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前记者的写作生活

2016年岁末，曾做了十年文化记者的夏榆出版了两本厚重的访谈录，里面收录了这十多年来他访问过的国际、国内的作家、知识分子以及政治人物。夏榆说这两本书的书稿一开始有七八十万字，后来通过遴选以及出版社的选择删掉了一些人物。夏榆谈及选择收录对象的标准，一是被访对象在这个时代的影响力和个人的杰出表现，二是他们谈话内容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意义。十年的记者生涯让夏榆对新闻业生态有了深刻的体悟。

夏榆2002年加入《南方周末》，从此开启了十年记者生涯。夏榆感叹自己幸运，恰逢纸媒的黄金时代。那段时间夏榆做了很多有分量的专题，比如应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邀请前往波兰，拜访瓦文萨、米奇尼克，去奥斯维辛，比如受邀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他还做了很多国际上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纪念报道，比如苏珊·桑塔格、米沃什还有德里达，现在回忆起来，夏榆认为文化新闻在那时候是个相对奢华的时代。

2012年，夏榆离开媒体行业，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做出这个选择有几个原因，一是在做记者之初，夏榆就按照自己的心愿和理想，把所有自己尊敬的，想采访的人列了一张清单。十年后，他的愿望都达成了；二是纸媒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衰落，让夏榆逐渐失去兴趣；三是在那个时间点，夏榆作为一个作家的意识比较强盛，因此觉得是时候退出媒介，全心地侍奉自己的写作理想。

从矿井中走出的写作者

夏榆的作家生涯其实开始得比记者生涯早。想成为一个作家的渴望从高中时候就开始了。“我的中学是老家矿区的一所中学，那个时候经常旷课，不好好读书。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辍学了，当时就想写作，特别向往成为一个作家。那个时候喜欢卡夫卡、海明威、杰克·伦敦。一个初中的孩子肯定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但就是喜欢写作这种行为。”

夏榆的父亲在老家的矿区工作，算是国企。夏榆十八岁那年父亲退休，因为政策，夏榆接了父亲的班，开始到矿上工作。夏榆还记得自己当时进入特别深的矿井，里面有一个石头盖起来的硐室，他就在那里值班，负责矿井的供电。“那是个比较清闲的工作，值班的矿工都在睡觉，而长久地在矿井硐室里睡觉，会使身体变得衰弱。你如果不想睡觉，就只有读书写作。地底之下寂静无声，少有人迹，只有一个人守着一盏矿灯值班。我当时特别喜欢的是读卡夫卡，他说过从黑暗中来到黑暗中去。卡夫卡幻想能够在井底写作，我很早就实现了他的愿望，”夏榆说起这段经历，开起玩笑说：“包括村上春树，将自己的写作形容为向井底开掘。”夏榆对那段早年间在黑暗和寂静中读书写字的经历颇为感激，他觉得这让他能够真正体会到人的更为根本的处境。

在矿井下工作了五六年之后，夏榆辗转到了机关，在工会机关做干事。在这期间他在《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些小说作品。1996年，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在1989年停办之后首次恢复招生，在作家刘庆邦的推荐下，夏榆来到北京读书。

夏榆回忆，当时他在鲁迅文学院也没有好好读书，他相信人的体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于是整天和朋友一起混。“那时候我认为对一座城市的了解比读几本书更重要，于是就有意识的、像读一本书一样，对北京这个巨大的都市开始阅读。通过朋友的一些路径进入到北京，真正去体察一个都市的内部结构，包括精神结构”。夏榆记得刚到鲁迅文学院的第一个月，他就开始寻访北京的自由艺术家群，地下音乐人、自由画家、流浪诗人、文学枪手，这些非主流艺术群落使他接触和了解城市的亚文化生态。有次他和同学到了一家酒吧。“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外省青年，一进入酒吧，就看到了崔健在酒吧里喝酒。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处于被封杀的状态，不允许公开演出。而我们却在酒吧看到他，感觉挺兴奋的。”类似这种细微的发现和遇见，影响了夏榆对一座城市的看法。

2016年，夏榆先后在《收获》杂志发表中篇小说《像野蜂蜜一样的自由》，在《福建文学》和《山花》发表小说专辑。在夏榆近期发表在《山花》上的一篇名为《彗星划过夜空》的小说中，开篇就是关于北京火车站东的地下通道的描写：“地下通道有摆摊的外省人，卖假金银首饰工艺品的，卖兽骨羽翎针织挂毯笔画的，还有捏面人吹糖公鸡的，各种小贩沿着幽暗的地下通道排开。”夏榆还写到这座城市里的群像：“在这座城市经常可以见到举止怪异的青年，摇滚歌手、画家、瘾君子、朋克、同性恋者，这些被称为非主流的人类活动于深夜的街头，风格前卫的酒吧，或者类似的阴暗的长廊”。不难想象，对于这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城市风貌的描述，大部分应该是夏榆亲眼所见，也作为他对北京内部探索的一部分，融入了他的身体记忆中，可以随时被调动、被唤醒。

离开媒体后已完成2部长篇小说

夏榆在做记者的时候也没有中断小说写作。他把自己的状态形容为“两栖动物”。“自己的时间和状态都分成两块，夜晚的时候进行文学写作，白天的时候就做新闻，长久以来就是这样的状态。”直到2012年，他作为作家的意识开始变得强盛，有一个迫切的想写的长篇小说计划，于是辞掉工作，成为职业作家。

在辞职的两年，夏榆完成了一部时间跨度很大的长篇小说，讲的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一代军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建国之后六十多年里的生命历程。夏榆希望从个人的不同际遇切入，讲述社会的变迁和国家的变化。这和他很喜欢的作家诸如库切、帕慕克和奈保尔有异曲同工之处。最近，夏榆刚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讲述1980年代末的都市年轻人的故事。

这些小说的选题和夏榆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夏榆形容自己尚在母亲襁褓中时，就感受到了时代的疯狂。与此同时，父辈的经历也给夏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心灵上的和身体上的。夏榆的父亲最早是军人，1937年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后来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八路军改编为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我父亲在69岁的时候去世，他所有的经历都成为了我个人内心的一部分，所以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准备，只要写就行了。”

谈起那两年职业作家的经历，夏榆半开玩笑地将其描述为“悲惨”，但同时，夏榆也认为那两年的时间让他真正体察到一个人进入一种完全孤绝的状态下的生存境况，他喜欢这样的体察。

由于夏榆写作者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他和国内的许多作家既是朋友，也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谈到自己欣赏的作家，夏榆提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众先锋作家，余华、苏童、马原、格非，那是夏榆很早就关注到的一个群体。

夏榆对迟子建印象深刻。夏榆喜欢迟子建的作品，认为她是个优秀的作家。“我觉得作家的经历和人生肯定会影响到她的写作。个人生活的变化也会影响文字的气质和方向，也改变她的思想。中国的作家太早成功，跻身名流生活，很容易跟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形成隔膜。然而迟子建在精神上一直没有离开她的故乡。包括她个人生活的变故，会让她把目光转向普通人的生活，投向底层社会。比如她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她把自己对人生痛感的体验放在小说里，那样写出来的作品就是有切肤之痛。这种情感的深刻程度很能打动人心。”

夏榆也谈到莫言。他认为公众看到的莫言和作家莫言是有差异的，作为作家的莫言和作为个人的莫言也是有差异的。“但我觉得公众看到的是外在的莫言，很容易通过片言只语将莫言简单化，作为作家的莫言人们反而缺少探究，事实上一个作家的人道关怀和精神立场都放在他的作品里。作为个人的莫言更是外界不能看到的。”

迟子建和莫言，只是夏榆访谈录里收录的众多作家之中的两个。在这本名为《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访谈录里，读者能看到不同的人在面对大时代洪流时做出的不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导致的他们如今的不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记录者和作者夏榆其实也做着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