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下在病房里》：用写作开启的一次“问诊”

原创 暴雨下在病房里 单读

《暴雨下在病房里》像是她用写作开启的一次问诊。还是写男男女女的情感故事，故事里有强烈的爱和恨，但一些东西不一样了，一代人难以言明但问题重重的精神状况，被小说精确地写了出来。

弃医从文背后，是一段怎样的经历？对疾病的理解，会影响小说创作吗？为什么是“暴雨下在病房里”？苏方是一位不怎么露面的作者，书中也没附上什么前言或后记，很少交代自己和自己的创作，所以编辑罗丹妮对苏方做了一次访谈。如果你也对这些问题好奇，请继续往下读。

访谈中，苏方讲述了自己从一个文学的读者，到开始尝试“业余创作”，再到把自己当成一个写作者对待的过程；也向读者介绍了《暴雨下在病房里》，关于这部小说集的创作动机、思考的问题，以及它和今天我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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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写作的开始：

正在成为作家是实话，不是谦虚玩笑

丹妮：什么时候开始有写东西的习惯，觉得写作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上学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能写东西吗？对语文课喜欢吗？

苏方：要追到最早，可能是识字儿。我爸妈是东北双职工，那会儿比现在自由，父母上班可以把小孩儿自己扔家。我就被扔家。三岁。我妈很严肃，我们俩关系是领袖和士兵，她只给买书，还不是图书是字书，不给买玩具，我也不敢要。但我不认识字儿，天天一个一个问我爸。我爸也没时间，还得做饭，就给我买了本儿字典。

那时候字典字体小啊，我后来近视都不是看电视看的，是查字典查的。

但上学之后，也并没有那么爱看书，就是比同龄孩子识字儿多，会说话，老师容易喜欢我。后来我早恋，语文老师很痛心，把我叫办公室劝，都掉眼泪了，说你怎么能和他好呢，你看他那个作文儿写得。我心说这不两码事么，一个家有一个会写作文儿的就够了，再说他会打篮球还长得好看啊。但也只能假装答应着，说分手，但其实没分。后来老师就告我妈了。

所以说，相比语文课，还是更喜欢谈恋爱。

丹妮：能简单回忆下自己的初中、高中生活吗？当时课业压力大吗？有读课外书的习惯和环境吗？老师、家长鼓励吗？除了自己看，你身边有小伙伴也喜欢看课外书，并一起讨论吗？

苏方：初中压力很大，同学学习都太好了，我一上来就傻了。按入学成绩我学号是 6，第一次期中考排 52，我们班一共 54 个人。初中三年，好日子很少，没有喘气儿的时候，偶尔考得好也提心吊胆。能记得住的有颜色的时刻，也还是谈恋爱。

周末，能借着买练习册时间，跟书店里站着看看闲书。看的什么也都忘了，就按架子走，走哪算哪。书店我还记得，沈阳市和平区马路湾儿东宇书店，特好，大，好几层。现在黄了。

高中语文老师很好，鼓励你读课外书。她开学就立个规矩，每节课前轮流给一位同学三分钟，介绍一本自己读过的书。没人认真对待，我也没有。轮到我那天，也没备稿，就讲《苏菲的世界》。结果因为没备稿，讲冒了，三分钟只讲个开头儿。我看老师，老师说你讲吧，继续讲。我就继续讲，讲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她还让我讲，说这节课给你了，你讲。一节课完了，我还没讲完。后面她又给我两节课。我用掉她三节课，讲了一本书。这件事儿对我有点意义。是她让我确信：花时间读书是好的，即便你前头有高考。也是她告诉我，这是本好书，你没白读，你的理解有分享的价值。

但我高考语文分很低，作文没写完，结尾是个逗号，大学差点儿没考上。

丹妮：能简单列举几本你初高中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书吗？那时候怎么想象作家？或者说，对作家有想象吗？这些影响了你的兴趣和后来大学的专业选择吗？

苏方：那时候都是乱读，没人带，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找，就见什么读什么。韩寒安妮宝贝也读，《汤姆叔叔的小屋》《牛虻》也读。到了真正有冲击的，是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和毕飞宇《玉米》。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教材里读到的，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课文，读完会那么难受，难受得害怕。它像个扭曲的喜剧，是黑色的荒诞的是梦魇，它放在一个平淡的白日隐喻里讲人，讲压抑绝望没办法。

而由它设计的考题是两回事，考题告诉你说这个文章讲的是年轻人啊你必将遇到挫折，但是挫折不可怕，明天会更好，那么你明白了那些道理？——并且它还有标准答案。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比这篇小说更荒诞。

所以，没有，这些没影响大学选专业。我多精啊，我知道我是小孩儿，我是个学生，我身处教育选拔系统之中，我知道我得先做到一些事儿，比如考个好大学好专业，才可能有资格去做另一些事儿。我知道我是被培养多年的女儿，我知道爸妈的希望（当大夫），我知道我多小多无知多不足，我知道我不是余华。

丹妮：什么时候开始读小说，喜欢上文学？哪一位作家/作品对你有启蒙意义？或者说，能否记起是读了哪位作家/哪篇作品后，让你有了自己提笔写作的冲动？

苏方：启蒙这个挺难说。非要回头想，可能有昆德拉史铁生，这两个人看不厌，要一遍遍看，看昆德拉的聪明，史铁生的洁净。可话说回来，启蒙也不是一个人一瞬间，要日积月累到那份儿上。

但好东西不会令你想写，你读就够了。想写的时候是读了坏的、写得臭的，心想这什么东西，我也行。

丹妮：毕业后你的工作经验，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当时如何做出辞职/改行的决定？当时最顾虑的点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辞职？有没有可能在工作的同时继续写作？最后怎么下定决心做一个职业作家？大概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可以这样写下去？这样的确信是怎么获得的？

苏方：工作的经验就是做人做事儿的经验，和察人察事的经验，这肯定对写作有好处。医院里实习的经验也有好处。但这都是后来想。其实你只要在生活，一头扎下去，往深往真里扎，不光对写作，对什么都有好处。

我对人太感兴趣，感兴趣过分了，所以反正，成也是它落也是它。

辞职是被动的，因为那会儿生病，没工作能力，自理都困难。也从来没有“下定决心成为职业作家”。“职业作家” 具体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

我没下过决心，也没有过确信。我说正在成为作家是实话，不是谦虚玩笑。有不少时候我确实能写——好坏另说，也写了不少。更有时候我写不出，也不逼自己。逼也没用。

二、关于发表出版：

我不比谁大，我是其中一员

丹妮：还记得第一次被发表是什么时候、哪篇作品吗？是被发表给了你“我可以写”的信心吗？如果不是发表，那是什么契机或者别的因素让你觉得自己可以写？

苏方：最初应该是写专栏，专栏反响还不错，大伙儿挺爱看。我是真的运气好，专栏没写几篇，就有不少出版社来谈，我太惶恐了。我是老观念，以为出书这件事儿，得是我吐着血写完，自行打印，抱着挺厚一摞纸，乘公交跑到出版社，毕恭毕敬放编辑老师桌儿上，再臊眉耷眼回家，提心吊胆等消息天天。没想到这么快。没想到各位编辑老师如此信我。

可我人又贱——别人一信我，我自己倒不信了。就往后推，请人等，其实是我要等自己。等到写够了，觉得也许，可能，真能出吧，就拿出来了。

丹妮：第一本书《一些时刻》的出版是什么契机？这本书出版的结果，对你后来有什么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从这一本，到后来第二年《异乡记》，再到今年《暴雨下在病房里》，作为你的编辑，会觉得这三本书还是有挺明显的不同，处在不一样的创作阶段，它们彼此的关系，愿意聊聊吗？

表面看来，第一本书是围绕着王麦和陈年的情感关系在写，但到这一本，虽然主角好像仍是这两个人，但我觉得他们都变了，也觉得这一本已经不再能被简单标签成情感故事集，它更像是一个作家对此时此刻外部世界、人类整个群体精神状态的一种回应，或是说记录。

苏方：我不太会总结自己写的东西。因为确实，鲜有技巧，都是本能。人在变，写的东西也就随之变。我有一些严肃的时候，但更多时候是奸懒馋滑，自由散漫。我写我看到的，写我感到的，写我忧心的恐惧的，但不出自什么责任感。我不比谁大，我是其中一员。我搬个板凳儿，旁观。

丹妮：你自己对前两本书有什么遗憾？它们后来影响到你写作了吗？或者，这两本书的出版，给你生活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帮助你更明确后面的创作方向？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批评或者建议，可能给你或是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

苏方：第一本儿，肯定有遗憾，但也没有多遗憾，那是个阶段，是个必然，小孩儿不摔跟头怎么能会走呢。现在我也没有多会走，只是可能更会辨别了，噢这么写是走，那么写是摔跟头。

第二本《异乡记》，多数篇目写在病时候儿，我自己是不忍心重读。

这里要对读过觉得糟糕、浪费了宝贵人生的读者，深鞠一躬。

丹妮：从认识你以来，你在创作上给我感觉一直比较自我、放松，不会有很强的规划、明确的目标，对外部的评价不是很在意。我就很好奇你这几年写作上的心理状态，有没有那种明显的起起落落？对自我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说目标、要求？现在要出新书，会不会有一些忐忑不安？

苏方：前面说了，自由散漫，目无纪律。书稿印好，流传出去，剩下也不由我。我写我的，读者读他所见的，有哭的有骂的，我偶尔能看见，但也不追着看。人家有人家的缘由，人家有人家的经验。当然我希望卖得好一点，希望出版社不要亏钱。

三、关于《暴雨下在病房里》：

我们人，出了大问题

丹妮：这次小说集的名字，不是任何一篇小说的篇名，能聊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吗？

苏方：暴雨下在病房里，是这几篇小说都有的共同主题，或说气氛。

在《我母亲孩子的爸爸》里，暴雨是灾难，在杀人，但人不知。

我们正在经历灾难，科技的，疾病的，环境的，语言的，常识的，关于美和真的，视退行为进步的......“不下雨的时候，天上下唾沫”，和那雨，也是一回事儿。

而病房正是每一间房。我见过太多病人，太多了，我们人，出了大问题，病最重的那些，认定自己最健康。

丹妮：这本书收入的这几篇小说，都是你最近这一两年写的吗？你在遴选的时候，有哪些考虑？你觉得一本短篇集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吗？或者说需要选取风格接近的作品吗？

苏方：《第四乐章》是旧篇，但它有一致之处，所以选进来了。《四季歌》也是，四季歌太旧了，放进来是为了给一点儿温柔，一点儿幼蒙，一点儿淘气，一点儿信仰和希望。如果说这本短篇集有主题，也是沉在暗线里，是在音色中，在感官上，有一点隐藏的对位和寂静的和声。这两年大家太爱吵架。可我们不需要爱了吗，我们可太需要了。

丹妮：“王麦与陈年”，你的老读者我想会非常熟悉这两个名字，他们频繁地出现在你的多篇小说里。为什么一直是这两个人？我会觉得，虽然都是这几个人名，但在每个故事里，就是同一个人，可能是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心理状态。举例来说，《公路与小径》里的陈年 49 岁，《李楠》里的陈年 36 岁，《我母亲孩子的父亲》里的陈年 80 岁？我的理解，你写的既是陈年，又不是陈年，他可以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王麦也是？

苏方：实际上不是。确实不是。不是同一个人，每一篇里都不是。我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地，起不出名儿了。

丹妮：我自己非常喜欢《我母亲孩子的父亲》，对这篇有几个具体问题，你可以答也可以不答，很可能是我没看懂。

这篇写于 2019 年，当时写这个故事的契机是？这种气息，跟疫情时期非常接近，很有预见性，好奇这点。读完整个故事就好像跟作者一起经历了一场极端天气，画面感很强——暴雨下到了暗黑的海里，写下这篇故事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这里，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称呼，我母亲孩子的爸爸？这个标题看似很绕，但人称背后似乎有很强的反讽。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好像仅仅知道我的母亲是谁。可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第六小节里，陈年和王麦一起遭遇的大雨，最后到底怎么了？王麦死了吗？

苏方：就不把这个当预见吧。现实是现实，小说是小说。我解释不了现实，只能解释小说——小说我都不太会解释。

这一篇开头是未来，陈迟垂老，人类衰竭，只剩记忆。小说里我们科技发达，但失去陆地，躲藏地底，成为鼠类。海洋暴怒，大水犯疆。故事仿佛带一点科幻，其实也只是以环境变化作底，去写我们如何一步步走向末路。

而这故事所喻的本体，是失落，挺没办法的失落。我们越活越窄，问题越来越少，答案越来越多，一个个自我越来越大但人又不长大了，时代陷入儿童症。像植物不晒太阳不喝水，莫名自信能永生。我是悲观的，所以写一个悲观的故事。

两人遭遇大雨那天，王麦自然没死，王麦在车里跟陈年生了个孩子——所以叫我母亲孩子的爸爸，三个人离得都挺远，时间过去，河水都成了海，儿子成了老头儿，才知道谁是谁。

丹妮：在《冬之花》的结尾，有一段关于桥的叙述，让人动容，说到“桥正是美妙的诡计，惑住双腿，推迟跟土地的约定”，不知道你个人怎么看这种连接，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连接？你还相信这种连接吗？

苏方：其实这句话就概括这篇小说了，英文标题也是 Arch。所谓土地，其实就是脚下路。做人总会遇到走不下去的时刻，没方向，呆住。而桥是个漂浮的片段，它暂时救你接着你，抚慰你诱惑你，是美梦，麻醉剂。但梦要醒，桥要折的。你走在路上会摔跤，你站在桥上会落坠。殊途同归吧。

丹妮：我觉得《十三封情书》这篇特别有意思，很像是一个作家写给今天的、昨天的、未来的我们的情书，关于逝去的我们的记忆，当时怎么构思这一组信的？

苏方：这篇，多数章节写在疫情 2020。我看见人恐惧害怕，也看见勇气和牺牲，但看见更多是孤独。在那样的高压和未知下，在隔离封闭中，动物情感水落石出，人和人之间开始有连接，开始承认我脆弱，我爱，我一个人不行。所以我写信，用一个个第一人称，遗言般地，去讲一讲从前不会讲的话。

本来是要写满十三封，还有几封，写了一半儿，后来没能写下去。但还是要叫十三。十三在西方文化里十分不吉。十三人凑一桌，便是最后晚餐。但那又怎么样呢，“彼此相爱”，那人说。

原标题：《我们人，出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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