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老人、合租“打工人”和物业“大侠”|在“疫”中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冯茵伦 吴佳颖 实习生 李明芝
2022-04-13 14:40
来源:澎湃新闻

自从浦东封控,我变得每天操心粮食蔬菜,也重新认识了同住一栋楼的邻居们。

之前,底楼时不时有钢琴声,有时弹得很好,有时磕磕绊绊的,我还觉得不可理解。现在我知道了,那一户住着钢琴教师,封控之前会在家里教不同的孩子。现在,她在组织小区居民团购牛肉。

二楼一户人家,男主人总是清早出门,摩托车后座上固定一个巨大的筐。疫情开始,我才发现他是附近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个买卖蔬菜的弟弟;最近,我们有青菜、苋菜和韭菜可选。

我家一度快没任何“肉蛋奶”了,于是,我咬牙找一个认识的快递员,一气买回二十多斤猪肉和鸡肉,在楼群里转卖。我们和邻居们算钱,感到很不好意思,上门的大爷显得更不好意思。他反复问,“我还有一点油麦菜,你们要不拿一点? ”

一时一刻,一座城里,几乎所有人是一个境遇,好像不言自明:我需要你照顾,你也需要。

3月23日,新泾三村附近的菜市场人们在买菜。本文图片(特殊标注除外) 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物业“大侠”

有一段时间,谁也不敢完全确定,明天还能买到菜。

我家社区居委会的志愿者找到了一个买菜的渠道。他们也许感到“机不可失”,一下子进得太多了;眼看容易失去水分的叶菜都卖不出去,我爸去居委会门口买菜,志愿者们会“隆重”地对他说,谢谢。

彼时,还是3月底,浦东的各小区已经封控,但可以在小区内自由活动。

3月31日,宝山区聚丰园路的居民在封控前的几小时补填物资,此时大部分商店已被清空和关闭。

4月,小区里有阳性病例,大家已经“足不出户”。于是,我妈学会了在厨房里发绿豆芽——一小捧豆子,迅速地发一大簇。这让她感到安全。

疫情正快速改变人际关系。我有一个同事,他住在浦西一小区,业主们在疫情之中,与之前多有不满的物业和好了,有的姑娘喊物业经理“大侠”。

这位物业经理朱嵘对我说,自己从前没做过菜,也没进过菜场,他对蔬菜没有概念,以为那是他父母的事——但是,4月1日,位于浦西的小区开始封控那天,他还是拿着物业的钥匙,打开小区里一家超市的门,把仓库里一箱一箱的黄瓜和番茄往外搬。

朱嵘 受访者供图

和他一起干活的,只有小区里的一个白领姐姐邢莉,和几个物业员工。

他们先笨拙地研究了一番如何制作蔬菜包:单个人往塑料袋里依次序塞六种蔬菜,很慢;流水线似地传递塑料袋,一人负责一种,也容易在传递的路上因为各种原因断了,其他人干看着。最终分成两组,一人扯袋,一人往里填负责的几种蔬菜,这样做出的蔬菜包,当然有的量多些,有的少些。但是,不会有什么人再抱怨。

巨量蔬菜原本是老板囤积着,预备在小区封控之后卖给居民的。

老板在4月1日这一天发现,经营场所暂停,店面不允许营业——他本人也被封在了家里。朱嵘和他商量,他们做的蔬菜包价格要很便宜,不能赢利。老板也答应。

4月1日凌晨,上海宝山区聚丰园路的海鲜商户整理店内准备封店。大多数店主不愿意走,但最终在城管的敦促下闭店离开。

小区是今年3月11日第一次封的,头一天才深夜通知;第二天,朱嵘帮着组织业主做核酸,有人说家里没菜。朱嵘眼疾手快地“占领”小区对面的一家小店,让老板制作三百个蔬菜包。那天,小店里储备不够,老板还赶忙运来一车。这算朱嵘在疫情初期的“小试牛刀”。

那天中午,朱嵘吃的是泡面,平时他都点外卖的。可那会儿,很多店也关停了。“有业主点成功过(外卖)。”时间间隔大约是,下午一点下单,傍晚才能送到。

在疫情以前,朱嵘所在的物业长期为小区绿化等等的琐事和业委会拉锯。业委会嫌弃物业请的绿化养护公司不行,把一棵开花的小树修剪秃了——朱嵘分辩说,养护公司已经换了。但是,他们在业主们眼里的形象还是不佳。

4月的封锁开始了。朱嵘收到居委会发来的附近几个小区“保供单位”的对接电话,那电话打不通。

朱嵘到处打听,找到一个私人的号,试了几试,也总是占线。这号码能搜着微信。朱嵘“加了大概有十七八回”。他加上微信,打语音电话过去,好言好语地说,又为小区争取来很多食品。

物业的形象自此大幅改善。不仅朱嵘“抢菜”凶猛,而且物业员工成了非常稀缺的人员。小区里检测出阳性人员以后,朱嵘决定不再使用业主志愿者。在岗的物业员工三十七人,照顾一千多户居民。这些人要在门岗查看小区进出人员的身份和健康码,要维持核酸秩序,还要搬运小区居民的快递。

还是他的业主朋友维护他,劝说一些找渠道团购的“团长”少买东西。物业没有那么多人手。

邢莉自己组织过几次团购。一次团购水果,发出去半小时,接龙了500多单。她说自己“吓坏了”——不仅500份水果重量可观,而且很多商家缺少人力,不再为“团购”的居民分拣。前一天,小区团购一批鸡蛋,最后着实无法操作,几个楼组长下楼去帮物业一起分,干到半夜。

邢莉取消了水果团购。

小区里有人弄了个略“高端”的团购,里面有“肉蛋奶”,还有咖啡、蛋糕卷儿……也是成箱地直接运来小区,需要物业手动分拣。邢莉觉得,这样太折腾物业。

可是,“高端团”的“团长”也很委屈。他对我说,如果能给他弄一个excel表格,告诉他,有多少个渠道卖货,分别如何,也许他可以更理性,但在各种“手慢则无”的经验之下,小区又有那么多需要“肉蛋奶”的居民——又怎么舍得不要?

独居老人在“老年社区”

4月1日,凌晨6点整,晨光熹微之间,我在生鲜平台为我的朋友“抢”到三个番茄、一棵卷心菜、一份生菜和一棵有机圆白菜。

我惬意睡去,模糊地想象着,她会高兴得雀跃、会因为这些食物而更爱我——两个多小时后,我再醒来,为自己家“抢”。这次没有“抢”着。

我和朋友两岁就认识了。她现在一个人住,养了只猫。她的猫仿佛只喜欢自己的同类,分外怕人,每次看到我都飞快溜进床底。疫情之中,朋友邀我视频聊天,一边把猫摁住。我总算睹到猫的真容。

有一阵,我俩都“抢”不到菜,她想安慰我:“我冰箱里还有几个墨鱼子,你要不要?”

“我帮你抢菜吧。你家里有老人。”

过了几天,她又说:“我发现了一个跑腿APP。”

现行政策是小区“只进不出”,而即便可以传递她的墨鱼子,我也不好意思总麻烦有限的快递员和社区志愿者。有几个夜晚,我好不容易抢到几瓶喜欢的饮料,又很快取消了,感到占用其他人买到必需品的机会。真是好一番心理斗争。

我朋友的小区也在“团购”,争论什么是“必需品”。朋友哀怨着:“怎么蛋糕不算是必需品了?”只有我知道,她的生日就要到了。

朋友家的下水管道也堵住,目前半通不通的样子,也无法修。

还有许多比修水管更紧急的事,出现在我家这一片老龄化严重的社区。

4月5日,与我住同一个街道的志愿者张辉敲开他小区一户人家的门,到别人的厨房里去,观察窗户对面的阳台。

“幸好啊。”张辉说,阳台的推拉窗没有闭紧,开着一条缝。他折回自己家去,拿来一根平时带去野河边钓鱼用的鱼竿。

这户人家和对面的阳台都是四楼。张辉说,自己并没有怎么想;也许是带着一丝对面窗户开着的庆幸,他用鱼竿挑开窗,捡来一个别家刚拆下的雨棚,在十米高空架起一座“桥”,爬进对面的阳台。他看见,那家的老人跌坐在地。

这是一户独居老人。这一天,居委会收到一批捐助的菜,张辉给老年人送去,他敲门,里面人答应着,但不给开门,也不接电话。

张辉把老人扶上床去休息。志愿者们再联系上老人的子女,问到需要的药物,小区里匀出了一些来;老人那天不能行走,第二天有些好转了。

张辉 受访者供图

这大约是这个小区封闭的第十七天。在张辉印象里,小区3月19日查出第一例阳性,随即转运阳性人员与其密接,整个小区封锁起来。张辉从那时开始当志愿者,一路在忧愁着,上哪儿买防护物资。

他记得,到3月底,政策明确为出一个阳性病例,封一栋楼。病例越来越多,一轮核酸过去,次日上午清点要封控的居民楼——要封几十个门洞。生活物资堆在楼前,让楼长出来拿。

能出来干活儿的志愿者越来越少。一两千户人家的小区,发展到后来只能出来二十几人。

张辉楼里有一户住了几个租客,最近查出阳性,4月8日晚,与我打电话时,一个租客接走了,另一个等待着,在群里说自己发烧得很厉害。邻居们把家里各种药品堆在那姑娘的门口。

小区志愿者说,一天后,姑娘基本退烧。4月12日,我获悉她还在等待转运。

许多吃饭“大事”与琐碎小事,都需要邻里的支援。我有另一个同事,她住在接近市中心的一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原拆原建”楼里。楼有二十多层高,一层十二户——其中,有一些是几十年的老邻居,因为地段好,又住进很多新人。

楼里有一个活跃的志愿者王晓洁,她告诉我同事,自己在3月底来老板家讨论工作,走晚一些,就被封在楼里。

楼里的年轻人们很快弄了张人员情况表,把各家情况和困难梳理出来——

四楼有一对母子,五六十岁的儿子陪八十多岁的母亲。有一天,这户人家没有吃的。楼里凑了一点,给他们送去。

六楼有一个独居老人,不会做饭,而且有一点儿糊涂,左右邻居每天给他做饭。

十六楼的老人耳聋,需要极大力地拍门。有一天,他给自己在外住的女儿打电话,他说,煤气坏了。王晓洁上门去看,原来是煤气灶需要更换电池,她在楼群里攒了一节匹配的型号,给灶装上。

老人一直不明白,小区封控是怎么回事。

事后,他又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她:“煤气公司的人上门来了。修好了。”

合租“打工人”相依为命

很多在沪打工合租的室友,在疫情下“相依为命”。

“我年纪比老何大一些。老何应该管我叫哥。”4月7日,老谷在电话里对我说。

他是我实习时做调研接触到的一名快递员。老谷接着说,做物流的人,总会自然地聚到一起,讨论哪个平台好、哪个平台不好;哪些单最好不接,比较“坑”;他们总会“交流经验”。老谷说话的时候,老何的声音在电话的背景音里,不断地附和着、提示着。

他俩就像彼此的回声。

老谷与老何,目前“蜗居”在上海市松江区一个物流园区的宿舍,同宿舍的,多是外卖小哥和快递员们。这地方过于拥挤了,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床挨着床,拖鞋都混着穿。

他们一度“脱离苦海”,出去两人合租。3月中旬,他俩出门跑快递,回来看见小区封了。一时无处安身,他们无奈地回到了物流园区里群租的宿舍。

3月23日,一名市民囤了饮用水往家里运。

自从4月浦西封控以来,“我又变回‘大神’了。”老何笑起来。

他俩是在工厂流水线上认识的,当时一起做装配螺丝的活计。那份工作,既无聊,又不能走神。老何有天没有睡好,第二天一个螺丝没有装上,领班说了他。老谷安慰着老何,他们就成了朋友。

老谷是径直从河南老家到上海来打工的,他要挣钱,养活家乡的一家人。

老何是四川人,也有家室,之前他在广东打工,听人介绍,“转场”来了上海——他到上海郊区一看,房租便宜,外卖也便宜,痛快地当过几个月“大神”。但他也想挣钱养家,还是进了厂,认识了老谷。

厂不久搬走了。老谷听说,跑快递挣钱,和老何一起去干。

有一段时间,他俩跑同城“闪送”,骑着电瓶车,打开开语音导航,满城飞奔。跨江的时候,就推车上轮渡,吹黄浦江上的风。

老谷的追求是每月挣6000元钱:“我是我们家的希望啊!”

4月,物流园区封了。他们懊恼着,躺在床上,终日地玩手机,活脱脱两位“大神”。这栋楼里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们,钱都给楼下的小卖部,一开始,小店里还有速冻水饺,老板代为煮熟;后来,只剩下方便面,他们开始消耗最后几包老坛酸菜面。

老何属于手停口停,一星期不跑快递,已经身无分文。4月7日,老谷剩下最后两包方便面。他决定分老何一包。

也有的打工者因为疫情而着实忙碌了几天。3月下旬,王强有时上午忙完,直接在车里入睡。他是为一家大型商超服务的夜班货车司机,他回忆,当时在上海浦西,缘于4月起将全面“封控”的消息,很多超市出现抢购,总是缺货。原本一晚只运几十箱货,这时候,要加运到一二百箱——重型货车不准上高架,由郊区的仓库到市区超市,要跑很久。他总是在货车上播放忧郁的歌。

3月23日,天山西路附近的一封控小区门前,志愿者在搬运蔬菜和物资。

他有一次卸货,听保安说,有一个超市的外卖小哥检出阳性。王强吓得赶紧卸货跑路,怕被封在里面。

现在,他和室友一起在阳台上做饭。两人一起住在一间郊区“豪宅”,三层楼,十几个房间,住着三十多个住客,房租便宜,男人们只是苦恼没有烟抽。王强希冀着,等“放出来”,要想办法,找一个女朋友。他快三十岁了,为了工作,总是昼伏夜出,没有机会认识姑娘。

王强的室友从前也是跑运输的,有一阵想挣“快钱”,当了一个婚介公司的销售。

室友隔离在家,仍勤奋工作,在网上找客户、推销婚介服务:“但是,他们对于交友丝毫提不起兴趣,绝大多数都在和我聊物资、聊抢菜,聊疫情……”有一位男客户,担心收入减少,更怕失去工作,他自觉地关闭了对话框:“担心没钱,还怎么(推销服务)?”

王强和室友的午饭。 受访者供图

打工者们各有盼望。有的想留在上海,有的想南下广东,有的想回老家。也许等到疫情结束,他们会找到其他住处,找到别的出路,彼此相隔很远,难见一面。

上海这城市太大,平素选择太多。即便是长居此地的我,有时也很害怕,多走过几条马路,就把朋友丢了。

但是,也许并不至于。请你看,我和我的朋友平时那么忙,有时候半年都不联系,可是,真的出一点事,我们想到的不还是:来照顾你,来保护你?

(文中王晓洁、老谷、老何与王强为化名)

    责任编辑:彭玮
    图片编辑:张同泽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