保持工资与利润的平衡增长，才有经济繁荣，才能同时出清消费品和资本品两个市场，做到动态可持续增长。如何才能保持工资与利润增长之间的平衡呢？收入再分配政策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员工持股或利润分享（曾经的美国）；工资集体谈判（德国最为成功）；员工终身雇佣（繁荣期的日本）。所有以上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劳资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把对于企业来说是外生的工资支付变成一种内生的收入共享。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当下的资本主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它有能力解决当下的危机而重新走向繁荣吗？
（本文略有删节。本文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