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佛教贤哲、译家与类书家的文本与图像

篠原亨一（Kōichi Shinohara [1941-]）教授是享誉世界的东亚佛教研究专家，长期执教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从2004年开始任教于耶鲁大学，并在此退休。篠原先生从事学术研究迄今已逾半个世纪，深刻启发和影响了中国佛教研究、东亚佛教研究以及对圣（徒）传作跨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

篠原先生的著作涉及诸多课题，包括中国佛教僧传、僧院制度以及佛教叙事文学，特别是著名佛教史家、律学专家道宣及其合作者道世的著作。此外，篠原先生还与葛然诺（Phyllis Granoff）教授合编了为数众多的极具影响力的论文集。其代表作《咒语、圣像和曼荼罗》被公认为是一部立足汉文佛教文献、梳理早期密教仪轨衍变过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扛鼎之作，甫一出版即荣获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誉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 2015）。

为了庆贺篠原先生八十华诞、致敬先生的学术成就，突显先生在中古东亚佛教文本和图像研究方面的巨大贡献。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旭日全球佛学网络、耶鲁大学、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佛教贤哲、译家与类书家的文本与图像之学林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筱原亨一先生（Koichi Shinohara，1941-）伞寿庆贺会”。会议于2021年10月14-16日举办，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府的四十多位嘉宾和学者相聚线上。其中三十九位学者发表了演讲，围绕七个主题分八组展开讨论。

篠原亨一教授（右）与葛然诺（Phyllis Granoff）教授（左）伉俪

会议开幕

会议伊始，耶鲁大学的葛利尹（Eric Greene）和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教授代表举办方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辞，对篠原先生的八十华诞表示了祝贺，对与会嘉宾、学者的参与和支持表示了感谢。紧接着播放了一段精心制作的贺寿视频，回顾了篠原先生学术生涯的点点滴滴，汇聚了来自朋友、同事、学生和与会学者的祝贺与祝福。

葛利尹（Eric Greene）教授（上左）、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上右）、孙英刚教授（下左）、陈金华教授（下右）

随后，篠原先生的老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萧本（Gregory Schopen）作了主旨演讲，探讨了印度早期和中世纪佛教中的行像仪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通过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和法显、玄奘西行游记的分析，梳理了印度行像仪式的起源与传统，认为法显和玄奘游记中行像仪式的记载与当时印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流行有关。萧本指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等中世纪文献中不仅记载了行像仪式，还提及了与其相关的经济活动，弥补了中国僧人游记记载的不足，为探究印度寺院经济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萧本（Gregory Schopen）教授

洞窟营建

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中国佛教石窟的营建，由圣凯法师主持，罗柏松（James Robson）和衣丽都担任评议人。

首先从哈佛大学汪悦进的报告开始，他对云冈石窟中表现冥想场景的雕刻进行了剖析，深刻阐释了“视觉叙事”这一概念。他指出，尽管绘画和雕塑的表现通常与文本叙事相关联，但石窟中不同叙事场景的组合却无法还原到具体文本中。相反，视觉叙事有自己的逻辑，可以通过潜在的叙事线索，把由不同文本拼凑而成的场景融合联系在一起。

北京大学的韦正则从云冈石窟研究中最基础的年代学问题入手，对云冈石窟营造的时空顺序进行了重新探讨。他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云冈不同洞窟开凿过程中的共时性，努力回归云冈石窟营造的历史“现场”，突破了以往“单线式”的分期排序方式，提出了新的分期方案。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衣丽都以主持云冈石窟开凿的昙曜所译《大吉义神咒经》为例，探讨了云冈石窟营建过程中译经与造像的关系。她讨论了《大吉义神咒经》的翻译及其重要的宗教和政治意义，重点比较了该经与云冈第二期洞窟造像主题、宗教实践等方面的关系，揭示了其对云冈石窟造像和礼拜仪式的深刻影响。

西北工业大学的石建刚将目光转向陕西子长钟山石窟，通过对第10窟造像、洞窟形制等的整体研究，揭示了该窟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密切关系。结合石窟的地理位置和营建背景等因素，认为该窟因宋夏战争而兴建，是宋夏战争背景下北宋沿边安定堡汉蕃军民共同营建的一座护国万菩萨堂，肩负着护国佑民、抚慰汉蕃军民心灵创伤、凝聚人心等一系列特殊使命和功能。

浙江大学的张利明则关注敦煌石窟中著名的舍身饲虎故事。他转变视角，利用早期汉译佛经和北凉法盛译本，恢复了舍身饲虎故事在犍陀罗和中国汉晋时期的具体面貌与作用，提醒人们重新审视本生故事在犍陀罗构建世界佛教中心过程的作用。他认为该故事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主要得益于中国文明的接纳和因地制宜地不断整合与重塑，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圣凯教授（上左）、罗柏松（James Robson）教授（上右）、衣丽都教授（中左）、汪悦进教授（中右）、韦正教授（下左）、张利明先生（下右）

密教之境（一）

第二个主题是对密教文本和图像的集中探讨，由本博泽（Benjamin Brose）主持，夏復（Robert Sharf）担任评议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锦萍讨论了五台山所在的山西北部地区唐至元代尊胜陀罗尼经幢文本和形式的变迁。她指出唐代的尊胜陀罗尼经幢几乎刊刻有完整的《尊神陀罗尼经》，这些经文赋予了经幢奇迹般的宗教力量，具有将死者从地狱中解救出来和消除邪恶的业力。到了辽金元时期经幢上刻经减少，甚至不刻经文，削弱了文本的空间性和重要性。

亚利桑那大学的魏雅博（Albert Welter）从吴越国王钱俶所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的文本和图像入手，探讨吴越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就该经反映的印刷术的出现和使用、阿育王塔在吴越佛教中的作用、钱俶印本插图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密教在吴越佛教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纪强（George Keyworth）关注密教在日本的发展，对中古时期日本保存的真言宗圣教文献的传播问题进行了考察，回顾并完善了鲁佩特对日本圣教文献的概述，讨论了这些文献是如何同时作为文本和图像发挥作用的。他指出，对这些文本和图像的抄写不仅保存了晚唐时期的思想，而且能够使其教义在数百年后仍然保持活力。

普林斯顿大学的石媫姬（Jacqueline Stone）则讨论了日本日莲宗“大曼陀罗”中文本和图像的双重性。她将该图像放在日本中世纪广阔的佛教背景下来考虑，论述了日莲是如何利用《妙法莲华经》来解释文本和图像关系的，并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佛经重要性不在于它们说了什么，而在于其仪式效力。

本博泽（Benjamin Brose）教授（上左）、夏復（Robert Sharf）教授（上右）、王锦萍教授（中左）、魏雅博（Albert Welter）教授（中右）、纪强（George Keyworth）教授（下左）、石媫姬（Jacqueline Stone）教授（下右）

信仰之间

会议第二天的首个主题是信仰之间，由金延美（Youn-mi Kim）主持，安素桑（Susan Andrews）和陈志远担任评议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梅可（Michael Nylan）、托马斯·哈恩（Thomas Hahn）从圣山信仰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会稽山大禹崇拜的历史和现状。戴梅可论述了会稽山如何从荒蛮之地转变为公元一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文学中心的过程，并指出该地建立起了强烈的大禹崇拜。哈恩紧随其后，论述了大禹崇拜在当代绍兴地区的状况，认为大禹在当代被塑造为一个呼吁进步和发展的先驱人物。

首都师范大学的刘屹对东汉佛教图像这一关键和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进行了省思。以楚王英供奉黄老与浮屠为例，对早期汉文文献中对佛教图像记载的可信程度提出质疑；通过对照产生于犍陀罗地区的早期佛教图像，认为应该重新考虑考古发掘的东汉佛教图像的真实性，指出它们可能不是佛教图像。

哈佛大学罗柏松（James Robson）的研究基于在中国湖南发现的众多神像，这些神像都标有明确的身份，是与中国不同行会有关保护神。他将研究重点集中在船工守护神——杨四将军身上，并进一步探讨了行会的宗教性质，认为宗教的结构和话语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到了行会文化中。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陈怀宇以中古中国佛教和道教寺院的重要仪式建筑——石灯为对象，探讨了其文本性和物质性。他揭示了以石灯为中心的佛教和道教礼拜仪式的文学结构、教义观念与仪式实践及其在宗教生活中的作用。为研究中古中国佛教和道教如何通过建造石灯来继承其历史传统、实现其宗教目标以及服务于修行者的世俗需求提供了新线索。

浙江大学的孙英刚从犍陀罗佛传浮雕中释迦太子“逾城出走”的图像入手，结合早期汉译佛经和中国保存的大量相关图像，考证出了五道大神的具体身份及其从犍陀罗到中国的传播演变历程。他认为五道大神贲识就是犍陀罗佛教图像和汉文译经中的般闍迦，进入中国信仰系统后成为主管中国死后世界的神祇之一。

金延美（Youn-mi Kim）教授（上左）、安素桑（Susan Andrews）教授（上中）、陈志远教授（上右）、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与托马斯哈恩（Thomas Hahn）教授（中左）、刘屹教授（中中）、罗柏松（James Robson）教授（中右）、陈怀宇教授（下左）、孙英刚教授（下右）

经本、刊刻与地图

接下来学者们探讨了与中韩佛教中佛经刻本和佛教地图相关的话题，由葛利尹（Eric Greene）主持，童岭担任评议人。

韩国东国大学的郭磊以通润著《维摩诘所说经直疏》朝鲜刊本为研究对象，考证了其在传入朝鲜半岛以及在当地刊刻的过程，调查出了该文本在韩国的现存数量和具体分布状况，丰富了近代中韩佛教交流的历史图景。

上海师范大学的伍小劼初步探讨了韩国松广寺、龙华寺藏刻本《十王经》与《受生经》合刊的现象，这种搭配方式及图像均不见于中土。认为两经合刊的原因是预修思想和受生思想，并且进一步讨论了韩国受生钱的制作方法。他指出，经典合刊、相应图像及受生钱制作方法的形成是出于古代韩国预修仪式的需要。

山东大学的胡孝忠对金代《灵岩寺田园界至图》进行了研究，详细介绍并考证了碑文内容，探讨了《界至图》产生的历史和宗教背景及其所反映的地图学知识。他指出这是山东现存最早佛教地图，在佛教史和地图学方面有重要研究意义，对了解中国寺院经济状态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蒙特爱立森大学的安素桑（Susan Andrews）利用慧祥《古清凉传》探讨了五台山的宗教生活。她指出佛像、寺院等图像在《古清凉传》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最后一章中图像的缺失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能够提供五台山及周边地区宗教生活的信息，还能够说明图像在中世纪东亚佛教圣山的文本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

圣母大学的徐恩熙（Alexander Hsu）对道世的《法苑珠林》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道世是如何在僧佑《出三藏记集》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改编和扩充的。他认为在初唐时期，人们对探讨佛经来源的兴趣不断增加，处理不同来源佛经的信心和能力也逐渐增强。

葛利尹（Eric Greene）教授（上左）、童岭教授（上右）、郭磊教授（中左）、伍小劼教授（中右）、胡孝忠教授（下左）、安素桑（Susan Andrews）教授（下中）、徐恩熙（Alexander Hsu）教授（下右）

跨越边界

第二天最后一个议题是佛教文化的跨区域传播，由殷守甫主持，宁梵夫（Max Deeg）和范晶晶担任评议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讨论了玄奘取经归国后从印度带回的佛像。他指出相较于大量佛经，玄奘带回的佛像十分有限，且不同文本中关于佛像尺寸、材料的记载也差异巨大。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些差异以及玄奘对其带回佛像的理解，并对现代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进行了省思。

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贝剑铭（James Benn）关注东亚佛教徒对印度非佛教徒的态度，通过对《楞严经》中相关内容的详细分析，探讨了他们对非佛教教义产生强烈焦虑和担忧的原因。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玟求（Minku Kim）从绍兴出土的带有“维卫尊佛”题记的石佛像出发，结合《法苑珠林》中“西晋海浮维卫迦叶二石像”、“西晋吴郡石像浮江缘”以及《嘉泰会稽志》、《两浙金石记》等方志、金石文献的记载，以图文互证的方式对相关图像和文本进行了详细研究。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以诞生于菩提伽耶、具有非凡象征意义的菩提瑞像为研究对象，利用大量的佛教文献和图像材料考证了菩提瑞像信仰从南亚向东亚的传播发展状况。尤其是列举出大量中国四川地区和敦煌地区的相关图像，揭示了菩提瑞像对中世纪东亚佛教视觉艺术发展的深刻影响。

河南大学的李巍考察了“舍身饲虎”和“割肉贸鸽”故事译入、整理以及图像化的过程，认为这一过程是佛教本生故事传入汉地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融日益密切，文本和图像传统不断融合的产物。有助于理解佛教“舍身”主题不断强化并与中国语言文字特色结合，成为四字为主的“文化符号”，继而成为一个个典型的形象传播开来的历史过程。

殷守甫教授（上左）、宁梵夫（Max Deeg）教授（上中）、范晶晶教授（上右）、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教授（中左）、贝剑铭（James Benn）教授（中中）、金玟求（Minku Kim）教授（中右）、陈金华教授（下左）、李巍教授（下右）

佛传与僧传

第三天的首个议题围绕佛传和僧传的文本与图像展开，由孙英刚主持， 陈怀宇担任评议人。

卡迪夫大学的宁梵夫（Max Deeg）对阇那崛多所译《佛本行集经》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这是第一部中译英的佛传，但长期以来被学者们不加批判地使用，文本本身缺乏深入研究。在此前提下，他对文本的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重点探讨了文本的西北印度起源及其在解读犍陀罗佛教叙事艺术方面的重要价值。

北京大学的范晶晶全面考察了佛经和佛教图像中的佛传材料，勾勒出了佛陀“逾城出家”在文本和图像传统中的发展过程。她认为犍陀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文学传统与雕塑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揭示了不同教派佛传故事之间的相互影响。

江苏第二师范大学的刘学军以慧皎《高僧传》为例，通过邈真图像上的赞辞与写真图像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中古僧传“论赞”部分在文体层面的联系和区别。揭示出中古僧传作者利用“论赞”这一体式，将中土寄寓褒贬的历史批判意识和印度佛教赞颂佛德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汉地佛教历史书写理念。

密歇根大学的陈朗考察了明代天台宗世系的构建。通过钱谦益对天台宗的认识和态度以及明末“四大高僧”的构建，深入探讨了明清时期天台的倡导者如何努力融入天台的历史叙事。

浙江大学的冯国栋对禅宗“五祖重来”的文本与图像进行了梳理与考察，认为这一故事并非“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了“理解历史的真实”。他对文本和图像产生、发展、传播的时间、过程以及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说明从宋代中期之后，僧俗两界已渐次接受了这一故事，并不断地以文学、绘画等形式去重复、讲述这一故事，相关画作的出现正是人们对五祖形象理解、接受的反映。

孙英刚教授（上左）、陈怀宇教授（上右）、宁梵夫（Max Deeg）教授（中左）、范晶晶教授（中右）、刘学军教授（下左）、陈朗教授（下中）、冯国栋教授（下右）

道宣的世界

接下来，学者们以道宣及其作品展为中心展开论述，由Alexandra Kaloyanides主持，纪强（George Keyworth）担任评议人。

南京大学的童岭从金陵刻经处本《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广胜寺本、丽藏本的对勘入手，释读道宣对隋代的佛教史叙述。通过具体分析，将其与杨玄感叛乱、大业六年弥勒教盗贼之乱等事件相结合，指出道宣该书佛教史书写的背后之意。他认为道宣对隋文帝和隋炀帝不同的叙述与评判，隐含着对唐高祖武德沙汰令的否定以及末法的危机感，蕴含着对唐高宗、武则天护法的希望。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何培斌以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以及南宋时期《五山十剎图》中的佛教建筑图像为研究对象，通过与中日佛教建筑遗存的比较分析，讨论了这些图像被认为是建筑真实写照的原因以及是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被接受的，并提出了解读这些图像内涵的新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志远对道宣最晚年的作品——《律相感通传》的文本形态进行了详细考察。他系统梳理了其版本系统，包括唐代写本、日本刊本、朝鲜刊本和道宣作品著录，并对各版本的特点、优劣进行了述论。

牛津大学的蓝山（Nelson Landry）从道宣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入手，讨论了与物质崇拜有关的佛教物质文化。他详细分析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记载的法门寺佛指骨舍利、阿育王和刘萨诃事迹，指出道宣通过对它们及其空间分布的记录，增加了它们的中国印记，描绘出一幅新的中国圣迹地图。

Alexandra Kaloyanides 教授（上左）、纪强（George Keyworth）教授（上右）、童岭教授（中左）、何培斌教授（中右）、陈志远教授（下左）、蓝山（Nelson Landry）先生（下右）

密教之境（二）

会议的最后一个议题回归到了篠原先生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密教研究上，由郝春文主持，汪悦进（Eugene Wang）担任评议人。

大足石刻研究院的未小妹和姚淇琳以证圣元年千手观音像为主体，对千手观音的文本与图像关系进探讨。通过不同译本和图像的比较研究，认为千手观音信仰在汉地的传播呈现出先经后像、汉地工匠参照经文和既有图式创造图像的特点；并随着信仰的流行，对已有文本提出了更高需求，图像的力量反射到新的文本中；二者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信仰的传播。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金延美以墓葬出土木刻版画上的护身符为基础，梳理了护身符在高丽（918-1392）和朝鲜（1392-1910）时期的形状、功能及发展演变，并进一步指出护身符在中国的早期形式可以追溯到敦煌手稿中的“灵脚印”。她认为护身符超越了空间、宗教和文化的界限，揭示了中国与韩国宗教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

莱顿大学的埃拉卡（Joseph P. Elacqua）在篠原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对胎蔵界曼荼罗的文本和图像进行了探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篠原先生的研究。他特别关注与善无畏相关的摄大仪轨、胎蔵图像等经常被忽视的材料，认为善无畏受胎藏界教义启发，构建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密教万神殿。

郝春文教授（上左）、汪悦进（Eugene Wang）教授（上右）、未小妹研究员（中左）、金延美（Youn-mi Kim）教授（中右）、埃拉卡（Joseph P. Elacqua）先生（下）

会议闭幕

陈金华教授作了闭幕发言和学术总结。他高度赞扬其恩师筱原教授崇高的学术成就与品格，也赞誉了参会论文的优质与丰富性。他希望参会者再接再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论文定稿，结集出版，嘉惠学林。

作为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会议论文集将在近期根据论文的原始语言分别结集出版。此外，篠原先生的代表作——《咒语、圣像和曼荼罗——密教仪式衍变研究》的中译本已于今年在世界学术出版社（World Scholastic Publisher）出版；同时，还出版了先生的自选集Narratives of Buddhist Practice及其中译本《佛教修行的叙述：汉传佛典的编辑与翻译研究》。相信这些学术成果的译介出版将会对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咒语、圣像和曼荼罗》(左）、《佛教修行的叙述》(中）、Narratives of Buddhist Practice（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