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萝莉控”文化的罪与非罪
在日本“二次元文化”中，“萝莉控”绝对是独树一帜的领域。近年随着日本大力推进ACG产业扩张，美少女为角色的日漫、日游大行其道，“萝莉控”的热度也蔓延到全球。与之相伴的是，原本潜藏在“萝莉控”文化内部的浊秽也一并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中最为突出、最多纷议的就是与“儿童情色”若即若离的“暧昧”。
“控”是英文单词“complex”（情结）的和译简写，在日语中后缀于某某事物，特指溺爱、执着某类事物的行为群体。以心理学理解，“控”是一种新式社会认知的自我投射。在人与物的相互作用关系中，表面似乎是人们沉浸其中，被事物所役，但实质上，人们投射到事物上的意识才是占主导地位的力量。内心思想借由“物”支配人的行动，这是“控”的真正形态。
和欧美各国崇尚女性知性美、成熟美迥然相异的是，日本是不折不扣的“少女嗜好”社会。
长期占据日本女性时尚杂志销量三甲位置的《non-no》、《Seventeen》和《popteen》面向的都是14-20岁未成年女性读者。而专门针对小学生群体的《kirapichi》与《nicopuchi》两本杂志近年异军突起，销量甚至甩开老牌时尚杂志《瑞丽》，堪称业界神话。然而喜人销量的背后也有无奈的尴尬：这两本杂志的拥趸中逾两成是男性，多数是中年层御宅族。
而日本引以为傲的女子偶像产业，成员也基本偏向低龄化。2005年AKB成立时，成员平均年龄是16.8岁，2011年其姐妹团体HKT则降到了13.8岁，其中不乏十一二岁小学生成员。这还只是知名度较大的全国性偶像团体，在“地方偶像经济”热潮带动下，小学生偶像团体应运而生。2014年末，日本东北地方偶像组合“mimi”出道，平均年龄11.6岁，破天荒地出现全员皆小学生的情况。尽管这些偶像团体集体呈现稚嫩化，但市场反应却给予了巨大支持，大量“御宅绅士”们愿意乖乖掏钱买单，其中生理低龄并表现出精神低龄的成员往往又受到热烈追捧。
即便在未成年少女范畴之外，也不难发现日本人的“萝莉控”情结。日本知名的高颜值女星当中，以石原里美和新垣结衣最具特点，前者号称“永远童颜”，后者则被誉为“岛国萌神”。“童颜”和“萌”这两个属性正是“萝莉”必不可欠的元素，所以尽管她们二人年轻不再，但依旧人气不衰。另像宫崎葵、佐佐木希、崛北真希、有村架纯和广濑丝丝这些知名女星，她们能够长期霸屏也和各自身上的“萝莉”属性分不开。
当然，任何情感都不是凭空捏造的，日本人的“萝莉控”情结也非空穴来风。事实上，世界各地人类社会的婚育观发展都经历了由早婚早育过渡到适婚适育的过程，所不同的只是普及早晚。从15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的女子结婚年龄逐渐上升到16－20岁区间，但直到19世纪中叶，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方传统农业国家，男女平均结婚年龄仍低于欧洲3－4岁左右。因为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劳动力是最基本、最重要家庭生产保障，早婚早育有利于劳动力增加。明治开国后，日本虽然开始接纳西方的婚姻价值观，建立制度推迟男女婚龄，但早婚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且不说伊藤博文这样的“功勋显赫”喜爱豢养12－13岁的雏妓，即便是1945年战败前，在日本东北农村仍然有三成女性的初婚年龄在14岁以下，可谓不折不扣的“萝莉婚”。这是日本社会对“萝莉控”容忍的潜在文化因素。
另一方面，日本传统文学作品对少女的描述总是不吝笔墨，极尽妙笔，某种程度上对日本人的“萝莉情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可以追溯到日本名著《源氏物语》，紫式部笔下的贵族青年光源氏便是“萝莉控”一枚。而真正意义上和现代“萝莉控”有直接关系的，是上世纪初隆盛一时“日本少女小说”。这类小说通常以描绘少男少女的爱情纠葛为主题，但也不乏跨越禁忌的作品，例如田山花袋的短篇小说《少女病》，描述了一位“加西莫多”式中年杂志社勤务在通勤电车上对一位纯真无邪的女学生饱含“恋爱妄想”，可谓近代日本“萝莉控”的开始之作，而谷崎润太郎的《痴人之爱》大约可称为日本先驱版的《洛丽塔》。
此类小说作者中的脱颖而出者无疑是川端康成，从少女小说中汲取创作经验后写出的名作《伊豆的舞女》中，主角便是一个14岁的朴素清纯的“小萝莉”。而他后期颓废魔幻流作品《睡美人》中，更有一段和“萝莉”禁忌而精致的性梦描绘，被日本“萝莉控”甚至“恋童癖者”引为同道。这些作品都对后来二次元创作中的“萝莉情结”产生了不小影响。
其次，日本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和“萝莉控”文化的出现有很大关联。战前日本社会家庭的一般状况是三代同住，共育子女，孩子教育环境是半敞开式的。随着1950－19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量新婚夫妇开始独立居住，子女的抚养监管权转而由父母全权承担，但很多情况下，父亲疲于工作，母亲总揽家务，与子女沟通时间不足，儿童极易形成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密闭不仅是孕育“御宅族”的天然土壤，也使得青春期的孩子难以融入群体，在性心理上产生迷茫与自我想象。日本第一代“御宅族”与“萝莉控”恰恰是诞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1990年代后，经济陷入衰退，日本整体社会氛围开始变得压抑，由于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反叛，人们开始从虚拟的二次元中寻求慰藉解脱，甚至在幻想中毫无罪恶感地肆意实施精神反叛，这为“萝莉控”蔓延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另外，在经济低迷情况下，日本成年女性在恋爱中更精于计算得失，与“雅典娜一样聪慧的女生”交往常常令在温室中成长的“平成儿郎”们措手不及，从而退避三舍。作为结果，他们对恋爱和性对象的渴望感转移到了“顺从听话的小萝莉”身上，以此满足自己身为男性的征服感。
“萝莉控”的罪与非罪
1990年代之前，在绝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萝莉控”还是中性甚至带有积极意义的褒义词。这主要归功于1970年代后半叶至1990年代日本动漫为标志的二次元文化大热潮，其中功劳最大当属高畑勲和宫崎骏为代表的漫画新锐。从1969年《太阳王子霍鲁斯的大冒险》开始，他们二人的每部电影动画总有各式各样内涵丰富的少女主角。这些作品摆脱了传统的脸谱化美少女角色定位，加上叙事极强剧本，深邃的内核思想，不仅成就了两位漫画家的盛名，也让大众对“萝莉控”的评价提高了整整一个境界。
但是，即便在当时，危机感也已经开始涌现。虽然二次元世界里“萝莉”还停留在循规蹈矩的程度，但三次元里的“萝莉”们已经率先出格了。1969年先是川端康成获授诺奖，接着小说《洛丽塔》日译本畅销，而当年最轰动的事件是摄影家剑持加津夫的《12岁童话》少女裸体写真集大卖，拉开了日本“儿童情色”的序幕。1970－1980年代的日本刮起了一阵“美少女裸体写真”风，打着的艺术幌子欺世盗名，实为不折不扣的色情。更令人发指的是，其中10~13岁幼女的写真往往即售即罄，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到了1980年代，家庭录像机开始普及，1982年又出现了少女裸体录影带。在高利润的诱导下，连东宝电影这样的大公司也不顾社会批评毅然涉足这一领域，而关西黑市上甚至公然叫卖幼女为性对象的AV录影带。由于当时这类儿童色情影像制品被称为“洛丽塔写真”和“洛丽塔录影”，无形中让当时迷恋二次元世界的“萝莉控”们背了大黑锅。另外，二次元世界中“18禁成人漫画”也悄然诞生，虽然人气不敌“萝莉漫画”，但长期蛰潜也给后来的“儿童情色漫画”埋下了伏线。
彻底把“萝莉控”们拖下水的是“宫崎勤拐杀幼女事件”。1988－1989年，东京埼玉连续发生4起恶性猥亵凶杀案件，受害者是仅4－7岁的女童，手段非常残暴。令大众意想不到的是，凶犯竟是位看上去斯文柔弱的26岁御宅族男子。当时的媒体报道普遍宣称宫崎勤是儿童色情嗜好者，家中藏有大量不堪入目的儿童情色录影带，这使得社会大众对“御宅族”和“萝莉控”看法直坠谷底。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媒体为了刻意追求新闻热度凭结果去推论原因的“似是而非推论报道”。宫崎勤虽然猥亵幼童，但3次法庭精神鉴定报告都认为他不是“性错乱的恋童癖”，而是手臂有疾，无法胁迫成年女性而只能找幼童替代。他居室内虽然藏有5787盘动画录影带，但其中萝莉幼女向作品只有44盘，没有一部是儿童色情录影带。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萝莉控”完全是蒙冤的，“宫崎勤案件”的不实报道其实是当时社会大众对“儿童色情写真及影带”、“漫画中暴力与性描绘过浓”、“少女援交”等诸多问题不满爆发的导火索。
二次元世界里也不是一清二白，当时还处于监管空白地带的PC成人游戏就频频犯禁，“擦边球”越打越离谱，最终引起公愤。从19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对儿童色情类作品开始收紧政策，1999年立法禁止任何以商业牟利为目的未成年裸露音像制品的制作、贩买，但对动漫在内二次元世界网开一面。这间接促使“成人漫画”和“萝莉漫画”合流，“儿童情色漫画”在千禧年发展一时迅猛。颇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执政的自民党内“青少年情色及有害读物对策会”委员长正是后来“漫画首相”麻生太郎。
日本现在面临的争议是究竟禁不禁二次元领域内的“儿童情色制品”。执政的自民党与漫画界人士中的中青年层态度保守，保守派的理由是儿童情色漫画和儿童性侵害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能因为“菜刀能杀人就禁止使用菜刀”，且违反了日本宪法第21条“表达自由的权力”。废止派则坚持声称儿童情色漫画是儿童性侵害最主要诱因，他们的后援除了国内在野党和广大幼儿家长，还有强大的国际力量。由于日本动漫依旧保持强大文化输出能力，而全球儿童色情动漫制品九成出口自日本，网络时代的传播又易造就几何级扩大影响，所以尽管儿童卖春、性侵现象重灾区是南亚、东欧、南美这样发展中国家地区，甚至一贯标榜治安良好北欧诸国儿童性侵率也高于日本，但这并不妨碍包括联合国在内欧美各国人权组织将日本诟病为“儿童情色的天国”，因为罪恶的思想是万恶之源，生产、传播在很多时候比行动更为可怕与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