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科尔沁：干旱笼罩草原

榆树的树冠在风里摇摆，大风卷起尘土，很快就翻过了树梢。这是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播种时节，但从他家窗户望出去，远处的农田空旷一片。满都拉看了看天色，外面灰蒙蒙的，他只好继续无所事事。

那些从京津来的游客可能会为此感到失望，已经进入夏季，草原还没有如他们期望那样返青，大部分地方看上去一片枯黄。而天色简直和他们在城里看到的一样，甚至更糟。

对于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居民满都拉来说，这番景象司空见惯。5月初北京刮起今春最强沙尘暴的时候，他们这里的沙尘甚至刮走了屋顶。满都拉指着院子说，“这外面啥都看不见。”但这只是一时的烦恼，风沙意味着播种的工作必须一再暂停，对于他们全村人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损失。

满都拉记忆中的草原截然不同。他的家紧挨着中国最大沙地科尔沁沙地，处在沙地向草原的过渡地带。通常到了这个季节，雨水驻留在地表，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泡子”，骑着马都不能过去，草吸足了水，很快就长到齐膝深。“牛羊吃都吃不完”，但现在干旱和风沙成了常客。

科尔沁沙地处在胡焕庸线的北段。研究者们在上世纪中叶提出，在我国北方，400毫米等降水线大致为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气候界限，也是生态脆弱带。科尔沁生态的变化也许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研究表明，这里原本是丰盈的森林草原和疏林草原区，自辽代以来数百年来的开垦和其他人类活动加速了荒漠化进程，最终形成了今天沙地的模样。

作为防治沙漠化的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在科尔沁各个村庄落地。根据国务院规划，这项自1978年实施的人工造林工程，计划在长达73年的时间内造林6084万公顷，比整个四川省的面积还大。

大约7年前，满都拉加入这只造林队伍。他从村里租借了200亩沙地，种上了万余株杨树。刚种下去时，它们只有一个胳膊那么长，现在这片林子已经长到十几米高。

在干旱的沙地里种树并不容易。满都拉记得，第一年刚过，树苗死了一半，他第二年又补种上5000来株。他还不得不在极旱的时候利用地下水来给它们浇灌，一直到第三年，“树根扎下去很深，基本不用浇水了，”他才稍微省点儿心。

在这个大约340户家庭组成的村子里，有约50户参与了三北防护林种植。村委会主任佟初一说，大部分人都害怕树种不活，再加上他们获得的补贴与成本相减后收益所剩无几，这就打消了积极性。不过，参与种树的村民们大多看中了今后的收益。按照协议，他们可以在30年后砍伐木材并用于出售，砍伐后的树林可以再进行补种。

追求经济效益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笔直的杨树林被一块块的农田间隔开来，在这片平坦的土地上显得尤为突出。佟初一说，这里的防护林都是杨树，草原上的本地树种没人愿意种。科尔沁的疏林草原以原生的五角枫、蒙古黄榆等出名，他们巨大的伞形树冠在草原上舒展，形态优美，但对于村民来说，没有经济价值。

官方的报道中，三北防护林时常被比作“绿色长城”，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问题。根据国家林业局监测，自2004年来我国沙漠化和沙化的面积一直呈缩减趋势，这得益于包括三北在内的各种防护工程。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受荒漠化、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约1/5的国土为沙漠沙地，在一些局部地区，沙化土地仍在扩张。

对于许许多多像满都拉这样生活在风沙中的人来说，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正每况愈下。满族已经在这里定居了数代。靠着耕地和放牧，村庄的人口从几十人到上百人再到今天的上千人。但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谁也没有答案。

“种树到底有没有用——大概不是现在能看出来的。”满都拉说。“这些问题只有科学家才能答。”

干旱笼罩草原。科尔沁国家级保护区就挨着满都拉的村子，那里的“水泡子”还没有干涸，黄色的沙地、绿色的树林和湿地拥抱在一起，比画师的作品更有想象力。但保护区也不能幸免于干旱的厄运。保护区管理局估计，近二十年湿地的面积已经下降一半以上。

满都拉记得今年只在5月初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但后来他从手机上看到那是用了人工增雨。他和妻子开着播种机在地里种下绿豆，他们得依靠地下水来灌溉它们。

“我小的时候没井，那时候也奇怪，到这时就天天下雨，有时候想着来雨就来雨了。”满都拉回忆。

灌溉农业受到鼓励，过去的十几年，政府通过免费打井，让这里的农业摆脱了雨养模式，种植规模也不断扩大。村委会主任佟初一说，垦荒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在当地的人均耕地面积由7亩扩大到15亩左右。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地下水位的严重下降。村民都说，原来凿开五六米就能见到水，而现在水井至少要打到10米以下。

沿着胡焕庸线行走，农牧民对草场退化和地下水水位下降的抱怨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气候边缘过渡带，环境对气候的变化异常敏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许吟隆说。

他解释到，等降雨线250毫米至400毫米大致界定了我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在这里，宜牧则牧，宜农则农。灌溉农业的发展要大量依靠除了雨水外的水资源，比如河流或地下水。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人们必须压缩灌溉农业的规模。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的监测表明，科尔沁右翼中旗近30年来大旱频率增加，但2012-2016年却是暖湿年，年均降水量比此前10年大有增加，但在农牧民眼中，草场却没有因此而改善。

在众多的原因中，过度使用地下水可能导致了意想不到的负面生态效应。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达林太说，草原上的小禾草和小半灌木形成了地上郁闭的草层和地下庞大的根系，有防火固沙的作用。灌木需要利用浅层地下水，水资源如果被农业大量利用，灌木就会因吸收不到水分而死去。植物的这种演替使得草原退化，进一步导致春季地表大量裸露，地表积温升高，空气对流，继而产生更大的风沙。

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一直被认为是推动草原沙化的重要原因。对科尔沁沙地历史演化的研究表明，科尔沁沙化过程曾随着农垦规模的缩小而有所逆转，但进一步的人类活动可能中断了这种逆转的过程。李淑华等人的《科尔沁沙地的形成与演化研究综述》认为，人类活动在其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正感受到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却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对内蒙古草原上农牧民的困境深有感触。他说，在如此的干旱和半干旱区，水资源是核心问题，但现在的“保护也好，发展也好，都基于对水资源的过量利用。在保护和发展当中，环境反而可能变得越来越差。”

禁牧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严过。在满都拉的村庄，前几年政府这么说，可大家还是会把羊都赶到草原上。但现在，政策被严格地执行，写着“禁牧”二字的旗帜挂在村里的各个道口。近年羊肉市价下跌，村里羊的存栏量已经大幅下降，满都拉去年也把家里的绵羊卖掉，只留下了吃草少、更容易饲养的山羊。即便这样，每个人记忆中的草原，仍然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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