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人类，为何会把粪便当成药？

欧洲价值人文旅行领域创作者

2022-01-13 18:03

广西

“引发大流行的病原体与战争和灾难性风暴的机制不同，它不会建构信任，促进合作式的防御。相反，由于新病原体可能带来的特殊心理体验，它们更可能在人类之间引起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损坏人体的同时，必然也会摧毁人与人的社会联结。”

《流行病的故事：从霍乱到埃博拉》的这段论述，不仅仅适用于霍乱和埃博拉，也适用于当下。

在人类的DNA中，流行病曾一次次留下印记，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模式，塑造着人类的文明进程。它固然侵害着人类健康，有时甚至令国家乃至世界陷入危机，但另一方面，它改变了人类进化轨迹，塑造着人类的行为与文明。

在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传染病，霍乱当属其一。直至2010年，这个古老的传染病还在海地爆发，短时间内迅速扩散蔓延，共计影响了82万人，近万人死亡。

19世纪，霍乱袭击了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和最富裕的城市。在它的无差别攻击下，富人穷人都难以逃过。它从巴黎和伦敦一路杀到纽约和新奥尔良，即使国王、总统和名人，在它面前都失去了抵抗力，甚至被剥夺生命。

整个19世纪，霍乱令亿万人患病，罹难者超过半数，可谓是世上传播最快、最令人恐惧的疾病之一。

霍乱的出现，本身就是现代化的结果，但人类对霍乱的认知和解决，同样基于现代化。

《流行病的故事：从霍乱到埃博拉》中写道，引发霍乱的微生物被称作霍乱弧菌，在英国殖民南亚内陆期间传及人类。工业革命掀起的蒸汽船和火车等出行方式，使得霍乱弧菌得以变成流行病病原体，并迅速进入欧洲和北美。同时，迅速扩张的城市不但变得拥挤，城市建设和卫生意识也未能跟上，使得病菌能迅速传播。

书名：《流行病的故事：从霍乱到埃博拉》

作者：[美国] 索尼娅·沙阿

译者：苗小迪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定价：68元

当时的人类，还不知道保持卫生与避免传染病的关系。当时的人类，甚至依然习惯与自己和动物的排泄物接触，饮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

中世纪的一些欧洲人甚至认为粪便可以入药。比如16世纪的德国修士马丁·路德，就每天吃一勺子自己的粪便。18世纪的法国宫廷侍从则习惯吸食“粪粉”，也就是将自己的粪便晒干磨成粉，再凑到鼻子旁吸入。

当然了，这只是少数中世纪欧洲人的恶趣味。相比之下，中医对粪便入药更为热衷。在古代中医看来，粪便的臭秽之气可入肝肾，活肝肾之血，祛肝肾之浊。当人体内淤血与浊气相合，就可以用外来的污浊之气激发体内排浊反应，如疮疡肿毒和肿瘤晚期等都可以用粪便入药。在《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中记载了许多著名的粪便药物，其中有夜明砂，也就是蝙蝠粪便，还有鼯鼠的粪便，又称五灵脂。至于“人中黄”，则是在粪便中泡过的甘草粉，据说可以清热解毒。“鸡矢白”则是鸡粪便上的白色部分，同样祛风解毒。

当然，人粪利用率也很高，比如黄龙汤就是陈年粪水，《肘后方》记载它可治伤寒热极、心下烦闷等。《名医录》则称人粪可治发热，以粪便浸水饮用，在南北朝时期更是治疗伤寒的重要处方之一。

说回西方的霍乱。1859年，一位美国官员抱怨纽约的户外厕所“污秽不堪，条件恶劣，液体积滞，腐烂物质满溢，流出的污水让人无法忍受”。更可怕的是，这些未经处理的污水会在公寓背后和人行道上腐烂数周甚至数月，人们会在地面铺设木板来遮盖这些污物。城市巡视员汇报说，一旦有人踩压这些木板，下面就会挤出一股“浓浓的绿色液体”。

这样的恶劣环境，显然给了霍乱极大空间。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霍乱的认知仍然有限。因为根据古老的希波克拉底原则，霍乱这样的传染病是通过污浊难闻的“瘴气”传播开来的，吸入这种气体的人会被毒害。

这显然是错误的。书中写道：

“19世纪的伦敦麻醉医师约翰·斯诺，就深知瘴气理论运用在霍乱上的短板。多年以来，斯诺曾用乙醚、氯仿和苯等各种各样的气体迷晕自己，借此研究它们对人体起到的效果，为他的病人寻找最完美的麻醉药。斯诺身为气体性能专家，清楚若霍乱病人真如医疗机构所说是通过吸入气体而染病，那霍乱应该首先会感染包括肺在内的呼吸系统，如同深吸一口刺鼻的烟雾。但实际症状并非如此，霍乱影响的是消化系统。在斯诺看来，这只意味着一件事：病人患上霍乱一定是因为摄入了什么东西。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斯诺搜集了有力的证据。”

“在1854年伦敦苏豪区霍乱疫情期间，斯诺上门访问了当地居民。他发现如果将自己的调查结果标记在一张地图上，布罗德街上从同一个饮用水泵里取水的居民中有将近60%的人染上了霍乱，而不从这个水泵里取水的居民里仅有7%的人染病。他甚至找到了饮用水受污染的原因。”

最终：

“斯诺将霍乱的死亡率与伦敦居民的饮用水源联系到了一起。伦敦城有的供水公司取的是被污染的下游水，而另一些公司在开发取用上游水，伦敦的下水道系统尚未抵达这么远的地方。1849年，两家供水公司——兰贝斯公司和南华克与沃克斯豪尔公司——都是从被污染的泰晤士河下游取水，斯诺发现，在这两家公司提供服务的地区，霍乱的病死率差不多。但不久后，兰贝斯公司将取水管道建到了上游地区，其供水客户的霍乱病死率下降到了南华克与沃克斯豪尔公司的八分之一。”

但问题是，斯诺的发现，破坏了瘴气理论的基本原理。

“这就好比告诉一群生物学家，他在月球上发现了生命。要人们接受这样具有煽动性的主张，就要否认已经统治了医学和医疗实践好几百年的理论原则。”

此后，一位位科学家将研究进程向前推进。1884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宣布自己发现了引起霍乱的微生物——霍乱弧菌。但即使如此，许多人仍然不相信这个事实。

直至多年后，随着瘴气致病论的终结，霍乱在北美和欧洲的肆虐也进入尾声。伦敦和纽约在抗击霍乱方面取得的成就传播开来。工业化世界的各个城市的市政机构，利用过滤和其他技术改善了饮用水质。1909年后，人类研制出液氯技术，市政机构便开始进行氯化消毒。仅有少数水传病原体在20世纪的水处理措施中幸存，它们变得更加温和。此外，人类还拥有了霍乱疫苗。

正是因为应对霍乱，人类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有了极大改进，甚至让人们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认为人类完全有能力消灭传染病。但此后的艾滋病病毒、西尼罗病毒、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以及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都告诉我们，人类在自然面前依然渺小。

甚至可以说，人类变得更加脆弱，病毒变得更诡秘难防。这是因为在全球化之下，人类前所未有的流动频繁。正如书中写道：

“航空大大扩展了感染者的移动范围……凭借强大、高速、相对舒适的空中旅行，最鲜为人知的病原体如今也能跨越大洲大洋。”

《流行病的故事：从霍乱到埃博拉》的作者索尼娅·沙阿是美国当代著名科普作家，著有《热症：疟疾统治人类五十万年的奥秘》（获得英国皇家学会温顿奖提名）、《人体猎人：在世界上最穷困病人身上进行的新药试验》以及《原油》等。

在她看来，流行病始终伴随人类的进化历程，无论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基因变异，还是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甚至人们对美和浪漫的认知，都源自流行病的巨大作用。流行病，让我们成为如今的人类。这是事实，既是过去的事实，也将是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