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攀评《1688》︱“光荣革命”：远谈不上和平的革命
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欧洲革命之一。长期以来，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这场革命被认为是一场“和平”的“政治革命”。但是，供职于耶鲁大学的学者平库斯（Steve Pincus）的《1688：第一场现代革命》（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却对这一叙事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众所周知，英国是近代资本主义较早发展的地区之一。早在1640年，英国就发生了革命，亦即大家熟知的英国议会和王权之间的内战。在内战之后，虽然平等派的政治要求（亦即减税、保护佃农，打破伦敦各个公司的垄断，限制议会权力等）随着他们被克伦威尔镇压而没有进入英国政治的议事日程，掘地派也被镇压，但是，无论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还是查理二世及詹姆斯二世的复辟时期，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英国工业、贸易等方面的初步发展，都没有受到严重的阻碍。这个时候，英国社会也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新式的社会组织机构。到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光荣革命前夕，英国社会已经基本上资本主义化了。这种状况，被平库斯称为“靠近荷兰”。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众所周知的以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为代表的历史叙事：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被推到了光荣革命之后。这样一来，不仅光荣革命与社会经济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光荣革命本身也就成了没有社会经济支撑的纯粹政治行动。
英国社会经济全面资本主义化之后，政治也随之跟上了。有一些人士将光荣革命归因于宗教。在光荣革命爆发之前，1685年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莫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发动的叛乱，倒的确是场“宗教战争”。在这场叛乱中，蒙莫斯公爵及其追随者公开举起新教旗帜，但是几乎没有得到英国激进派人士的支持，例如，约翰·洛克当时就置身事外。蒙莫斯公爵及其武装在登陆之后一触即溃，与后面要谈到的威廉的军队登陆英国前后受到的热烈欢迎截然相反。这种状况说明，宗教归因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根据平库斯的研究，詹姆斯二世甫一登基之时，英国人并没有因为他的天主教身份而对他提出异议，而是热烈地欢迎——更准确来说，是欢迎詹姆斯二世保护英国法律和教会的承诺。换而言之，英国人对詹姆斯二世的支持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即使是批评詹姆斯二世的激进派辉格党人也没有特别地反对天主教。1685年英国议会选举也以托利党和詹姆斯二世拥趸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总之，这个时候的英国，宗教立场已经不再是人们政治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了，宗教也很难说是当时大多数英国人政治行动的主要依据和影响因素。
虽然詹姆斯二世登基时口头承诺要保护英国的法律和教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真实意图逐渐暴露出来了：在英国推行平库斯所说的“天主教现代性”（Catholic Modernity）。而他的样板，则是1661年开始亲政的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熟悉历史的人都清楚，詹姆斯二世所谓的“天主教现代性”，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詹姆斯二世身边围绕着耶稣会士和法国粉丝，他也大力在英国国内推广法国天主教著作。就君主的权力而言，詹姆斯二世及其拥趸推崇法国绝对主义，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对君主的积极服从和消极服从；第二点是臣民无权反对君主的政策。显然，詹姆斯二世并非真出于对某种宗教的虔诚才来推行这些主张。当然，和他的法国“老师”一样，詹姆斯二世也接受了法国天主教的宗教不宽容理念。有趣的是，英国的天主教徒不仅对詹姆斯二世的主张并不热情，对耶稣会士也十分冷漠。
詹姆斯二世对法国绝对主义的认同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也不限于出版书籍这样的精神文化领域。他推行其主张的第一个领域是军队。这个时候，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陆军人数高达十万有余，之前孱弱的法国海军也拥有了六万士兵以及数百艘战舰。从1661年亲政以后，路易十四也四处用兵，征服了佛兰德尔地区，两次占领弗朗什-孔泰，击败荷兰并迫使其割地，炮击阿尔及尔。这些正是詹姆斯二世所仰慕并效法的。
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的时候，英国陆军只有区区九千人，到了1688年，英国陆军就扩充到了四万人。当然，这样一支军队是要花费大量金钱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詹姆斯二世的解决办法是，在1685年夏天规定英国的所有酒馆等场所都要花钱购买执照，否则这些场所就要成为英军士兵的驻扎地。1686年到1687年夏天，全英格兰的一百多个村庄和城镇都驻扎了扰民的英军士兵。詹姆斯二世还有意识地仿照路易十四的做法对这支英军进行训练和武装。在其统治期间的每个夏天，詹姆斯二世都在亨斯洛荒原（Hounslow Heath）检阅这支军队。詹姆斯二世也为英国海军更新了舰船与设备。当然，他之如此大费周章、一掷千金，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耳目享受，而是想让这支英军和路易十四麾下的法国陆军一样，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四处征战。
除了军队之外，詹姆斯二世对法国绝对主义的效法还体现在他对英国国内报刊的压制上，甚至连他的天主教拥趸都无法公开地发表观点。他将英国士兵驻扎在酒馆等场所，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不过到了1688年秋天，有关谣言又一次出现了。自然，詹姆斯二世对英国群众聚会的态度也不会是友善的。这些措施都不是口头说说而已。除了上述措施之外，他还仿效路易十四对英国政府进行了改革，其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他尽可能给予了英国天主教徒进入这些政府部门的方便。总之，通过这些改革，詹姆斯二世手里集中了非常强大的君主权力。
但是，这个时候的英国毕竟已经是一个现代社会了。英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詹姆斯二世的目的，并开始反抗。在英国首都伦敦，在托利党占据优势的牛津，在辉格党占据优势的雅茅斯，英军士兵和民众发生了冲突。在约克郡，英军和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张。詹姆斯二世的各项政策也遭到了越来越大的抵制。到了最后，不用说辉格党和清教徒以及其他英国民众，连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个传统盟友，亦即托利党和英国教会，也成了詹姆斯二世的敌人。1688年4月，七名英国主教联名向詹姆斯二世请愿抗议他的措施，他们随后遭到了审判。英国教会的绝大多数神职人员都对詹姆斯二世的措施进行了抵制。一言以蔽之，到了1688年4月，英国各阶层已经对詹姆斯二世的统治怒火中烧。
在这样的情况下，光荣革命当然不可能是麦考莱历史叙事中的高层“和平”政变了。在威廉登陆之前，1688年的夏天和秋天，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就已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危机，同时，英国社会的舆论对整个欧洲的外交官来说都已经不是秘密了。这场革命，实际上是英国-荷兰的军事行动与英国民众起义的结合。虽然1688年中期威廉登陆日益临近，英国民众并没有因此转向支持詹姆斯二世：无论英国的乡村民兵，还是城市中接受过军训的人士都拒绝为詹姆斯二世卖命。英国民众甚至不是消极地等待威廉的军队登陆，在1688年11月威廉登陆英国之前，英国民众的起义就已经沉重打击了詹姆斯二世的力量。威廉还在荷兰的时候，就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资金支持（威廉登陆之后资金继续不断涌入），还有不少英国人士加入了他的队伍，而且参与者远不限于英国的贵族和绅士——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拿起武器反抗詹姆斯二世的英国民众人数，使得这些人相形见绌。甚至在遥远的英属北美，当地人民也充满了革命情绪。同时，英国民众已经熟练地运用现代的传播和组织手段了。尽管詹姆斯二世想方设法地把英军和英国社会隔离开，威廉登陆英国之后一个月内，詹姆斯二世费尽心力组织的强大英军就作鸟兽散了。无论是英国的贵族、绅士还是人民，无人支持詹姆斯二世。
这不是一场和平革命。虽然如前所述，詹姆斯二世的军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因而革命的暴力特性并不体现在威廉和詹姆斯二世双方军队的交战上，但是英国民众对英军的攻击则是这场革命暴力特性的集中表现。此外，由于詹姆斯二世前述的那些强行推广天主教的措施，这个时期针对天主教设施和人员的暴力行动遍布英国。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行动针对的都是詹姆斯二世时代炙手可热的耶稣会机构和耶稣会士。除此之外，在革命的整个时期，政治性暴力也席卷当时的英国。当时的英国群众不仅攻击天主教设施和机构，他们的怒火也集中在詹姆斯二世党人（Jacobite）身上。这些活动也远不是如一些人的历史叙事认为的那样，在威廉登基后迅速结束，相反，直到威廉和玛丽加冕的时候，暴力活动仍然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英属北美以及英属西印度群岛，乃至欧洲大陆发生。这些活动也没有随着詹姆斯二世的逃亡而结束。威廉政权是在很多年的战争之后才使得其在苏格兰的统治稳定下来的。1689-1697年实际上是一个革命战争的时代。不过，既然当时的英国还远不是一个帝国，英国民众的反抗和暴力活动也就不能归因于什么“后遗症”了。
如前所述，反抗詹姆斯二世统治的人也远远不是铁板一块。虽然威廉竭尽全力安抚他的支持者，但是一旦英国人走出了詹姆斯二世的体制，他们之间的矛盾立刻爆发了。例如，在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和昆伯兰（Cumberland），互相敌对的辉格派和托利派甚至在詹姆斯二世驻扎在当地的军队被打败之前就大打出手了。在詹姆斯二世逃离英国之后，辉格党和托利党也立即开始了抢功和倾轧。公平地说，双方的分歧并不仅仅是争权夺利。辉格党想把詹姆斯二世被推翻设定为更加激进的社会变革的起点，而托利党的态度则是走出詹姆斯二世之后到此为止。不用说，詹姆斯二世的余孽也存在并活动了相当一个时期。直到1696年，詹姆斯二世党人仍然试图暗杀威廉。
既然光荣革命是一场现代革命，和法国革命和其它国家的革命一样，外国干涉也就没有缺席，对詹姆斯二世伸出援手的，就是他所仰慕并效法的对象：时任法国国王的路易十四。而一个世纪之后，正是英国带头在欧洲组织了针对革命法国的反法同盟。援手詹姆斯二世的战争大都不是发生在英格兰本土，而是发生在苏格兰、爱尔兰和欧洲大陆。例如在苏格兰，詹姆斯二世党人邓迪子爵（Viscount Dundee）、戈登公爵（Duke of Gordon）给威廉政权造成了很大麻烦。在爱尔兰，詹姆斯二世本人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赤膊上阵，和威廉的军队两军对垒。在欧洲大陆，威廉政权和路易十四也互相角力。
光荣革命的过程如此艰辛，那么它的成就又是如何呢？在主流历史叙事中，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似乎除了把君主政治更换为一群地主寡头的君主立宪之外，社会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外交方面，传统上托利党和其他英国保守派对荷兰共和国较为仇视——这不仅是因为英国与荷兰在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的竞争关系，而且也是因为英国保守派畏惧荷兰的政治体制，而辉格党则对荷兰赞赏有加。如前所述，复辟时期的英国王室则和路易十四打得火热。查理二世就把敦刻尔克和马迪克卖给了路易十四，詹姆斯二世干脆做起了和路易十四共同瓜分世界的美梦。光荣革命之后，既然威廉夫妇就来自荷兰，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关系自然大为改善，法国则成了英国的头号敌人。
在社会经济方面，詹姆斯二世除了采取前述的政治措施外，也仿效法国绝对主义，在“重商主义”名义下强化英国王室对经济的干预，强化特权与垄断，尤其是强化英国东印度公司。光荣革命后，辉格党的自由放任学说对托利党的“干预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教会方面，威廉和玛丽在光荣革命后有意识地提拔了一批倾向辉格党的神职人员。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英国的各种“协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正如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里说的，光荣革命腰斩了英国绝对主义。
平库斯在本书中以翔实的资料证明，英国的光荣革命是第一场现代革命，这场革命具备了现代革命所具备的一切要素。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英国的政治，也深刻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经济。詹姆斯二世捍卫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及其君主制度，他推行的、捍卫的是法国式的绝对主义。那么，为什么麦考莱等史学家要违反事实，把光荣革命说成一场由一小撮政治和经济寡头进行的“和平政变”呢？平库斯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一，麦考莱等史学家有意识地把英国和欧洲大陆切割开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无视英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第二，麦考莱把这场革命中英国人民对外交问题的关切一笔勾销了。平库斯指出，随着欧洲近代早期战争规模的扩大，欧洲诸国的君主需要动员更多的资源以应付战争，也就是更多地向人民索取。但是，这个时候的欧洲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政治意识，已经不再是中世纪的顺民，正因为战争要更多地使用他们的资源甚至生命，他们也就更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他们有权参与、有权质问的公共事务。
平库斯的归因有一定道理，但仍然意犹未尽。笔者以为，麦考莱等史家之所以这样做，恐怕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说在詹姆斯二世党人的余孽面前，威廉以及辉格党人还能理直气壮地为光荣革命及其带来的变革辩护的话，一旦威廉和辉格党人面对的对象不再是詹姆斯二世或者路易十四（及路易十六），而是变成了潘恩乃至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更不用说无套裤汉了），他们的态度当然就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正如内尔·戴维森（Neil Davidson）指出的，这是一场意识形态转变。事实上，伯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当光荣革命所助产的那个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受到冲击的时候，曾经的革命者就变成了保守派，他们会努力地把政治和社会经济切割开来，给他们捍卫的社会经济制度披上一层厚厚的面纱。麦考莱等史家的做法，正是这层面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