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火星人都能看懂的历史：宫崎市定与他的《亚洲史论考》

【编者按】

宫崎市定是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其研究领域横跨东亚史、中亚史、西亚史和欧洲史等，范围之广在同时代学者中无人能出其右。《亚洲史论考》是宫崎在亚洲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力作，全书叙事体系宏大，共收录相关单行本和学术论文达46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017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该书的中译本，为中国学界和广大历史爱好者吹来了一阵新风。本文作者马云超，为此次中译本的译者之一，特撰文介绍宫崎市定的学术生涯和相关成就，以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位日本学界巨擘。

一、求知立说，著作等身

作为战后京都学派的领军人物，宫崎市定以横贯东西的研究视野驰名学界，其目光所及，不仅是东洋史，也是亚洲史、乃至世界史。如此广阔视野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宫崎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1901年8月，宫崎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教师。1922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羽田亨、狩野直喜等知名学者，开始了在东洋史领域的探索。1925年，宫崎升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任教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和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时隔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宫崎应征入伍来到中国，其间担任过马厂的厂长。退伍归来后，宫崎转任京都大学副教授。1936年起赴法国进修，在巴黎东方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1937年时游历西亚各国，详细记录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

1944年5月起，宫崎升任京都大学教授。此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夕，宫崎再度入伍，但很快随着日本的战败而重返讲坛。1947年，宫崎以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出任京都大学文科部长（相当于系主任）。1960年，宫崎作为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奔赴法国，回国不久又获聘哈佛大学客座教授，旅居美国直至1962年。三年后，宫崎从京都大学退休，受聘为名誉教授，同时兼任汉堡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

宫崎的生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在日本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1958年，宫崎凭借专著《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荣获日本学士院奖，随后又相继被授予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和“文化功劳者”称号。退休后的宫崎依旧笔耕不辍，在家中潜心创作《中国史》《论语新研究》《谜一般的七支刀》等一系列作品。1995年5月24日，九十五岁高龄的宫崎市定辞世。两个月前，他刚完成随笔集《游心谱》的自序，这篇序文成为了一代巨擘的绝唱。

从1991年秋天开始，岩波书店以两个月一册的速度陆续推出《宫崎市定全集》，总计24册（另有别卷1册）。由于其中的多篇跋文广受好评，宫崎一周年忌时岩波书店又单独出版了《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可以说是后辈学者全面了解宫崎学术生涯的最佳史料。

二、体系宏伟，鞭辟入里

《亚洲史论考》是宫崎众多学术著作中的一种，收录了作者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有关亚洲史的相关论著。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1976年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发行。在此之前，宫崎已经陆续出版了《亚洲史概说》（共五卷）。《亚洲史论考》可以看作这一线索的延长。笔者将在下文中对《亚洲史论考》的各卷内容做简要的梳理和介绍。需要说明的是，京都学派的中国史分期学说将东汉以前全部归入“古代”，三国到唐末五代视为“中世”，宋代直至清末称作“近世”，下文的叙述中沿用了这一观点。

（一）历史大势

《亚洲史论考》的上卷命名为“概说编”，收录了能够反映历史发展大趋势，且容易被一般读者理解的单行本5种和短篇论文1种。置于卷首的《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和文明主义社会》初版于宫崎从大学毕业后的第十五年，即1940年。宫崎认为，这一单行本“既是十五年来对东亚问题的研究心得，同时也是十五年间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书中指出，宋代以前的北方民族虽具有朴素主义（表现为行动、训练、意气、集体统制主义等）的优势，但在与文明主义（表现为思考、教养、理智、个人自由主义等）的汉族的接触过程中，不断受到融合、同化，以至民族消亡。宋代以后的北方民族吸取这一教训，在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方面竭尽全力。正因为如此，强大的辽、金帝国相继崛起，进而出现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但是，他们的民族传统中缺少优秀文化，在成熟的中国文化面前迅速走向了衰落。此外，宫崎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中国上古都市国家说”（中国上古时期的国家形态为都市国家）“五霸皆夷狄”（春秋五霸都是夷狄出身）等重要观点，对后世学界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紧接着的《中国古代史概论》中，作者着眼于历史更为悠久的西亚地区，探讨制铁、骑马战术等西亚文明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宫崎将起源于西亚的青铜文化和铁器文化分别比作一驾青铜带蓬马车和一辆铁质卡车，两者一早一晚、一慢一快地向东方传播，推动着沿途地区的文化进程。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很早就对西亚文明抱以关注，本卷中的《菩萨蛮记》就是在作者游历西亚的游记基础上，粗线条地增补当地的历史概说后形成的。有赖于宫崎在西亚史研究上的建树，京都大学人文研究室中阿拉伯问题的研究者辈出。《东洋的近世》是宫崎的成名作之一，书中详细论及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变迁问题做出深入的考辨，对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以及历史分期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和补充。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是一部短篇随笔集，将历史上的中日关系纳入视野，在倭寇问题、雷神崇拜和中日外交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但也正如作者在本卷前言中所说，此书撰写于二战期间，文章撰写意图中不乏“发扬国威”的成分，措辞上也难免带有时代的印记。

（二）治乱相继

中卷开始进入了分论部分，本卷的时代范围是古代与中世，共收录相关论文21篇。本卷开头，作者通过《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战国时代的都市》《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等六篇论文，对近世之前居住形态的演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其中尤其重要的当数《中国上古的都市国家及其墓地：商邑何在》一文。宫崎从都市国家的立场出发，对长期以来作为笃论的“殷墟在安阳县小屯村”一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出土甲骨的小屯村不过是都市国家商邑（灭亡后称作“殷墟”）的近郊墓地，并不是商邑本身，商邑的位置应依据《史记》《水经注》等文献的记载，划定在“洹水南，淇水北，黄河西”的范围之中。《东洋的古代》是宫崎关于古代史问题的总结，也是《东洋的近世》一书的呼应之作。作者着眼于耕地形态的变迁，对古代大土地制度的形成及相关的农业劳动者的身份演变做了翔实的考证，从而得出结论：

中国古代是一部发展的历史，从都市国家林立到统一古代帝国的形成，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交换经济，从野蛮到文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显著的进步。

除此之外，宫崎还曾做过题为“东洋的中世”的演讲，其整理稿正是上卷中唯一的短篇论文——《六朝隋唐的社会》。

在宫崎看来，中世是历史发展的低谷期，但低谷之中也有相对的高地，那无疑就是唐帝国了。中卷收录有关唐朝的论文共四篇，涉及赋役、官制和吐鲁番文书等多个领域，其中《从部曲到佃户：唐宋间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是对《东洋的近世》一书的补充，宫崎自信通过此文便足以应对来自学界的各种质疑。此外，本卷内容还涉及思想史领域，如中国的天命观和历史思想。同时，作者对“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充满兴趣，曾推出单行本《宫崎市定解读<史记>》。本卷中收录了两篇论文分别论及《史记》的成书过程和《货殖列传》中的物价问题，都是《史记》研究中异常出彩的部分。

（三）走向近世

下卷延续了中卷的体例，收录有关近世的论文共计19篇（“杂纂录”作为1篇）。近世是君主专制走向顶峰的时期，《从洪武到永乐》和《雍正皇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就是对明清两代独裁君主的考察。《雍正皇帝》曾以单行本形式问世，行文中大量运用了一手史料的《雍正朱批谕旨》，正因如此，《雍正皇帝》后还附有《<雍正朱批谕旨>解题》等四篇论考，旨在阐明雍正帝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的巨大功绩。经济领域，宋代时煤炭广泛运用于冶铸，钢铁产量也随之激增，《宋代的煤与铁》和《关于中国的铁》两篇正是试图传达这一信息，并且将蒙古帝国的崛起置于这一历史变革的延长线上。

宫崎市定早年钻研宋史，对《水浒传》情有独钟，还出版过单行本的《水浒：虚构中的史实》。本卷中收录了《难道有两个宋江吗》一文，作者从墓志信息出发，石破天惊地指出贼寇宋江与征讨方腊的宋江其实是毫不相关的两人，由此彻底颠覆了原有的叙事。宋江和方腊皆源于秘密组织，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出自同一系统，作者在《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一文中着力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认为鸦片战争后形成的五口通商局面打破了两广地区走私集团的利益垄断，加速当地经济走向衰败，这一背景才是动乱爆发的根源所在。紧接着的《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一文涉及日本近代史，安排在此处似乎有些费解，但在宫崎看来，日本幕末大变革的根本原因正在于萨长两藩的走私贸易，对通商口岸的不满成为倒幕运动的原动力，这一点与太平天国如出一辙。下卷最后附有“杂纂录”，具体分为“杂录” “余白录” “书评”三个部分，均是篇幅短小但意味深长的作品。为吉川幸次郎著《宋诗概说》所写的书评中，宫崎第一次提到“景气史观”（借用“景气”概念描述和评价历代王朝的盛衰）的概念，之后的著述中也多有涉及，最终上升到了世界史的高度。

三、自由博大，去芜存菁

宫崎的研究重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但他始终不忘将目光投向了西亚地区和东部的日本、朝鲜等地。宫崎认为，西亚地区拥有最古老的文明，是亚洲文明的摇篮，西亚的青铜文明和铁器文明先后朝着亚洲的东部驶去，它们共同的终点便是位于最东端的日本。《菩萨蛮记》记录了西亚当地的风土人情，勾画出各国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与之相对，《东洋史上的日本》则从日本的角度加以审视，探讨青铜文明与铁器文明同时到达的日本国所经历的特殊历史。

隋唐时期，中国大陆与东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交往异常活跃，前者的先进文化加速了后者的社会发展进程。在《日本的<官位令>与唐<官品令>》一文中，宫崎着眼于中国大陆的官僚制度对日本官位结构的影响，同时也指出两者间存在的差异。他认为，虽然日本从唐朝吸收律令文化，但其精神实质却更接近于汉代。紧接着《三韩时代的位阶制》中，作者将视野由唐日之间扩大到朝鲜三国。面对五国间位阶制度纷繁复杂的演变历程和对应关系，宫崎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关联点，通过缜密的推导成功绘制出唐朝与朝鲜三国、日本的位阶对照表，对于东亚史学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进入近世后，东西方的交往日益频繁，甚至远及欧洲地区。中国历史进入宋代时，欧洲的十字军在西亚地区征战正酣，给东方世界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下卷中的《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追溯，成功填补了学界在该领域的空白。这种将东西方融会贯通的思考方式，正是书名“亚洲史论考”的题中之意。

贯彻宏大的亚洲视野的同时，宫崎更主张历史研究必须简明易懂，他在《东洋的古代》一文中说道：

历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如果历史不能清楚到连火星人都看得懂，那就不能称之为历史。

为了写出火星人都能看懂的历史，必须摒弃芜杂的堆砌和抽象概念，直面活生生的现实本身。宫崎身体力行着这一信念，在《六朝隋唐的社会》一文中便以形象的语言展示出汉唐之间的历史走向：“西汉是古代史上升的顶峰，从东汉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中世纪，而下降的谷底就是唐末的乱世。”这里既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统计的数据，寥寥数笔便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跃然眼前。或许正因如此，宫崎在史料的选择上也往往采用最常见、最易懂的一类。尽管宫崎在下卷的跋文中提到自己能够驾驭的史料多达两万种，但在实际行文中通常并不会出现冷僻的史料。在《三韩时代的位阶制》一文中，作者面临着将唐、日、朝鲜三国的位阶制度加以统合的宏大课题，但通读全文不难发现，宫崎所运用的史料几乎都没有超出三国正史和官修政书的范畴。从寻常的文本中发现不寻常的奥秘，这正是大家风范的体现，宫崎在《谜一般的七支刀》一书中充满自信地写道：

我的研究往往借助极其常见的材料，甚至二手、三手的材料就够了。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你的学问还不够”，那我也无可反驳，只能赔罪着说“您所言极是”。

东洋史学者吉川忠夫曾评价宫崎“始终是一位自由人”，这里的“自由”无疑包含着学术研究的自由。面对学界的通说和定论，宫崎总能大胆提出质疑，并通过缜密的论证推出自己的观点。除去前文提到的殷墟所在和两个宋江等问题外，对《史记·货殖列传》的全新解读可谓宫崎的得意之作。《货殖列传》中有“牛蹄角千”的说法，牛有二角四蹄，故而学界历来将这句话理解为一千除以六，也就是一百六十七头牛。宫崎则犀利指出这种带有余数的算法不合常理，进而独具匠心地揭示出其中的奥秘：牛是偶蹄类动物，蹄足一分为二。换言之，一头牛应具有两个角和八个蹄，“牛蹄角千”其实是一百头牛的意思。借助这一“魔法般的技艺”，《货殖列传》的一大难题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在下卷的前言中，宫崎将学界崇尚权威的保守作风比作春日里看守势力范围的黄莺，对缺少自由气息的学术现状表现出担忧。因此，他多次热情鼓励后辈学者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张“学术上最坏的情况就是明明有想法，却因各种理由隐藏了起来”。

四、译作迭出，东风西渐

《宫崎市定全集》开始连载时正值宫崎九十大寿，岩波书店在该书的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

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研究领域的涌出的巨擘。人们常说的由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开创的东洋史学的学风，实际上是由宫崎先生继承和发展的。由于对中国的史书有着博通广阔的视野，宫崎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整个时代，旁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涉史等所有相关领域。通过个别的实证研究，宫崎先生从整体上把握了中国史，将其置于世界史的发展当中……能够把精致的个案实证研究和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学家确属罕见。

面对这样一位大气磅礴的历史学家，一水之隔的中国学界自然不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早在相对封闭的上世纪60年代，商务印书馆就曾出版过《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和文明主义社会》和《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下卷）。尽管受到时代制约，这些书籍都被作为“内部读物”，书中对宫崎的定位是“反动透顶的‘东洋史学家’”，但正如本次《亚洲史论考》译后记中所说，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组织大量人力编译宫崎的著作，其目的恐怕不会只是“剥开其反动透顶的画皮”那么简单。

上世纪90年代初，刘俊文主持翻译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十卷本中共收录宫崎市定的作品8种。进入新世纪后，宫崎市定进一步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介绍到国内的作品也日益增多，先后出版的译著就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宫崎市定说隋炀帝：传说的暴君与湮没的史实》（杨晓钟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宫崎市定说水浒：虚构的好汉与掩藏的历史》（赵翻、杨晓钟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宫崎市定中国史》（焦堃、瞿柘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孙晓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等。尤其是《宫崎市定中国史》，一经面世便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全民读史”的风潮，这样的好评与宫崎简明清晰的逻辑和平易近人的文风是分不开的。

由于种种曲折，《亚洲史论考》的翻译工作前后延续将近十年，其间翻译队伍也几经调整。有赖于各位师友的热心支持和不断鞭策，本书在历经艰难后得以顺利付梓。十年怀胎，一朝问世，我们热情期盼着《亚洲史论考》中译本的出版能够再次兴起“阅读宫崎”的热潮，为繁荣中日间的学术交流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