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与研究︱中国式登山:极限挑战还是土豪游戏

澎湃新闻记者 钱冠宇
2017-08-15 12:41
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5月23日,国内某知名户外用品品牌联合创始人王静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同时用英语写道:“现在就是我2014年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三周年纪念日”。照片上,王静口戴氧气罩半蹲在珠峰峰顶,与两名夏尔巴向导一起把五星红旗铺展开来,在他们身后,便是世界之巅的落日美景。

王静的微博截图。

然而几乎被人遗忘的是,王静三年前的这次行动却在整个登山圈中备受争议。

起因是王静并没有全程使用双脚,而是乘坐直升飞机从海拔5364米的尼泊尔珠峰大本营直接飞到6400米的二号营地,之后才开始攀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静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否认到承认的转变。尽管事后披露王静此举是迫不得已,但她在那次登顶中使用直升飞机代步的事实已经毋庸置疑。

今年更早些时候,登山圈还传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噩耗——4月30日,世界顶级的瑞士速攀运动员乌里·斯特克(Ueli Steck)在珠峰以西的努子峰壁攀登中不幸坠亡,终年40岁。

乌里·斯特克,江湖人称“瑞士机器”。他是世界上阿尔卑斯式攀登最坚定的实践者,即以个人或两三人的小队攀爬,中途不依靠架设绳索和外界补给,装备轻便、快速行进,也因此两度获得国际登山界的最高荣誉——金冰镐奖。

乌里·斯特克遇难的消息震惊了国际登山界。图片来自网络

在许多登山爱好者的心目中,乌里·斯特克可谓名副其实的英雄,甚至死得其所,似乎只有这样的自主攀登才能体现人类超越极限、勇于探索的登山精神。另一方面,使用直升飞机代步登顶珠峰的王静至今还在接受舆论的审判。

中国国内高海拔的商业登山活动兴起不过近20年的时间。由于王石、张朝阳、黄怒波等商业大佬的参与、带动,这项成本高昂的户外运动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如今,创业公司纷纷把登山列为团队建设的必选项目,越来越多的有钱人也正合力将之变为一种时髦的消费方式。

高海拔的名利场?

今年34岁的胡朝晖是新疆一家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的老板。他刚刚花费32800元人民币(不包括买装备)参加了新疆当地某户外运动公司组织的慕士塔格峰(以下简称“慕峰”)登山活动,并且成功登上海拔7546米高的山顶,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

2013年,胡朝晖因为玩摄影的关系,经常要到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拍摄美景,慢慢接触到户外运动这个圈子。次年,他参加尼泊尔的安娜普尔纳大环线徒步(ACT),并结识了同样来自新疆的专业向导罗彪。

当胡朝晖从罗彪那里得知他在招募慕峰的登山客户后,便怦然心动。“毕竟慕峰就在自己家门口,而且拍过二三十次,就想实现登顶的梦想。”

慕峰位于新疆喀什西南帕米尔高原的冰山雪岭中,当地的塔吉克、柯尔克孜和维吾尔等民族称之为“冰山之父”。在登山圈,慕峰的攀登难度属于“入门级”,选择来登慕峰的人通常都是为了8000米以上的高山而做准备。

交纳费用之后,罗彪的登山公司帮助胡朝晖安排好了整个登山过程中的所有需求,包括适应性训练、物资运输、医疗保险以及夏尔巴向导等,当然并不保证百分之百登顶。

“登山这个圈子里的人年龄普遍偏大,”胡朝晖说,“我觉得个人资产至少都在五六百万乃至上千万吧,而且其中20%-30%的客户都有社交目的。”

总体来说,胡朝晖觉得跟登山圈的朋友打交道很舒服,“这些成功的有钱人一般都不会有坏毛病,尤其跟徒步的人比起来,一般不会有强烈的个人主义。”

当然,胡朝晖也听说过一些“为登顶而登顶”的客户。例如,某位老板花钱请四位夏尔巴向导陪同,攀登的时候全程吸氧。不料登顶成功后,氧气用完了,他就请夏尔巴向导直接把自己从顶峰拖回大本营,最后给了夏尔巴向导每人一万块钱。

“途中夏尔巴的服务越好,小费也越要给到位。”胡朝晖深有体会。

胡朝晖(右)和他的夏尔巴向导合影。

还有的人因为时间关系等不及拉练,要提前登顶,就花将近10万块钱,直接吸氧登,结果事与愿违,接近顶峰的时候氧气耗尽,最后也没能成功。

另外还有讲究的女队员带着洗面奶、面膜上山,住在高海拔的雪地帐篷里还要敷面膜。

胡朝晖知道很多中国人登顶就是为了炫耀,“朋友圈、办公室里到处都贴着照片”。而他也坦承自己这次登顶除了完成梦想外,也有一定的名利因素,“咱们有啥说啥,人都是这样,没有名利就没有动力嘛。”

“现在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为了登顶而登山,很少是因为热爱登山而登山。”相较而言,胡朝晖更加佩服那些纯粹热爱这项运动的外国人。

举国体制下的登山史

要在20年前,即使具备实力,像胡朝晖这样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普通人想实现登顶梦想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代登山运动始于1955年,隶属全国总工会的中国登山队队员全部由国家从各行各业中选拔,并被派到苏联学习登山技术。中国早期的登山活动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基本采用中苏合作模式,比如1956年中苏两国31名登山队员成功在慕士塔格峰登顶。

1958年,国家体委成立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登山协会,统一管理中国登山队和全国的登山运动。

一本1964年出版的《中国登山运动》画册前言对这项运动如此介绍:“新中国开展登山运动,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培养勇敢顽强、不怕困难等可贵品质,进行科学考察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一项体育事业。因而,新中国开展登山运动就能够充分显示和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条件。”

1960年中国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宣誓。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登山运动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刻定格在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三位中国登山队运动员首次创造了从珠峰北侧登顶的记录。

然而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这次振奋人心的成功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王富洲回忆,为从海外购置先进的登山装备,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特批了72万美金。中国登山队共有214人驻扎在珠峰大本营,分工负责侦查、运输、建营等准备工作,最后有数人因为高原反应而牺牲。

艰难登顶后,贡布在北边的雪坡留下了国旗和毛泽东石膏像,由于天黑和气候恶劣,所以并没有拍摄影像资料。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这座毛泽东像成为国际登山界承认登顶成功的重要证据。

贡布放在珠穆朗玛峰雪坡下的国旗和毛泽东石膏像。图片来自网络

此次壮举自然也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人民日报》刊发号外、新华社派出的随队记者郭超人撰写了长篇通讯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纪录片、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专门创作了相声曲目《登山英雄赞》、中国邮政发行了纪念邮票……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一夜之间变身为整个国家的英雄,贡布还获得了毛泽东的亲自接见。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峰》记录了中国登山运动员征服珠峰的全过程,唯独遗憾没有完成登顶镜头的拍摄。图片来自网络

1980年,随着外国组织和个人来华登山的要求愈发强烈,中国对外开放了8座山峰。登山活动不再全部是由国家组织和拨款,而进入一段“国际合作”时期,虽然仍以官方为主体,但是可以利用外国资金并学习先进国家的登山管理与技术。

2001年,西藏圣山登山探险服务公司成立,开启了中国商业登山的全新模式。此后,任何普通人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都有机会在公司“一条龙”的服务下,实现自己登上世界第一峰的梦想。

据《西藏商报》报道,2017年攀登珠峰的服务费和购买装备的开销加起来至少需要40万元人民币。

高反与恐惧

在胡朝晖看来,商业登山的难度虽然相较阿尔卑斯式自主攀登已经降低很多,但对像他这样的普通人来说,行进在海拔七八千米的高山上仍然是巨大的自我挑战。

为了最大程度上保证客户安全登顶,商业登山公司一般在正式冲顶之前,都会在山上不同高度的几个营地之间安排适应性拉练。慕峰的大本营设在4430米处,低C1营5200米,高C1营5600米,C2营6200米,C3营6900米。从低C1到高C1之间是垂直攀登,也是整个路线中令胡朝晖感到最为吃力的路段。

慕士塔格峰大本营

为减轻负担,和很多客户一样,胡朝晖选择雇用夏尔巴向导背负除食物、水、头灯和羽绒服之外的物资上山。夏尔巴的收费标准是,从大本营到C1每公斤60元,C1到C2每公斤150元,C2到C3每公斤300元,上下山价格相同。

就在准备登山的前几天,胡朝晖突然生病发烧到39度,到医院输液后体温降了下来,但仍有炎症,咳嗽不停。为保证身体在登山期间不出问题,他带了两盒阿莫西林和罗红霉素。每天坚持吃药,结果整个登山期间“排出的汗都是一股抗生素的味道”。

“一路上都有队友感到体力不支,”胡朝晖说,“走到5600米时,和我同住一个帐篷的队友就被夏尔巴向导拖下山去。我当时的心理压力也很大,甚至后悔自己花这么多钱来受罪。”在山上,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对于未知高度的恐惧,“你必须选择上还是下。”

对普通人来说,高原反应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拉肚子,严重的还会出现脑水肿、肺积水,进而危及生命。虽然登山公司一般都会准备队医,但医生只待在大本营,“山上要真是出现什么问题,队医只能通过电话提供一些帮助,最后还是要靠自己。”还有少部分人出现幻觉,胡朝晖就亲耳听到一位队友坐在地上休息时说“看到一群美女在跳舞”。

胡朝晖的队友因体力透支,从帐篷中被拖下山去。

经过种种意志的考验,胡朝晖最终在7月2日上午登顶。他所在的登山队23名客户中有5人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功。

在山顶,胡朝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全家福照片,请夏尔巴向导帮忙拍照,然后就赶紧下撤。

“所有的登山事故90%来自于下山,因为人容易在上山时把体力耗尽。”胡朝晖自己身体出现状况同样是在下山途中,有阵子渐渐感到强烈的肚疼,突然想小便,结果是尿血,赶紧咨询队医,才知道因为体力透支到极限,人体会自动用血红蛋白进行代谢,没有太大危险。

当胡朝晖艰难地下到C3时,也曾想花钱请夏尔巴向导把自己拖下去。尽管感到“很丢人”,“但当时真是多少钱都愿意,感觉体力实在是不行了”。

结果登山公司的负责人罗彪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因为一是被拖回去的人太多对整个队伍影响不好,二是山上的夏尔巴向导数量有限,还要保证其他客户的安全。罗彪基于丰富的登山经验判断他还可以坚持。

最终,胡朝晖依靠自己的双脚回到了大本营,“有一段路几乎是睡着走完的。”

胡朝晖此次慕峰无氧登顶成功,使他对未来攀登珠峰充满信心,因为一般珠峰的商业登山从海拔6000多米就可以开始吸氧。

中国人的执念

7月的最后几天,罗彪结束在慕峰的工作,风尘仆仆地回到了自己乌鲁木齐的家中。

2011年,他创立了经营至今的户外探险公司。青海的岗什卡峰、玉珠峰、新疆的慕峰、博格达峰等都是这家公司主要服务的登山项目。“今年已经接待了400名左右客户,其中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经济发达城市的占绝大多数。”罗彪说。

“公司从成立到现在,每年有将近40%到50%的业务增长率,慕峰第一年只有5位客户,今年差不多有90位,翻了将近20倍。第一年夏尔巴向导只请来2人,今年请了11个人。”由此可见,国内的商业登山市场需求和山友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航拍罗彪今年组织的慕士塔格峰登山队。

罗彪与胡朝晖同龄,是中国登山界的后起之秀。在新疆农业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开始频繁参加户外运动,并于大三、大四连续两年登顶慕士塔格峰。2006年大学毕业后,罗彪又赶上中国登山协会举办为期两年的全脱产高级人才培训班(CMDI),并顺利成为全国遴选出的八名学员之一,得以接受专业而系统的训练,从此走上登山服务的职业道路。

在当了多年的登山向导后,罗彪今年以客户的身份首次挑战珠峰,并在5月22日成功登顶。然而在他的朋友圈里,并没有晒出自己站在世界之巅的照片,只有几张沿途照片和最高海拔的日出景象。

“中国人登顶的欲望太强烈了。国外的队伍更在意的是过程,所有的细节服务在队伍出发前都是定好的,只要按照计划和谈好的标准执行,活动结束后无论登顶与否都会非常开心。”这是罗彪在多年的带队经历中总结出的感受。

例如罗彪曾经带过一支法国登山队,当时为赶好天气而提前三天登顶。回到大本营后,法国人也不着急回家,就在营地看书、听音乐,“享受在大本营的生活,把它当成是假期来过”。而中国人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不管之前花多少钱,登顶下来之后,恨不得当晚就包车回到城市,能多留一天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这就完全把登顶作为一种任务,而忽略体验登山的整个过程。”

罗彪认为造成这种心态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是历史原因和政治宣传。1786年,人类首登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揭开了现代登山运动的序幕,相比西欧几百年的历史,中国民间和商业登山兴起不过近20的时间,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另外,1960年中国人从北坡首登珠峰后,登顶本身被附加了太多的民族主义和政治色彩,乃至成为一种执念。

罗彪分享的攀登珠峰照片。

相比西欧那些登山强国,中国目前对于登山的政策开放程度还不够。所有民间登山者在准备攀登高海拔山峰前都要办理严格的登山手续,获得登山行政许可证,否则就是非法“偷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登山运动的普及。

“当中国人学会体验大本营、徒步、拍照的过程,而不把顶峰作为唯一目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中国登山成熟的时候。”罗彪相信随着更年轻的一代人成长起来,对于登顶的执念会慢慢扭转。

商业登山是与非

现在罗彪虽然身兼商业登山向导和自己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有时间的话他还是会去挑战阿尔卑斯式自主攀登。2016年11月,罗彪和另外一位中国攀登者古古经过四天的艰苦攀登,最终成功登顶四川四姑娘山的主峰幺妹峰,并开辟出新的路线。

今年徒步到珠峰大本营途中,罗彪遇到了自己崇拜已久的“瑞士机器”乌里·斯特克,并与之合影,还请他在自己公司的旗帜上签名。“他是整个登山界的传奇,不断突破人类的极限。”罗彪对乌里·斯特克如此评价,可惜不久后就传来其遇难的噩耗。

4月11日,罗彪(右)在寺庙祈福时偶遇乌里·斯特克,与之握手合影。

“自主攀登者追求的往往是更难的路线、人类未登峰或者是反季节攀登等超越自我极限的目标,商业登山就是在保证客户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去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罗彪认为这两种攀登方式并无价值高低之分,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同,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合适的方式。

针对舆论批评商业登山违背登山精神和体育道德的一些声音,罗彪觉得那是文化和宣传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商业登山本身没有问题,假如你要挑战自我的话,完全可以要求无氧和减少外界补给,难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在专业人士层面上,我们对每位登顶者的能力都有客观的认识。”

“我想当所有人的登山知识都很丰富时,那些争论自然就没有了。”罗彪觉得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而目前国内像罗彪这样的专业登山向导,除了西藏、云南、四川三个省份的人数多一些,其他地方仍非常稀缺。

罗彪自我挑战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创造中国人从中国一侧登上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K2)的记录。K2冰川地形复杂,气候严酷恶劣,是山友们公认的8000米级技术型山峰代表。

胡朝晖登顶回家后在微信上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如果想对生命有新的理解,那就去登山吧!”

“登山是会上瘾的。王石为什么要不停地登山?我觉得他就是感到心态不对的时候会去登山。”胡朝晖说,“登山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磨炼自己的心性,改变对于生命的态度。你想在山上连生死都不怕了,以后在工作、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当被问及是否有登顶珠峰的梦想时,胡朝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想等几年经济实力更强时再去挑战。“无论是否登顶都不会心疼那些钱,山永远在那儿,但生命只有一次。”

今年5月上旬,中国登山协会、西藏体育局主办了一次“珠峰大扫除”活动。近100名工作人员短短几天内就在海拔5200米至6500米的区域清扫出了超过4吨的垃圾和排泄物,商业登山带来的生态问题显然不容小觑。

对此,胡朝晖并不担心,他认为这个问题将来会随着环保立法、科技进步而消除。他相信商业的力量会使登山的门槛越来越低,“只要有市场需求和利润,人类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本文图片除特殊说明外,均由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