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圆桌︱历史学家为什么介入城市研究？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城市见证着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它上与民族国家共命运，下与家庭个人相联系，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国内外学界的城市研究在近几年已是蔚为热潮，但仍有许多问题存在。城市研究作为立足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间隙的领域，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历史学家为什么要介入城市研究？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2021年11月4日，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举办学术圆桌，诸位学者对这一话题做了深入的探讨。
本文整理自“历史学家为什么要介入城市研究”学术圆桌记录稿。上海大学历史系杨长云副教授主持了该会议，特邀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林广教授、厦门大学韩宇教授以及上海大学王敏教授作为主讲嘉宾。
梁茂信教授从城市与人类文明发展、城市的“中枢”作用、美国移民和城市的关系三个层面探讨了城市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梳理了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呼吁我们从人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城市史。林广教授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大背景出发强调历史学家介入城市研究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并认为除了传统的文本资料外，城市中的景观也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的材料，因此城市是记录人类历史演进的史书。通过纽约城市与犯罪问题的个案剖析，指出城市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动力。韩宇教授概述了国外学界对于历史学家在城市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之争，指出城市史和城市研究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城市史学家的优势是可以对城市发展进行长时段的考察。王敏教授从城市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研究的方法还是对象着手，分析了中国城市史研究与近现代史研究的交互，认为城市更多的是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和路径。陈恒教授首先肯定了本次主题的讨论价值，其次分析了有形的和无形的塑造着城市形态的两种力量，以东西德建筑为例，说明意识形态对城市建筑风格的影响。最后，他以上海南京西路、华东政法大学普陀校区周边景观为例，指出城市存在A、B两面，提醒城市史家不能只做文献，更要关注现实生活，要做行走的历史学家，在上海发现世界历史与文明。
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学家为什么要介入城市研究”，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结合自己的研究谈一谈。我在丁则民老师的指导下最先做移民史研究，到千禧年之际转向移民、人口流动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历史问题，再转向美国之外的地区，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和加拿大。从宏观视野来看，城市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角色不可替代。不论是古希腊的城邦还是中世纪的拜占庭、地中海文明，还是近现代史上的现代化进程，城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城市史甚至可以构成一部人类的历史，英语单词的Town和City有一个概念发展的过程，放入历史语境中，可以和人类文明的形态相联系起来考察。
不管是沃勒斯坦笔下以市场经济体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布罗代尔考察的15世纪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城市都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中枢”作用，它将资本、商业、贸易和人口集为一体，成为近代文明发展的中心。14-18世纪欧洲商贸中心从意大利城市威尼斯转向地中海两岸，维也纳、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伦敦等城市在其中发挥着一种穿线搭桥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北欧地区，特别是在欧洲人大规模殖民之前的15-17世纪的前工业化时代，城市是商业和经济发展的中心，也是各国城市人口和生产资料向心性流动的中心。如伦敦、巴黎、西班牙和巴塞罗那等几个城市都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其所在国家向外殖民的出发点，如荷兰人在纽约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就是当时的港口贸易性质的城市。
研究城市史不能忽略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城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在其中，人的所有活动都与城市密切相连。资本主义在近现代史上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城市与国内资本和商品外市场联系越紧密，那么城市所在的国家发展就越快。城市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心，对商品的定位也具有重要影响。西班牙人最早在北美洲发现金银，但带回欧洲的金银并没有用于调整西班牙国内的生产结构，而是用来资助西北欧的荷兰和英国等国的生产。英国是最早开始生产面向大众消费品的国家，所以英国在近代工业化包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速度飞快，因为它与市场的紧密程度更高。
英国率先转向日常消费品，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为其走向对外殖民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后劲。相比欧洲其它城市，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都知道荷兰被称作“海上马车夫”，它的航运业很发达，但没有其它强大的物质生产行业支撑。而法国的一些城市，如巴黎、里昂、波尔多大都是生产奢侈品的，它们发展的速度更慢一些，整体上法国的工业化、国内人口流动、现代化和向海外扩张等都滞后于英国。
在殖民活动中，城市是跨大西洋体系的联结点，具有多重性功能。在英国向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海运送契约工的初期，英国的几个沿海城市出现了绑架并贩卖青少年充当契约工的犯罪活动，当时的伦敦和布里斯顿等城市就采取措施，有力打击贩卖未成年劳动力的违法活动，净化契约工流动的市场。同时，在北美洲，城市承担着北美大陆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商品往来。作为市场货物和人口迁移的中转站，城市在欧洲具有以点带面，在美洲则是由点到面的开发功能。与拉丁美洲相比，美洲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发展快速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大西洋贸易乃至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融合程度最高。
美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学者们对此有不同解释，但是美国历史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接受的全球移民最多、来源最广。从殖民地时代到2020年，迁移到美国的合法移民据统计有8800多万，还有1000万临时劳工，1200万非法移民、100多万留学生，这些数据加起来是1.1亿。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移民有如此庞大的规模。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全世界的人带着各地人类文明的智慧与创造力来到美国，这形成了一个不可比拟的优势。移民的到来为美国的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城市还是观测工业化发展的窗口。从城市化的角度观察工业化进程，可以发现，不管是美国的西进运动还是社会转型问题，都离不开对于城市的关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出的“边疆”是强调农业开发的边疆，是文明人进入西部荒野并对其改造的过程，在特纳的笔下看不到城市，看不到它们在西部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末，理查德·韦德是较早挑战特纳农业“边疆学说”的学者，他在《城市边疆：1790-1830年西部城市的崛起》（The Urban Frontier: The Rise of Western Cities, 1790-1830）一书中指出塑造美国西部文明的不是农村边疆，而是城市边疆。后来再到肯尼思·杰克逊、斯蒂芬·西恩斯特罗姆等学者的估算，一位东部农民根本承担不起去西部的资金和物资，因此真正推动美国边疆向西部延伸的是城市（或城镇）。在边疆地区，人们首先住在一起互相帮助，抵御印第安人和野生动物的侵袭，同时创办学校、修建教堂、维护当地治安，逐渐形成城镇，而后发展成城市。
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但并不等同。工业化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在工厂制和流水线创立的时代，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向心性流动与集中促成了工业中心的形成，而经济发展中的聚集效应会产生连锁性反应，每当一个社区或开发区出现了车站、港口或工厂，那么相应的教堂、医院、酒店、餐饮店、杂货店、超市、居民区等都会随之建立，进而发展成一座城市。反过来讲，城市是工业发展的最佳平台。它为工业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本、劳动力、社会服务以及消费品市场。一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同时它还与作为商品市场的其它城市相连，形成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网络，这些网络是资本、生产资料、劳动力流动的最有效的载体和形式。
特纳是第一个提出“熔炉理论”的专业学者，虽然他并不是提出该理论的第一人，却是将“熔炉理论”与城市相联结起来的第一位学者。城市作为“熔炉”同化移民与农业时代的同化有很大的差异。1914年德裔犹太人霍勒斯·卡伦提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挑战了特纳的“熔炉理论”，紧接着美国学者亨利·查菲尔德提出“熔炉错误论”，他的观察也集中在城市，认为外来移民不可能被同化，他们自己民族的宗教和信仰已经深深地在他们心中扎根，同化只有通过代际才能完成。格莱泽在二战之后出版了《在熔炉之外》（Beyond the Melting Pot），这本书以意大利人、黑人、犹太人等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一体多元论”。“一体”指美国的政体，“多元”指文化的丰富性，这也是反对熔炉理论的一种观点。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城市史在美国的史学革命中发展出新城市史，但美国学者达那·怀特在1984年指出城市史是一门“研究不足的学科”，就是说过去美国学术界大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城市，而且重点关注东部和中西部，出现一个区域上的失衡。在此研究基础上，怀特提出“职业上的地理化”，即多数学者在研究城市或城市族裔时，目标主要是东北部的纽约或芝加哥等城市。在书写黑人历史的时候再次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现象：黑人的大本营在南部，但学术界对于纽约、芝加哥的非裔美国人的书写超过了亚特兰大和新奥尔良。尽管近年来美国南部正再次成为黑人活动的中心地带，但从实际意义上来看，美国的黑人城市史研究一直关注东北部，其次才是中西部。怀特用“学术帝国主义”一词来解释这一现象，大城市是重点关注对象，而殖民地（这里指西部和南部的小城市）只是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陪衬物，这里就有研究区域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也有对族裔研究不平衡的问题。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开始反思。1987年赞恩·米勒研究美国城市主义，内容包括美国城市的地理、政治、建筑等，米勒的研究为美国城市研究增添了几分活力。六十年代，新城市史研究兴起，斯蒂芬·西恩斯特罗姆和理查德·塞内特合著了一部书《十九世纪的城市：新城市史文集》（Stephan Thernstrom, Richard Sennett, Nineteenth-Century Cities Essays in the New Urban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开启了一种新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城市研究开始关注下层普通民众，而非仅仅聚焦于上层精英。城市社会史研究也逐渐兴起，它关注族裔。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城市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强调量化的阶段，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转向是开始关注城市社会结构、阶级、社会分层、多元化、移民社区等方面的研究。英文叫做“institutional studies”，研究从体制转向人，更多关注城市与文明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讲，城市是认识美利坚文明的一个新维度。
从20世纪九十年代起，美国城市史研究重点关注人、地理空间，比如说对“空间（Space）”“地方（Place）”“地点（Site）”等的关注。九十年代之后，美国城市史研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Ethnic places”，翻译成中文是“社区”或“飞地”。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学界有位学者约翰·阿斯维克提出，移民和族裔研究是历史研究各领域中最具有包容性和深远影响力的部分，在城市中，这些族群包括妇女、同性恋、亚裔、拉美裔、黑人等等，对于这些群体的研究颠覆了从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传统城市史的研究，我用“霸权地位”一次来形容这样的一个主导叙事性研究。
研究美国的制造业也离不开城市。制造业的兴衰与美国城市的结构性变迁密切相关。当我们考察战后美国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西部城市匹兹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曾经去这座城市的时候，和当地学者交流，有学者提出“城市建构过程”（City Building Process），这个过程里有决策程序、社会组织和城市化的解释框架；也有学者提出“匹兹堡后钢铁时代”，这是一种新型的分析城市的方法论。
中国学者在研究美国城市史的时候，应该关注城市的族裔群体及其彼此关系以及他们的美国化进程，同时也不能忽略民族多元化最先在城市形成的事实。19世纪的爱尔兰、德国移民是早期移民的主体，他们在美国的被同化速度非常快。而20世纪来自东南欧的犹太人、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等群族在世纪末的时候仍然保有他们强烈的民族认同。这个早期移民与晚期移民的美国化进程之对比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从罗斯福新政的背景去考察城市史。对于新政目前的研究还是比较传统的，比如说从国家管控的角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角度，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在新政期间，联邦政府撇开州政府直接和城市政府互动，这是新政模式的一个最突出特征。
林广（华东师范大学）：
刚才听了梁老师的发言深有启发，我主要讲三点。
第一，历史学家介入城市研究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我是1995年读博士，1996年有一个契机到东北师范大学开会，会议主题就是城市。那次会议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得到了很多老师同学的帮助和指导。与此同时，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化进程在1995-1996年间发展迅速，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7%，到了2000年左右就达到了30%以上。但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的问题。结合个人际遇和时代背景，我就决定做城市史研究。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层面来说，在1800年之前，世界城市化水平平均只有3%，到2000年达到50%左右。这200年间的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产生的城市问题也很多，就是说从1800年之后城市问题越来越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我认为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历史学家的研究自然地要介入其中。历史学家秉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原则，介入城市研究是历史变迁的必然，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第二，城市是研究人类历史演进的史料。城市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文明与进步的产物。城市是文明社会的奠基石，它使人们能够在同自然界斗争时获得庇护和能量，从而进行更伟大的建设和创造。凡是古今中外城市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军事、经济、技术、政治等方面都相应的显示出强大、昌盛、文明和先进。因此有人说城市是记载人类历史演进的史书。所以，我们研究历史时，除了通过文献古籍之外，也要关注一些非文字化的材料。我们常说城市里面的一草一木、一栋楼房、一口老井、一棵大树都有其自身的故事，都是我们了解城市研究城市可以关注的。我们常说“行走城市”，到街道上走走看看，其实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真相。
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城市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城市发展是生产力演进的结果，从古代城市、中世纪城市、近代城市、现代城市这四个阶段来看，每一阶段的城市都有其历史地位。美国著名学者、城市规划专家伊利尔·沙里宁曾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了解你这座城市的历史和人民。通过研究城市来研究历史，特别是一些古代城市，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历史的信息。
比如古代希腊的雅典卫城，是古希腊的政治文化中心，卫城是雅典庇护者供奉雅典娜的地方。通过考察道路、水井、墓穴和住宅，反映公元前2800年人们生活和居住状况，阿克罗波利斯建造的神庙是综合行的公共建筑，为宗教政治的中心地。雅典卫城集古希腊建筑与雕刻艺术之大成，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建筑群，堪称人类遗产和建筑精品，在建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大量的珍贵遗迹，集中展示了希腊城市奴隶主民主政治和工商业城邦的发展状况，为我们研究希腊文明的起源和希腊社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许多参照。
第三，城市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前面梁老师提到特纳的“边疆”学说，即19世纪之前，边疆在美国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38年，老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一反特纳的重视农业的边疆理论，强调城市在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城市的作用和边疆一样，对美利坚民族的性格和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老施莱辛格提出从城市角度研究美国历史的主张，认为城市对美国文明的影响不亚于边疆，城市作为社会改革的主要场所和社会的安全阀，加强了美国人的团结和集体责任感，这种集体的概念与“边疆”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探险精神一同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推动了美国历史向前发展。他还指出，在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国家之后，城市的作用远超过边疆，史学家应该对城市有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起，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户籍制发生变化，大量农村富余人口进入城市，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等都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但是外来人口对城市资源、社会治安等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外来移民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后来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选择做纽约移民与城市发展的研究，后来出版博士论文《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研究》，从社会、经济和管理等角度考察1820年到1920年之间的移民对与纽约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管理中的得失成败。
2006年我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到美国纽约大学访学，当时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希望，接着博士论文继续做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研究，时段从1920年到20世纪末。当我在纽约大学图书馆看到成千上万册相关的史料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工作量极大的工程。于是我把选题缩小，专注于纽约城市与犯罪的问题，选择20世纪最后20年。之所以选择最后20年，是因为从80年代到90年代纽约市犯罪率经历一个上升和下降的显著起伏过程。而此时我国城市化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城市犯罪率同样也是呈短暂上升趋势，研究纽约犯罪问题及其治理很有现实意义。
接下来我简单谈一下城市犯罪的问题。我们知道，城市是文明进步的产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城市怎么会出现高犯罪率呢？依据日本学者伊藤滋的研究，城市与犯罪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在城市中，人际关系不像传统的乡村社会那么紧密，虽然大家住在一栋楼里，但来往不多，邻里关系淡薄，这是犯罪行为产生的一个原因。其次他提到日本的高层建筑对于城市犯罪的影响。城市的高楼大厦遮挡住人们的目光，罪犯甚至在白天也敢作案。人们的目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监管，但在高楼的遮挡下，这无形但强大的监管就不起作用了。因此城市犯罪率比较高。我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城市在治理犯罪方面有许多优势和方法，有利于监管与抑制犯罪。例如，现在高层建筑里和交通要道上大多安装了电子眼，对犯罪分子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是现代城市在打击犯罪活动上的重要措施。除了电子眼之外，城市还采取警务改革，提高治理犯罪的效率。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纽约市警察局采运用“破窗理论”，对犯罪采取“零容忍”政策，就是对在公共场所之任何违法行为，即使再轻微，也绝不予宽容，必须严厉制裁，如此可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环境，进而扼制重大犯罪活动，将轻罪者绳之以法有助于防止重罪的发生。另外，城市通过空间改造减少犯罪土壤和条件。纽约市有一个地方叫“狩猎点”（Hunts Point），类似20年前上海的城乡结合部，犯罪率较高，后来纽约市政府拨款把那里改造成了一个大型广场，修建了自行车道、人行道和花园，地形地貌、树木植被等都发生巨大变化。昔日犯罪频发的场所，现在成了一个大型娱乐、休闲场所。
随着各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警务改革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城市犯罪会得到有效的控制。人们一定会享受到现代化文明，城市一定会让人们生活更美化。
韩宇（厦门大学）：
今天的主题是“历史学家为什么要介入城市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在学术界有许多争议。2010年，《城市事务杂志》（Journal of Urban Affairs）期刊里面有一篇文章，题为“什么是城市研究？”（”What is ‘Urban Studies’？”）。作者就城市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学科这个问题咨询了城市研究各个领域中的权威学者，他们列出了七个主要的领域，分别是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住房问题、环境问题、城市治理问题、城市规划问题，这里面没有城市史。《城市研究核心概念》（Key Concepts in Urban Studies）中也对城市研究进行了分类，分别是社会学、城市规划、城市地理，这里面也没有城市史的存在。
这说明什么？城市史到底算不算城市研究？显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仍然认为城市史研究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山东大学承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写道，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句话给予了历史研究者很大的鼓舞，也给研究城市史的学者很大的信心。另外，城市地理学家理查德·哈里斯认为历史在城市研究中很重要，道理很简单，如果要了解今天的城市就必须了解过去的城市。其次，城市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他以种族隔离问题为例，这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非洲裔美国人被隔离的程度和模式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但在黑人民权运动中，黑人对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发生了变化。第三，历史研究可提供具体案例用于比较分析，进行理论建设。尽管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也研究城市，但他们习惯于利用现成的易于得到的统计资料，对于19世纪或更早时期的历史资料，有很多都是零散碎片化的，他们不甚了解。而这些学科的短处就为历史学家的研究留下了发展空间。
历史研究的优势有很多，除了知识方面，历史学家对城市发展可以进行长时段的考察。我在2000年之后开始做美国高技术城市研究，曾经读到一本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区域经济研究学者安娜莉·萨克森宁的《地区优势：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区的文化和竞争》（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她分析了波士顿128公路区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急剧衰退的原因，认为波士顿地区封闭的组织结构和保守的制造业文化是其走向衰落的根源。她强调文化制度的因素，认为硅谷在文化制度上比较开放，而新英格兰地区比较保守，128公路区这些大公司多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加上地区保守的文化传统，就没有形成像硅谷那样的网络系统，制约了技术和信息的扩散共享，这就是导致128公路区衰落的原因。实际上，她的观点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她个人也有一些不确信，因此在1996年时再版的序言中写道，如果128公路区的高技术产业重新崛起，那么本书原来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事实上，128公路区确实在九十年代初迅速走出了低谷，重振雄风，而高技术产业仍然是它在20世纪九十年代重新崛起的主要推动力。为什么高科技产业能够在短期内再度兴起呢？萨克森宁的推断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和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文化和制度的变化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因此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她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因为只关注现状，而没有做一个较长时段的分析。
我这些年也在做制造业城市研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去工业化问题。去工业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学界对此有不同观点，其中两种观点较为流行。一种认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一种认为是在二战之后。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把时间段再往前拉，在20世纪初期，具体是20世纪二十年代，在新英格兰地区，以洛厄尔为代表，一些制造业城市已经出现衰落迹象了。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如果局限在较短的时段内，实际上不能够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再举一个汽车业的例子，我1993年读硕士的时候，硕士论文写的是美国中西部和中国东北部老工业基地的比较研究，当时的学术界将汽车业描述成夕阳产业，是注定要衰落的。但我们现在来看汽车业，可以发现即使是那些普通的汽车组装厂里，很少看到人，都是机器在进行操作，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完全是高技术产业。而国外学术界也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词，先进制造业。
从以上三个例子来看，我认为历史学者在城市研究中的优势就在于我们能够进行一个长时段的考察，更能够看清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历史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领域，它渗透到城市研究的所有子学科中，或提供相关知识背景，或作为一个框架和视角，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城市研究是否包括城市史，城市史和城市研究之间应该有很强的互补性。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做历史研究的学者要密切关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对现实问题非常敏感，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可以为我们所用。城市史研究实际上很少有自己的理论，陈恒教授翻译的《美国城市史百科全书》中有一个词条是“中心地理论”，实际上那是典型的地理学的理论。根据我自身的经验，在城市研究中，历史学者的贡献仍然不大，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经济学、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的学者们写的，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曾经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UHA）会长罗伯特·费舍曼教授在回顾美国城市研究的文章的结尾写道，历史学家不该谦虚，他们的作用不是简单地跟踪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理论，借用他们的工具和方法，相反，历史学家的职责是部署新的理论和方法，为重新制定问题本身而服务。如其所言，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必纠结于谁隶属于谁。
王敏（上海大学）：
很高兴有机会和几位研究世界城市史的学者专家交流，我接着韩宇老师的讨论说下去。韩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历史学家研究城市，这个“城市”对他来说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我本人做上海史研究，学界同行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我是做上海城市研究，其实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我认为自己做的是近现代史研究，而恰好选题和上海有关。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城市史在中国学界仍然算不上一门显学，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其实基本上还从属于中国史研究，比如传统古都的研究可以看作是隋唐史或明清史研究的一部分。而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海内外以上海或近代中国城市（如北京、天津、汉口、南京、成都等）为选题的研究，学者本人首先仍然是对中国感兴趣，他们要研究中国，所以选了某个区域或某个城市。比如裴宜理，她早先研究中国华北农村，之后又研究上海，著有《上海罢工》；比如王笛关于成都的研究，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研究，此类研究的成果丰硕。
回到今天的圆桌题目，可能更倾向于把城市作为一个对象，我把它理解为芒福德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即把城市看作人类文明演进的高级形态。历史在芒福德那里成了研究城市的一个方法或路径，比如他研究希腊城市，首先是研究城市，而非对希腊史更有兴趣。
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的起源和功能主要是行政中心或军事要塞，它们缺少自主性和活力，没有培育出市民社会，也没有形成城市共同体。可能是受韦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论述的影响，欧美很多城市研究的学者似乎都不太重视中国的城市。比如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中关于中国城市的篇幅非常少。近年来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格莱泽写有一本雅俗共赏的作品《城市的胜利》，书中关于亚洲城市只写了印度而没有中国。由此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城市城市功能比较的单一，那么以上海为代表的一些在现代工商业发展带动之下崛起的近代中国城市在城市的自发性和活力方面是否已经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到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研究应该大有可为之处。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村和农业文明之上，而近代以来发生的由现代工商业发展所推动的城市化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改变，都是有目共睹的。这对中国，对人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或者可以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或者从哲学的层次上去思考。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
刚才谈到城市史是不是一门学科，是作为方法还是研究对象，这些争论说明这个领域非常有生命力。我下面以上海为例谈一谈城市形态的塑造问题。
谁在塑造城市形态？很多人首先想到政府官员和资本家这些有形的力量，实际上还有很多无形的力量，比如民众的想象、意识形态等。东西德分裂后，两边的建筑风格完全不一样，这其中就有意识形态的作用。
我们从百度上搜索的上海和北京，与在谷歌上搜索的内容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商业模式不一样，商业价值取向也不一样。这也在提醒我们，做研究时要扬弃传统的观念和方法，重新审视我们的研究对象。
空间是心灵的景观。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城市空间的塑造。2000年，保罗·克鲁岑和美国生态学家尤金·斯托默提出一个“人类世”的概念，深刻影响了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发展。既然动物在人类眼中是自然，动物的作品也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比如蚂蚁是自然界的，那么蚁穴也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也是自然，那么人类所建成的社会和景观其实也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我们整个研究的思路可以扩展到更宽阔的层面。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我们当下提出的三大体系构建。三大体系构建在本质上来说就是知识生产，城市史能在其中占据多少分量？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对于学者而言，一定要在整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一套看待世界、解释世界的方法，但这方面我个人感觉我们与西方学术界还有一定差距，比如我们很少能提出一些概念工具为大多数人接受。
城市研究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整体性。布罗代尔说：“所有城市都是或者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霍布斯鲍姆将城市比作“历史多样性的杂货铺”。不管这些争议如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被争议即是价值的存在。历史学并不是没有边界的，城市也有边界，它有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自己的刊物和学会等等。城市史将城市空间置于广阔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空间体系的框架中，不同于城市地理学或城市经济学那样单一。它有一个宏观整体的概念，但同时又关注一个要素在城市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再把城市体系放到国际循环体系中去考量，这就是城市史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
城市还有A、B面。我们看到上海南京西路改建之后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绕到某些楼房的背后一看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背后的每个楼层几乎是筒子楼的格局，一个很小的空间内住了很多户人家，每一家的水龙头分得很清楚，也不上锁，大家互相信任、互不干扰。城市的A面和B面给历史学家提供了很多启示，我们不能只埋首文献，同时一定要关注生活。
上海有海派文化，是在当年的传教士、殖民者影响下形成的，海派文化的物质形态外观就是那些大学、教会、出版社、医院等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其实和西方文化密不可分。这也是城市的A、B面，是历史的和现实的。
历史学的使命不仅追求真相，更在于现实的参与。历史学要有持续的生命力，一定要在新的领域、新的材料上有所突破，而城市是能够提供这种突破的最大载体和熔炉。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我认为有两个很伟大的层面，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大学。大家能够在上海大学学习工作是非常幸福的。城市研究包罗万象，我们要做行走的历史学家，而非书斋型的，在上海发现世界历史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