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件累人的事”：困境中前行的美国工会民主改革运动
2021年下半年，美国的工人斗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进展。无论是工人以个体形式自发反抗雇主的“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还是在“罢工十月”（Striketober）中展现出的有组织集体行动的力量，都彰显了工人的抗争决心和热情。从数据上看，2021年的大型罢工数量回到了2018、2019年的水平，可看作是近几年美国工人抗争回潮趋势的延续。虽然2021年参与大型罢工的工人总数不及2018、2019年，但2021年罢工发生的行业更加广泛（相比之下，2018、2019年的大型罢工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医疗行业）、也更多涉及私营企业（2018、2019年的大型罢工以公立部门为主），这些都是让人乐观的信号。亚马逊工人组建工会的运动虽然在2021年上半年暂时受挫，但势头并未减弱；而到了2021年年底，星巴克部分门店工人在组建工会上取得成功，不仅激励了其他门店的星巴克工人，而且为历来被视为难以开展劳工组织工作的餐饮零售行业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2021年10月14日，“罢工十月”（Striketober）期间，美国伊利诺斯州东莫林，美国机械设备生产商约翰迪尔公司员工举行罢工。
美国工人在罢工和组建工会上的新进展，不仅吸引了全球劳工观察者的目光，也在中文舆论界引起不小的关注。但除此之外，2021年下半年的美国还有两条值得关注的劳工新闻：第一，美国的货车司机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简称Teamsters）举行了领导层换届选举，由基层民主改革团体“争取民主工会的货车司机”（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简称TDU）支持的候选人名单大获全胜；第二，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简称UAW）基层工人组成的民主改革团体“所有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民主”（Unite All Workers for Democracy，简称UAWD）不懈的动员努力下，UAW工会会员以公投的形式，将工会最高领导层的产生方式改为基层工人一人一票直接选举。
这两条新闻，意味着在美国的全国性大型工会内部，由基层工人发起的民主改革运动取得重大进展。与关于罢工、组建工会的新闻相比，工会民主改革运动的重要意义不容易被直观地理解，因此吸引的关注相对较少。但细细挖掘起来，工会民主改革运动的成败得失，对美国劳工运动的未来起着决定性作用。其意义像一株植物的根部或高楼大厦的地基一样，不能被直接注意到，但却是一切后续发展的基础。而工会民主改革运动遇到的困境和挑战，对于其他语境下的工人组织工作、乃至其他社会运动领域来说，都有借鉴价值。
相比成立尚不到两年的UAWD，已经存在四十多年的TDU拥有更长的斗争历史和更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本文着重介绍TDU追求工会民主改革的历史脉络，讨论其在2021年获得的胜利有何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供一种从劳工运动内部出发的视角，分析工会改革运动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其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困境和挑战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美国物流工人争取工会民主的四十年斗争史
Teamsters是以货车司机为主、同时包含物流运输行业多个工种工人的全国性工会，目前会员人数超过130万，是美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工会之一。在其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相当长的时间被强人政治、腐败、黑帮势力的阴影笼罩。在二十世纪初正式成立之后，Teamsters一直维持由强势工会领导人主导的模式。一方面，这些领导人确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和组织领导能力，在基层工人中有威信；另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各种利益输送手段和黑帮势力干预，维持并扩大自己在工会内的控制力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这一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吉米-霍法（Jimmy R. Hoffa）任Teamsters主席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几年前的大热电影《爱尔兰人》所讲的故事便与此相关。
但这一时期的工会领导人并非无所作为。为了壮大自身的势力，工会领导人投入了大量资源去扩展工会的“地盘”、将新工人组织到工会中；不断壮大的工会规模、运输物流行业在生产链条中的关键位置以及基层工人时常发起的罢工行动，使得工会领导人能够发挥自己纵横捭阖的政治运作本事、甚至借助黑帮的力量，逼迫资方让步，为工人争取到不错的待遇。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Teamsters的强人政治模式并未受到基层工人的挑战，工会还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面貌——到1976年，工会会员人数达到顶峰的200万之多。
但也恰恰是在1970年代，强人政治的模式开始出现裂痕。美国联邦政府对霍法等工会领导人的调查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也让许多Teamsters基层会员意识到工会领导层的腐败已经何等猖獗。同样是在1970年代，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运输行业的去管制政策，加剧了行业内部竞争，资方被“逼迫”着尽可能地压降成本。这样一来，工会领导人原先惯用的那套以“运作”手段换取资方让步的模式难以为继，反而不得不在态度更加强硬的资方面前接连接受妥协。基层工人对Teamsters工会领导层的不满迅速积累和爆发，在1970年代组织了多个争取工会改革的团体。经过几年的分分合合，这些团体最终整合为TDU。
肯·帕夫 (Ken Paff) 在 TDU 大会上致辞，帕夫是TDU创始人和现任全国组织者之一。
在1983年的一次集体谈判中，Teamsters的领导人再次打算接受资方提出的严苛条件，大幅降低工人的薪水，并同意引入薪资双轨制。TDU借此机会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动员，最终组织基层工人以九万多票比一万多票的压倒性优势否决了工会领导人原打算签署的集体谈判合同。经此一役，TDU正式成为Teamsters工会内部一股重要的力量，并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基层工人组织。参与TDU的基层工人在斗争中也逐渐意识到，光在集体谈判期间反对工会领导人的妥协态度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彻底打破Teamsters工会内部的强人政治模式，不要让工会继续被工会领导人当做“私产”，让工会真正成为由基层会员掌控的工人组织。在1980年代后期，TDU提出了不少增强工会内部透明度、强化民主参与的改革举措。这些诉求在1989年得到联邦政府的回应——作为对Teamsters领导层贪腐丑闻的惩罚，联邦政府强制工会推行民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改革举措是，工会的最高领导层今后一律通过基层会员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1991年，Teamsters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工会领导层直选。TDU支持的候选人Ron Carey及其所带领的团队在选举中获胜。Carey本人并不是TDU的活跃成员，但其就任Teamsters主席之后，的确推行了不少由TDU提出的改革主张，声势浩大的 1997年UPS物流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被不少人誉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爆发的唯一一次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大罢工）也发生在其任内。但是，Carey的施政遭到了工会原领导层及其相关派系的抵制，尤其是在Teamsters地区层面的领导职位绝大多数依然被“元老”派系把控的情况下（包括Teamsters在内的美国大多数全国性工会的组织结构分为三级：全国总会、地区总会、基层工会）。为了软化元老派系的抵制，Carey不得不同样诉诸分肥政治和利益输送的“经典”操作，并最终在1998年贪腐丑闻爆发后引咎辞职。作为“元老”派系的新任代表，吉米·霍法的儿子小霍法（James P. Hoffa）在继任者选举中胜出，并多次连选连任，担任Teamsters工会主席长达二十多年。
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TDU一直投身于对抗工会领导层、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自身的组织规模也不断扩大，尤其吸引了许多年轻工人的加入。当前，物流商UPS是Teamsters成员最大的雇主，Teamsters与UPS之间的集体合同所覆盖的工人总数也是全美所有工会集体合同中最多的。2013、2018年Teamsters与UPS之间的两次集体谈判，理所应当地成为Teamsters工会内部斗争的焦点。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UPS盈利能力大幅好转的情况下，Teamsters领导层在集体谈判中依然一味妥协，未能回应基层工人最关心的涨薪、取消双轨制等诉求，大量工人感到不满意。2013年，UPS基层工人在投票批准集体合同时投否决票的比例达到47%，许多基层工会更是以大比数否决了主合同之上的附加合同。在多个基层工会与Teamsters全国领导层僵持了一年以后，后者无视前者的反对，硬是宣布主合同和各个附加合同均获批准通过。
2018年，Teamsters全国领导层的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其与UPS之间的集体谈判合同在基层工人投票中收获54%的反对票。但全国领导层援引工会章程中的一项条款——“在参与投票的工人人数未过半，或者反对票人数未达三分之二时，工会可以接受集体谈判的结果”（在TDU的推动下，这一条款终于在2021年被废除）——宣布合同通过。但细读章程条款，则发现其并未规定在反对票人数未达三分之二时，工会必须批准集体谈判合同。如果是真心重视基层工人意见的工会领导者，在一半以上的工人投票反对合同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重新与资方展开谈判，或者将发起罢工提上日程，这并不违反工会章程。无数多数工人的意见、援引工会章程规定的最低标准为挡箭牌，这既说明工会领导层不负责任，也说明其与基层工人离心离德。
在2013、2018年两次集体谈判争议期间，TDU一直活跃在动员UPS工人投否决票的第一线。TDU中的UPS工人成员通过发放传单、车场宣传、电话沟通、社交媒体等方式，向身边工友讲解集体合同的严重缺陷。这样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将关于合同具体条款的讨论与对工会缺乏民主、领导层肆意妄为的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工会领导层枉顾大多数工人意见、硬是宣布合同通过的做法，更是让许多工人感到忍无可忍，充分认识到工会内部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同时，借由集体谈判期间的否决票动员，TDU也进一步发展了各个基层工会中的积极分子网络，增强了在工人当中的扎根程度。
TDU斗争的成果也反映在2016、2021两次Teamsters全国选举当中。2016年的选举中，TDU支持的候选人团队以48%比52%的微弱票差惜败。而在2021年11月，TDU支持的候选人团队以三分之二的多数优势完胜小霍法支持的建制派候选人，其得票比例在各大地区均占多数，尤其是在以UPS工人为主的基层工会中，其得票比例往往达80%以上。改革派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次掌握工会领导权。
在当前美国劳工运动面临的新形势下，2021年的Teamsters改选显得尤为重要。新上任的改革派领导人将组织亚马逊工人作为任内的工作重点之一。过去的几年，亚马逊工人的组织活动备受瞩目，很多观察者视其进展为美国劳工运动未来兴衰走向的风向标。2021年阿拉巴马州贝斯莫（Bessemer）亚马逊仓储工人组建工会努力的受挫，更让人们直观地看到组织工作的难度。Teamsters工会成员所处的行业与亚马逊工人之间存在高度重合交叉，与亚马逊工人沟通交流的渠道更广泛，也更易于与亚马逊工人发起联合行动。同时，Teamsters自身实力雄厚、组织经验丰富，这些优势都是美国大多数工会不具备的。因此，很多观察者认为Teamsters是最有可能在组织亚马逊工人方面获得成功的美国工会——只要它打算认真地尝试。
Teamsters新就任的改革派领导层明确将组织亚马逊工人作为一项主要长期目标，但同时也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不能操之过急。他们认为，在组织亚马逊工人之前，首先要将精力放在2023年与UPS的集体谈判上，考虑如何通过坚决、广泛的罢工行动争取到大幅改善工人权益的集体合同。这一策略排序背后的逻辑是：只有Teamsters在与UPS的抗争中身体力行地证明“工人组织起来、发起集体行动，的确能迫使物流巨头让步、争取到权益的明显改善”，才能让包括亚马逊工人在内的大量未组建工会的工人认识到组建工会的意义究竟何在，才能让工人们产生坚定的信心去和亚马逊这样的巨型垄断资本斗争。而与2023年UPS集体谈判、尤其是与组织罢工相关的准备工作，必须从当下立即开展。这既包括一系列机构重组和制度改革，以使工会的资源充分流向最重要的环节；也包括提前进行宣传和鼓动，在UPS基层工人中尽早营造出思考和讨论罢工可能性的氛围，让工人们为罢工做好物质和心理上的准备。可以说，这一策略愿景步步为营，既清晰又有章法。它能否在未来几年中变为现实？这非常值得期待。
2021年5月24日，加州圣莫尼卡，亚马逊员工的支持者在该公司最大股东之一富达投资前抗议。
“行动”的一分钟，“组织”的十年功
工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从最纯粹的意义上说，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它是工人们在维护和争取自身劳动权益的过程中走到一起，为了开展互助活动、发起集体行动而形成的彰显自身团结的组织。换句话说，工会就是工人集体本身，而不是任何外在于工人的东西。这是工会与劳工NGO、工人服务中心、法律援助机构等组织团体的根本区别。
而现实中的美国工会——尤其是全国性的大工会——又往往同时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有些工会——如Teamsters——在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帮会色彩，依赖某些帮会领袖一般的“强人”主导。而另外一些工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往往体现出这样的趋势：在作为基本单位的基层工会之上，这些全国性的大工会发展出一整套官僚机构体系，而这一官僚体系的维系本身就变成了一项专职工作。这就导致，大型工会的领导层和管理层往往充斥着专职工会工作者和机构运营者，这些人自己并不是基层工人，但维持着工会的运转，决定着工会的走向。最终的结果是，工会被具有帮会或官僚气息的少数人主导，这些人日益与基层工人脱节，非但不受后者制约，反而领导、控制着后者。
也许我们可以说，工会兼有“工人自己的组织”和“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机构”这两种性质，摇摆于这两极之间。而工会改革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尽可能冲淡工会的后一种性质、强化工会的前一种性质。
这首先有赖于更多的基层工人参与到工会活动中来，在不改变工人身份的前提下成为工会的活动者、组织者。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现实中做过工会工作的基层工人，大多数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工人把工会看作是一个与工人本身没关系的外部第三方，实在是一种过于普遍、根深蒂固的现象。即使是在那些对工会持支持态度的、甚至是愿意参与工会活动的工人当中，也有不少觉得工会是一个“为工人服务”的机构，而不觉得工会是“让我们工人自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的平台。
因此，参与工会工作的工人积极分子，其最重要的日常任务之一就是打破这种刻板印象，让身边的工友逐渐感受到工会是“我们自己的组织”。一方面，这需要一些技巧上的训练。例如，工人积极分子在接受工会组织工作的入门训练时，几乎都会学到这样一个“窍门”：在和工友的谈话中，提到工会的时候，永远不要说“那个工会”（the union），而要说“我们的工会”（our union）。另一方面，工人积极分子在参与工会工作时也要牢记：工人积极分子的根本作用并不是“替”工友说话、“为”工友办事，而是带动身边更多的工友参与到工会活动中，带动更多的工友成为积极分子和工人组织者、在工会中收获自我发声和行动的信心，进而让尽可能多的工人在工会中获得参与感与归属感、体会到自身团结行动时能爆发出怎样惊人的力量。
在基层工人的积极参与之外，制度性变革对工会民主化同样至关重要。在组织机构的设置、工会领导层的产生方式、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会资金的使用等等问题上，大多数工会的制度与章程都有大量的改进空间。为了推动这样的制度变革，就需要有志于争取工会民主的基层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形成TDU、UAWD这样的跨工种、跨工作单位的全国性团体，一方面在尽可能多的基层工会中扎下根，另一方面通过参与竞选、发起公投、党团活动（caucusing）等方式，在自身所属工会的全国总会层面协同行动、施加影响。
工会内部的民主改革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当下美国劳工运动所处的环境决定了：在推动阶级斗争进一步提升广度和烈度的过程中，工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特定的情势下，一时一地的工人也许能自发喷薄出巨大的行动能量，造就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一场震天撼地的罢工。但是对于劳资之间的斗争来说，这种自发的能量和一时一地的行动是不够的，因为劳资斗争是长期的、持续的、永不停歇的，它需要持之以恒的推力，而不仅仅是一时一刻的行动热情。工会作为长期存在、长期活动的工人组织，填补的正是这样一个空白：它持续地承载工人的行动能量，尽量避免这一能量耗散在工人日常工作生活的平凡与琐碎当中，在或大或小的日常点滴行动中为这一能量提供给养，并将这一能量与其他工人群体的能量联结到一起。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场成功的罢工行动或者工人组建工会的胜利，本身就是长期、扎实的工人组织工作取得的结果。尤其是在工人的行动久拖不决、资方软硬兼施打击工人斗志的时候，工人的行动热情往往开始减退，这时候能支撑工人行动继续往下走的，就不是最开始的行动激情，而考验的是工人们是否能够组织成一个整体，在紧密的相互联结中加油鼓劲、共同承担——行动爆发之前就在长期进行的深耕式组织工作，便会在这时候显示出威力。例如，青年劳工学者布兰克（Eric Blanc）的研究发现，在2018年美国公立教师罢工浪潮中，相比于那些主要依靠社交媒体线上宣传去号召教师们自发参与的罢工行动而言，那些在行动之前就发展出覆盖全部学校的线下组织网络、通过积极分子与普通教师之间的日常联系渠道高效传递信息、通过一次次“压力测试”反复评估大多数教师行动决心的罢工斗争所取得的效果要好得多。而2021年的“罢工十月”，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疫情下民不聊生、导致工人终于忍无可忍奋起行动”，而要看到其背后存在一条“深耕式的工人组织实践模式在美国逐渐复兴”的脉络——2021年的“罢工十月”是2018-2019年各州公立教师罢工所带动的行动浪潮的延续，后者不仅在精神上启发和激励了广大工人，还积累、传递了“如何组织工人行动”的具体经验。而教师工会对于罢工的一系列计划与准备工作，早在2010年代初期、改革派积极分子在一些基层教师工会中掌握领导权之时就开始了。
进一步说，一场罢工行动的结束、或是工人组建工会的胜利，也往往意味着另一场更漫长的斗争的开始。如何保证一场行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在未来不流散、如何把行动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传承下去、如何在看似波澜不惊的点滴日常工作中继续与资方耐心周旋、如何为下一场大规模行动积蓄能量，这些任务均需依靠长期存在的、将工人具体联结起来的组织平。如果劳工运动希望在未来将工人行动的势头与经验传递到更多的工作场所、更多的行业、更广的地域范围，增加各地、各行业工人行动的协调性，乃至达成某种类似于“总罢工”的效果，就更需要工会——尤其是跨地域、跨行业的全国性工会——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而工会发挥这一系列作用的必要前提，就是其内部的民主化。以自上而下控制工人为根本目的的官僚化工会，是无法助推阶级斗争水平升级的。只有作为集体的基层工人掌握了工会的主导权、只有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才可能从根本上服务于工人斗争的需要。关心劳工运动进展的观察者，往往首先关心“工人如何能组织起来、行动起来”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背后，还潜隐着另一个同等重要、但更具挑战性和考验性的问题：“工人组织如何能长期保持或增强民主活力”。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次令人瞩目的工人行动浪潮就像是“台上”亮眼的“一分钟”，而工会中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日常细微处做的各种组织工作、持续推动工会朝着民主方向变革的努力，就是“台下”那不为人注意但至关重要的“十年功”。
“民主可真是一件累人的事”
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基层组织者和积极工人试图绕开全国性工会的束缚，在自己的工作场所组建独立工会，或者组建积极工人的自组织网络（不寻求成为有法律地位的工会）。这些尝试十分可贵，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局限于单一工作场所的工人组织，往往势单力薄，很难真的有能力组织和支持工人与资方抗衡，甚至连持续存在下去都困难。毕竟，在劳资双方力量对比高度不平衡的情况下，工人最可依赖的武器就是“人多力量大”。而一旦一个基于单一工作场所的独立工人组织试图扩大规模，试图发展成多工作场所、多地区、多工种的大型工人联合组织，那势必早晚都要遇到目前现有的那些全国性工会都会遇到的难题：如何防止工人组织陷入官僚化的逻辑、如何增强其民主活力？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透过美国工会的民主化难题，我们能看到任何社会运动都或多或少会遇到的结构性悖论：社会运动的维系和发展，不可能不需要持续存在的组织结构；但随着一个社会运动组织的长期化、正规化、制度化，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官僚化和民主缺位的风险。在一些人看来，这个悖论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这不禁让人想起米歇尔斯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寡头铁律”论断：政党也好，工会也好，社运组织也好，任何以内部民主为初衷的组织，终将会蜕化为寡头垄断的利益机器。
而工会民主改革运动在做的事情，正是挑战这种悲观的“不可能”论断。从这个角度看，工会民主改革运动的意义便超越了劳工运动本身，其成功或失败，对于其他社会运动场域如何处理自身的“组织化悖论”，都有启示价值。而工会民主改革运动在挑战“不可能”的过程中展现出的“不信邪”、“不死心” 、“不服输”的信念，也自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
许多没有亲身参与过工人组织工作的观察者，往往会想当然地将工会民主改革运动纯粹看做是追求民主的基层工人和压制民主的工会上层领导之间的斗争：就好像工人当中天然存在争取民主的广泛热情，但频频遭到工会官僚的镇压。这种看法揭示了事实的一部分，但对于那些亲身参与过工人组织工作的基层工人积极分子而言，他们常常会发现：那些抱有热情、认识到工会民主的重要、愿意参与到工会民主改革运动当中的工人一般都是少数，而大多数工人的状态是 “不关心”。
的确，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数工人要忍受超长的工作时间和超高的工作强度，除此之外，关心日常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已经让多数工人自顾不暇，哪还有多少剩余的精力来关心和参与政治——不论是国家政治、地方政治还是自己工会内部的政治——呢？另外，许多工人在遇到劳动权益方面的问题时，往往寄希望于工会“替”自己出头解决，知道“有问题找工会”，而不会认识到自己就是工会的主人之一、有权利也有责任参与到工会的活动中“当家作主”。这既可以被理解成是对工会的信任，也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等”、“靠”心理。
因此，大多数工会的常态是：工人在平时鲜少关心工会事务，最多是到了特定的时间节点——比如几年一度的集体谈判时——才有较多的工人产生关心的兴趣。大多数基层工人平时的漠不关心，使得那些有条件持续关心和参与工会事务的人——官僚领导层、专职的机构运营者、一小部分积极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垄断工会事务，免受基层工人的制约。等到了几年一度的集体谈判时刻，工人们开始关心工会事务和集体谈判进展情况，便会发现为时已晚，工会内部日常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控制已经相当牢固，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冲破的。
所以说，工会民主改革运动一方面的确是在和上层工会官僚作斗争，但另一方面更是一场尝试克服广大基层工人“漠不关心”态度的长期斗争。这是日常组织工作的核心所在，也是最大的难点。大概所有参与过日常工人组织工作的积极分子都能体会：每次成功地带动起一名身边的工友成为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背后往往是五次、十次失败的类似尝试。基层工人日常参与工会事务的热情不足，也体现在工会内部的投票参与率上。Teamsters自从1991年建立基层工人直接选举最高领导层的制度以来，领导层换届选举的投票率一路下跌，从1991年的30%以上跌至2021年的15%。即便是2013、2018年两次事关UPS工人切身重大利益的集体合同批准投票，在TDU发起的“投否决票”运动尽力动员的情况下，参与投票的工人也仅占全部有投票资格工人的28%和44%。2021年UAW的领导人直选改革公投中，参与投票的UAW会员尚有14万余（但仅占全体UAW会员的20%不到）；而在公投通过之后，UAWD在其全部注册成员中进行过一次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内部问卷调查，填写了调查问卷的参与者仅有30人！这一信号不禁为UAWD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UAWD是UAW基层工人为争取一人一票直选制度而成立的组织，但在这一原初目标已经实现之后，UAWD是否能转型为UAW内部持续存在的工会民主改革运动？是否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基层工人长期参与？
美国的工会民主改革运动，就是在这样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一直艰难前行着。大多数工人日常的“漠不关心”态度能被改变吗？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些门槛没那么高的民主参与机制，让多数工人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参与工会事务？或者，也许我们应该接受大多数工人日常“漠不关心”的现实，而去想一些办法保证平时有条件参与工会事务的少数人不肆意妄为、滥用权力？这些问题也许不存在完美的答案，但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会一直持续。对于那些参与日常组织工作和工会改革运动的基层工人而言，随着参与经历的增加，也越发能感受到肩负的重量：纸面上的制度性民主权利固然来之不易，在实践中创造出真正有效的民主生活更是不小的负担。它往往意味着一开就几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意味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注意力与精力投入，意味着大量的沟通与情感劳动，意味着缩小而不是放大“自我”的意识，意味着在工人内部时常出现的利益冲突中艰难求得共识。用一位工会民主改革运动长期参与者的话说，“民主可真是一件累人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