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中以关系“三十而立”：成就大能抗压，未来会更好
2022年1月24日是中国与以色列建交30周年，双方的关系已进入而立之年。从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到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中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实现了和所有中东国家建交，而以色列是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中东国家。
客观而言，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两个民族建立现代国家的时间也处在同一时期，但由于受到冷战体制（特别是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关系）、阿以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以色列外交关系的建立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伴随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以及中国与以色列双方外交政策的调整，双方最终于1992年实现了建交。三十年来，双方关系发展十分迅速，成就显著，并且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创新伙伴关系。在中以关系进入而立之年之际，对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回顾与展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以建交前双方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自宋朝河南开封犹太社团形成起，两个民族的往来已近千年。在二战期间，中国上海收留了大量受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更成为两个民族患难与共的历史佳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色列原本是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双方也进行了以建交为目的的接触。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跟随美国对抗中国，导致中以关系进入了“冰封期”。1953至1955年，双方再度进行官方接触，以色列代表团受邀访华，但最终未能实现建交。1955年万隆会议后，随着中国政府对中东形势了解的深入，中国决定在阿以冲突中选择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在1956年、1967年、1973年的数次中东战争中，中国都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以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予以强烈谴责。在冷战体制下，以色列与美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支持阿拉伯民族的反帝、反殖斗争，因此中国和以色列分属两个对抗的阵营，决定了双方并不具备建交的环境和条件。
尽管如此，中以之间的接触并未断绝。其一，官方人员的非正式接触，包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与以色列驻罗马尼亚公使阿里耶·哈雷尔的私人会面、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与周恩来总理的信件往来等；其二，在华犹太人与以色列及国际犹太组织的联系，中国政府善待外籍犹太人并支持其自愿离境，得到了犹太人的肯定；其三，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友好交流。此外，中以非官方的商贸活动也从未中断。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处于西方阵营的以色列也加入了这一进程。1971年，以色列在联大关于驱逐台湾当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投了赞成票；1982年，中国允许以色列学者以个人身份来华交流；1986年，继中英《联合声明》确认香港将回归后,以色列重开驻香港领事馆作为对华交往窗口；等等。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中以贸易活动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末，双方从高层至民间往来频率大幅提升。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形势和阿以关系也发生深刻变化，1973年日内瓦会议启动中东和平进程、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和解并建交、巴勒斯坦在继续武装斗争的同时谋求政治解决巴以冲突、1988年巴勒斯坦宣布建国后对以色列事实上的承认，直至冷战后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巴以双方实现直接谈判，都使阿以和巴以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在此背景下，中国逐渐改善与以色列关系。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终于正式建交。
中以建交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与中东国家的全面建交。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交后，也为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创造了条件。
建交后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以建交至今30年，两国关系虽有波折，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从1992年至21世纪初，中以关系迅速升温，但仍受到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因素的限制。建交后，中以两国政府共同推动了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1993到1994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政府间合作协定，包括旅游、文化、科技、邮电、税务（主要是防止双重征税）等。1993年，中以签署文化合作协定，合作内容涵盖文化、教育、体育、出版、新闻和广播等多方面；2000年，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教育合作协议；2003年两国又签订了2002至2005年的文化合作执行计划。
然而，中以防务技术合作在美国的压力下遭遇了严重挫折。1996年，中国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签订了购买“费尔康”（Phalcon）机载预警系统的合同。美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威胁要减少与以色列国防机构的军事技术合作。在美国压力下，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宣布单方面取消合同。尽管双方在2002年就此达成了退款和赔偿协议，但中以国防交流陷入停滞。2005年，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再次就中以无人机合作毁约，使中以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尽管中以国防交流十分不畅，但并未影响双方政治、经贸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2003年，时任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访问中国；2007年，为庆祝建交15周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访华；中国多位高层领导人也陆续访问以色列。在经贸方面，根据我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统计，在1992至2006年，中以双边贸易进出口额逐年攀升，从5147万美元增至38.7576亿美元，翻了60多倍，即使在中以关系受挫的2000年和2005年也未出现下跌。2005年，中国与以色列签署《加强经贸合作备忘录》等多个合作协议。在文化教育领域，中以双方多次举办“文化年”等跨国交流活动。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大学等以色列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孔子学院。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但中以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贸易额达到建交时的百倍以上。2010年，中以签订《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强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同年5月，两国还签署了《关于促进产业研究与开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的创新合作等。
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导致中东地区形势动荡不安，但中以关系却进入了稳步发展期。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访华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将军访以，还使中断近十年的国防交流得到恢复。
2012年，以色列宣布在中国开设第四个领事馆，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以色列设立领事馆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2013年5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同年12月和次年5月，中国外交部长和副总理分别访问了以色列。
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以关系发展。以色列经济部长在议会发言中用“历史性行动”（historic move）一词来形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2013年，以色列成立了一个部长级的促进对华经济关系委员会；2014年，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泛地中海分公司）中标海法和阿什杜德港口建设项目；中国农业部与以色列农业部将农业合作纳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2015年，以色列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并成为57个创始成员国之一。2016年，《中以政府为商务、旅游、探亲人员互发多次签证的协定》签署，加强了两国人员交流。
2017年3月，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标志着中以合作进入深入发展的新时期。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期间，甚至使用“天作之合”（marriage made in heaven）来形容中以关系。新时期两国在创新和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达到了新高度。中以创新平台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提升，除《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的联合声明》外，两国继2015年后再次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1）》。中以自贸区建设也在推进，自2016年启动已进行了七轮谈判。2021年12月，中国商务部印发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强调要继续推动与以色列的自贸谈判进程。
中以合作成就卓著
建交30年来，中以合作取得了全方位、多领域的成就。
第一，经贸合作成就斐然。根据商务部2020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中国已经成为以色列全球第二、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商务部西亚非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与以色列双边贸易额达175.4亿美元，同比增长18.8%。在新冠肺炎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双方经贸合作也经受住了考验，不降反升。有统计数据同样显示，从2019年底至2021年4月，以色列从中国进口总额呈总体上升趋势。
第二，创新伙伴独具特色。自2015年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成立后，中以创新平台数量逐年增加，截至2019年底在建或运行的共计46个；双方合作创立了常州创新园、上海创新园、内乡高效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示范园、广州生物产业孵化基地、北京-特拉维夫创新中心、云南中以创新中心等多个合作平台。此外，中以科研合作强度不断增长，合作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总体都有明显提高。
中以在创新领域各有优势。根据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报告显示，在调查涉及的全球132个经济体中，中国香港在新兴产业、高科技进口和全球品牌价值等指标上紧随美国之后位居第二，中国大陆在高科技出口和研究人员等指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以色列则在研发支出和监管质量方面名列前茅。此外，中国对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的民间投资也相当活跃。兰德公司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腾讯、奇虎、人人、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积极投资以色列风险投资公司，为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先进领域的科技公司提供资金。
第三，农业合作根深叶茂。自1993年北京市通州区设立中以示范农场以来，两国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双方在中国山东、云南、甘肃、内蒙古等多地合作建立了农业科技示范合作基地；双方还设立了“中以农业科研基金”，推动农业企业对接。目前，双方交流不仅涵盖传统的节水、抗旱、育种、防虫等领域，还涉及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近年来，双方农业合作的高科技特点更加突出。2019年，中以农业科技创新合作（项目）“玄武论坛”在南京举办，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项目；2021年初，“中以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以色列多家公司展示了滴灌节水、虫害防治、光谱检测等方面的尖端技术，两国农业专家进行在线交流。
第四，教育合作日新月异。根据2015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以色列外长利伯曼共同签署的《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两国高校间组建了“中以7+7研究型大学联盟”。目前已形成清华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共同设立的创新平台“XIN中心”、以色列理工学院与广东汕头大学合作办学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数个合作研究机构和平台。此外，中以双方的校际交往也不断增强。2016年，首届中以大学校长论坛在耶路撒冷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并发表演讲；在2016年5月至2017年6月一年间，以色列和中国大学进行了约10次交流互访。
第五，“一带一路”合作进展显著。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以全方位合作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就。至2020年，中国在以色列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19.6亿美元，同比增长41.1%，完成营业额14.9亿美元，同比增长26.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上港集团”）获得以色列海法新港码头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权。以色列经济部长伊斯莱利·卡茨访问中国时，与中方签署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双方将就“红海-地中海高铁”项目开展合作，该项目被称为“陆上苏伊士运河”。
当前中以关系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中以两国关系的发展基于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重要原则。当前的中以关系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两国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存在直接冲突。从历史方面来说，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反犹运动，双方在历史交往中留下了和平共处、患难与共的历史佳话。从现实情况来看，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的政治矛盾。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争取合法权利，也支持阿以友好相处，始终承认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权。以色列政府一直未同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相对其他西方国家，以色列也很少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第二，两国不断加强政策对接，双方合作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巨大。一方面，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十四五”规划特别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以色列是中国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位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中的重要节点。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在政策上“向东看”，积极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展关系。此外，以色列丰富的创新技术资源与中国庞大的技术市场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以色列的基建需求和中国强大的建设能力也形成了互补。在以色列的基建项目获得成功，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将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广到西方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以色列作为一个人口小国，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和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也具有互补性。2017年3月，中国商务部与以色列内政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招募中国工人在以色列国特定行业短期工作的协议》；截至2019年末，在以中国劳务人员已超过7263人。
第三，中以关系抗压性明显增强，有利于应对未来风险。如前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以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合作深受美国影响而停滞不前，以色列多次违约体现了美国因素对中以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制约作用。当前，尽管美国仍是中以关系的重要制约因素，但2015年以色列加入亚投行和2021年中企承建的海法新港成功开港等，都是双方顶着美国压力实现的合作。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访以期间，曾大肆宣扬与中国公司合作对以色列和美以同盟的安全威胁，表达美方对于海法新港的“关切”，但并未改变中以合作的大趋势。
当然，不容回避的是，中以关系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首先，美国因素是限制中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美以特殊关系对于以色列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当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被美国视为威胁时，以色列很难彻底排除美国的压力，甚至不惜做出违约的选择。当前，美国不断对以色列渲染“中国威胁”，将中国与以色列的“一带一路”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作政治化，并利用同盟关系限制中以合作。
其次，以色列对中国的中东政策尤其是巴以政策存在误解。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在冷战时期中国支持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对以色列的战争和侵略行为予以反对和谴责。在冷战后，中国转向相对平衡的巴以政策，既继续支持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也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尤其是强调解决巴以问题“两国方案”的正当性。例如，2021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与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通电话时，既强调要“推动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也强调中方历来主张以“两国方案”为基础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和平共处。此外，对于以色列、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激进做法，中国也会予以批评和谴责。但这往往被以色列理解为对巴勒斯坦的倾斜，进而对中国的政策主张存在误解。此外，中国与伊朗正当合作关系的发展，也会引起以色列的质疑和猜忌，进而影响中以关系。
总的来说，在短短的三十年内，中以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和制约因素，但可以相信，中以关系总体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未来双方的合作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王利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