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变一周年｜昔日的“中东之光”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2016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军方企图发动政变，推翻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和他所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此次政变虽然被迅速挫败，但土耳其在政变之后进入巨大的政治动荡中。
在土耳其政变发生一周年之际，我们刊出此文，为读者梳理土耳其动荡局势背后的历史脉络。土耳其的问题，不仅仅是宗教与世俗之争，不仅仅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族群冲突，也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斗争。更重要的是，埃尔多安的崛起，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策略——通过收编宗教资源，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在土耳其遇到的政治挑战。而土耳其政治局势的迅速恶化，则是新自由主义危机再次浮现时，这一政治策略内在矛盾表面化的结果。
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2010 年以前的国际社会，对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或 AKP）和埃尔多安给予了多么高的评价。
在外界看来，作为伊斯兰政党，正发党领导的土耳其政权将温和伊斯兰、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与亲西方的立场结合，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土耳其模式”。“土耳其模式”似乎同时向西方世界和穆斯林世界证明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并非不兼容，一种拥抱西方政经模式的、“温和理性”的伊斯兰政治是可能的。2004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发表讲话说：“土耳其（一旦）加入欧盟，（将）大大推进了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因为土耳其同时属于这两者。”
然而，在经历了 2013 年盖齐抗议、2016 年政变和 2017 年公投之后的今天，我们很难再将土耳其看作是“中东之光”，也很难再把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政权与西方社会所期盼的“自由民主”联系起来。回过头看，那个备受瞩目的“土耳其模式”，似乎悄无声息地倒掉了、甚至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为什么？为什么曾有那么多人将“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土耳其正发党身上、为什么埃尔多安似乎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走向了他自己的反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 Cihan Tuğal，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6 年出版著作《消极革命》和《土耳其模式的倒掉》，为我们提供了回答以上问题的框架。在《消极革命》一书中，Tuğal 记述了自己在 2001、2006 年两次对伊斯坦布尔同一个备受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的社区的亲身观察，通过前后对比，细致描摹了土耳其政治生态的微观变迁。而在《土耳其模式的倒掉》中，Tuğal 转向更加宏观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在中东的政治大环境中勾勒出“土耳其模式”的兴衰。
这两本书相互补充映衬，贯穿始终的是同一个论点：土耳其正发党的发展轨迹，不完全是一个宗教或文化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政治斗争。正发党的强势兴起与“开明”统治，本质上是通过“吸纳”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反体制力量，来为体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凝聚民意基础。而正发党在近几年遇到的种种政治危机和威权化转向，不仅源于这一“吸纳”过程本身的不稳定性，更源于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深远危机。
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不仅是宗教之争，更是左右之争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凯末尔世俗主义为立国之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间，土耳其政权除了致力于法律、文化、社会的世俗化之外，还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经济上的统合主义，以国家协调的方式平衡资本与劳工的利益，为正式雇佣体系内的劳动者提供福利。二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对民间的政治活动不全盘禁止，但严格限制其空间。
1968 年，一场全球左翼风潮刮过，土耳其也进入了左翼斗争活跃的 1970 年代。大量激进左翼政治团体涌现、工会力量壮大、土耳其的“开国之党”共和人民党也转向左翼民粹主义。由于统合主义的福利体制不覆盖失业的、非正式就业的边缘劳动者，这些人群对体制的不满也蔓延为对世俗主义的不满。将政治制度与日常生活重新“伊斯兰化”、甚至建立伊斯兰政权的诉求，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一思潮与经济再分配、公有制、社会正义等诉求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左翼色彩的激进伊斯兰主义。
在这种环境下，1979 伊朗革命给土耳其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土耳其的世俗主义精英们意识到：左翼激进伊斯兰主义居然真的能成功发起革命动员、推翻世俗主义政权，这一威胁是如此真实、如此迫切。在 Tuğal 看来，1980 年土耳其军方发起的政变，实质上是对左翼激进伊斯兰主义革命威胁的预防性扑灭。
1980 政变后，激进左翼政治团体几乎被全盘清剿，工会力量被严重打压，共和人民党也重新开启右转。肃清左翼政治力量后，土耳其执政者开始压低工资、限制福利、私有化，吹响了土耳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号角。另一方面，统治者缓和了强硬的世俗主义态度、为宗教活动提供了更大空间，希望以此平息更加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诉求。
这样一来，新自由主义之风劲吹的情况下，左翼政治力量衰微，伊斯兰主义政党却获得了更大的生长缝隙。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主义政党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左翼诉求和反新自由主义情绪的唯一动员出口。1983 年，繁荣党（其前身曾在 1970 年代两次被执政当局禁灭）成立，一手推动政治制度与日常生活的伊斯兰化，另一手以“正义秩序”（Just Order）为动员口号、大打经济正义牌。虽然繁荣党在原则上不反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但其提出的企业集体所有、反对金融获利、全民就业、全民工会化纲领，却体现出强烈的左翼色彩。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繁荣党代表着一股名副其实的反体制力量，它反的“体制”不仅包括世俗主义，更包括新自由主义。通过自下而上的深耕和动员，繁荣党在穷人和工人阶级中民意极高，在基层发展成为足以和体制抗衡的政治势力。
1994 年，繁荣党在多个地区的地方选举中获胜；1996 年，繁荣党在全国议会大选中获得最多席位，成为执政党。繁荣党强烈的反体制属性，让拥抱新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政治精英们深感不安。1997 年，军方再次出动，逼迫繁荣党政府下台。1998 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繁荣党违反了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将繁荣党解散。
在这之后，繁荣党的成员们重组为贤德党，虽然继承了伊斯兰主义的衣钵，但政治能量已经大不如前。与繁荣党相比，贤德党不再将反新自由主义的左翼经济诉求作为动员焦点，而是更倾向于从人权角度关注宗教自由问题。然而，这样一个动员能力减弱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依然不被世俗主义当局所容忍，在 2001 年被土耳其宪法法院解散。
简言之，在 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的几年中，作为一股反体制力量的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受到了世俗主义体制的一连串沉重打击。Tuğal 指出，这一连串打击给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带来了两大主要后果。
第一，许多原先支持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活跃分子开始沮丧、灰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激进伊斯兰主义是政治天真的产物，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全盘伊斯兰化并不现实，建立伊斯兰政权更是天方夜谭。残酷的政治现实，使得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变得越来越不激进。
第二，伊斯兰主义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变得越来越显著，中产阶级、小企业主与工人阶级、穷人的隔阂渐深。从主打反新自由主义旗帜的繁荣党，到离经济正义诉求越来越远的贤德党，伊斯兰主义政党的领导权渐渐转移到资本与中产阶级手中，因此也渐渐丧失了大众动员的根基。2001 年，伊斯坦布尔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新自由主义抗议，但贤德党无法、也无意引领这样的街头运动，彰显出其群众基础愈发薄弱的现状。
土耳其正发党的诞生：一场消极革命
21世纪初的土耳其，就陷入了这样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伊斯兰主义的动员能力不再，但世俗主义精英除了强力镇压之外，也找不到可以巩固统治的方法。强烈的反新自由主义情绪时不时爆发，无法被化解。这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大众严重割裂、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够掌握民心的不稳定状态，恰恰就是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所说的“深刻危机”（organic crisis）。
而在 Tuğal 看来，土耳其正发党的诞生，正是抓住了这一危机时刻的机会。2001 年，以埃尔多安为首的一群在 1990 年代活跃在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和繁荣党当中的政治人物，成立了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自我标榜为“温和伊斯兰”，虽然依旧捍卫伊斯兰宗教传统和生活方式，但不再谋求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全盘伊斯兰化，更不再挑战世俗国家的基本政体。更为重要的是，正发党主动而热烈地为新自由主义背书。
更重要的是，温和伊斯兰和新自由主义，在正发党手中有机结合起来。正发党一方面保留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留下的动员策略，另一方面为伊斯兰主义符号和话语注入新的内涵、去除其激进色彩，将伊斯兰主义变成一种为世俗主义国家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凝聚民心的工具。也就是说，正发党脱胎于自下而上的激进反体制运动留下的政治动能，但奇诡的是，在正发党手中，这种动能被引导、转化成了塑造大众拥护体制的手段。
为说明正发党这一政治策略的实质，Tuğal 引入了葛兰西提出的“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概念。在革命、或者类似革命的时刻，我们能比较容易地看到两股力量：自下而上、挑战既有体制的革命力量（比如以繁荣党为首的反体制伊斯兰主义运动），和由捍卫既有体制的政治精英组成的反革命力量（比如以土耳其军方和司法系统为首的土耳其世俗主义力量）。我们很容易想象，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峙，结局往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然而，在“革命胜利”和“反革命胜利”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自下而上动员起来的革命力量最终成了既有体制的一部分，改变了既有体制的外在面貌，但也更加巩固了体制的根本内核——这便是“消极革命”。在 Tuğal 看来，“消极革命”的关键环节有二：一是“吸纳”（absorption）——既有体制吸收一部分革命动员中产生的领袖，也学着将革命动员的策略为其所用；二是“反动员”（demobilization）——切断自下而上的动员渠道，平息那些冲击既有体制的草根行动。 “消极革命”意味着，“如果体制想保持不变，那么它就需要作出改变”。
2001 年成立的正发党，在 2002 年便赢得全国议会大选，并执政至今。要理解正发党在短时间内的惊人崛起，就必须意识到，正发党恰恰是在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都无法成功的时候，提供了一个“消极革命”的解决方案。借由正发党，一批反体制伊斯兰主义运动中的政治领袖得以进入体制。同时，正发党继续使用繁荣党时期形成的各种基于伊斯兰话语和符号的动员策略，比如依靠包头巾的女性挨家挨户敲门助选、借助同乡会的力量，而埃尔多安那包头巾的太太一次次在公众场合的露面，也在不断向人宣告正发党的伊斯兰色彩。
另一方面，正发党彻底去除了伊斯兰主义的反体制意涵，与世俗主义政体和精英达成和解，并且变成了体制的一部分。经过正发党重新诠释的伊斯兰主义，依然认为宗教为社会生活提供了道德、价值和社群感，但却不再认为宗教应该成为指导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标尺。“温和理性”的伊斯兰主义意味着，正发党治下的土耳其，看起来确实更加伊斯兰化了，但体制的世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内核却毫发未损。
伊斯兰主义的去政治化，和正发党“去动员”的高度成功相得益彰。原先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分子变得越来越政治冷感、越来越远离街头运动。另一方面，表面的伊斯兰主义，加上党组织在基层社区中的深耕，已经足以使得大量民众对正发党产生极深的认同感。正发党被人们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党”、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人民正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幻觉，这种幻觉反过来有效抑制了人们真实的政治参与。
在正发党通过重塑伊斯兰主义而赢得民心的过程中，埃尔多安的个人魅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除了极佳的演说能力，他的平民出身背景和早期活跃在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中的经历，极易让原先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分子和广大平民产生认同、将埃尔多安看作是“我们中的一员”。虽然埃尔多安在各种场合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为私有化、贸易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议程背书，但依然在广大平民之中留下一种“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印象。即使一部分人对埃尔多安鼓吹的政策并不满意，也倾向于认为这是他面对世俗主义精英时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骨子里依然是为平民说话的。
伊斯兰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土耳其的奇妙联姻
这场“消极革命”最关键的部分，是动用伊斯兰主义来正当化新自由主义、将人们对宗教的热忱转化为对自由市场秩序的拥护。正发党通过伊斯兰教义，强调勤奋工作的重要性，借以污名化“懒惰、无所事事”的政府雇员，为公共部门私有化提供道德依据。在正发党的渲染下，自由市场被蒙上了一层宿命论的必然色彩，被解读为神的旨意。
在正发党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下，土耳其经济高速发展，但不平等程度也越来越大。对于那些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的输家，宗教成了平抑他们不满的有效工具。正发党塑造的社会主流话语，将苦难看做是一种恩赐，强调在经济困境面前坚强忍耐，而不是通过政治渠道表达不满。许多人将他们遭遇的经济困境归因于犹太人和世俗主义者的捣乱，而不是正发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更有甚者，基于宗教的动员，使人们想象自己身处于一项更宏大的共同事业当中，从而认为“只要经济整体在发展，个人的境遇好坏无所谓”。而这，恰恰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hegemony）的重要维度：用一种对于“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的想象，取代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切。
在正发党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社会正义”的说辞并未消失，但其意涵发生了显著改变：“社会正义”指的不再是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而是伊斯兰资本和非伊斯兰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这套话语中，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赖于伊斯兰资本的壮大，因此工人阶级和穷人必须团结在伊斯兰资本的周围，帮助其克服发展中的种种困境。
换句话说，正发党并未改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纲领，但深刻改变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土耳其世俗主义精英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以强力镇压反新自由主义力量为基础的。而 2001 年之后，正发党通过将伊斯兰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机结合，消除了反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政治根基，为新自由主义赢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新自由主义，成了一项广受社会各阶层认同的正义事业。
伊斯兰主义者对正发党的伊斯兰主义话语感到亲近，世俗主义政治精英认可正发党对新自由主义的坚持，自由派欣赏正发党将伊斯兰主义“温和化”的努力，甚至许多原来的激进左派也因为正发党是“最不坏的选择”而支持它。正发党就这样成功地将各股力量凝聚在一起，掌握了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将反体制的革命力量吸纳进体制，既取悦了曾参与反体制动员的草根，也安抚了捍卫体制的精英——正发党的成功，充分说明了“消极革命”策略在政治上的成功。
“消极革命”能被输出吗？埃及的希望与失望
土耳其正发党的崛起，给了西方社会巨大的信心。人们似乎看到，温和伊斯兰主义、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不仅能够并行不悖，更能相互强化、相得益彰。而实现这一图景的具体路径，就是“消极革命”的吸纳和去动员策略。因此，西方国家不仅在正发党巩固统治的过程中给予有力支持，更积极推动“消极革命”和“土耳其模式”向中东其他国家扩散。而正发党为了扩大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积极寻求输出“消极革命”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步土耳其后尘发生“消极革命”的国家，是埃及。埃及的政治版图，确实和 2000 年前的土耳其有很大相似之处：一个严守世俗主义的威权主义政权，对上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更重要的是，虽然埃及穆兄会在 1960 年代之前立场激进，但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它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温和、和世俗主义政权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并逐渐拥抱经济自由主义。看起来，埃及穆兄会颇有希望走上土耳其正发党的道路，如果能出现一个政治机会。
2011年，这样的政治机会出现了。无数埃及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既有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他们不仅希望当权者下台，更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秩序。这一局面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革命力量——自下而上动员起来表达不满的抗议民众，和反革命力量——既有体制中掌握权力的精英。
而穆斯林兄弟会扮演的角色， 恰恰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之外的第三股力量——“消极革命者”。在自下而上的抗议动员过程中，穆兄会并没有扮演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而更像是一个观望者，同时还与既有体制中的掌权精英暗通款曲。穆兄会的目的，是将革命动员中的汹涌民意为己所用，在不打碎既有体制的情况下进入体制掌权。这完全符合“消极革命”的定义：将革命动员的力量吸纳进体制，以此平息动员本身，通过对既有体制的有限改变，来巩固体制的内核。
穆兄会的“消极革命”之所以成功，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革命力量没有能力去完成“打碎旧体制，建立新秩序”的革命目标。与历史上许多成功的革命不同，埃及的抗议活动显示出高度的自发和无序，缺乏政治组织的长期深耕和领导，抗议过程中也没有涌现出核心的领袖人物。组织基础的薄弱，使革命者无法把街头的愤怒转化成具体的政治策略；基于互联网的散点状动员，虽然有利于抗议活动迅速铺开，却使得清晰的革命愿景无法形成。革命者无法真的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因而被穆兄会轻易收编，“消极革命者”于是成了革命力量的代表。
而既有体制中的政治精英集团也意识到，想要维持体制完全不变、专享权力，已经不可能；唯有和“消极革命者”分享权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体制外貌，才能维持体制的基本盘不变。因此，旧体制下的精英（尤其是军方），和作为“消极革命者”的穆兄会形成了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两方垄断了 2011 年新宪法起草和 2012 年全国大选的过程。
穆兄会将自己进入体制掌权的过程，说成是 2011 革命的胜利；而最初的革命者，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吸纳、扑灭或是边缘化了。看起来，一个秉持温和伊斯兰主义、拥抱世俗主义政权的埃及穆兄会，即将成为第二个土耳其正发党。
但不幸的是，埃及穆兄会的政治能力与土耳其正发党相去甚远——穆兄会不仅不能像正发党一样在基层深耕中培养群众基础，也没有正发党那样的意识形态论述能力，无法充分利用伊斯兰主义的话语来消解反体制情绪。另外，穆兄会长期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根基、忽视农民阶层，因而为激进伊斯兰主义团体留下大量活动空间。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穆兄会领导的“消极革命”在“去动员”这一环节上收效甚微，留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
隐患终于在 2013 年爆发。6 月份，大量民众再次走上街头，抗议穆兄会执政期间的种种表现。然而致命的是，2013 抗议潮表现出和 2011 革命同样的特点：自发、无序、缺乏成型的政治组织和领导、缺乏意识形态论述。这些因素，使得抗议者无力提出一种超越穆兄会的政治可能性，而只能将对穆兄会的方案寄托在对旧体制的精英——尤其是军方——的期待上。旧体制的精英也没有浪费这次宝贵的机会，乘势发动政变，一举将穆兄会扫出政治舞台，把 2011 年前的旧体制原封不动地复活。
短短两年时间，“消极革命”在埃及落地生根，却又迅速走向失败。这一过程除了暴露出穆兄会的政治能力多么薄弱，也说明了成型的组织和领导对革命是多么重要：缺乏组织和领导的革命者，无力掌控政治进程，只能眼睁睁看着革命的动能被“消极革命者”或是反革命者收编。Tuğal 不无哀叹地引用了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的名言：“如果人们无法代表自己，则终将被别人代表”。
“土耳其模式”如何转向埃尔多安威权
2011-2013 年间埃及发生的事，对于幻想将“消极革命”推而广之的土耳其正发党和西方各国来说，无异于当头一盆冷水，浇灭了“土耳其模式”的示范意义。然而，同样在 2013 年，“土耳其模式”遇到了远比这更严重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于土耳其国内。
Tuğal 指出，“消极革命”不管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多大成功，在长期来看都是一种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源于“消极革命”中包含的两个深刻悖论。
第一，当“消极革命者”收编了革命力量、进入既有体制之后，与既有体制中的反革命精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极为微妙的关系。“消极革命者”为了安抚革命力量、平息革命动员，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革命姿态、回应革命诉求；然而，任何革命的痕迹，对于反革命精英来说都是噩梦般的幽灵。这就导致，既有体制中的反革命精英对“消极革命者”时时警惕；“消极革命者”吸纳的每一样革命话语和动员策略，都让反革命精英感到威胁。在土耳其，这种微妙关系具体表现为，正发党需要祭出伊斯兰主义话语来收编、安抚、化解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反体制力量，但正发党使用的伊斯兰主义话语——不管它是多么温和、多么不得已而为之——仍然每每让土耳其军方等旧体制中的世俗主义精英陷入“革命将至”的惶恐不安中。
第二，既然“消极革命”的核心环节是“去动员”——平息草根大众自下而上的反体制行动——这也就意味着，“消极革命”成功的必然后果，是大众远离了组织化、制度化的政治行动渠道，成为政治场域中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这固然使人们难以再通过组织化的动员表达对体制的不满，但也使得人们同样无法通过组织化的动员表达对“消极革命”的积极支持。这样一来，“消极革命者”在受到反革命精英的攻击时，不可能诉诸于自下而上的草根大众政治行动，来为自己赚取民意资源。
这两大悖论，一直潜藏在“消极革命”内部；它们是否暴露出来，取决于合适的导火索是否出现。在 2013 年夏天，合适的导火索出现了：新自由主义酝酿的危机，终于以盖齐公园抗议的形式爆发，严重动摇了正发党的根基。
在人们惯常的印象中，盖齐公园抗议的矛头指向政府滥权和国家机器暴力，标榜经典的政治自由主义话语。但在更加本质的层面上，盖齐公园抗议的初衷，是反对商品化和新自由主义——抗议者反对政府征用盖齐公园这一公共空间来建造购物中心，其背后体现的，是长期以来针对正发党政府将公共资源和服务私有化、商品化的积怨。
虽然盖齐公园抗议的参与者横跨各个阶级，但抗议的核心毫无疑问是新兴中产阶级。这看起来让人非常难以理解：抗议新自由主义的主力，为什么不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受害最深的工人阶级和穷人，而反倒是受益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新兴中产阶级？
Tuğal 指出，新兴中产阶级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虽然新兴中产阶级在经济层面受惠于新自由主义，但随着经济地位提升，新兴中产阶级更加渴望丰富而充实的公共社会生活——新自由主义不仅不能满足这样的渴望，而且也在不断破坏原有的公共社会生活。基于这一点，新兴中产阶级完全有可能在特定环境下，为了保卫公共社会生活而反抗新自由主义，就像他们在盖齐公园所做的那样。这恰恰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脆弱性：即使是受惠于它的阶级，也依然可能成为它的掘墓人。
受限于薄弱的组织基础和领导的缺乏，2013 年的盖齐公园抗议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一波抗议的意义远大于具体诉求层面的成功或失败：正发党十余年来通过温和伊斯兰主义话语为新自由主义凝聚民心的努力，在盖齐公园抗议面前化为泡影，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民意基础开始崩塌。这无异于是“土耳其模式”的后院起火。
面对这一局面，埃尔多安政府开始调整执政策略。一方面，正发党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镇压手段；另一方面，正发党更加突出伊斯兰主义在其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分量，甚至为了把盖齐公园抗议污名化，不惜将伊斯兰主义重新往更加激进的方向引导——在正发党的宣传中，盖齐公园抗议的本质不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或者政治威权主义，而是反对伊斯兰主义。
但是，正发党越是突出伊斯兰主义话语，既有体制中的世俗主义精英集团就越觉得受到威胁。“消极革命者”和反革命精英之间的矛盾（前文所说的悖论一），变得越来越表面化。面对虎视眈眈的反革命精英，作为“消极革命者”的正发党无法通过自下而上的草根动员来巩固自身（前文所说的悖论二），只能更加诉诸暴力和伊斯兰主义话语。致命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正发党越来越依赖于暴力统治手段、宣扬的伊斯兰主义越来越具有激进色彩，它和以军方为首的世俗主义精英集团之间的嫌隙也越来越深。2016年的政变，不管有其他什么复杂因素，军方和正发党的矛盾是不能回避的大背景。
Tuğal 的《土耳其模式的倒掉》，出版于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的半年前。回看过去一年土耳其政治的动荡， Tuğal 的洞见仍然富有意义。可以说，无论是 2016 年那场失败的政变，还是 2017 年埃尔多安发动的极具威权色彩的公投，都是“土耳其模式” 在新自由主义危机面前严重受挫、进而导致“消极革命”内在悖论彻底暴露之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