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解析新版全国彩礼地图：让彩礼回到最初的意义上来
最近，四年前在网上热传的一张“全国彩礼地图”进化为“2016年版中国彩礼地图”为引子，多则与彩礼相关的新闻将舆论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先有因11万礼金发生争执，河南安阳小伙在新婚之夜将新娘砸死一事；这几天又出现了福建莆田18岁准新娘收到男方288万聘金、化身名副其实的“百万新娘”的新闻。
每年春节前后，总是婚嫁的高峰期。在过年喜庆气氛的衬托下，因彩礼引发的一幕幕人间悲喜剧，总是能轻易地将其中的世态人情演绎到极致。
单纯地“地域黑”或批判人心不古显然过于简单粗暴，甚至连很多媒体呼吁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健康的新式婚姻观。在笔者看来，也略显隔靴搔痒和“站着说话不腰疼”，未能直达问题本质。因为天价彩礼问题，并非单纯的人心浮躁、攀比、庸俗化问题，而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根源。
“天价彩礼”是社会经济学问题
四年前的“全国彩礼地图”上，列出了各个省份所需彩礼（含礼金和礼品）的金额，划分虽粗糙，也受到一些争议，但仍因其典型性而受到关注和热议。四年后，有媒体“更新”了这份“地图”，制作了“2016年版中国彩礼地图”。单张“地图”地看，能横向比较各个地区的水平，而将两张“地图”放在四年的时间轴上纵向看，则能看出地域和时间的双重作用。
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彩礼反而越低？而越是贫困、不发达地区的彩礼反而越高？
不妨来探究下彩礼的诞生根源。
彩礼的产生与漫长的农业社会分不开。在古代，女子嫁到男方家，对于女方家来说，相当于损失了一个劳动力，所以男方家会以彩礼的形式，作为对女方家损失劳动力的补偿。
再者，中国人讲究“养儿防老”，女子在出嫁后基本不承担养老义务（现在很多地区仍是如此，已婚女性对娘家承担的养老义务较小，独生女家庭则通过男方“入赘”的方式解决养老问题），所以彩礼就作为一种养老的补充形式存在。
这样说来，也就不难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回答“为何贫困地区的彩礼反而更高”的问题：较之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方更贫困，社会保障更不健全，尤其是随着我国老龄化现象的日趋显现，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养老、医疗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没有其他更好解决途径前，彩礼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就越能发挥作用。
而在城郊、大城市等经济发展相对更发达的地区，就业、谋生机会更多，适婚女性的父母辈多有能力解决生计问题，不需要寄希望于女儿的彩礼。所以，从根本上讲，“天价彩礼”不仅仅是观念和风俗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
要扭转人们固有的“天价彩礼”观念，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经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有安全感，而不是单一地依靠彩礼来确保生活安足。
当今社会，婚姻问题，不仅是人类学和伦理学问题，同时也是市场现象。而市场现象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供需关系的博弈，“物以稀为贵”。目前，我国的婚姻市场可以说是典型的“女方市场”。
男多女少，是导致“天价彩礼”的直接原因。越是贫困的地方，这种现象就愈加普遍。
在一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女方只用坐在家里，男青年上门相亲的络绎不绝”的现象。不难理解的是，除了上文提及男方因彩礼纠纷砸死女方的极少数极端事件外，大多数男性和他们的家庭，都在现实面前选择了隐忍，以举家借债送彩礼的不能承受之痛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而男多女少的局面，最大原因是长期以来畸形的生育和性别观念。虽然近些年来，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一些大城市已经日渐没有市场，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仍根深蒂固，普遍规律是越贫困、越落后的地区，这种观念就越具有生存的土壤。
观念必然会引导人们的行动，并最终以性别比的形式显现出来：据报道，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性别比为104.90，依此计算，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多万，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媒体用“中国未来将有3000万男性找不到老婆”的标题来报道即将到来的“光棍危机”。这还仅是全国的平均水平，在一些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性别比远超出平均水平，这些地方的适婚男性找到对象也将更加困难。
另外，城镇化进程又加剧了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适婚青年向城市流动，这种人口流动客观上也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男女比例失衡。因为选择进城务工的女性，年龄大多在十几岁到四五十岁之间，几乎涵盖了整个适婚女性群体，而相比于大多数男性最终只能回老家成家，女性留在城市、选择更佳婚姻机会的可能性更大。以2016年版的“地图”为例，我们能看到作为人口输出大省的江西，其彩礼金额远远超出作为人口输入大省的广东。
落后陈旧的生育和性别观念，加上人口的迁徙、流动，是造成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性别失衡的直接原因，所谓“彩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这些地区性别失衡后必然要承受的代价。
让彩礼回到最初的意义上来
“天价彩礼”引发的人间悲剧，让我们痛心：为了结个婚，让一个家庭背负重债，让本应幸福满满的喜事变得沉重无比，真的有必要吗？尤其是对于男性青年及其家庭来说，“不敢找对象”、“结不起婚”的说法更是充斥了网络。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某地为了抑制“天价彩礼”满天飞的现象，已经以政府文件等官方形式对彩礼的形式、金额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有地方以6万元作为是否合理的界限。
但上述做法并未赢得一边倒地好评，反而惹来不少争议，因为不同的声音从未停止过，这主要来自于女性，尤其是适婚女性，她们认为对彩礼“一刀切”式的否定并不公平。站在她们的立场，父母生育她们，供她们读书，倾其所有创造最好的条件让自己过上最好的生活，而结婚意味着离开原生家庭与男方（或男方家庭）生活在一起，男方家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父母有所表示？
更重要的是，在很多地方，女儿出嫁父母是要出嫁妆的，男方家给的彩礼最终还是会以嫁妆的形式返回到女方手里，有些地方女方家还会在彩礼的基础上再补贴一部分。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彩礼既是男方及其家庭对自己父母的感谢与尊重，并且很多时候最后还是会回到小两口手里，所谓女方父母“索要”彩礼的说法，既蛮横无理又没有事实依据。
可喜的是，虽然两大“阵营”各执一词，但即便是女方代表也不得不承认，最好的彩礼并不在于金额有多么“高大上”，重要的是量入为出、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为了彩礼而让男方及其家庭陷入困境的做法实非明智之举。可见，年轻人对待彩礼的态度，理性派仍占了大多数。
而笔者也认为，彩礼作为历史产物，简单粗暴地“喊停”恐怕难以做到，科学的引导、合理的运用，避免让其“跑偏”才是王道。
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努力发展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提高各级政府和基层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宏观层面上，引导人们树立科学和谐的生育观、性别观，切实为适婚青年创造良好的就业和生活环境，再谈移风易俗，让彩礼重回为婚嫁锦上添花的意义上来。
而这，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原标题为《新版“全国彩礼地图”再次走红，唏嘘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