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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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教育导致预权祸国的看法已被学界扬弃。宦官教育既是宦官全面参与政治的需要，为宦官官僚化提供基础，又是宦官政治纳入儒家政治文化正轨的途径，提升了宦官的儒家文化修养与道德观念。
——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
明代中叶，著名学者唐枢（1497～1574）在本朝优秀人物传记集《国琛集》中，收录十多位明代开国以来至嘉靖初年贤良宦官事迹，指出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应扩展及向来被士人鄙弃的宦官，号召教化宦官，达到治平的政治理想。值得一提的是，唐枢是王阳明（1472～1529）和湛若水（1466～1560）的门人。无独有偶，明中期河东学派传人贡汝成（1476～1539）在《三礼纂注》中宣称“（宦官）亦吾人也，皆乾父坤母所生，其性亦吾人之性也”，主张士大夫发扬“一体之仁”，以积极的姿态教化宦官，使其成为仁人义士，从而改善政治。可见宋明理学确为明代儒者士大夫改造客观世界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他们因应时代和政治形势变化，善于转化，敢于实践，积极投身到改善政治和社会等各项事业之中。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试图从政治与思想、制度与文化交互影响的角度，探析中晚明士人对待宦官政治和宦官群体的态度转变与相应行动，讨论士大夫群体在“一体之仁”的精神指引下教化宦官的思维理路与行动意义，揭示其在明代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中的价值意涵。
一
从政治制度到政治文化
研习中国史的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宦官群体殊不陌生，相关综论性著作不断涌现。古代宦官一般被视为皇权衍生物，而宦官权势的增长则是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的表征。余英时更将宦官制度视作君权“独占性”以及传统政治中“君尊臣卑”和反智识主义倾向的最好诠释。
20世纪40年代末丁易所撰《明代特务政治》，以宦官为明代君主独裁的“特务”，全面论析明代宦官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等方面的恶劣影响，并认为其促使明朝走向灭亡。此书所论虽有偏颇之处，但其探讨了明代司礼监职权和厂卫功能，地方镇守和守备太监分布以及内廷宦官与外廷士大夫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具有开创之功。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沿袭丁氏框架展开。王春瑜和杜婉言合著《明朝宦官》在丁书基础上进一步论析宦官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蔡石山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明代宦官》）将宦官置入政治结构总体框架加以分析，揭示明代宦官具有与士大夫官僚体系同等重要的地位，指出明代宦官不是干预政治的宫廷奴仆，而是行政体系中建制完备的权力集团，是明代政治二元架构的证示。要之，视宦官为君主的特务，势必强调其对国家政治的危害；以宦官为政治架构的组成要件，则会突出其在国家行政中的实在影响。
关注明代宦官机构设置、制度演进及权力运作是近年来研究的趋势。Robert B. Crawford注意到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意培植宦官势力，使其成为抗衡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力量，而这是宦官权力扩展的根本原因。黄彰健详细梳理洪武朝宦官制度建立过程和司礼监职权演变后指出：清修《明史》所载明太祖在宫内竖立铁牌不许宦官干政以及不许宦官读书识字，并不属实；正是“御内侍甚严”的明太祖开始使用识字的宦官并加以委任，“明制帝集权于上，以内臣监视外臣，视内臣为亲信……溯源于洪武时也”。质言之，明太祖时期奠定的宦官制度和任用宦官的基本国策，使得宦官成为明王朝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
明初废除代天子辅政的丞相，为弥补这个严重受损的政府结构而设置的内阁票拟奏章之制，是明代宦官得以在政治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对政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一环。换言之，内阁票拟制度的产生，最终使司礼监代君主“批红”，掌握国家中枢权力。吴缉华指出，内阁在票拟、条旨事上，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既产生皇帝因见内阁条旨批答而不必与廷臣面议的弊病，又使司礼监取得照内阁条旨“批朱”的权力，为明代宦官“握有丞相实权专政之祸，铺出一条平坦的大道”。欧阳琛概述司礼监由一般宦官机构发展为内监第一署的过程，特别是司礼监与内阁“对柄机要”的权力格局。他认为明太祖驾驭宦官甚严之说并不可信，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也不合实情，指出明太祖“正是运用宦官这一机构，不断地巩固与加强其专制集权的统治”。
司礼监与内阁在国家中枢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相互关系，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和重点。除专门讨论明代内阁的论著，另有可观的专门性论文。学界普遍认为明政府中枢决策权由皇帝之下两套顾问班子共同把持：即“监阁共理朝政”——内阁和司礼监彼此制衡，相互合作，共同对君主负责，令皇权不断强化，始终保持“独断和独裁性”。胡丹重新探讨司礼监权力形成和扩张过程。谷光隆指出，成化年间司礼监权势超过内阁，占据传统相权位置，理由如下：其一，因口吃等缘故，成化帝长期不与大臣会面，辍学不讲，君臣丕隔，司礼监成为内阁与皇帝联系的唯一纽带；其二，司礼监权力进一步扩展，永久性取得提督京营军政，掌理东厂，并获得会同三法司录囚等权力。
司礼监权力演进是明代宦官官僚体系发展的缩影。牟复礼等编《剑桥中国明代史》探讨皇权和以内阁为代表的士大夫官僚集团、宦官官僚集团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认为明太祖废除丞相是“明朝发展内阁和与正规官僚制度相应的宦官官僚制度的起点”，由此“造成了内阁和主要的宦官之间棘手的关系，因为两者都被要求去填补这个空缺”。《剑桥中国明代史》指出明代成化和弘治两朝“出现了宦官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第一，成、弘年间，宦官人员编制超过一万大关，这与“帝国政府中全部有品位的文官官职的数字”相等，而且“很快就超过了这个数字”。第二，司礼监太监成为皇位交替之时的顾命大臣，并按例参加三法司“大审”。简言之，明代中期宦官实际权力增强，其已不再只是“干政”“预权”的问题，而是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并日趋制度化。
王天有认为明朝皇权之下有两套并行机构，即以内阁为代表的官僚机构和以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机构，而宦官机构被明人称为“衙门”，这“说明宦官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已相对稳定，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氏总结称：
明朝宦官机构之庞大，设置之完备，是空前绝后的，并足以与官僚机构相匹敌。外廷有内阁、吏部，内廷则有司礼监；外廷有翰林院、詹事府、通政使司，内廷则有文书房；外廷有尚宝司，内廷则有尚宝监；外廷有三法司，内廷则有东厂和与之相通的锦衣卫北镇抚司；外廷有五府、兵部、太仆寺，内廷则有御马监、兵仗局；外廷有工部，内廷则有内官监；外廷派往地方有总督、巡抚、镇守总兵官，内廷派往地方则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外廷监军有御史，内廷监军则有宦官……甚至外廷有钦天监，内廷也有灵台与之相对应。总之，官僚系统所能拓展的地方，宦官的触角也随之进入。
值得注意的是，明人王世贞（1526～1590）即谓：“今夫司礼（监），阁辅也；内官（监），冢宰也；御马（监），司马也；御用（监），司空也；总营务、备留守（太监），则先公侯；镇守巨藩，并抚师行事而加重焉。”此后，王天有重申明代宦官机构“衙门化”的意义，指出“明代士人反对宦官的大有人在，但很少有反对宦官衙门的”。这与牟复礼揭示明代宦官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异曲同工。
明代宦官官僚体系虽独立于文官官僚体系，但相关研究集中于讨论司礼监权力和厂卫制度，御马监、尚宝监等宦官机构运作，以及地方镇守中官制度运行与停废等。明代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也因与司礼监关系密切而备受学界关注。内书堂既隶属于司礼监，又是日后司礼监官员的养成之所。欧阳琛概述内书堂规制，探析内书堂翰林教习官员与受教者形成特殊师生关系，指出进入内阁的翰林官员“以曾任内书堂教习的人为多”。方志远从宦官“知识化”角度探讨内书堂教育的意义。梁绍杰对内书堂不同名称加以考订，指出内书堂早在明成祖时期已经设立，而非始于明宣宗年间。郝黎对内书堂设置时间和渊源有不同看法。总之，学界普遍认识到洪武年间已经开启宦官文化教育，内书堂建立是明初教育宦官政策和宦官政治不断发展的结果。
《徐显卿宦迹图·司礼授书》
描绘徐显卿教授宦官读书场景
明代宦官教育导致预权祸国的看法已被学界扬弃。游子安指出，宦官出身决定其政治表现，教育一端是改变其政治表现的关键。宦官教育既是宦官全面参与政治的需要，为宦官官僚化提供基础，又是宦官政治纳入儒家政治文化正轨的途径，提升了宦官的儒家文化修养与道德观念。朱鸿林指出，就宦官读书教育一端而言，外廷士大夫、宦官以及皇帝同享一种政治文化，“宦官与皇帝都有着同样出身和训练的老师，他们的所学所习因而基本相同”，“学养好的太监，其书本、文字知识无疑足以胜任皇帝的宫中教师，而事实上他们也多是皇帝的启蒙老师”。换言之，宦官因为教育一途掌握到来自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文化，又将它转而影响给皇帝。
总之，学界由论明代“宦祸”转向探讨明代宦官制度运行、宦官官僚化等议题，这为从政治文化角度拓展明代宦官研究奠定基础。随着宦官政治与制度不断发展成熟，学古为官的明代士人如何回应与应对？面对宦官处于政治格局关键位置的局面，饱含得君行道热情的明代儒臣如何重新定位宦官、认识宦官的政治角色，如何调整思维以落实儒家的政治理念？在宦官官僚化、知识化乃至儒臣化的演进中，明代宦官如何看待自身身份与政治位置？对以上问题加以具体探析，势必会推动明代政治史和宦官史的深入研究。
二
由标签化到具体化
明代宦官官僚体系与文官官僚体系并驾齐驱，双轨运行，使得外廷士大夫与内廷宦官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竞争对立，这成为二者关系的主调。由于受传统史观和道德观念影响，对明代士人与宦官关系的认识，易陷入“标签化”境况。学界要么讴歌“守身清正”的士大夫与宦官决裂、抗争，要么对“柔媚取容”“没有骨气”的阉党予以无情批判。
天启年间魏忠贤（1568～1627）及其阉党与东林君子的对立，自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但即便是向来被视为“清流”的东林人士，其与宦官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林丽月指出，万历到天启年间，在不同政治环境下，鼓吹“君子”“小人”之辨的东林党与内廷宦官关系，始则疏远，继而合作，终而对立。具体而言，万历年间东林领袖聚焦于制度法理与政治道德问题，而不是内廷大珰；光宗即位后，东林柄政，加强与司礼监太监王安合作，多项善政更得王安之力顺利推行；直到天启四年（1624）杨涟上疏弹劾太监魏忠贤，东林与内廷大珰终告决裂。尤值得注意的是，东林人士内部，主张不宜与权珰公然决裂的“调和”论者叶向高，不敌持“击内”的主流看法，才是最终酿成东林被一网打尽之惨局的主因。
明清史著名学者孟森早即注意到如下历史现象：“历代宦官与士大夫为对立，士大夫决不与宦官为缘。明代则士大夫之大有作为者，亦往往有宦官为之助而始有以自见……宪宗、孝宗时之怀恩，有美名，同时权阉若梁芳、汪直，士大夫为所窘者，颇恃恩以自壮，后亦未尝以比恩为罪。其他若于谦之恃有兴安，张居正之恃有冯保，杨涟、左光斗移宫之役恃有王安，欲为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阉为内主不能有济。”然而，与其说这是明代士大夫向宦官妥协委屈，不如说他们是“屈服”于宦官处于明代政治结构特殊位置和关键性角色的现实。
丁易也留意到许多明代士大夫“既不愿（与宦官）苟合取容，但也不愿只求洁身自好，他们多半还想在困难情形之下建立一点功业，或是希望对宦官特务的横暴有点补救”。这些士大夫包括：正统年间江南巡抚周忱；正德年间大学士李东阳、王鏊、杨廷和，兵部尚书王琼，地方大员杨一清、王守仁；以及万历至天启年间大学士沈鲤、刘一燝、叶向高；等等。丁易指出，以上诸人借着宦官力量，“补救了宦官的横暴，朝政的阙失”。于此可见，寻求宦官支持和合作，是有作为的明代士人的共同特征。万历八年（1580）进士李懋桧力劝东林人士李三才主动联络司礼监大珰陈矩，然李三才以“吾辈安可轻与通（近侍官）”委婉相拒。李懋桧反谓“只是顾自家一身名节，全不顾天下，非吾所望于子也”，于是李三才改变想法，欣然应允。可见，志于补救时局的明代士人在“顾名节”与“顾天下”势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后者，即便东林人士也概莫能外。
冷东对明代士大夫与宦官关系作了系列个案研究。他指出，政治改革家张居正是一位颇为实际的政治家，没有奢望取消宦官制度，而是重视处理好与宦官的关系，对宦官采取调和、妥协和利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冷东又探析叶向高与宦官关系，认为叶氏对宦官采取中庸、调和的“中间路线”，这是对历史教训和现实政治有深刻认识而有魄力的政治精英的共同特征。冷东指出，包括张居正、叶向高在内，从明代正统年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到正德年间李东阳、杨一清、杨廷和、王阳明等，都是走“中间路线”的“中间人物”，他们对宦官的态度，既不像道德理想主义者那般疾恶如仇，又不混迹小人、阉党之列，他们希望宦官参政而不乱政，把与宦官合作视为稳定政局的手段，“其政治主张是和同而不是决裂，是正统派而不是斗士”。
由冷东的研究可见，万历初年，张居正通过与司礼监太监冯保诚恳相处以及人格感化和必要的让步，利用冯保驾驭整个宦官系统，约束万历皇帝言行，为其政治改革提供保障。但张居正早年在《论时政疏》中对宦官评价近乎负面，认为宦官阻断君主与外廷正常联系，以致血气不通，百病丛出，这与他后来处理和冯保关系时的做法反差颇大。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现象，如实体现明代士人“对立统一”的精神特质：为争取君主时则竭力疏言削减宦官影响，而在处理实际政务、实现“得君行道”理想时，只有与宦官合作、处理好与宦官关系一条路可以走。明人经常在奏疏和政治性书籍中表达反对宦官窃权，高呼恢复祖制，所体现的正是士人“格君”或“谏君”的面向。而对于处理实际政务或怀抱“得君行道”理想的士人来说，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宦官制度与政治的现状，那么妥善处理好与宦官的关系，才是他们必须用心权衡之事。也可以说，明代士人对奉迎宦官的极端利己行为不屑一顾，但对于与宦官合作以达至政治目标并不抗拒。
最近，研究者开始侧重于揭示士大夫与宦官二者之间的具体“连接”方式和社会关系。陈玉女指出，明代宦官生前所修建的坟寺成为文臣连接宦官的重要场所，同乡之情更强化了这层关系。齐畅着重梳理明代宦官与士大夫“作为社会中的人的普通交往”，包括同僚之谊、师生之情和同乡关系等，丰富了宦官与士大夫日常生活联系的历史。其实，明代士人给宦官撰作的墓志铭、传记、赠序、书序，以及士人与宦官之间唱和、同游等文字，都在在显示二者在政治生涯和日常生活中交集增多，相互之间的界限远非想象般泾渭分明。
总之，明代士人与宦官关系研究，由“标签化”的道德判断，转向探究二者在政治运作和日常生活方面具体复杂的多元关系结构。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实际“做”政治的明代士人而言，他们因应既有宦官制度不可撼动的现实，转而采取必要的与宦官合作的手段，施展或实现政治抱负。随着明代士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与宦官交集增多，其在心理上对一贯鄙夷的宦官有无重新认识和省思？明代士人与宦官在政治文化上是否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究，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明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本文节选自《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绪论，本文略有删减。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书籍简介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
吴兆丰 著
2022年1月出版/98.00元
978-7-5201-9329-0
内容简介
随着君臣悬隔和宦官占据政治结构与权力运作的关键位置，明代中后期士人认识到宦官的显著政治角色，将影响皇帝的希望寄托在教化最能接近皇帝的宦官身上。本书从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教习机制、宦官教化用书编纂、镇守中官德政塑造等方面，论析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的具体行动与政治意义。由本书研究可见，明代中后期士人“得君行道”的理想并未衰退，经世之学并不因君权高涨与心学流行而无所表现；士人与宦官在政治文化中存在着遮而不显、隐而不彰的良性互动并日趋同一。这将为明代经世思想史和宫廷政治史研究提供启发和参考。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以“攻宦”为名：明成化年间名臣王恕的政治形塑
第一节 “攻宦”与王恕名节的建立
第二节 “攻宦”与王恕“格君”的努力
第三节 成化末王恕的政治形塑与可能用意
小结
第二章 《大学衍义》宦官历史书写及其在明代的反应
第一节 《大学衍义》宦官历史书写
第二节 明代中前期的反应
第三节 明代中后期的调适与修正
小结
第三章 “化宦”：明中期士大夫对宦官的新认知与行动
第一节 “化宦”成因
第二节 “化宦”言论与思考
第三节 “著述”与“化宦”行动
第四节 内书堂之制与“化宦”施行
小结
第四章 中晚明士大夫教化宦官“运动”：以内书堂为中心
第一节 中晚明：作为“化宦”平台的内书堂
第二节 多彩与同趋：内书堂“化宦”实践
第三节 官定与挑战：内书堂“化宦”读本迭见
小结
第五章 明儒王畿所撰“化宦”书《中鉴录》的流传、编刊与内容特色
第一节 《中鉴录》的流传、影响及其版本问题
第二节 《中鉴录》编纂过程与王畿推广努力
第三节 太监孙隆、刘成：《中鉴录》的初刊与复梓
第四节 《中鉴录》的内容特色
小结
第六章 晚明宦官史鉴书籍的编纂与宦官历史教育
第一节 内书堂与宦官历史教育的展开
第二节 善恶并呈类史鉴书籍与宦官历史教育
第三节 集合总成类史鉴书籍与宦官历史教育
小结
第七章 模范与教化：循吏文化与明中后期镇守中官善政塑造
第一节 明中期镇守中官模范的确立与塑造
第二节 正德年间镇守中官刘璟的德政塑造
第三节 实政纪、生祠与万历年间矿监税使德政教化
小结
结语
附录
一 新辑明代宦官诗二十六首
二 新辑明代宦官作序跋文十一篇
三 丘濬《世史正纲》中的宦官条目评论与按语
四 张元忭《内馆训言》
五 孙隆《进陈善图表》
六 《陈善图册》内容条目
七 《御世仁风》序跋、卷次目录
八 《御世仁风》征引书籍
九 王畿《中鉴录·中鉴答问》
十 王畿《中鉴录》按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原标题：《新书速递 |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