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文苑】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一）‖汪毅
原创 汪 毅 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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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一）
汪 毅编者按：2021年4月20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发出《关于做好“五老”史料挖掘整理及宣传助力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川志函〔2021〕29号）。对此倡导，汪毅同志积极响应，推出了《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一书。该书为汪毅著，四川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约30万字，120幅图片。图文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记录了作者从事地方志工作20年的历程，展示了其修志格局和方志文化视野。
《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一书分图录、叙谈、著述、评家辑存四大部分。图录包括“汪毅文献特藏馆”捐赠、策展“方志中国”、著述成果、编辑成果、用志成果、人物推介、中国地方志成果展、四川省新编地方志成果展、学术活动，助力《条例》、工作留痕、荣誉证书、志道谊长、两岸交流、《地方志工作者之歌》15个单元，记录了作者与地方志的20年；叙谈对图录内容作了回顾和诠释；著述分《方志影视》《志书评考》《志书审读》《方志漫谈》《史志文丛》《方志诗词》《方志馆建设》七个系列，呈现了作者的创作成果；《评家辑存》辑录了业界方家对汪毅著《方志四川》的一组评论。
《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一书展示了方志文化特色，涉及内容较广泛，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有利于“地方志文库”建设。其总结方式，在方志界具有一定代表性。为此，“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发布书中“叙谈”部分内容并配图，以飨读者。
一1996年1月，我从内江市文化部门调至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4年更名为“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地方志办”）。这个转折，是我人生职业航船的一次“掉向”，由从文之路步入治史之道，开启了从事地方志工作之旅。2015年8月，岁至花甲。9月，接组织部门一纸退休通知，于次月离岗。屈指算来，职场生涯在地方志部门工作竟达20个年头，构成了我人生40年工龄下半场的全部。这20年，经历了“由文入志”的转型过程。这是一个我从区域史角度体悟“史家之独唱”的过程，也是一个“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其间，虽说不上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特立独行，更说不上大写人生或“天生我材必有用”，但回顾起来却总令人心存感念和浮想联翩，并有势必做一番总结的莫名冲动。
在这20年间，我曾有三次调离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地方志编委”）的机会。一次是1999年，省作协党组副书记杨牧希望我去《星星诗刊》主持工作（原因是我曾有写诗、编刊和行政管理工作经历），并说到“他是思贤若渴”；一次是2002年，省文联党组书记钱来忠期望我“归队”到省文联任办公室主任（原因是我曾有在内江市文联主持日常工作的经历），甚至还发了商调函；一次是2011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副主任刘玉宏征求我调北京国家方志馆工作的意见（原因是我曾有修志工作和任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馆长的经历）。囿于诸多原因，我依然坚守了四川地方志这块芳草地，以耕耘者的姿态，努力履行了职场所赋予的职责。需要唠叨的是，我在省地方志编委的履历，因为其连接点开启了我的工作模式，画出了我工作坐标的定位，决定了我以下的总结方式的特殊性与内容“有迹可循”的多元性。它一方面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另一方面不乏修志大背景中留下的一串深深浅浅的印记。这个印迹“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既不同于纯学者对方志史、论、评或者某个方面的专著总结，也不同于纯行政领导者的工作总结。检索我的履历如下——
1996年3月，任省地方志编委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当年9月，任办公室主任至2004年6月；1997年1月，兼任省地方志编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至2008年7月（其间，主持日常工作7年）；1997年5月，省地方志编委组建党组，作为党组成员建议名单上报省委组织部（见《关于组建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的报告》），报批过程中，因人事变动换为新任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9月，兼任《巴蜀史志》副主编（责任人）至2013年12月；2004年7月，任政策法规宣传处处长至2012年7月（其间两次被列为省地方志编委后备干部）；2006年4月，兼任四川省地方志协会（后改为“学会”）副会长暨秘书长至2015年10月；2012年8月，任省地方志编委副巡视员、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志》副总编至2015年10月退休。
从上述履历传递的信息可见，在职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集政务、党务、业务工作同时于一身，几乎同步领衔三个不同质别的正处实职岗位，占却单位内设处室除省志总编室、市县志工作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之外的“半壁河山”，这在省直部门也算得上罕见。那时办公室的职能就是一个筐，除业务工作外的职能都往里面装，囊括了人事、劳资、财务、文秘、后勤、政策法规、宣传、老干、机关工青妇等项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的年龄结构为典型的“少帅老将”，即我比两位副主任（其中一位兼工会主席）和一位副处调（兼妇委会主任）的年龄均小。一段时期，单位只有一位厅级领导，委领导外出时，他授权我召集每周例会并协调和处理内外行政事务。故我的工作常常行驶在“快车道”上，“白＋黑”“5＋2”成为工作常态。在工作时间分配上，我大致执行的是“六二二”制，即60％用于行政工作、20％用于机关党务工作、20％用于《巴蜀史志》编辑部工作，可谓五个指头弹琴，宫商角徵羽，须键键有声。充任这些角色，逆动孟夫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圣言，这也许算得上一个例证。同步拉着政务、党务、业务“三套车”，虽然训练了我的思维，拓宽了我的视野，体现了我的潜质，提升了我的站位，放大了我的情怀，加快了我的工作节奏，激活了我的创造思维，凸显了我“以文补志”的技法——即借助曾有的文化资源、优势和积累主事，但却使我有办不完的文（草拟或阅改报告、讲话、总结、要点、方案等公文）、办（开）不完的会（外部的、委内的、处室的，等等）、办不完的事（政务的、党务的、编务的以及全省的业务培训）、讲不完的话、编不完的稿的经历。期间，我还兼任了《三星堆图志》第一副主编，具体策划和负责全书的组织实施。令人欣慰的是，《三星堆图志》获四川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那一段时段，我几乎荒芜了自身业余文学创作的那一亩三分“自留地”，甚至把对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的研究亦束之高阁，让圈内朋友为我扼腕叹息。
客观地说，这期间肩挑的政务和党务工作，耗去了我的主要精力和时间，有若干“苦其心志”的体验，有时亦不乏委曲和懊恼。然而，要系统地总结这一块，无异于是去解读“哥德巴赫猜想”，或者是去揭秘“蒙拉丽莎的微笑”，因为这的确是一本难以记述好的“流水账”。聊以自慰的是，图录中的那些被授予称号的荣誉证书和一大摞工作笔记本，足可以见证我职场的情怀和敬业精神之一斑。在履职过程中，还免不了不时被中指办或中国地方志学会“拉差”，如策划《方志中国》十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我撰写其中两集文本）、审校《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各卷图片及其说明文字、评审第四届中国地方志学会年会论文，等等。这些工作，注定了我与地方志的缘分和情怀，见证了20年职场生涯未曾虚度之一斑（详见图录）。从中，我得到历练和升华，当然亦感慨良多，包括组织关怀和同志们支持。离职时，我曾以志苑香、杜若香、般若香“三香”为题，写有《地方志工作二十年抒怀》三首小诗：（一）“二十流年好时光，溪汇成河滋味长。无怨无悔更无愧，秉笔春秋志苑香”；（二）廿年墨耕四季忙，修志问道启远方。敢借常璩生花笔，描得志苑杜若香。（三）“夕阳做伴好还乡，身无长物书百箱。一半贻公一半留，虚室竟闻般若香”。诗大体概括了我20年的职场生涯，表达了我的心路历程和甘苦寸心知，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2015年9月接到一纸退休通知至今，屈指离开职场已7个年头。然而，职场生涯似乎还在不断发酵（有的属于工作延伸，如《四川省志·广播影视志（1986—2005）》的复审终结），历历可数的有：2015年11月即退休后次月，受单位主要领导委托，代表省地方志办在大会上作“对《四川省志·人物志（1986—2005）》编纂工作方案”的说明；同年11月，应中指办邀请赴京参与策展“方志中国”并撰写《中国国情展览策划案》（又名《魅力中国》）；2016年3月，第五度赴台参访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同年7月，应中国地方志学会年会会务组邀请，审阅评选第六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一带一路”与地方志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同年11月，作《四川省志·广播影视志（1986—2005）》复审终结；2019年，应邀审读中央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四川卷”16个县（市）的拍摄文本；2016年至2021年期间，应邀参与南充市、遂宁市、眉山市与四川省方志馆（室）的策展或被聘请为展陈顾问；2021年6月，作为“中国影像方志·四川卷·安岳篇”方志学指导讲述安岳，并向中央电视台推荐使用清乾隆彩绘《安岳舆图》；同月，应约评论《绍兴市水利志》并在《绍兴日报》《中国鉴湖》发表，等等。
鉴于上述退休后的“余热”，借鉴志书记录时限的方法，《我与地方志二十年》内容记录时间在职场20年基础上顺延6年，即上限为1996年1月，下限为2022年1月。记录重点为该期间的主要业务成果，原则上不包括在职时的行政、党务具体工作。其表达形式除叙谈外，分图录、著述、评家辑存三大部分，使之彼此互为补充并相得益彰。（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四川省志》原副总编。一级文学创作职称。现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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