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险些被当成废纸贱卖到国家记忆的宝藏，历史档案是这样重获新生的
这是一所特殊的“医院”，朱砂红的大案是“手术台”，各式各样的自制工具是“医生们”的“手术刀”。从古代帝王的诏令敕书、宗室玉牒，到老百姓的兵籍户籍、资料案卷，这些亟待修复的珍贵档案都是这里的“病人”。为这些“病人”治病的“医生”叫档案修复师，他们不仅修复档案，也为民族和国家守护记忆。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档案修复背后的故事。
在故宫西华门内，有一栋被称为“影壁楼”的建筑。这里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保存历史档案最多、也是最为集中的地方。
今天，修复师们正在修复一份敕谕。它是清朝皇帝的诏令，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圣旨”。
由于年代久远，这份敕谕不但破损面积大，而且絮化严重，破损处的纸张纤维蓬松变形。
档案以汉满两种文字写成，隐约可以看到蒙古兵、禁军等词汇，这无疑是一份重要的军机秘文，修复保护工作已经刻不容缓。档案破损部分的修复，需要选用与档案原件材质、纹路相近的新纸进行染色、托裱。另一边，修复师们用喷壶喷水，絮化卷曲的纸张慢慢变软，这样才能将敕谕的每一寸小心翼翼地展平、对齐。
忙碌了一个上午，古老的字迹终于在全新的纸张上焕发了新生，这份敕谕将以全新的面貌，继续它作为一份历史档案的使命，为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像这样珍贵的档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保存着超过1000万件。如果将这些档案铺平排列，总长度超过2.8万千米，超过了从南极到北极的距离。那么，在这些珍贵历史档案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1909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紫禁城内，几百年来负责存放皇家档案的库房也因年久失修发生了库墙坍塌。为兴工修缮，这批被民间称为“大内档案”的文件被成捆成包地搬出皇宫，直到清朝灭亡，再也没有回到紫禁城。
清朝存放国家档案的内阁大库内景1912年，清帝退位后，这批档案被北洋政府接管。然而北洋政府对这批档案持忽视态度，一经接手，“大内档案”中的宋版古书、珍贵字画就被挑选盗卖。
1921年，由于财政艰窘，北洋政府再次打起这些档案的主意，他们直接将八千麻袋，共计15万斤的珍贵档案以废纸的价格卖给一家纸店，以作重新造纸的原料。
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舆论鼎沸，北洋政府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1927年12月，鲁迅发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对“八千麻袋”事件进行深刻剖析。在文中，鲁迅写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虽然在历史学家、文化界人士的奔走努力下，大内档案最终被救了下来，但很多珍贵文件流散损失。就这样，堪称无价之宝的大内档案与其他遗散在全国各地的档案一样，在黑暗中苟延残喘，静静等待着光明的到来。直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后，中国档案的保护工作才迎来了新的转机。
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档案工作的开展与管理。毛泽东曾教导档案工作人员要将档案文件“分门别类，便于保存和查找”。周恩来也曾指出，“档案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必须加强档案馆的工作。”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直接关怀下，新中国档案事业得到了稳步发展。
国家档案局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一系列文件，确立了档案工作的管理体制和基本原则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在保护和修复的工作中，人民政府还组织了一批满文专家对“大内档案”中的满文老档进行了整理和翻译，以发挥其作用。锡伯文与满文接近，因此还有一些锡伯族学者参加了这项工作，历经乱世、颠沛流离的大内档案终于在新中国档案人的努力下转危为安。
从当年堆放在麻袋里的灰头土脸到如今摆放在展柜中的焕然一新，大内档案重获新生的背后，是党和国家对档案工作的重视和无数档案修复工作者的默默守护与辛勤付出。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原馆局长李明华：“档案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是不可逆的，你再有大的本事，你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是你不能重新造一份档案。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的时候，董老给我们中央档案馆题字，只字片言，亦所珍惜，这一字一句你们都得珍惜它。”
从收集到修复，从整理到保护，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在一代代中国档案人的精心守护下，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载体的中国档案，不断焕发新生，延续生命，而这些中华文脉，也将通过档案的提供利用，展现出巨大的影响和价值，永远地传承下去。
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五集档案行业宣传片《档案背后的秘密》，已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国家记忆》栏目播出。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收看。
转载自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
原标题：《从险些被当成废纸贱卖到国家记忆的宝藏，历史档案是这样重获新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