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均衡与非均衡——清代和民国时期国家形成的机制分析

2022年3月12日，“桂子山史学讲堂”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二讲在 “腾讯会议”平台线上进行。本次讲座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本次讲座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李怀印教授担任主讲人，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锋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倪玉平教授担任与谈人，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魏文享教授主持。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

李怀印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均衡与非均衡——清代和民国时期国家形成的机制分析》，围绕李怀印教授新书《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展开。在报告开篇，李怀印教授对几个概念和关键术语作了解释。“帝国”、“ 王朝国家”或者“天下国家”都被用来描述清朝政权，李怀印教授指出，人们所习用的“帝国”一词，应该区别于西方政治话语以及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在国家形成研究方面所使用的“帝国”这一学术概念。“清帝国”的说法日常使用未尝不可，如果借此突出其帝国特性则成问题。“王朝国家”比“帝国”准确一些，较符合历史实际，但在讨论清朝国家的时候，李怀印教授更倾向于用“疆域国家”这个术语。“疆域国家”所强调的是清朝有固定的疆域，尤其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跟周边国家之间有条约所界定的或习惯性的分界，总体上保持疆域稳定。这与世界史上常见的没有固定边界、一直处在不断扩张或是收缩过程中的军事帝国不一样，同时也区别于欧洲自早期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在国际法框架下彼此相互承认、具有平等关系的“主权国家”。“天下国家”这个概念更为宽泛、模糊，到了清朝适用范围非常有限。至于“现代国家”这个概念，李怀印教授认为它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而现代国家的主权含有两个层次，一是国家主权，即本国的疆域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承认；二是人民主权，用国内的政治语言讲是人民当家做主，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强调的是代议制民主。再具体到国家的构成要素，李怀印教授强调政权、土地、人民、主权这四个方面的要素，认为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最主要的区别是在于其主权属性，就中国的形成历史来讲，前三个要素在历朝历代都有，但是主权这个属性是在19世纪以后才获得的。李怀印教授强调，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具有“既大且强”的特点。“大”指的是它的体量。中国的地理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相当长时间内曾经独占鳌头。“强”指的是权力结构的强固，即高度的集权。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突出特征，是“大”与“强”两者兼而有之。在研究方法上，这本书主要侧重地缘、财政、认同三个要素，从这些因素的消长，亦即均衡与非均衡相互交替的变化过程中，把握国家转型的机制和动力。所谓“均衡”，是指不同的要素、力量相互作用，相互抵消，形成一种均态，它所呈现的是累积性的、渐进的、量变的态势；“非均衡”正好相反，往往带来颠覆性的或突破性的变化。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2年2月出版，444页，89.00元

接下来，李怀印教授围绕四个主要论点展开讲述：

一、清朝前期疆域国家形成是在地缘、财政、认同这三个要素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中展开的，这样一种均衡态推动了疆域国家的形成，支撑了清朝盛世，但同时也阻碍了清朝国家能力的提升。

在地缘格局上，清朝经过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内外力量的相互交锋之后形成一种均态。清朝之前的地缘政治格局总体是不均衡的，边患一直是中原华夏王朝最大的一个问题。17世纪50年代，满人在控制内地各省之后，连同原有的东北全境，包括后来所控制的漠南蒙古，关内关外形成一片，初步产生了一种地缘政治的均态，但有缺口。到了18世纪50年代，内地的18省与周边的各个边疆，从东北的满洲，北部的内外蒙古，西部的新疆，西南部的西藏，连成一片，不再留有任何缺口，边患基本上不复存在。周边再无内侵的威胁，清朝也失去外扩的动力，因此在中国与周边之间形成了一种大体稳定的均态。不同于以往的中原汉人王朝，清朝国家由两大块构成，或者说打通了这两大块，即少数民族为主的边疆地区与汉人为主的内地各省。这两大块各有其不同的功用，内地为清王朝提供充沛的财源，边疆为清朝提供安全的保障，这是清朝不同于以往汉人王朝最大的特色，但这也构成一种陷阱，在地缘格局的均态形成之后，不再存在严重的边患，所以清朝的军事装备从此基本上处在一种停滞状态，军队规模和武器装备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越来越落后。

在财政构造上，清朝前期也在走向一种均衡。清朝前期中央的财政收入在4000万两-4300万两之间，开支在3200万两-3600万两左右，由此产生每年500万两-800万两的盈余，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开销，亦即没有边患与重大灾情，户部库存是不断上升的。财政上的均态有赖两方面的因素，在供给侧，田赋收入基本稳定，在需求侧，没有额外开销、内地治理成本比较低。但这种财政结构的弊端是没有弹性。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田赋，比较固定，没有扩张能力，区别于同时代税收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增加的西方财政国家。

在政治认同上，清朝前期也在从不均衡走向一种均衡。满人入关之后，面临汉人的抵抗、不合作，满汉关系一度紧绷。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软硬兼施，一直在不断地弥合满汉之间的分歧，赢得汉人士绅的忠心。在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之前，内地基本上没有大规模民乱，边疆地区也没有出现分离的势头，总体上处在均衡和稳定的态势，与同时代西方的革命和战争高潮迭起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上这三方面的均衡，共同支撑了清朝的盛世，也构成了一种陷阱，因为缺乏竞争、财政需求稳定、治理成本低，国家失去了提高对内增强汲取能力和对外增强竞争能力的动力。19世纪上半期，三重均衡态走向终结。首先，两次鸦片战争导致清朝的地缘格局完全发生转变，从原先主要处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变成处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挑战。财政格局也发生一种颠覆。人口暴增，加上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影响到百姓的纳税能力；再加上太平天国控制了清朝财源最主要的渠道，即南方地区，最终导致咸丰年间中央银库库存骤减到最低程度。在政治认同上，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以反满为号召的太平天国，同时清朝的权力关系也失去了以往的均态，从中央向地方转移，从满清贵族向汉人官僚转移。

二、三重均衡态的重新建立。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清朝在地缘、财政和认同方面重新建立的均态，既使“同光中兴”成为可能，但也阻碍着晚清政权的近代转型和国家能力的提升。

清朝生存危机在19世纪60年代初达到顶峰，外有英法联军入侵，火烧圆明园，内有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大营。在此之后，清朝国运渐转，悄然步入“同光中兴”的佳境，但这个时期仍有挑战，一是日本在1874年占领台湾，二是浩罕国支持的阿古柏势力入侵新疆，控制南疆地区，所以在清廷内部产生海防与塞防之争。塞防方面，清朝的举措是左宗棠西征。海防方面，主要成就是南洋、北洋水师的建立。1884年中法战争，南洋水师遭到法国海军的重创，但也刺激清朝对水师进行重大的投入。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就其规模装备而言，远远超过日本，远东地区排在首位。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有一种均衡的形势在重新产生。当时国人觉得内忧外患渐消，在现代化建设方面，中国走在东亚各国的前列。但因为这种错觉，清朝放慢了国防建设，逐渐落后于同时期的日本。

在财政构造上，咸丰年间因为平息太平天国，财政结余处于最低点，处在高度不均衡状态，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七十年代，清朝财政收支再次做到基本均衡，甚至收入大于支出，支撑着国防上的重大举措，包括左宗棠的西征，北洋水师的建立。这种财政均态的形成，受益于“大国的红利”（即巨大人口规模和庞大市场，使清政府可以通过加征国内和国际贸易税额，新增巨额收入），但也成一种陷阱，即不需要像西方国家一样通过改造国家机器、建立现代官僚制来强化征税能力，拖延了国家转型过程。

在政治认同上，满汉关系得以弥合。太平天国平息过程中及以后，越来越多的汉人精英得到重用，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基本主导了清朝地方政权。当时的政治均衡态可以用“地方化集中主义”这一术语加以形容。它在本质上是集中主义的，中央没有失去对地方的调控能力，但是清廷允许地方督抚有军事、税收、行政各方面的主动权，这种新的权力格局，有其有利的一面，即为地方督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可以兴办各种洋务新政，不利的一面是地方督抚对中央的忠诚从过去的无条件变为有条件。

三、甲午战争以后重新形成的三重非均衡态，导致清朝最终覆亡。

在地缘格局上，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屡次被打败，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丧权辱国，中国从同光中兴的高峰跌入谷底，中国“落后”、“东亚病夫”的形象从此筑牢在世人心中。在财政构造上，甲午战争后，政府的支出与岁入都在快速增加，但是收入不抵支出，财政亏欠逐年上升，1899年近1300万两，1910年达到4100万两，1911年更达7900万两，完全失衡，从原来的量入计出到量出计入。在政治认同上，清末最后几年，尤其是新政时期最重大的举措是财权的集中化，中央整理财政，派监理官到各省主持清查。军事上编练新军，军事建制走向统一化、标准化。清朝财政和军事方面走向高度集权，原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均态现在发生了转折，向中央倾斜。朝廷内部也发生重要变化，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后，主持朝政的满族贵族与汉人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相互利用、相互信任，到彼此防范，完全走向不均衡。清朝在辛亥革命中之所以迅速崩溃，直接原因在于认同出了问题；财权、军权的失衡则是间接原因。晚清国家转型有成有败，其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大体上基本维持了18世纪中叶所奠定的疆域格局，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同光年间形成的三重均衡态，但这种均衡态也使晚清政权失去了近代转型的动力，而甲午以后的三重不均衡，则导致国家转型的失败。

四、地缘、财政、认同方面的均衡与非均衡，同样适用于对民国时期国家转型过程的分析。

民国时期最重大的发展有两项，一是国民党政权在南方的崛起，最终在1928年完成国家的统一。二是1949年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能在南方崛起乃至在1928年统一中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在地缘、财政、认同方面达到高度均衡。在地缘格局上，当时南方国民党政权最大的竞争者是东北的奉系军阀，奉系军阀有日本的挤压，但国民党在南方，远离日本，更关键的是有苏俄的支持。在财政构造上，广东政权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当地实施一整套财政集中化措施，产生的税源远远超过其他对手，这种庞大的财源支撑了后来国民党的北伐。在政治认同上，国共合作及反帝的口号凝聚了各方的力量，这是优势，也是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能在南方崛起的基本原因。1927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建立南京政权之后，这三个方面均在后退，1927年以后的南京政权，是一种“半集中主义”，与广东政权的高度集中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得益于1946年以后在地缘、财政、认同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地缘格局上，1946年以后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方，而东北是中国农业最发达，农业剩余最多，人力、物力供给最为充沛的地方，且靠近苏俄，有重工业和强大的军火工业，所以控制东北不仅改变了共产党革命的地缘政治，也使财政构造发生根本转变。在政治认同上，延安时代通过整风运动，解决了内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问题，形成了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高度认同，使中央的统一指挥成为可能。因为在地缘、财政、认同这三方面突破性的发展，共产党能够在短短四年之内打败国民党，统一全国，建立新的政权。

李怀印教授报告结束后，三位与谈人分享了自己的体会与研究心得。陈锋教授认为李怀印教授的研究紧紧围绕着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要素展开论述，选取了地缘格局、财政构造、政治认同三个方面进行了精细而恰当的探讨，具有长时段的贯通性和全球视野，意义重大。本书将财政问题放到了重要地位，区别于当前一些不太关注财政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著作，并结合自己的研究讲述了清朝财政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清朝历史以两次战争为转折点，一是三藩之乱，是清代由乱到治到盛的起点，二是白莲教起义，是清代由盛转衰的标志，而财政是国运转折中的重要原因，值得探讨。学界也有很多相关研究，如岩井茂树教授的“原额主义财政”、何平教授的“定额财政”等，刘志伟教授的“贡赋经济体系”也具有较强的财政意蕴。原额、定额财政以及贡赋体系的着眼点主要是财政收入。财政体系的一对根本关系，是收入与支出，从收入与支出的两个面像考虑，我更倾向于“限额财政”。在这里也提出“限额财政”的概念，限于时间，难以详说。财政收入总量是以税收收入为主，加上其他报效捐输等非税收入，构成财政收入的整体。现有的财政收入统计数据，实际上是税收收入统计。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还是有区别的，需要特别注意。所谓“川楚之役用帑愈万万，然以捐输七千万抵之”，就说明了非税收入的重要性。晚清的财政收入数量、类别与清朝前期有很大不同，咸丰三年之前没有太大变动，厘金及晚清大量杂捐杂税征收之后，不但收入大幅度增加，也改变了传统的税收和财政体系，特别是晚清杂税杂捐的征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王燕近年的相关研究值得特别注意。这些杂税杂捐收入，一方面要看税种、税目和税率的变化，看新生事物的出现，以及财政体系的混乱和整饬，另一方面要看税收的支配权、财政支出类项的变化，以及除规定收入外，其他收入的情况。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以及相关财政税收政策的颁布与实施的过程，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如何，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如何，需要认真考量。在财政支出上，清代前期军费支出和俸禄支出是最主要的支出，为数不多的河工水利经费支出，不是农田水利支出，主要是治理运河以及与运河密切相关的黄河等河流，这种结构存在的问题是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主，没有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一种原生态的状况，也基本没有公共财政。晚清财政清理与整顿，是在逐步向中央财政集权体系回归，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咸丰之后随着“就地筹饷”“就地筹款”政策的倡导，地方财政自主权日益扩大，这对财政近代化、地方财政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但地方无序化、奏报奏销、征收开支程序的混乱，导致出现了大量外销财政，所以清季预算呈现出的税收数额的突增，更大程度上与杂税杂捐由隐性到显性有关。晚清杂税杂捐成为最为主要的税收收入，其中一部分用在学堂、警察等公共事业上，对公共财政的产生，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在探讨清代国家形成问题上应充分注意这一点。晚清繁杂的杂税杂捐延续到民国年间的苛捐杂税，晚清财政的清理与整顿也延续到民国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有很强的沿袭性，怀印教授的大著除特别关注财政的作用外，将清前期、晚清、民国前后贯通起来研究，使有些问题呈现得更为清楚，可以仔细阅读，认真体会。

李里峰教授用“视野宽广、内容宏富、体大思精、见解独到”来评价李怀印教授的著作。他认为，现在的历史研究呈现出碎片化趋势，缺少宏大的历史解释，会带来很多问题，而这本书正是一部大历史的著作，这不仅体现在研究时段之长、涉及内容之广上，更在于提供了一个宏大且自洽的历史解释框架，这和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以及黄仁宇的大历史是有所不同的。李怀印教授在研究中十分注重与中外学界不同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进行多方位对话，更多地是与历史社会学家对话，以理论建构的方式来对重大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解释。本书的核心问题是现代国家形成理论，西方的历史社会学领域对此有很多研究，主流解释是建立在把民族国家和帝国作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政治形态基础之上的。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多族群帝国的解体，在帝国解体的基础上，原来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其基本特征就是如格尔纳所说的民族与国家的同构，即一个族群对应一个国家。本书对这个主流观点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现代民族国家如何出现的问题上，李怀印教授对话最多的是财政军事理论，一方面认为这个视角具有重要价值，但另一方面又指出既有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解释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针对中国这个多族群国家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如何保持疆域完整的问题，李怀印教授对话的主要对象是新清史的研究者们，并以自己的研究有力反驳了新清史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从原初的族群国家到疆域国家到主权国家再到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三组关系，即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中国与外国，中央与地方。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基本特征是断裂，本书则指出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叠加的过程，表层是党治国家，之下是现代主权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深处则是两千年华夏文明积淀而成的所谓原初中国。最后，李里峰教授认为该书提供了一个多因素的、立体的解释框架，其实比本次演讲所强调的“均衡与非均衡”的单一解释框架具有更强的冲击力。

倪玉平教授认为李怀印教授的研究视野宏大，内容十分丰富，从书中感受到历史发展中的均衡总是短暂，而非均衡则是常态，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所得帮助我们加深了对国家形成机制中“均衡与非均衡”的思考。倪教授以清代嘉庆二十年到道光初年张家口的财政数据和道光年间山东河工支出数据为例，启发我们在研究中首先要对数据进行辩证思考，以乾隆年间与太平天国起义后的相关史料说明皇帝对财政事务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也受财政构造均衡与否的影响。在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野问题上，倪教授赞同李怀印教授提出的“地方化集中主义”，认为中央并没有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权，中央掌握的财源基本在其手中，厘金及杂税杂捐并不在原来的体制中，为地方所掌控，而中央欲抢夺这部分新滋生的财源。咸同时期中西方财政十分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政府无法向民间借贷，而西方早在14世纪，国王就向银行借贷，因借贷关系国王需让渡权力给地方，自身权力受到一定约束。倪教授提到在做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时应注意在差异性之外找到共通性，如果只有差异而缺乏共通性，则会削弱研究目的，清前期国家体制之所以区别于美国的征服体制，在于文化上的高度自信、强大的军事实力、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后期清政府面临西方列强挑战，情况大变。就财政在战争中的突出地位而言，中西方又呈现相似性。

三位与谈人发言结束后，主持人魏文享教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李怀印教授的研究从国家切入，对近代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均有所回应，但又不同于革命或现代化范式。在国家比较的范畴下进行宏观上的探讨，帮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遗产。在累积性国家转型的观点上，对国家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分析，在方法论和学术观点的建构上均有重要意义。还值得延伸讨论的问题是，在政治认同上，如何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形成核心的组织力量体系，实现主权国家的对外主权和对内治权。在财政方面，财政是否统一，税收是否巩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能力。但不论是清末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等财政状况较好的时期，都有鲜明的战争特征，也都存在财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巨额战争支出及外债负担使财政难以脱离困境，财政借贷难以持续，信用难以维系。财政上的建设性支出严重不足，又制约了国民所得的增长和税源的增加。在地缘政治方面，外部关系的格局及法则变化其实与内部的国家意识、民族共同体、组织力量的演化是紧密相关的。国家竞争、民族运动和革命是破除不平等条约体系束缚的重要因素。

会议最后，李怀印教授对几位与谈人提出的问题作了简要回复，并感谢本次讲座提供一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一起交流探讨的机会，线上会议室的其他老师和同学也纷纷在会议留言板上分享了心得体会及所惑，讨论十分热烈。至此，“桂子山史学讲堂”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二讲圆满结束。

（本文整理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2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