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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失去的语言——东日本大地震与“否认”的共同体

文/矶前顺一 翻/马冰
2022-02-11 16:41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原编按】

十多年前东日本大地震及所引发的海啸,对于大多数国内读者,犹如一场媒体事件:可能是历史上头一回,我们通过电视直播画面亲眼目睹海啸淹没农田、卷走正在大桥上行驶的车辆。而作为环太平洋上的日本近邻,去年一度沸沸扬扬的日本核排污方案及施行也逐渐不再为人们所关注。用本文作者矶前顺一的说法,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否认”:为了延续日常状况以及现实感觉的稳定性,我们不得不在意识之中淡化甚至否定某件事情或某个事物的存在。

2011年3月11日,日本茨城县海滨出现巨大的神秘漩涡。日本宫城县当天发生8.8级地震。

现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从事宗教学批评理论的矶前教授,曾于2019年秋季学期受文科高研所邀请,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福岛与切尔诺贝利的幽灵祝福》的专题讲座。本文节选自他2019年出版的新著《昭和·平成精神史(昭和・平成精神史「終わらない戦後」と「幸せな日本人」)》第二章,由译者马冰博士提供的润稿前版本与正式出版版本校对、编辑而成,与出版版本有部分文字上的出入及文句上的调整。特此感谢马冰博士授权刊发!

本文不介入核使用问题的讨论。作者矶前教授长期关注日本战后的精神状况与伦理问题,借助对精神分析的一些概念的创造性使用,他意图从亲历的现场和日常体验出发进行思考:一方面,在讨论如何面对灾难后的他者问题时,他通过辨析“共感”和“同情”这一对概念,提出了超越“移情”或者说基于自恋而发生的对他者的同一化——具有想象力的“同情”,将与他者的遭遇转变为审视自我的契机,而非忧郁或负疚的泥淖。另一方面,他将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失语”状况,理解为一种集体性的症状:它不仅弥散在族群的倾轧当中,也渗透在一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里。 

被海啸吞噬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数年,我作为报告人参加了关于东日本大地震与信仰的共同报告会,它是在东京举办的某一学会的分会。会场很小,但座无虚席,甚至有站着的听众。报告会上我重新目睹了逝者的无辜和生者的悲伤。与东北(编注:指日本东北六县地区)相比,东京很难称得上受灾地,因此这次报告会的参加者之多让人感到,现在人们依然高度关心着这场灾害。

我们讨论了死者和生者如何开拓一个深层交互的空间。热烈的氛围中,死者仿佛就在现场聆听着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话语。在受灾地,人们常常说,存在着一种与死者同在的感觉。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在受灾地的人们一旦与死者分离便无法生存下去,以至于生者成为死者的一部分。下面是我去东北大学进行集中授课时的一件事。

现居东北、受邀而来的老教授说:“宗教学就是讨论看不见的东西”,这时有位学生一直举手,说道:“我现在在大川小学做志愿者,死者的家人曾指着校园问我,‘你能看见孩子们现在还在那玩耍吗?’我很惶恐,根本无法回答。”

宫城县石卷市的大川小学,一大半的孩子被海啸卷走离开了人世。孩子们的家人正在上诉,谴责教师为孩子罹难的主因。那个举手提问的学生一直纠结着,如果否认校园里的那些孩子灵魂的话,无异于说孩子们连灵魂都不是了,这更会伤害到他们的家人;而话虽如此,如果承认自己能看到灵魂,那岂不是等于自己疯了,她自己也受不了。

2011年3月28日,日本宫城县,地震灾区。

“对于听见的声音、看到的场景,不应该闭目掩耳。”这时候,被沉默笼罩着的教室中浮荡着教授的话。这学生抽抽嗒嗒地哭着说道:“我其实也看到了的。但是太痛苦了,我选择看不见。”

海啸的冲击至今仍没结束。尽管海啸本身退却了,但经济方面的复苏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而海啸带来的心灵创伤仍折磨着受灾者的心灵。确实,仙台和磐城等地的东北中心城市恢复得很好。但是请到海岸地区看看,三陆地方的海岸,现在仍旧什么都没有。不,能看到的唯有灰暗高大的水泥墙连绵不绝,这光景与地震前完全不同。

好像要抹除那天大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悲剧与记忆一样,巨大的水泥墙仿若监狱,阻挡了视线,人们再也无法遥望眼前的这片大海。为了阻挡海啸,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为了阻挡回忆,人们也把自己关在了人工墙之内。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我走访了海岸部的一个临时住宅,大部分的人都搬到振兴住宅去了,只有极少一部分人留了下来。灾民祭祀的地藏菩萨埋没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看起来寂寞又可怜。供奉清水的杯子空了,点心也被野狗咬碎了。

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失去了家和家人,又在避难地滞留并屡遭歧视的人们,要被彻底抛弃才算完吗?

“我现在只等着妈妈快点来接我,恨不得当时一起死掉就好了。”

他们这么说,我们能回答什么呢?或者只静静地倾听?

如果有人对你说:“跟我一起生活。做我的儿子。当我的女儿。成为我的伴侣。一直陪在我身边。”你会怎么办?他握住了你的手,他贴向了你的脸,你会怎么办?“如果做不到的话就走吧。不要用敷衍的态度接近我。”如果有人对我这样说的话,我应该会默默地离开吧,并且一边嘀咕着“我自己也有生活”、“这种要求我做不到”。

       经常去受灾地的朋友也说过:“人是有能做的事和做不了的事的。”确实如此。眼看别人溺水的时候,很少有人愿意赌上自己的性命跳进汹涌的海中。但是,这样的道理对于处在生死关头挣扎的人来说是说不通。“反正是别人的事。”毋庸置疑,这种想法不仅蒙蔽了受灾者,也蒙蔽了我们很多人。

      “人心中有很多解释不清并且很恐怖的东西。”写出这句话的人,是东北青森县出生的作家太宰治。战败后不久,在1948年的作品《人间失格》中,他表明了对战后社会寻找希望的人们的不信任感。

战时遵从法西斯体制,到了战后好像与己无关一样对其进行批判的人们,只要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只要当时不得罪人、能得过且过,他们就可以改变任何思想。这样的无节操,的确应该受到批判;但是,为了生存,谁都有不得已的无奈。我认为,太宰治是在质疑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人间失格”。

蔓延的受灾地之暗

在大川小学做志愿者的学生,说出自己的困惑之后,她的心情似乎舒缓了些。但是,另一个学生见此情景却面露阴郁,她缓缓地道说出缘由:

“说实话,我很羡慕你们能哭出来。我来自福岛的回迁困难地,家乡还有很多人不能搬回去。我从初中到高中辗转过很多地方。之后考上了大学来到了仙台。在我家那里的人们连表情都没有。”

也就是说,女同学的父母和城镇的人们仍辗转各地。她一直低着头,语气充满了几丝怒气,此刻的教室再一次被沉重的氛围吞没。没错,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甚至连幽灵都不出没,连故人的灵魂都看不到。返乡的期限,仍遥遥无期。

从三陆海岸南下,我们最终抵达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0公里范围内的富冈町,这片区域在几年前开通了国道6号线,但因辐射量高,汽车必须关闭车窗行驶,行人和非机动车由于会直接接触空气而被禁止通行。即便如此,居民们对此前被切断的常磐线能够通车还是非常高兴的。

2021年2月14日,日本东北部福岛县,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用于储存核污水的水箱。

但没过多久,人们发觉,复原这条公路原来是为了把放射能污染的土壤和垃圾运送到原发地周边的指定临时放置地。但到了现场,谁都能明白,称之为“过渡贮藏设施”的地方实质上就是“最终贮藏场所”,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作为掩饰。

污染土壤堆积起来的小山一直延伸到海岸线,根本不能住人,只有晃荡的几只瘦小野猫和在天空盘旋的乌鸦和海鸥。这就是那个女同学所愤慨的故乡实况。他们的故乡成了毫无回迁希望的地方。可是,我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可以说是“知道”这些现实情况的呢?

震灾引发的灾害并不仅限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在磐城,市政府的门口等地,针对回迁困难地搬来的灾民涂写着“灾民滚回去”,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能把它归因于本地人的恶意;因为同样是福岛县内的居民,也有人无法领到大额补偿金,导致了地域内出现经济落差。“凭什么他们不工作”,这种想法的出现也是万般无奈的结果。

有些灾民忍受不了这种眼神而离开东北。我的故乡水户就有很多搬迁户,这就导致收留他们的亲戚叫苦连篇。我的按摩师朋友转述所听见的抱怨:“因为他们可怜也不能说撵他们搬走,但他们为什么不工作一直呆在我家,凭什么我们既要工作还得忍受着他们。”

虽说如此,灾民们也不是真的坦然接受别人的照顾。他们也有人在我的这位按摩师朋友那里发牢骚:“受别人家的照顾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很累。”甚至东京电力公司的人也被牵扯进来:“我们随时被叫去挨骂,非常煎熬。”按摩师听着两种互不相容立场的声音,有时也感到非常大的精神疲劳。

受害者不仅只有灾民,复杂交织的矛盾正在整个日本社会中蔓延着。在关西地区,从福岛来的人在土地廉价的被歧视部落的居住地建盖房子的情况并不稀奇。部落的年轻人离开了了解自己出身的故乡,不知原委的东日本灾民们因为价格便宜开始住在变成了空地的地方。这或许成为了被歧视部落的人们和非被歧视部落的人们相互混杂在一起的好契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歧视被骂“核辐射传染——滚回去。”

即使在执行贯彻同和教育( 原注:指在日本教育中以消解部落歧视为目的而实施的教育)的关西地区,以其他对象和形式不同的歧视至今仍然根深蒂固。歧视和经济差距,在近代建立“我们日本人”的身份认同的时候,他们作为非日本人、或低级日本人,在“谁是日本人”这个问题上是被否定的。

这样仔细地观察的话,很明显,东日本大地震不是一个囿于东北地区海岸的事件。它在日本社会的广阔地域上,或日常生活中都投下了细小的阴影。但是我们就认为好像震灾已成过去,仿佛再没有人忍受地震带来的痛苦,不,就像地震本来就没有发生一样。

确实,这也不是不可能。我出生于茨城县水户市,现在住在京都。我的父母现在仍住在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地的水户,我的儿子住在与水户之间交通便利的仙台。水户的家也遭到很大损害。所以东日本大地震是关系到我的家人生死的问题,而不是无关于己。但是,对于我京都的朋友们来说,他们的大部分家人和朋友都在关西,最远到东京为止,而在东北遭受灾难的人极少。这也是一般亲属圈的范围所带来的影响。

指责那些人没有同情心是很过分的。相反我们来回顾一下阪神・淡路大地震(编注:指1995年发生的阪神/神户大地震,是自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来,日本发生的规模最大的都市直下型地震)时候的事情吧。包括我自己在内关东人应该没有怎么把关西发生的事件当作自己的事。当然,在电视上看到逼近的火舌烧光了街道,我也流下了眼泪。但我做不到自掏腰包,或请假到现场做志愿活动。说实话,水户离阪神地区太远,在那里我没有一个亲人朋友,我无法亲身感受他们的痛苦。

或许听起来像是借口,但我们确实都不是神。对于没有实感的事情而要求过多的关心,是太严苛了。每个人都需要忙于财米油盐,都有各自不同的忙碌和操心,虽说如此,但对处于苦痛的人们不应该是不关心、也无所谓的态度。问题是对他人很难有日常性的持续关心。因此,面对他人的困苦,我们不应终结于一时的情感,而应该发挥后天的想象力和思考力。

“共感”与“同情”

理解他人痛苦的想象力本来就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通过教育、经历逐渐培养出来的感受性和思考力。居住在美国、跨洋活动的思想家酒井直树通过解释“共感”与“同情”词语含义的不同,来阐释后天培养出来的感性。

酒井首先指出,人不可能像当事人一样能完全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和悲伤。以这种体验不可能的事实为前提,把主张自己完全共享了对方的痛苦的这一立场称作“共感”——原始情感的共享;而由于感情代入不成立,对照自己的经历按照自己的方式接受对方的立场则称之为“同情”——不构成同一体验的情感方式之共有。

酒井不是指责无法进行感情代入的“同情”是薄情的。相反,他以此指出不仅是能够相互理解的朋友,处于不同情况下的他人,也是有可能理解他们的。

202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县磐城市,日本民众在公共大厅点亮蜡烛,纪念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

而“共感”和“同情”的差异可作如下理解:前者为在自我肯定与自我怜悯之中建立共感的共同体,后者是在与对方相异之中暴露自我。“同情”意味着在离断的基础上进行理解,而非在同一条线上把握自己和他人,也非通过将他人同一化来掩饰自己的不安。

只有做到这样,在性格、思想不同的个体之间的邂逅中才有可能敞开自己。敞开的前提是要有会被对方伤害的心理准备。在此可以参考东日本大地震受灾者的心情,比如宫城县石卷市的僧人道出了他面对灾民时的情感处理方式。

「我有亲戚、朋友在灾难中去世,但是我的家人都还活着。所以你的心情我完全无法理解,我的痛苦完全处在痛苦的浅层。无论怎么伸长手我都够不到你的深处。这是我真实的告白。好像僧人一样、装腔作势的人有的是。但本来就是这样嘛。我没有失去家人,我能做的就只是以祈祷的形式帮助你重建今后的生活。」(金菱清(课题组)编《拥抱3•11灵性》(『3・11霊性に抱かれて』))

到访东北、熊本等受灾地时我经常体会到这种无力感。失去了至亲的家人和温馨的家,这种痛苦也只有当事者才能体会。无论用怎样的语言,还是依偎在他身边,没有失去过家和家人的非当事者也不可能像当事者那样理解那种痛苦。酒井认为,虽然无法共享苦痛,但他把那种所谓“我理解你的痛苦”的态度称作“共感”,并批判了这种不诚实的态度。

“自己人(日文:仲間)”这个词表面看起来不错,但既然是幻想出来的,那么也不过想象自己与对方相似而已,实际上不是别人可怜,可怜之人正是我们自己。自我怜悯才是“共感”的真面目。

精神分析的始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对自己和内心的能量进行内倾的态度称作“自恋”、“自爱”。心的能量有向内的也有朝外的,外倾就变成像恋爱一样的状态,内倾则成为自我肯定的形式。

适当的自我肯定在与他人共存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过度的恋爱感情有可能导致跟踪狂行为;同样,过度的自我肯定也很可能发展成“隐宅”等缺少社会适应性的行为。在心理能量的内倾和外倾间隙中,保持自身“力比多”(libido)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过度的自恋可以理解为极端内倾的自爱所引起的无社会的态度,可以说是为了不接触无情的社会、避免受伤,而躲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我保护的自卫策略。

基于此观点,“共感”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可怜而把情绪寄托于同样境遇的他人而已,把所谓“共感”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关系单方面地扩大给他人,否定界线之外的人为朋友而待之以冷淡态度。这种优先同类的、排他性的待人接物方式就是优先本民族、本国民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

但是,没有比国民这一界线更暧昧、流动性更强的东西了。“日本人”的定义在形成的历史变迁中带有偶然要素,因此包含的具体成员内容很容易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为了成为纯粹的“日本人”,就需要不断地制造出 “非日本人”或所谓的“次级国民”等无法完全成为“日本人”的人,同时对他们的歧视也成为了必要。并且,歧视是一种连锁反应。我听说过在被歧视的部落中,常有受歧视折磨的人又歧视在日本的韩国人。

在某个被歧视部落,虽然同在一个部落,却将更为贫困地区的人划分为比受歧视的自己更低下的等级,替他们取了旧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域的名字而歧视对待。

“我想为消灭歧视而奋斗,但是自己内部的歧视不是那么容易消灭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部落运动的中心力量,他自戒性地言及:“对朋友的认同会对未看作是同类的人产生歧视情绪。”酒井批判这是“共感”。社会上有很多人认为只要自己的朋友好,其他的人怎么样都无所谓。

这产生的问题是,认定是“自己人”的同时,也出现否认“自己人”的情感机制,尤其成为问题的是默认这个机制发生的旁观者,而不是对非自己人施暴的加害者。换句话说,即便知道这是侵犯,但由于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坚决保持沉默的“他们”。

这些人无论在工作岗位上多么温和,因其易于妥协,除非与他人发生了纠葛,否则不会对社会根本上的不正和扭曲进行批判。互相照应同属一个共同体的朋友,不用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从中能看到一种与民族主义一样只珍惜支持自己朋友的“共感”性的封闭态度。酒井把这种封闭集团称为“无耻”的共同体。

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把默默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克曼之人格称为“平庸之恶”,这与上述封闭态度同属一类。可恶的、凶狠的犯罪不一定是生来凶恶的罪犯制造的,反而是当小心翼翼的市民为了保全自己、只要自己不承担责任时,所产生的犯罪。

阿伦特认为不把杀人当作杀人的恶之感性从放弃思考时产生。事实上,为了留在“多数派”的同类范围内,放弃思考、成为组织的一个零部件会更加轻松。根据不同的状况,人可以成为天使也可以成为恶魔。停止思考、只要遵从母集团就好,在这点上无论成为天使还是恶魔,都不过是被平庸之恶所侵染之人相同的行为罢了。

在这个意义上,“平庸之恶”与“平庸之善”成了表里一体的东西。

“否认”的共同体

在受灾地无人的海边,不断流传着有幽灵伫立的流言,有一部分学者也声称幽灵是幻觉,但这种观点是建立于枯燥理性学者的一种无力感之上的吧。在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阪神・淡路大地震中,除了当事者外,包括学者在内的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出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否认”的症状。

所谓“否认”,以今天的现象来说,同“隐宅”现象一样,是指拒绝接受现实的态度。至亲的意外死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这些对于本人来说难以接受的事情,有时人们不愿意承认它真的发生过。

于是在意识层面,本人可以过着没有任何不妥的日子,但另一方面,身体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与自己意志相悖的现象。即,在意识上想要彻底抹除发生的事情,但在身体上出现的症状却直接体现了所受的影响:身体某个部位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失去感觉、不能动弹等症状开始出现。

有些学者到了东北的受灾地也被巨大的无力感所侵袭,仅是短期停留就得了抑郁症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更何况是去当地任长期教师的人,会出现比抑郁症更加严重的精神状态。尤其震灾告一段落后赴任的话,“最艰难的时期我没在”、“我没能起到任何作用”的罪恶感更是挥之不去。

但是,学者们自身能够设法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对受灾者过度地关心、或称自己没有受地震任何影响等等,这种极端态度勉强能维持表面上的精神平静。

而乡亲们的状况就完全不同了。心灵上脆弱的孩子、易被当地居民所孤立的老人、埋没的主妇等等,这些在社会地位和工作上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们,会直接凸显在不稳定的地方思想中,他们精神上的波动和痛苦就是被社会和家庭所否认而导致的症状。依赖于社会性地位的人们没有勇气面对自身问题,因而出现了在无意识中将痛苦强加给弱势群体的事态。

除了灾民,还有抱有善意而与受灾地相关联的宗教者和志愿者们也被海啸吞噬着,一直被困于无力感的地带。并且,最软弱的人、孩子们、残疾人还有灾民,他们都独自承受了在无力感中外界的漠然与社会的扭曲。这就是“否认”所带来的“症状”表现方式。

我们常用的“主体”一词,指的是一个能够思考、感受事物的整体行动单位,不限于个人,可以是家庭、工作单位、国家、民族等多种多样。现在普遍使用的身份认同(Identity)概念则是指通过与某物进行同一化而确立“自己”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主体形成的“主体化过程”,是一种通过与家庭、国家等他者进行一体化来揭示自己究竟是谁的行为。

通过推进与他者一体化,主体成长为一个稳固的存在。“我作为集团的一员是被需要的,同时又受到他们的保护”,对于具有这样明确的身份认同意识的人来说,他对母集团的一体性是毋庸置疑的,就好比一个班级里成绩优秀受到拥戴的学习委员。而既然班级学生的排名难以避免,那么劣等生也由此产生。若只是成绩不好的话还好,还有躲在家里不上学的学生、霸凌他人的学生等等,总之一定会存在管理班级的班主任所不希望有的那种学生。

主体形成之际,过度适应的“中心”出现的同时,无法适应的“周边”或被排挤的“外部”也随之产生。其中病灶禁锢在虚弱的部分,剩下的主体部分表现为一个健康体态。虽然中心与周边、健康者与不适应者是从一个构造里产生出来的,但是把疾病和异常只向某一方强压的时候,“否认”的症状就会出现——否认不仅仅是个人,在集团的层面上也会发生。

牺牲的机制

“否认”的构造所阐明的是,虚弱部分担负的疾病彰显了其主体整体的症状。正因为把它从整体分离,区别为主体的“另一部分”,因而患病的就只是它而已。给这一部分弱者强加疾病的机制,通过这次地震也逐渐清晰起来。哲学家高桥哲哉把强加核电站于福岛和强加基地于冲绳的两个事例放在一起,以“牺牲的机制”之名来批判战后日本社会的自我欺骗。

高桥说,牺牲者平常不会展现在社会的表面,其饱受苦痛的状况被遮蔽,人们是无法看见的。不止于此,社会对待牺牲者,像是将此前战死的士兵作为国家的英灵来祭祀一样,踏入到社会成员、甚至牺牲者的自我意识中,要求以“值得尊敬的牺牲”来美化自己。当事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是悲惨的牺牲者,甚至被强迫认为这种牺牲是幸福的表证,恐怕再无比这更残酷的了。

核电站把电力从地方输送给都市,便利给了都市、危险给了地方。作为补偿,地方可以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这听起来不错,但是一旦失去了这个工作场所,地方经济和家庭生计都将受损,结果彻底增强了地方经济对于城市的依赖度。

地方与都市的经济差距实在无法相比,继而把地方编入到依附大都市而受惠的经济体制中,出现了一种彻底榨取的组织形式。对此,可以模仿法国文学的研究者西川长夫的说法,把它称之为“国内殖民地”的状态。

同样的日本国民之间却存在如此之大的落差,关键在于,正是以榨取关系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我们生活在平等的日本社会的这种幻想才得以成立的。而这正是所谓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本来面目。

营业至深夜、商品齐全的便利店逐渐增加,看似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另一方面,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个体户们不断地被迫关闭,地方上一整条街都是落下的卷帘门的情况也与日俱增。那么,在便利店打工的人们,生活是否变得富裕呢?一个门店由一名店长和几名打工者、临时工组成,低廉的工资和24小时的工作,生活不稳定又辛苦劳累,绝对无法说他们是在经济富裕的条件下工作的。

世界上的人口能够不断地补充几近违法的廉价劳动力,致使全球资本主义持续扩张;且均质化的内部空间也不是平等的世界,其背后是绝对榨取导致的格差社会。

最终失去安身之处的人们,除了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企业的廉价劳动力被榨取以外,别无选择。不言而喻,其典型就是核电站企业和美军基地周边产业。以为这种经济差距支撑起来的社会是平等且幸福的人们,他们在无意识中幸运地处在了榨取别人的一方,因此察觉不到别人的痛苦。

就连批判这种状况的我也是一样的,能够做出批评性的言论是因为我处在安全地带,即使说出这样的话也不会受到威胁。印度出身的评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经提出“庶民能发声吗?”这一论题。由于弱势群体处于从属于某人的状态中,所以表达自己想法是极度困难的。进一步而言,能够察觉自己处于困难状况中这件事本身都非常困难。

因此进行这种批判的我们为了纠正社会不公平现象而做的发言,如果其中不包含否定自我立场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发言也就不成立了。

奴隶喜欢做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忍受不了自己是奴隶的现实。——《灯下漫笔》

说这话的人是饱受列强侵略时代的中国作家鲁迅。战后的日本社会也完全符合这种情况。现实难以变革的时候,人们会拒绝承认,彷佛现实中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奴隶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的时候,生的希望就将毁灭,因为很明显,自己除了受他人奴役的奴隶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了。

因此他们总是臆想自己不是奴隶,至少跟其他奴隶相比,自己与主人之间有更多的人类感情交流,这跟家庭暴力受害者时常认为对方是因为自己不好才对自己行使暴力一样。为了适配否认的机制,理性、感性与感情在极端的情况下会被轻而易举地扭曲。

据说奴隶主和家庭暴力的加害者们,很多时候会认为受爱情关系所支撑的自己是在引导、教授对方。虽然加害者和被害者之间存在着压倒性的差距,但他们都有一个被共同幻想所包围的心理想象。  

无主体化的主体

在精神分析中,上述心理想象被称为“否认的共同体”。立木康介(原注:立木康介(1968-),精神分析家,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以精神分析的视角研究20世纪的思想)解释道:“在否认的地方,存在一个‘以不想知道任何关于被否认之物为共通关注点而封印起来’的共同体。”在此,有必要先明确地指出这种共犯关系是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否认现实的基础上而形成疾病。

被纳入到否认共同体的个人,实际上被放置到了无法形成个人主体的状态中。立木称之为“无主体化的主体”或“不成为主体的主体”。被卷入否认的共同体之后,自己在其矛盾之中的现实可以搁置、不管不顾,所以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不会被追究责任。

现实充满了矛盾,自己也承受着痛苦,但只要不是自己的责任,且有同伴一起建立起共犯关系,就能一直否认现实。立木认为这种否认现实的根源上横亘着一种不想放弃幼儿性全能感的不成熟感情。一直想当世界的王者、希望永远只要央求母亲就能实现任何事,因为不能克服这般的全能感,最终否认掉现实和世界本身存在着的事实。

2021年3月11日,日本东京,在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这一天,东京民众参与悼念遇难者的活动。钟表上纪念着大地震的发生时间下午2点46分。

举出典型的例子,个人的话就是隐宅族;以日本社会为单位考虑的话,好像东日本大地震没有发生过一样的当今日本社会,其状态正体现了这个“无主体的主体”。

“这次震灾后所有人都已痊愈了。我们的社会很繁荣,什么问题都没有。”离开故土的人、回归故乡的人或者从未离开的人,无论是在非受灾地还是受灾地,都有许多人那么认为。“无论自己的生活开始有了新起点,还是已经回到了从前,都无所谓了”,有这种想法也没什么不可能。

这时,被抛弃之人和东日本大地震的突发灾害都成了不想承认、想要否认的现实,欢腾于东京奥运会的日本社会想要忘掉这些。“什么都没发生。”、“已经胜利了。”

核电站复工的今天又开始以为:“这个地方是没问题的,之前只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在没有充分准备的特殊情况下才发生的,只要无差错地操作就不会发生故障。”但同时无意识中我们都知道,根本不存在能够保障安全的依据。

还记得地震发生后不久,有一位政府官员形容苦于核电站问题的福岛为“已死之城”吗?媒体异口同声地指责他“不成体统”,致使他最后辞职了。他的发言不可否认确实有些轻率,但没有居民而已成死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已死之城这种发言不成体统”,这话看似是一种基于人道立场的见解,但在不让外人了解现实情况的悲惨程度的层面上,仍只是一种“否认”的态度。但我认为,值得议论的是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是谁把城镇搞成这样、又应该如何重振的问题。只有承认绝望的现状之时,才能给现实点亮希望之灯火。

昭和‧平成精神史:「未結束的戰後」和「幸福的日本人」作者:磯前順一 译者: 馬冰 / 審譯:于長敏 出版社:翰蘆圖書公司 2021年6月

    责任编辑: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