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环之下的阴影：上海滩名流女律师为何遭弹劾
郑毓秀：民国时代的女名流
在民国时期，尤其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法律界，郑毓秀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名字，因为她开创了民国法律界的多项第一：第一个留法女博士，第一位女律师，第一位女法院院长（审判厅厅长）……而且，她的人生经历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她出身于官宦家庭，聪明好学而天性倔强，具有反抗精神，不缠足，反对包办婚约，离家出走，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为革命党人运送炸药，参与刺杀晚清政要的活动。辛亥革命之后、南北议和之际，她又协助革命党人刺杀袁世凯和良弼，以美女刺客的形象名震京师。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正在法国留学的郑毓秀，与一帮中国爱国青年，包围中国谈判代表陆徵祥的驻地，以玫瑰枝干冒充手枪，阻止陆徵祥等人在合约上签字，一时间名扬海外，成为女中豪杰。玫瑰枪事件是郑毓秀精彩人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亮点，她十分乐意向别人讲述这段经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美国做大使夫人时，她还以《玫瑰与枪》为书名，出版了自己的自传。在这部自传中，传主郑毓秀对自己的婚姻生活着墨不多，主要集中于自己早期的革命壮举和后来的律师生涯，而且有意或者无意地遗漏了涉及自身的几个颇有争议的重要公案。本文利用现有的郑毓秀传记材料，结合民国时期的报刊报道评论，添加了郑毓秀一生中关键而负面的争议性事件，供读者参考。在此，且举一例。
之所以专讲传主“不太光彩”的一面，并非是故意揭人所短。主要是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些补充阅读材料，希望读者了解郑毓秀的另一面，看到名人光环之下的阴影。另一方面，也是要提醒各位尊敬的读者，自传（回忆录）有时候是靠不住的，因为人人都有自尊感和虚荣心，准备留给后人看的自传（回忆录），不免会有夸张掩饰之处。
高友唐弹劾郑毓秀案
1926年，郑毓秀回国，与留法同学魏道明一起，在上海法租界联合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根据当时实行的《律师暂行章程》，律师只能由20岁以上的男性国民担任。所以尽管郑毓秀向司法行政部申请了律师执照，但并未获批。为了能够执业，她转向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提出申请，终于和吴凯声（法国里昂大学法学博士）一起成为首批获准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出庭的中国律师。为此，当时报纸盛赞她为“中国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之女律师……故不唯是中国妇女界之新纪元，而亦为法租界之新纪元”。
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后，魏道明应邀赴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任职，郑毓秀也出任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地方审判厅厅长，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随之解散。同年8月，两人在上海举行婚礼。婚后，郑毓秀赴南京任职，随即被派往法国，商谈建交事宜。1928年，郑毓秀进入国民政府立法院，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力主男女平等。
1920年代，郑毓秀在上海法租界当专职律师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左右（1926-1927），但是因为是上海滩第一位女律师，又是在留法女博士，在法租界执业，所以颇受新闻报纸关注。郑毓秀自己的行动举止也十分高调，非常乐意曝光见报。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开业之时，他们在上海霞飞路东华大戏院设宴庆祝。宴会之上名流云集，美驻沪总领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官员，国内外绅商、报界要人皆来捧场。在宴会上，郑毓秀发表慷慨演说：“国家由人治入法治之际，一国之女子，苟能振作有为，即足证明其国家之人人克尽厥职，百废俱举也……不仅是克尽女性公民对法律救国事业所应承担的职责，同时也是与男同胞一起谋增高女子在法律上之地位所做的一种努力。”
1926年10月，开业不久的郑毓秀到北京奔父丧，途经天津，还曾接受《北洋画报》记者采访，详谈自己成为法租界律师的经过。“上海法（租）界公廨，其所以异于公共（租界）公廨者，系得在安南西贡再上诉，此其制度，不啻视法租界为其殖民地。而八十余年以来，素无中国律师加入，女士不以为然，面法领事陈说理由，雄辩滔滔。领事亦为之屈服，不待考虑，遽允所请。……女士又谓此次得乃父噩耗时，正在欢宴各同业，以及沪滨要人及报界之夕，抵京已不及与乃父为最后之会面，终身引为憾事。”
郑毓秀到南京后，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在上海的律师业务，经常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插手沪上著名诉讼案件。比如，1928年林语堂为开明书局编写的超级畅销英语教材《开明英文读本》，被世界书局出版的《标准英语读本》抄袭侵权后，两家书局打起笔墨官司。财大气粗的世界书局便出重金礼聘当时声名如日中天的郑毓秀律师，希望从气势上压倒出版界新秀开明书局。世界书局之所以选择郑毓秀，是因为她后台很硬，号称“包打必胜”。她一纸诉讼，反而把开明书局告上法庭，罪名是林语堂和开明书局指责世界书局抄袭，是诽谤世界书局和《标准英语读本》作者。而且，法官竟然枉顾事实，在审判中明显偏袒世界书局。可见郑毓秀人脉之广、影响之大。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制定完成之后，郑毓秀辞去立法院公职，回到上海，重新当起专职律师。而此时，夫君魏道明已经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郑毓秀以市长夫人名义，在上海大揽各种诉讼案件，风光无限。以至于沪上法律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博士电话到，推事嚇一跳！”意思是，郑毓秀博士一打电话到法院，推事（法官）就担心案子难办了。
郑毓秀名气大，收费自然不菲。据杜月笙回忆，郑毓秀在民事案件中，“公费（律师费）动辄以万数计，据说仅大马路的一件房屋拆迁案，郑毓秀所获得的公费就等于上海大赛马的一个头等奖”。经人介绍，她曾应邀为涉嫌反革命的罗步洲协助辩护，收费一千元。罗步洲系南京最大的英商洋行（和记洋行，和记黄埔前身之一）买办，因压制工人罢工，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决有罪。他原本希望借郑毓秀之声望与关系，上诉最高法院翻案。谁知，郑毓秀收钱后却不出力。此案审理期间，罗步洲委托律师查阅案卷，发现“并无郑律师片纸只字达到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于是，罗步洲又两次委托律师向郑毓秀索还一千元律师费，未果。1931年7月，罗步洲致函上海律师公会，指控郑毓秀“既接受委托，收受公费，而完全背弃其义务”，“请求退费又置之不理，使当事人受财产之损失”，违反律师章程有关“律师应以诚笃信实行其职务，对于法院或委托人不得有欺罔之行为”，“须以善良管理者之注意义务处理委托事务”的会则；要求开除郑毓秀律师公会会籍。律师公会经过多次调查讨论，认定郑毓秀“不以诚笃信实行其职务，无可讳言”，决定“依据律师章（程）第三十五条第一项将全案卷宗呈送上海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声请将郑毓秀律师提付惩戒”，又依《上海律师公会暂行会则》第八条第五款，开除郑毓秀会籍，并呈报上海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及法租界会审公廨。
后来，虽然江苏省高等法院和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下文，认为上海律师公会处置失当，恢复了郑毓秀的律师公会会籍。但此事对她影响不小，在后来的高友唐弹劾案和《铁报》案中，新闻报纸反复提及此事，对她的报道多有不利。
高友唐弹劾郑毓秀案发生于1932年，高友唐时任民国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他在1932年10印刷出版的《监察院公报》上弹劾前任上海审判厅厅长郑毓秀与后任勾结舞弊，贪污法院公款二万二千余元。
案据上海人民张志平控诉上海特区法院院长杨肇熉，与前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郑毓秀，狼狈为奸，贪婪不法各等情，友唐亲往上海调查。征之舆论，虽众口一词，杨郑之勾结贪污，言之凿凿，究难得其证据。先就交代舞弊一节，赴地方法院调集卷宗簿册，逐一查核。
高友唐发现，郑毓秀卸任院长时，重复支出22笔法院公款，共计二万二千五百零二元。高友唐一一列举了这22笔款项名目、数额之后，在弹劾书中继续写到：
账簿上盖有郑毓秀章、书记官钮传椿章，交卸后由杨肇熉之会计主任郑慧琛盖章。慧琛即毓秀之妹，杨肇熉之重婚妻也。共同舞弊，证据确凿。杨肇熉继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承接郑毓秀交代，负有清算之责，乃侵占至二万二千余元之多，竟不举发，是郑敢于舞弊，一款两支，开司法界之恶例，杨肇熉为之徇隐，岂能辞帮助之嫌。此应弹劾者一。交代有无亏空，当以银行数目，与交代册列存款数目是否相符为断。友唐一再出调杨郑与银行往来簿，始则现任地方法院院长沈秉谦声称：并未移交。继则据杨肇熉函称：伊（郑毓秀）任内未立银行往来簿，郑任并未移交，前项簿记，已函郑前厅长查送等语。此等推诿之词，实无理由。司法收入应存代理国库之银行，司法部早有通令。试问若未与银行往来，公款存于何处？况检阅交代册，固明明列有银行往来簿，为杨肇熉所接收者乎？杨既接收有据，何不移交后任？显见银行簿与交代册必有不符之处，致不敢交出。是杨肇熉湮灭关系他人刑事被告案之证据，了无疑义。此应弹劾者二。
……谨依弹劾法第二条，检齐当事人存款簿五本，交代册三本，提出弹劾。请政府破除情面，迅将前上海特区法院院长杨肇熉、前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郑毓秀、书记官钮传椿、会计主任郑慧琛，一并移交杭州地方法院，从重治罪。并追缴侵占各款，以敬奸贪，而平众怨。为国家整纲纪，为法界挽声誉，胥在于斯。
高友唐弹劾书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北平）《法律评论》杂志全文转载，上海、南京两地的报纸多有报道。高友唐是监察院著名的“大炮”，以不畏权贵、敢碰要员著称。高友唐出身满洲镶黄旗人，与末代皇帝溥仪有一定的交往。晚晴年间，他曾任同知，民国建立后，在《民立报》任编辑，兼撰评论，与《民立报》创办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论交。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后，高友唐随之进入监察院，担任监察委员。在任监察委员期间，高友唐曾弹劾过海军部长陈绍宽、外交部长王正廷、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名震全国。据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还曾受蒋介石委托，到天津面见溥仪，劝说溥仪不要听信日本人的谎话，为日本人所利用。1935年3月，高友唐因病去世后，上海的《东方杂志》、《良友》等著名报刊，都发了消息和照片。
高友唐弹劾文发表第二天，郑毓秀、杨肇熉便在上海各报刊登启示，质问高友唐，认为前上海地方法院存款侵占之事，系书记官所为，不应以郑毓秀为该案主体。而且，监察委员之弹劾仅能及于公务员之行为，而郑毓秀作为律师的非公务员行为，则不在弹劾范围之列，属于“污蔑”。不过，郑毓秀虽然表面这么声明，实际上还是很担心会被审判定罪，因为高友唐手中掌握着真凭实据，就算她手腕通天，一旦异地审判，也是凶多吉少。因此，她决定收买高友唐。据说，她曾托人给高友唐送去十万元，希望他不要再追查此案。但被高友唐严词拒绝，他还将郑毓秀给他的信转呈监察院于右任院长，并回信给郑毓秀，表示，“须知中国官吏亦有不爱钱者”。
1933年8月，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郑毓秀案，检察官认为郑毓秀等“假籍职务上之机会，共同侵占公务上之管有物，依刑法第四十二条实行共犯同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一款之罪。”当时，为了逃避审判，郑毓秀已经借养病为由，南下香港，偷偷取道欧洲，寻求国民党元老的帮助。因此，审判之时，法院只传来了书记官钮传椿。因相关责任人没有到庭，案件只得延期审判。此案后来迁延许久，悬而不决，直到1935年，传出撤销起诉，不了了之。
郑毓秀的继任者杨肇熉，早年就读于湖北方言学堂，后毕业北京大学法科，1920年代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与郑毓秀多有交集。回国后，娶郑毓秀妹妹为妻。他攀附郑毓秀，包庇其徇私舞弊，侵占公款一事，当时的社会舆论多有指责。胡适与杨肇熉本有私交，但是因为杨肇熉凭借与郑毓秀的这层关系，当上法院院长，胡适便不与他往来了。就连中央大学教授所创办的同仁杂志《时代公论》也发表了长篇述评，批判郑毓秀的行为。
但就郑毓秀氏一生行为来说，彼展其交际的手腕，以迎合任何社会的人物。始借某元老的力量，取得政治上的实权，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即以一人之身，操纵司法，上自司法院长、司法部长，皆在其掌握中，下至法院院长、推事、书记官，非先得其同意，无从任命。以致欲仕司法界谋一官半职者，只要得其欢心，即便唾手可得。对于在职人员，诚如（高友唐）弹劾文中所云，“惟检中虽不乏自好之士，稍持正谊，即立予左迁；其无气节者，无不俯首听命，受其指挥！”继则借所谓上海名人的掩护，尊之为师。故虽作奸犯科，亦无人敢动其毫末。郑氏既有“法”的力量和“非法”的力量，人们闻其赫赫大名，若不羡之，便即畏之，谁敢侧目而视？
……
郑氏为所欲为的地盘，在上海，尤在上海法租界。彼以留法博士的头衔，操其“西班牙式”之法语，在法时已自做宣传，扬其名声。在沪时亦与法人往还甚密。久而久之，遂自命为留法学生的老前辈，为所谓“留法派”的领袖，实则留法学生在其门下者，不到十人。然彼以某元老为幌子，固能包办中法事业，以此自豪，以此讨好于政府，亦以此奔走于权贵之门。
无疑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郑氏为国家一大贪官污吏，为社会罪人。如强欲举出其所贪污确凿证据，则只需问郑氏：彼既原非富有，试问上海海格路范园值十万两之洋房，从何而来？试问颈上仅一珍珠项圈，即值五万，从何处而来？公馆每晚必赌，麻将牌九扑克皆备，赌客皆为其幕下客，每赌胜负必超万金，此宗大批不绝款项，从何处而来？
《时代公论》的这篇书评也建议法院审判郑毓秀，以保存司法尊严。此案最后虽然不了了之，“郑毓秀固然留其清白，但当年避匿出国的举动毕竟贻人口实。这一弊案，不仅构成了郑毓秀这一民国女杰的人生阴影，也成为民国司法史上的一大阴影。”
（本文为《玫瑰与枪：民国奇女子郑毓秀传记》一书序言，该书由郑毓秀著、赖婷婷译，即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文章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