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苏州：富甲天下是怎么养修成的
“江南”在中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概念，它包含的意象复杂又广阔。
它寓意着小桥流水式的自然景观，
也寓意着经济与文化上的双重繁荣。
明清时期的苏州，
从多重维度诠释着江南的巅峰。
鱼米之乡、丝织中心、东方水城、苏式美学……
关于苏州的种种标签，
汇聚起来就是一部江南开发史。
读懂了它们，
才有可能读懂苏州，
进而读懂江南甚至中国。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盛夏的一天，两千多手持棍棒的年轻男性在苏州玄妙观聚集，浩浩荡荡地冲向到门外的税关。在葑门外，他们遇到恶名远扬的税官黄建节——他正在欺侮一个交不起税的小商贩。群情激愤之下，施暴者脑袋开花，成了这场暴动的第一个牺牲品。随后，众人捣毁了收税的机关，并全城搜捕驻扎在此的税务官员。不过被追缉的首要人物，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偷偷出城，连夜奔逃到杭州去了。
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是平时从事织机操作的工人，由于税负太重导致机户，也就是当时的资本家亏本停工，这些无事可做的机工没有盲目地找他们的老板发泄愤怒，而是直接去找“罪魁祸首”算账，引发了事端。
在对个体和地方有着碾轧式掌控的东方式皇权社会中，没有与权力中心紧密捆绑的财富势必会招致觊觎和攫取，因此在当时的财富中心苏州地区，不仅农业赋税全国最重，对工商业的雁过拔毛也与时俱进地水涨船高。不剥削你，还能剥削谁呢？
根本原因还是苏州太富了。
苏州所在的江南地区可以说是天选之地，富绝海内、文化繁荣，为历朝最高统治者所关照和护佑——虽然他们的最终目的可能只是让这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然后一并攫取之。说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江南的开发史，可以说是一部从不毛之地中长出来的造富史。
# 与水争田，从泽国到水乡 #
“江南”是一个在历史上逐渐迁移和聚焦的概念。
最初的“江南”很趋近于它的字面含义——“江之南”，泛指整个长江以南，对于早期中原居民来说，是一片陌生的混沌疆域，若以《禹贡》的“九州”观念来划分，则几乎整个荆州和扬州都可以纳人“江南”的范畴；从唐至宋，“江南”开始成为政区之名，在史书中有了固定的亮相。今日所指的江南，一定程度是在明清时代才逐渐成形的狭义的江南，它指向苏南浙北这片多水的平原地带，专指以苏州为中心的几个平原府域。这个位于长江下游、太湖之滨的地带始终是整个帝国境内财富汇聚度最高的经济中心，“江南”之名也最终从自然地理领域，过渡到经济和文化概念上。
江南是太湖之子。
太湖曾是个吞吐潮汐的海湾，后来由于陆地生长，由海变湖，却并没有断了与海洋的联系。纵横遍布东岸平原地带的河流港汊都是太湖的排水渠道，通过西南边山区的注水和东边渠道的泄水，太湖实现了自然脱盐淡化，变成一个淡水湖。这个从海到田的变迁过程发生得并不久远。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就记载了这个变迁刚刚发生不久时的形态：“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这里的“震泽”是太湖的古称，“三江”，指的则是当时太湖通海的三条主要水道：娄江、松江、东江。唐代以前，三江皆宽阔通畅，源源不断地把太湖之水排向海洋。不过水的搬运和堆积作用也会让河流在平原地带逐渐淤积、堵塞、冲决、改道，或者干脆潴水成泽，不再向海。这个过程在人力的作用下会大大加快。
唐代以后，长江中上游人类活动日趋频繁，水土流失加剧，泥沙在江口处逐渐淤高，阻滞了三江出水口，甚至在长江来水量大或者海潮上溯汹涌的时候，携带着泥沙的江水和海水还会倒灌进江口。排水不畅，使太湖水体面积越来越大、水位越来越高，上下游之间都在抬高的水位使河流泛滥恣肆，多余的水都蓄积在了湖东侧沉降严重、地势低洼的地方。这些积水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地理形态——湖泽河网密布的水乡。翻开苏南的地图，在环绕太湖东北岸的运河以东，能看到阳澄湖、淀山湖、澄湖、独墅湖等一连串较大湖泊，以及它们之间穿插密布着的无数小湖。这片湖荡区西起苏州、吴江一线，南承杭嘉湖平原，东和北直抵古海岸堆积成高垄的“冈身”砂带，是整个太湖平原的集水中心，被学者称作“碟形洼地”。
成百上千的沟、荡、潦、洼，还有洪水不时从高处席卷而来，这样泥泞稀松、水陆不分的原生湖沼地貌可不是理想的家园，更不适宜农业生产。根据考古发现，太湖流城从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不过这些遗址主要集中在地势较高不被水淹的地方，说明当时尚不以用人工的力量对抗“碟形洼地”里的水，只能顺其自然地择高旱土地而居。春秋时代的诸侯国吴国最早把太湖平原纳人史家的简牍之中。吴国政权早期的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太潮北岸的无锡一带，那里地势梢高，还傍有残丘（比如今天的锡山、惠山），土层相对更加坚实，没有过多的水泽涝洼，比东岸苏州附近的碟形洼地更适宜早期人类的居住和农业生产。不过宜居的土地很狭小，局限了王国的进一步壮大，以吴王诸樊在位（前560年一前548年）时，为了更好地开发宽阔的太潮东岸地区，同时也要对南方正在兴起的越国有所提防，将都城徒迁到了苏州所在的吴。随后筑起的池就是今天苏州城的前身。
今天回过头来看，苏州城的选址仍不失巧妙。翻开地图，会发现太湖东北角有一个岸线极为崎岖的部位，那里是一个山丘密布的地方，其中最高大的两座山——洞庭东山、洞庭西山，还深深地插向湖心，被水包围成为岛屿。这片高起的山丘地带向东逐渐没人低洼的太湖平原，苏州城正坐落于这个交接地带。对东侧卑潦的碟形洼地来说，苏州城地势高亢、泥泞不沾身，又没有过分贴近丘壑，失掉平敞的地利和临水之便，位置可谓恰到好处。苏州城2500年来从未迁过城址，今天仍被视作一个奇迹。实际上，吴王之所以能够顺利迁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的治水技术传入，使苏州附近的低洼湖区有了被开发的可能。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与中原相距较远，属于“华夏边缘”集团，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播到这里很不容易，而且也并不适应此地的地理环境。不过同处长江流城的楚国率先开发出了更加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能够有效改造湖泽，使之变为良田。随后，这技术便传习到了邻近的吴和越，不仅促成了太湖流域的水乡开发，楚国自己还差点被因此而迅速强大起来的吴国灭了国。
楚国的云梦泽地区与太潮平原相似，也是低洼潦涝的湖沼地带。楚人选择最低洼的地方辟为蓄洪滞涝区，深挖筑堰，把多余的水引到这里集中存蓄；靠近堤岸的浅滩草地辟为牧草区，堤防边不成片的畸零地辟为小町亩；剩下的成片的土地经过排水沥干，便可辟为沟洫农田，而且十分肥沃，与水稻种植业所需的理想土壤环境非常契合。这种垦殖形式就是被后世称作“围田”的雏形。吴王寿梦时代（前685年一前561年）吴楚相通后，吴国的水利技术得到了迅速提升，国境东部大片荒地得到垦拓，不到六七十年，昊王阖闾、夫差即称霸中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作为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边缘地带，太湖流域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进人了华夏文明的视野。实现这一转变的基础，就是吴人在楚人的影响下，找到了一种与水共处、与水谋利的生存方式。
吴国的南邻越国也在同时传袭着这种技术。越主匈践灭吴后，迁都至吴的旧都苏州，越人在吴国故地统治的百余年中，进一步发展了水利技术，将围田推进到太湖东岸碟形洼地的腹地。越人在洼地挖土，堆筑成值高的“陵道”，既方便行路，又起到挡水作用，更方便建筑围田，这也是太湖水乡建设大型堤堰的起始。
围田的本质其实是与水争地，通过围挡筑堤把原有的湖泽或河面占据成田。在人类活动尚少、天然水城还有足够空间的时候，松散的围田还不至于影响到河湖的正常排水。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后，江南人口迁入越来越多，人地矛盾，人水矛盾也开始突出，大量围田堵塞水道，导致水患日增。
这就需要在开荒垦拓的时候有计划地预留出行洪泄水用的沟渠，使田亩与水道循形就势，有序排列。传统上，这些人工沟渠，横者称为塘，纵者称为浦，规划有塘浦系统和灌溉功能的水中之田称为“圩田”。“围田”与“圩田”，读音相间，形制相似，最大的区别在于发展的程度。农史学家缪启愉先生认为，“围田”是围水造田的初级形式，比较自发、粗放，而“塘浦圩田”则是它的升级状态与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江南水田已经比较相似了。太湖平原的大规模圩田建设始于唐朝。唐初盛世之时，北方的农业生产已不足以完全养活政治中心的上层建筑，王朝的经济命脉开始向东南地区转移，随后的安史之乱更是彻底把全国经济中心推向了江南地区。唐人在太湖平原上广开塘浦、圩堤、闸口，把量区扩充到从湖岸到海滨的几乎所有未利用土地上，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湖堤和海塘的大规模兴建，保障了新开辟的圩田不被湖泛和海潮所扰。
唐宋之间，北方乱战，农业调敝，南方诸国却相对和平安定。当时控制江南地区的吴越钱氏比较重视休养生息，太湖平原的圩田建设和养护达到了一个极致。当时负责管理开圩屯田事务的“都水营田使”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官职，直接对最高统治者负责；同时，由于战事不兴，吴越国还分出了很大一部分军队专事水工及养护，其中一支名为“撩浅军”的部队是吴越的独创。这个万余人的队伍专职负责疏浚塘浦、涝河泥、修堤防堰闸、修桥、植树、修缮护岸等，还同时自营垦殖，用以自给。
这一时期，太湖平原在人类不懈的改造下，终于从泽国变成水乡，理顺了人与水的关系，这片土地的生产力被完全释放了出来。
— FIN —
文字摘自于《地道风物 苏州》
视觉 / 喜玛拉雅北坡的鱼
原标题：《天选苏州：富甲天下是怎养修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