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翻译学家丰一吟去世，系丰子恺小女儿
橙柿互动客户端12月11日消息，来自杭州晓风书屋掌门人朱钰芳的消息，画家、翻译学家、丰子恺幼女丰一吟今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3岁。
“下午两点多，我接到了丰一吟女儿崔东明的电话，得知了丰老师离世的消息。”朱钰芳说，“其实，最近我们都有思想准备，丰老师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丰一吟对我们杭州晓风书屋来说，是一盏明灯。我们书店和丰家结缘，都是因为丰一吟老师。如果没有丰一吟，就没有后来我们的子恺艺术，也就没有今天大家看到的晓风书屋。”
丰一吟摄于杭州西湖边
据悉，杭州晓风书屋的招牌LOGO，就是来自丰子恺的一幅漫画。
丰一吟，画家、翻译学家，1929年5月生于浙江省石门镇（今属桐乡市），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市石门镇）人。其父是著名画家丰子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丰子恺研究会顾问，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丰一吟，是丰子恺先生的幼女。先生共三子四女，长子丰华瞻、次子丰元草、幼子丰新枚，长女丰陈宝、次女丰苑音、幼女丰一吟、养女丰宁欣（小名软软，丰子恺三姐丰满之女，自幼在丰家长大）。看过子恺漫画的都熟悉这些丰先生笔下的可爱的小朋友们，瞻瞻、宝姐姐、软软、恩狗等，我感觉这些小朋友们似乎永远长不大的样子，其实到今天，先生的七个子女仅剩幼女丰一吟还活在世上，其他人都先后逝去了。
一吟的名字，觉得特别风雅，其实丰一吟原名丰一宁，读小学的时候，本家的一个老先生有一次错把一宁写成"一吟“，（老家浙江桐乡石门，石门话”宁“ “吟”同音），从此就成了丰一吟。
2015年，恰好是丰子恺辞世四十周年。
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吟从上海来浙江，回老家桐乡扫墓祭父。刚从桐乡返程的她，绕道来到杭州，寻访父亲当年在西湖边的足迹。
当时，都市快报记者陪同丰一吟，在西湖边走了走。
那天接过丰一吟的名片，她特地叮嘱我得翻过来看，原来名片背面是一个趴在桌上写字的圆脸胖嘟嘟的小女孩画像。“我爸爸画的，那年我才12岁。”眼前这位笑吟吟的86岁老太太，在丰家排名老六、也是丰子恺如今唯一在世的孩子。
她把记者的名片攥在手心，没有立马放进包里，而是掏出笔，一笔一画，工整地标注下了见面时间、地点。“记性越来越差，明天记不住今天的事。这样写下来才安心。”丰一吟有个习惯，随身带个小本子，每天做过什么事、见过什么人，全都记下来。
1914年，丰子恺从桐乡到杭州求学，抗战爆发后他举家逃亡到重庆。1946年丰子恺再次返回第二故乡杭州，皇亲巷、马市街、田家园，很多地方他都住过，1948年还曾在西湖边住过一段时间，那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丰一吟也对湖畔生活留下了很多回忆，关于这些记忆她曾写在自己的书里。
丰子恺当年的湖畔小屋
开门就能见到孤山、放鹤亭
杭州的四月，正是柳枝抽条的时节，丰子恺生前最爱画的就是春天嫩柳。
2015年4月，都市快报记者，陪同丰一吟，去西湖边寻找她幼年生活过的小屋。
凭着旧时的印象，丰一吟在柳絮飞扬中沿着西湖闲游，一路寻找记忆中住过的“湖畔小屋”。
经过招贤寺旧址时，丰一吟站住了，笃定地往前方一指，“就在这边上，南边上坡靠右就是，当时那儿有四棵树，就是我家。”
旧时的招贤寺，在里西湖边的静江路（今北山街）上，路边打了一个小弯，拐弯处有片废墟，围着一圈墙，当时的人们都管这地方叫“大礼堂”。“过了大礼堂，就是静江路85号，有一间矮矮的平房，房间里全是泥地，简陋得很。好在房子地势高，也不潮湿，我们要走上五六级台阶才能跨进门。”总说自己记性不好的丰一吟，回忆起年少时在杭州的“家”，点点滴滴犹在眼前。
但“湖畔小屋”旧址如今已经不在了，尽管丰一吟能准确描述出地点坐标，虽然每年都要来走走看看，但当年的生活场景也只能在脑海中过滤一遍，一年复一年，成了记忆中最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丰一吟反复念叨这一诗句，“当年我家开门就能见到对岸的孤山和山下的放鹤亭，爸爸在门上挂了这副对联。他后来给好友写信，说‘走遍中国，觉得杭州住家最好……’那时候有好多朋友来我家拜访，马一浮也住在隔壁，和逃难时我们在桐庐一样。”在杭州，丰子恺遇到了影响他世界观和艺术观的许多人，包括弘一法师李叔同、马一浮等。
《回忆父亲丰子恺》（文 / 丰一吟）
父亲“爱的教育”
父亲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爱世间一切有生之物，他爱人类，更爱儿童。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孩子做事认真，心地纯洁，对世间毫无成见，对万物一视同仁。孩子好比一张白纸，最初在这白纸上涂色的，便是自己的父母亲。
我生长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中。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善良而懦弱的人。在我们的白纸上涂颜色的主要责任落到父亲身上。然而，在我们的童年时期，父亲画笔上的颜料是那么吝啬。他不想把我们涂上什么颜色，他希望孩子们永远保持一片纯洁的白色。他曾说：“教养孩子的方法很简便。教养孩子，只要教他永远做孩子，即永远不使失却其孩子之心。”
于是父亲便给我们灌输种种教育，其中之一便是“爱的教育”。父亲把《爱的教育》这本书当作课本，给我的姐姐哥哥们读。这本书是父亲的老师翻译的，由父亲配上插图。我那时还小，但常常听姐姐讲其中的内容，感动得很。这本书教我们要热爱祖国，敬爱尊长，助人为乐，平等待人。全书通篇都贯穿了一个爱字。我们小时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在助人为乐、平等待人这点上，父亲以自己的行为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父亲对人的爱不受贫富和等级的限制。只要是善良的人，父亲对他几乎是有求必应。
故乡有一位远房叔祖，为人正直，生活清寒。父亲得知后，便每月定期汇钱给他作为赡养，持续十余年，从未间断过。直到这位叔祖老病去世。
父亲不仅教我们平等待人，还教我们爱世间的一切生命，小至蚂蚁。本来我踩死一只蚂蚁不当一回事，有一回被父亲看见了，他连忙阻止我，说：“蚂蚁也有家，也有爸爸妈妈在等他。你踩死了他，他爸爸妈妈要哭了。”
我姐姐哥哥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一些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自己像交通警那样劝请行人绕道行走。慢慢地我也就学着这样干了。长大后我才知道这叫做“护生”。父亲画过六册《护生画集》。他劝我们不要踩死蚂蚁，不是为了讲什么“积德”“报应”，也不是为了要保护世间的蚂蚁，而是为了要培养我们从小就有一颗善良的心。
父亲的“外公纸”
我箱子里珍藏着一叠小小的宣纸片，长约二寸，宽约三四寸。是父亲用画画写字废弃的宣纸裁成的。这种纸在我们家里有一个特殊的专用名称，叫做“外公纸”。
提起这种“外公纸”，我总是叹佩舞文弄墨的父亲竟也如此善于安排日常生活。一般艺术家似乎总是给人落拓不羁或生活零乱的印象。父亲却不然。他的生活虽然朴素，却是有条不紊，而且他善于采取合理的措施。“外公纸”便是其中的一例。
作画写字时废弃的零星纸，父亲从来不丢掉，总是把它们裁成小片，叠成一叠，收藏着备用。这种纸的用途可多呢。书桌上有了一点墨迹水滴，只要取一片小宣纸来一擦，便擦掉了。作画时，放几片小宣纸在桌上，纸的一端压在调色盘下，当着色的毛笔笔端水分过多时，只要往小纸片上一捺，水分被吸了去，画面便不致化水。调色盘里的颜料要更换，可以用这种纸片把先前剩余的一点颜料擦去，再挤入新的水彩颜料。在画面着色时，如果着好的颜料水分太多，要越出轮廓，也只要用这种纸吸一下，便不再渗出了。所以父亲给画着色时，桌上常备这种纸，供必要时用。
那么，写字桌上用的这种纸，为什么被称为“外公纸”呢?原来这种纸在和外孙共同进餐的食桌上也有它的妙用。所以父亲经常带一点在身边。他不仅用来擦自己的嘴，也给当时还挂鼻涕的外孙、外孙女擦鼻子用，或者给他们在用餐时抹桌子擦碗筷揩手用。
我姐姐们的孩子小时候经常来外公家。喜欢作乐的外公也时常带他们上馆子或者去杭州等地游玩。一到吃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在桌前坐下来，外公总是在他们需要时掏出这种纸递过去。孩子们习惯了，认为这种纸是外公专有的。有时外公还没来得及把纸拿出来，就有人喊着：
“外公，纸！”
这样一喊，外公就笑嘻嘻地掏出纸来。渐渐地，“外公，纸！”也就变成了“外公纸”这一名称。
这种“外公纸”上，常常有一些作画打草稿用的木炭条印，有时还写着几个不完整的字，甚至会出现一只燕子或人的身躯的一部分。
用“外公纸”比用抹布更吸水，比抹布更干净，只用一次就丢，很卫生。我也很喜欢用，有时也向父亲讨“外公纸”。“外公纸”源源不断地产生，我们当时却不懂得珍惜它。如果不把“外公纸”裁碎，即使是画坏了写坏了的，留下来做个纪念该多好啊！
有人认为，名画家是下笔成画，不可能废弃。父亲并非这样。不知是他对自己要求高，还是每天画的画写的字实在太多，总会产生一些“外公纸”。当然其中也包括他习字的纸。父亲到老也不放弃临摹自己喜欢的字帖。
如今我箱中还保留着的最后一叠“外公纸”，我再也舍不得用它了。但使用“外公纸”的习惯已经养成。画画写字后，我也把废弃的纸留下来供画桌上用。至于给外孙们擦嘴擦鼻子的“外公纸”，早已被餐巾纸所代替了。
其实，“外公纸”就是餐巾纸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