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沙青青：把情报工作当副业的银行家
“孙曜东，没想到你会干这个啊！”
1949年5月23日，解放军已进抵上海近郊，只待发起最后总攻，彻底解放大上海。
这一天上午十点前后，上海警察局局长、有“军统巨枭”之称的毛森在自己办公室里亲自提审了一位特别的犯人。这位犯人穿戴考究整齐，梳着挺刮的分头，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毛森似乎对他非常熟悉，开口问道：“孙曜东，没想到你会干这个啊！”实际上，早在汪伪时期，这两位就是“老相识”。抗战期间，毛森曾被捉进过“76号”，孙曜东也是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他。胜利后，毛森又是负责接受“76号”并领命负责汉奸处置工作，于是又与孙多了一份交往。
此时的孙曜东虽还不到四十岁，却已见惯了上海滩的大风大浪。作为清末望族的后人，他算是名副其实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沪上小开”，既曾引领上海银行业一时风气，也曾因“汉奸”罪状进过“提篮桥”；既是荒唐风流的富公子，也是转圜于“无间道”的厉害角色。
孙氏家族起源于寿州，至清末时已多聚居京津及直隶，家族领军人物有贵为“帝师”的孙家鼐。孙曜东的祖父孙传栻亦曾在直隶赵州府为官。辛亥后，其父孙多褆，任职于天津长芦盐运使衙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调任松江盐运副使，之后又任扬由关监督。其间，孙多褆一家由天津移居上海，在现今巨鹿路茂名路买下一亩多地，造了一幢花园洋房和五幢石库门房子，名之为安丰里。在孙曜东印象中，父亲孙多褆“对于政治并不怎么向往，在政治方面地位也不高，就爱交点朋友”。民国初建，孙家自成一派商业势力，如孙多森于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制面粉厂——阜丰面粉厂。1912年底中国银行初创时，曾出任总裁。之后，除经营各类实业外，还在1916年创办了孙氏的“家族银行”——中孚银行。
之所以在实业外另建银行，乃是因为孙多森深知兴办实业需有资本支撑的道理，将中孚银行视为孙家资金周转调剂的重要渠道。之后，孙家后人往往都是理财能手，在金融市场游刃有余，孙曜东同样不例外。中孚银行成立那一年，他刚好四岁。长大成人后，孙曜东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并留学美国，先后任法商洋行买办、实业银行统计科主任、重庆银行经理等职。由于父辈人脉通达，年轻的孙曜东也时常充当各方军阀、权贵“财产经纪人”的角色，负责资金周转、投资等事宜。抗战爆发后，在汪伪治下先后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担任过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在沪为其打理各类重要经济事务，还负责经营他的私人财产。当时上海滩有那么一句话，上海最有钱的四个人分别是“邵钱孙李”。“邵”是汪伪财政部税务署署长邵式军，“钱”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兼上海分行经理钱大櫆，“李”是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李士群，而“孙”则是孙曜东，其地位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抗战结束前夕，如很多汪伪政府要人一样，他转而与戴笠方面建立了秘密联系管道，甚至在家中设了电台随时与重庆方面沟通情报，希望能为日后生机多留条后路。胜利之初，他与梁鸿志、温宗尧、缪斌、唐寿民、闻兰亭及金雄白等人一道被军统“请”进了今天上海建国西路上的楚园。其间，戴笠曾夜访楚园向孙曜东了解当时上海纷乱的金融实态以及汪伪政府的财政情况。之后，他遭遇飞机事故，这批因与军统有秘密联络而受优待的“楚囚”，自然也没了得到“政治解决”的希望。不久后，大部分都转往提篮桥监狱关押，又或如梁鸿志、缪斌那样被枪毙。结果，孙曜东只被判刑两年半，算是获刑最轻者。
出狱后，为了讨还过往房产，孙曜东通过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的关系，认识了时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戴笠生前爱将——邓葆光。向来黑白两道兼修、长袖善舞的孙曜东很快就取得了邓葆光的信任，不仅要回了自己的多处房产，也在其主管的“东方经济研究室”谋得了专门委员的差事。而孙曜东真正倒向中共也是在此前后。当时他的太太吴嫣，在抗战前曾是国民党元老、原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情人。因为讨回财产等事宜，孙曜东与吴嫣曾辗转找他帮忙。而在避居重庆期间，杨虎因不满蒋介石排挤，转而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人靠拢，后又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孙曜东也因为这层关系，由杨虎介绍与中共取得了直接联系，最终被发展成潘汉年、扬帆在上海重要的情报源之一，参与过诸多秘密行动。1949年5月23日毛森提审时说:“孙曜东，没想到你会干这个啊！”便是指他与共产党合作的事实。
“调案子！”
整整五十六年后，2005年12月9日接受访谈时，孙曜东仍清楚记得他面对毛森抛来的疑问时，只是露出无奈的苦笑并未辩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也就笑笑，这个有啥说头，他要枪毙我也没办法。”事后推敲，保密局系统内最早察觉孙曜东与中共关系者并非旁人，正是邓葆光。
戴笠死后，邓葆光并不受毛人凤重用，且对当时国民党政权统治颇为失望。因此当他1948年10月得知孙曜东在秘密为中共效力后，非但没有揭发他，反而请他帮忙与潘汉年、扬帆等人牵线，决意“投共”。1949年4月时，国民党内高层有人命他去香港以经营“宝丰行”贸易买卖为掩护，继续负责支援保密局在当地的活动。在孙曜东看来，“军统就是专门搞这套的，都是用贸易来当幌子。那个时候他们要以战养战，大陆不是已经快解放了，但他们还要养特务啊。这班做地下工作的，经济上也需要支持，当时香港情况复杂得很”。
对此安排，邓葆光本人却一度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去香港，就找孙曜东商量。得知此情况后，潘汉年透过孙曜东传达指示：“让他走，全国马上解放了，他放在国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应当鼓励他去香港……继续为我们提供情报。”另一方面，孙曜东也利用他上海商界的人脉为邓葆光在香港的活动筹措资金。尽管邓葆光行事谨慎机密，但毛人凤对他一直心存怀疑，派人密切监视。毛人凤心腹、时任局长办公室主任的潘其武在得知邓葆光决定赴港后，甚至拍案大呼：“邓葆光逃跑了，再也不会回来了！”而孙曜东身份曝光，可能也是因为邓葆光的关系。
5月19日下午，孙曜东突然接到电话说“毛局长有请”，便开车去了四马路上的市警察局，结果却是名副其实的自投罗网。遭逮捕后，孙曜东感觉自己凶多吉少。刚被关进牢房时，孙曜东遇到了一位汪伪时代就在局里效力的“三朝元老”。这位老警察居然认得他，悄悄讲：“阿叔，快点跑！不然来不及了！”让他一定要想个法子出去，又说“共产党就要打进来了，所以这两天总局底楼一直在枪毙犯人”。之后，在这位老警察的协助下，孙曜东将自己已被毛森逮捕的消息告诉了他一位在青帮里当小头头的侄子，期待青帮在上海滩深厚的关系网能为他带来一线生机。
23日上午见过毛森后，孙曜东很清楚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能否从“鬼门关”里捡回一条命，可能马上就会见分晓。下午一点，正当濒临绝望之时，一位自称“张宝森”的年轻警察打开了牢门，手里挥着一张信纸，说道：“孙曜东，走走，调案子。”他一手拿枪，一手掐着他的脖子，把人从四楼的牢房里押出来。临近电梯口时，张宝森悄悄在孙曜东耳边低语说：他是青帮弟子，就是来救他出去的。
鉴于战事严峻，当时楼内把守出入要道的警卫均被毛森换成了警备司令部的军人。到了门口，未等值勤士兵开口，压着孙曜东的张宝森主动掏出信纸，一边晃着，一边不耐烦地高声嚷道：“调案子！”刚来的士兵搞不清原委和警察局内的规矩，只当真是上头的命令，竟抬手放行。走出门口，张宝森又帮忙取来孙曜东的车钥匙，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快走！”孙曜东马上开车逃去一位朋友家暂避风头。
当天晚上，解放军正式发动总攻。24日凌晨三时许，孙曜东清楚地听到窗外的枪炮声。接着，他马上打电话给地下党的联系人。早上九点，就已按要求与联系人接头，得知解放军的进攻路线与进展。下午三点，孙曜东在时隔一天后重回市警察局，身份不再是差点被枪毙的“阶下囚”，而是成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的“座上宾”。负责情报、政治保卫工作的扬帆，之后曾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你命大，要不你也完了！”
上海解放之初，局势依旧复杂、社会秩序动荡，各类物资短缺。公安部门既要清除遗留潜伏的敌特人员，还要打击盘踞一方的江湖势力，维护社会稳定。对初来乍到的新政权来说,都是严峻挑战。有鉴于此，在饶漱石指示下，扬帆在公安局编制外成立了一个起协助作用的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后改为情报室），由公安局社会处（后改为政保处）第二室（后改为情报科）指导管理。情委会副主任、实际负责人便是曾亲历所谓“潘汉年、汪精卫会面”的见证人——胡均鹤。此情委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用编外人员协助建立反特情报网络，而孙曜东也在发挥着此类作用。
对当时情形，他本人有过一段生动回忆：“解放后，我基本上也是随便进出市公安局，我有一个车牌就是公安局的。可以说是非常信任我，因为他们对上海不熟啊，很多事情都要问我们，那我也是赤胆忠心的。他们那儿有个姓王的处长，每天早上八点半都来我家吃早饭，都混成这种关系了。常熟分局，就是现在的徐汇分局，我进出问都不问。每个处的处长、副处长，关系都跟自己人一样。这些都是1950年初的事情了。”
其间，除了协助接收、整顿市内秩序外，扬帆也曾派孙曜东去协助军委会联络局何以端开展工作。因此,1949年11月，他负责安排邓葆光辗转天津返沪，当面领受潘汉年、扬帆布置的机密任务。事后，孙曜东又陪他一同赴港，尝试劝说避居当地的银行家能重回上海。此外，也同邓一道利用各种关系为新政权采购、搜集各类稀缺物资，从药品到发电厂用的碳晶棒，几乎无所不包。这类人物频繁往来境内外，除了人脉优势外，也因为当时新政权外汇短缺的缘故。孙曜东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政府没钱。连我出去的钱也是自己拿的，哪有什么外汇呢。别人没有我这个条件，当时香港去全都要花港币，别人没有。刚刚解放，政府也难拿这么多港币。我自己当时这方面条件优越。”
然而，无论是邓葆光，还是孙曜东在当时都是“高辨识度”的人物，毛人凤方面很快就掌握了他们的行踪，之前对他们“投共”的怀疑也坐实了。1950年9月初，毛人凤要求邓葆光去台湾向他本人述职汇报。遭拒后，便马上下令组织暗杀。9月12日早晨，邓葆光在轩尼诗道遭特务砍杀，身中七刀，侥幸未死。得知暗杀未遂的消息后，孙曜东带着扬帆的亲笔信去香港把邓葆光一家接回上海。邓葆光见到孙曜东时曾感叹：“你命大，要不你也完了！”
“我是吃银行饭的。”
解放初期，躲过特务暗算的孙曜东，也同样躲过了各类政治运动的袭扰。“三反”、“五反”之类运动从未波及他。之后，还没挨到反右运动，孙曜东就出事了。1954年“高饶事件”后，由于是饶漱石批准成立“情报委员会”，而扬帆又是实际领导者，因此受了牵连。12月31日，养病中的扬帆遭扣押并送往北京隔离审查。其主要罪名之一就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共300余人”。四个月后，潘汉年也被逮捕。在诸多罪状中，不当使用胡均鹤、孙曜东此类“特情”人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孙曜东记得自己是在1955年1月左右“出事关进去的”。起初，并不晓得是因为“潘扬案”的缘故，只以为因为有“历史问题”才要被审查：“潘扬案事发的时候，我也并不知道。等到后来进去以后，碰到之前工作时认识的人，才慢慢了解。刚开始，我还不好意思问，你怎么到这儿了。但又觉得他们不像工作人员，所以问也不好问。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进来，也就渐渐透露出来：原来潘、扬出事了。”对孙曜东来说，他算是“二进宫”，被关进了提篮桥。1958年，被人民法院正式判刑，因为“解放前后有立功表现，应予减免”，最终判了十年。“文革”爆发后，又被转押至白茅岭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前后整整二十年。
出狱后，孙曜东想尽办法打听潘、扬两人的近况，甚至曾去探望过。扬帆与孙曜东是同年，之前工作交往也最多，所以孙曜东对扬帆尤其关心：“我出来以后，去看过潘汉年，当时已经不在上海了。又过两年，扬帆回来了。我也不管这么多，就跑到统战部打听。就讲我自己要去看他。他们也不拦住我，我打听到了地方就去看他了。扬帆的老婆李琼，陪我一起去的。那时候，扬帆一个眼睛已经瞎了，一看见我就哭了。”1982至1983年间，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扬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51年，孙曜东最后一次受扬帆派遣赴香港进口内地急需的稀缺物资。在尖沙咀码头，居然碰到了一位汪伪时代上海滩情报界的“老熟人”——“含香老五”胡慧琪。此人最早是会乐里的名妓，之后当过杜月笙的情人，还参加过上海滩“花国大选”，得过亚军。抗战爆发后，她在富民路上的小洋楼竟成了各方势力的“交际场”。孙曜东在那儿遇到过袁殊、李时雨，甚至恽逸群等人。事后，他才意识到当时含香是在为这批潜伏在76号的地下党打掩护。香港偶遇后，胡慧琪曾劝孙曜东：留在香港，不要回上海了。当听到孙曜东婉拒时，“含香老五”就讲了一句：“你不听就算了，以后你要后悔的。”
2006年1月，孙曜东以九十四岁高龄谢世。
晚年接受访谈时，孙曜东坦承，事后几十年间他确实会常想起“含香”的这番话。自始至终，孙曜东始终认为自己是搞经济的，所谓情报工作至多是“副业”。他曾拿自己跟“五重间谍”袁殊做过比较：“袁殊其实就是共产党，跟李士群关系复杂，跟日本人关系则很直接。周佛海当年对他有看法，我跟他很熟。他才是真正吃这个饭的人，我是吃银行饭的。”
本文载2016年12月1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孙曜东：我是吃银行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