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诞辰201年丨战争的理论家，革命的理论家
2021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1周年。本文是黎巴嫩左翼思想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发展研究系教授吉尔伯特·阿卡写于2002年的一篇纪念文章。
“看来我们要把研究行动的伟大著作归功于致力于行动的人。由于命运的羁绊，他们无缘于荣耀加身。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善于行动，也善于抽离于行动之外。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认识到士兵或政客们所受的束缚与约束，也能够客观地（冷静地，而非漠不关心地）观察吊诡的命运，俯瞰无人可掌控的社会力量之间那不可预见的博弈。”
上述文字选自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献给克劳塞维茨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1]。我们可以一字不差地用这些话来形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将军”
事实上，卡尔·马克思的这位密友在年轻的时候，曾在军事领域有着短暂而果敢的实干经历。1841—1842年，他曾经在柏林炮兵部队服役。当时，他利用当列兵时的闲暇，去旁听谢林的哲学课程，同时开展他那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这次服役经历使炮兵军士（下士）恩格斯有信心投身到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首先是在他的家乡爱北斐特（1849年5月）。但是，恩格斯很快就被驱逐出去，因为人们担心像他这样的“红色分子”会扰乱当地的公共安全。1849年6-7月，恩格斯加入巴登及普法尔茨的起义军。后来在普鲁士军队的攻势下，恩格斯与残余部队流亡到瑞士。
在行动中，恩格斯对起义者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他亦无意于谋取起义队伍的领导权，认为这样做是对革命的讽刺。不管如何，恩格斯表现出了行动者的勇气，不希望看到共产主义者被指控是一群懦夫（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那时已经是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模范）：“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军团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谁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2]
在参战中，恩格斯也希望增进自己对军事问题的了解，他在《新莱茵报》编辑部里已被认为是军事问题上的专家。作为从事军事评论的革命者，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集中在1848-1849年“人民之春”时期（译注：指1848-1849年欧洲革命）。 威廉·李卜克内西提到恩格斯讨论匈牙利的文章被认为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3]无独有偶，十年后，当恩格斯所写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与《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在柏林匿名出版时，这些著作被认为是出自一些不想被曝光的普鲁士军官之手。[4]
恩格斯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爱好。他之所以深入研究军事问题的各个方面，是因为他受到了某种动机的鼓舞，即决心服务他们自认归属的工人阶级。正是这种动机激励了马克思极尽所能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准备了批判的武器[5]，而恩格斯则致力于对武器的批判。
1850年末，恩格斯开始定居在曼彻斯特。此后他埋头于系统性的阅读，进而对军事战略与军事史都有了比较精深的了解。在做学术上的准备工作时，恩格斯始终坚持锻炼自己的体格，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到来时能够重返战场。在恩格斯64岁那年，即马克思去世一年半后，他在信中向一位担心他身体近况的通信人说明自己能够还可以骑马与服兵役。[6]在恩格斯去世后，威廉·李卜克内西宣称：“如果在恩格斯在世时，又再次遇到一场新的革命，他将会是我们的卡诺，是引领我们走向胜利的军队组织者，是我们的军事头脑。”[7]恩格斯曾经向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称呼自己是“党的总司令部的代表”。[8]
但恩格斯无缘于实现这一“荣耀加身的成就”。他从未有机会实践他设想的军事计划：包括他在1849年作为新手时制订的计划，以及当22年后他成为公认的军事专家后，据说是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量身打造的、用于抗击普鲁士军队入侵巴黎的军事方案。他将自己精深的军事学问用于分析自己亲历的半世纪里头的大多数战争。恩格斯在伦敦报纸《派尔·麦尔新闻》（Pall Mall Gazette）上发表的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公众与军事专家们的强烈兴趣（尽管他未能在战场上亲自检验自己的观点）——他也因此被马克思一家热情地称为“将军”。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分之一岁月里，恩格斯在自己的圈子里始终被保留着“将军”的称号。
军事理论家
20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在对战争技艺与战争史感兴趣的圈子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作为军事理论家的声誉得到了坚定的认可。然而，这种声誉所依据的理由并非总是合理的。例如一些人看到了苏联军事教条经常表白一些用来粉饰自身的信念，便想证明恩格斯的思想是苏联军事教条的先声。话说回来，要想严肃地研究战略的发展，就无法绕开恩格斯。从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的经典著作[9]（其中由西格蒙德·诺伊曼[Sigmund Neumann]负责的一章专门研究马恩，尤其是恩格斯）[10]到新近出版的杰哈德·沙利安（Gérard Chalian）的长篇文集[11]，再到以色列上校与教授杰胡达·沃拉克（Jehuda Wallach）的著作[12]，恩格斯的思想贡献获得了认可。
杰胡达·沃拉克将恩格斯的革命战争理论与风格更为传统的军事论著区分开来。作为这两方面的专家，沃拉克言简意赅地评价了恩格斯的军事论著：
“恩格斯重要的军事著述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完整的研究，这些著述涉及到战争科学的方方面面。恩格斯探讨了组织与武器、工业革命时期战争技艺的发展、国际政治的军事观点、战略与策略、将军的指挥与素质等问题。他同样地对战争的未来发展作过一些预言（并且在‘一战’经受住了应验）。在许多问题上，恩格斯比老兵们的见识还要精明。”
“恩格斯在讨论西欧与西南欧军事形势的匿名文章中，起草了一个军事计划。这个计划可谓是四十五年后的德国‘施里芬计划’的蓝本。恩格斯证明了为何一旦德国在与法国的战争中采取这样一种计划，必然会遭遇失败。他精准地预测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损失规模与结束条件。”[13]
对于熟悉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述里头的军事研究的人而言，恩格斯是19世纪无可争议的杰出战争理论家之一。在研究恩格斯生活年代的军事史时，无法不参考他的军事研究成果。然而，在当前这个时代，在制订战略时，无论是对于一般的战争学说还是专门的革命战争学说，恩格斯的军事研究成果是否仍有参考意义呢？人们尚未能非常肯定。恩格斯与他崇敬的克劳塞维茨一样，并不是要创建一种完备的、无所不包的战争学说，仅是要评论战争与实际形势在具体条件下的发展。[14]
既然恩格斯经常强调军事技术的狂飙式发展（一些武器“在投入使用前就已经过时了”）[15]，他又怎么可能会想着建立任何系统化的军事学说呢？
在思考战争时，恩格斯主要关注的不是他提出的有针对性的军事建议（哪怕是关于“革命战争”），而是他对工人运动关键问题的探讨。这些关键问题包括：对非革命战争的态度、战争与革命的联系、不通过战争来赢得革命的战略可行性。用雷蒙·阿隆的话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强国之间的直接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也不怎么受欢迎。因此，作为战争理论家与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家的恩格斯提出的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未过时。正如下文将要简短地表明的：恩格斯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观点，不仅预示了人们在20世纪要处理的问题，还有可能关乎到我们今后的时代。
对战争的态度
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活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成型，工业文明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甚至辐射到大规模移民到达的海外土地。这个时代给地球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仍然影响着我们当下。在恰逢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成熟时期的那一代人中，有些人并不真正知晓这一体系是在几时最终成型的。由此看来，恩格斯是在这一历史性转型的关键阶段离世的。
因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转型的收尾阶段，此时的欧洲大陆尚未完全告别那漫长的封建时期与农业主导的时代。两人经历的战争是这一社会转型的表现。诚然，这些战争或多或少也是征服性战争，并且是“一战”这场巅峰级别的强盗战争的预演。1870年的普法战争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历史性转型年代的复杂性。对于德意志人而言，这不仅是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是增进德意志人内部团结的机会（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德意志的统一是进步的伟业，即使让他们遗憾的是这一伟业是在普鲁士君主制的庇护下执行的），也是一场征服性战争，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德意志人手中。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从客观历史意义的角度，修正了对他们所处年代的战争的态度。即便决定战争进程的政治并未发生变化，他们仍然区分出普法战争的主要参与者的两面性：对于具有解放性的一面，即使不积极地支持，也应予以消极的支持；对于具有压迫性的一面，人们应转而支持反抗的一方。
事实上，这种思考方式反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同见解。他们并不在意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观点，即不在意某场战争是何种政治的延续（列宁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关注这一观点）。相反，两人关注的是战争体现出怎样的根本性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两位指出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而言，不应根据战争发动者的政治观念来评价一场战争。从研究社会经济结构的立场出发，马克思与恩格斯把自己的判断立足于战争对生产力解放的客观影响上（消灭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素）。[16]由于当时的劳工运动（尤其是在德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战争对劳工运动（最终的解放手段）的影响，作为评价战争的首要标准。从这一标准来看，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使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欧洲腹地的战争与革命之关联的评估。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激发了德法两国的沙文主义思潮，从而加深了两国工人阶级之间的敌对情绪。这场吞并孕育了一场新战争的可能性。而这场战争将会把欧洲其余地区都卷入其中，各地的工人将会自相残杀。
这就是所谓 “上帝已数算你王国的余日，要你的王国就此完结”（Mene Tekel Upharsin）。在1870年7月与9月，由马克思与恩格斯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也提出了类似的警告：“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17]宣言继续指出：“……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德国将不得不）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18]
此外，只要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并未达到这样的技术阶段，即尚未“走向极端”，并且尚未确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会“彻底地使敌人灭绝”，那么它仍可被视作推动社会发展的“暴力催化剂”。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出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予以采纳。1870年普法战争引发了疯狂的军备竞赛，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破坏力上看，欧洲列强蓄积的战争工具都是惊人的。因此，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欧洲爆发的全面战争，日益成为毁灭性灾难的温床，而非革命的导火索。换言之，即便从长远来看这样一场战争终将引发革命，那也会是引发革命的最糟糕的方式。它的代价将会是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以及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世界大战的预言者
恩格斯并非当时唯一注意到以上变化的政治思想家。但是，我认为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没能像他那样全面地估计到我们所称的“全面战争”的到来。这个术语出自一位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好感的反战主义者之口。[19]正如沃拉克所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恩格斯“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面貌。说真的，对于下面这一段由恩格斯写于1887年底的文字，我们只能用“先知的预言”来形容了：
“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20]
这段话讲得很全面了，就连工人阶级革命的爆发条件都考虑到了。工人阶级革命在俄国、德国和匈牙利爆发，并且在德、匈两国以失败告终。恩格斯预料到军队的溃败将会在战败国为工人阶级革命的爆发创造条件。恩格斯之所以不希望战争爆发，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希望革命在最糟糕的形势下发生，另一方面（也是更为紧要的考虑）是他认为战争的爆发将是社会主义政党失败的铁证，并且意味着它们的处境将不甚乐观。
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本该是坚决地反对战争，让政府不敢发动战争。如果政府还是执意宣战，那是因为政府相信这样做能够得到国民的一致支持。因此，恩格斯在写给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来的焦虑而悲观的情绪，与他在公开发表的著述中仍然体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区别。
“总之，将出现一种混乱局面，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只有法国爆发革命，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成功……德国在战败的影响下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只有导致同法国媾和才有好处。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才能发生……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战争最初将在全欧洲范围内迫使我们的运动后退，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将把它彻底摧毁，并煽起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在战争可能引起的许多不能确定的后果中，对我们来说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我们将不得不再从头干起，然而是在一个甚至比今天还要无比有利的基地上从头干起。”[21]
到了1889年，恩格斯对世界大战后果的预期甚至变得更为悲观，因此他的预言也更为准确：
“至于战争，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可能性。否则我会完全不理睬法国这位太太的任性。但是这场战争将卷入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士兵，仅仅为了供养这些士兵就会造成空前的破坏。这场战争将使我们的运动遭到暴力的普遍的镇压，使所有国家的沙文主义加剧起来，归根到底使衰竭现象比1815年之后的反动时期还要厉害十倍，而反动时期是建立在伤尽元气的所有各国人民极度贫乏的基础上的。与所有这一切对比，这场残酷的战争导致革命的希望却极小，——这使我感到可怕。对我们德国的运动来说尤其可怕，这个运动会被暴力破坏、镇压、扼杀，而和平却能使我们取得几乎是肯定的胜利。”[22]
这些标准与预测决定了恩格斯晚年的立场。恩格斯的动机并不是德国的爱国主义或对巴尔干民众的偏见，而是因为预料到任何确实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战争对欧洲工人运动走向的确切影响。他怀着近乎难以释怀的忧虑，希望避免日益迫近的灾难。这解释了为何在1871年以后，恩格斯对于战争与革命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转折。正如马丁·伯格（Martin Berger）所言：“因此，恩格斯曾经鼓吹战争是革命的催化剂，如今却主张以革命来防止战争的爆发。”[23]
恩格斯与马克思
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
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为革命做好准备。这逐渐成为恩格斯的名言：
“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将来我们再次丢开他们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们想要挑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再次煽动这两国人民去互相残杀，从而把革命推迟下去的话，那我就要说：‘且慢！欧洲无产阶级可以忍耐多久，你们也可以忍耐多久。当他们得到解放的时候，你们自然也会得到自由，而到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不许你们阻挡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去路。’对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像沙皇能够给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欧洲和它的发展作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为了几个黑塞哥维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24]
恩格斯在1891年的著名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当中也表达了上述观点。[25]他担心法俄联手向德国宣战的可能性，而在他动笔时，这种可能性看起来是非常大的。作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袖，恩格斯提醒他的法国同志们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支持法国政府与沙皇联手对德复仇的做法。这篇文章体现了恩格斯不偏不倚的立场：一方面，他谴责了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表示比起德意志帝国，他更偏向于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另一方面，他依然认为法俄联手对付德国的战争，只会具有反动的性质。一旦俄军获胜，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将可能为此付出代价，被“来自德国外部的敌人”或是“来自德国内部的敌人”消灭。[26]
在如此有针对性的假设下（即法俄联手对德作战，并取得胜利），恩格斯主张德国社会主义者实行“防御主义”，但必须只是“革命的防御主义”（‘revolutionary defensism’）。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体现的正是“革命的防御主义”。接着，他提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8页）
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伪称在恩格斯的这篇《德国的社会主义》中，找到了“爱国防御主义”（‘patriotic defensism’）的正当理由。这些人不得不严重地歪曲恩格斯的观点以及他思考问题的方式。[27]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恩格斯的私人信件中看到他在写《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时的犹豫。虽然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是警醒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不受对德复仇主义的蛊惑，但我们不该忘记恩格斯的这篇法语文章也是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看的！[28]
为革命做好准备，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即便这句话言之有理，但仅仅是在脑海里构想如何用革命来制止战争的爆发（“渺茫的希望”），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立即为革命做准备，认真地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找到将分析成果落实在行动上的方式。为此，军事与政治专家恩格斯试图寻找达成战略目的的合适途径。
恩格斯认为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提出的美妙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纽文胡斯提议以总罢工与不服从来回应战争的爆发。这一设想的美妙程度比得上1912年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威胁要把战争变为革命，但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结果了。不过这些“振聋发聩的提议”并未得到社会主义者的采纳。当时，这些社会主义者正忙着从纲领中删去相比之下没那么激进的目标，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内容会招来统治者的镇压。面对不可避免的战争动员，这些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发挥积极的斗争作用。为此，恩格斯提出了他的建议，以求兼顾现实情形与革命目标。在1893年为《前进报》撰写的几篇文章（其后收录在标题为《欧洲能否裁军？》的小册子）当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恩格斯提议“通过国际协议渐进地缩短（军队的）服役期限”[29]，目的是最终将常备军转变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
恩格斯是这样解释他的思路的：
“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在目前的各国政府和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因此，我从这种情况出发，暂且只提出那种每一个现政府都能接受而无损于其国家安全的措施。我只打算说明，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逐步废除常备军，是绝对没有任何障碍的，而如果这些军队保存下来，那末这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句话，军队的使命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 [30]
为此，恩格斯运用他丰富的军事知识与自信，证明了：如果人们认真考虑各国政府宣称的纯粹防御的意图，那么他的上述提议将会满足国家安全的要求（他的提议被提交至德国国会）。恩格斯出于实际的考虑，意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单边裁军将不可能得到落实，所以他主张通过国际协议开始动态的裁军。他指出德国若要比他的对手们更加主张和平，是具备心理优势与道义优势的。这也让恩格斯关于战争的理论又有了一层实际意义。如果恩格斯的这一提议被各国政府接纳，要么可以制止军备竞赛，要么可以在欧洲开启裁军进程。不过，如果这一提议被拒绝（这当然更有可能），也能够揭露军队的真实角色，从而有利于让民众提升反军国主义与反沙文主义的意识。当然，这离不开社会主义政党利用这一提议开展鼓动工作——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这么做。[31]
很久以来，恩格斯就主张普遍服兵役（只针对男性），以及“渐进地”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民兵制度。[32]他首要考虑的是革命的准备工作与防范反革命。1865年，他首次以工人政党的名义介入到关于普鲁士军队的讨论中：“学会使用武器的工人越多越好。普遍义务兵役制是对普选权的必要的和自然的补充；它使选民有可能用手中的武器来实现自己反对任何政变企图的决定。”[33]如今，恩格斯认为选民也有义务制止大战的爆发。因此，恩格斯对革命准备工作与防范反革命的考虑，都围绕着对军队的分析，而这是恩格斯提出的革命战略的主要支柱。
革命战略和军队
自从1848年6月卡芬雅克残酷镇压了巴黎工人后，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革命史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52年，他写道：“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34]晚年的恩格斯在他著名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年）[35]里重申了这一历史教训。这篇导言在他生前遭到删节，在他身后又经常被误读。
自1848年起，恩格斯逐渐确信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将会取决于它使资产阶级军队保持中立的本事。直至1871年，受到1793年发生的事情的启发，他仍然乐观地设想一种事态：在对外战争中，军队即便不被击败，也将可能被削弱；这样，革命者可以带头关注“陷入危机的祖国”。鉴于上文讨论过的原因，普法战争以及对1871年公社的血腥镇压，让恩格斯担忧“战争—革命”模式将会有不可预见的重大后果，因此他更青睐于从内部摧毁资产阶级军队的战略：
“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而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炸毁军国主义并随之炸毁一切常备军。”[36]
因此，“粉碎”资产阶级军队不仅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一项必要任务（正如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揭示的）。根据恩格斯阐述的战略观念，它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否则，革命将会被大屠杀葬送。此外，当服兵役制度的普遍推广使得军队与民众的相互融合不断加强时，由于无产阶级可以进行公开的政治行动与合法组织，因此可以运用政治手段来执行这一必要任务。这就使得社会主义者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随着军队的规模日益扩大，理解恩格斯始终强调的这一革命观点（由列宁与共产国际继承），便更为必要了。[37]
我们应当记住恩格斯革命战略思想的这一关键观点，否则我们会混淆他在晚年公开发表的文章的含义。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不得不受限制地、时常要隐晦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他担心德国工人运动的惊人发展会遭到反革命政变的破坏，或是遇到新的反社会主义党人法，[38]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还未准备好应对决战，还未在军队取得足够的影响力。也因为要想发表这些文章，恩格斯不得不考虑到社会主义者对镇压的恐惧与对合法性的膜拜——在1895年恩格斯所写的《导言》受到删节时，恩格斯仍然辛辣地批评了这些心态（尽管表达上有所克制）。[39]
此外，作为一名军事史爱好者（当然他本身就是历史爱好者），如果说恩格斯喜欢引述法国人在1745年丰特努瓦战役的话：“英国绅士们，请你们先开火吧。”，代之以“资产阶级先生们，请你们先动手吧。”那是因为他认为时机与合法性有利于社会主义者，他也因此意识到，或早或晚，资产阶级将会侵犯自己亲手制定的法律。“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40]那时他们将会收获自己当初播种的收成，即一场革命。“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41]
恩格斯可能会说：随着时机的成熟，工人阶级必须采取战争的立场。他在1895年使用的说法似乎涉及到军事隐喻（被葛兰西等后辈吸收了）。[42]他写道无产阶级有必要“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 ：[43]
“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译注：作者认为把Gewalthaufen译为“突击力量”，要比译为“突击队”更符合恩格斯的原意，详见注释。）[44]
在如同1871年巴黎流血事变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9页。）
因此对恩格斯来说，“战争的立场”是指为了形成更加有利的力量对比，去作漫长而耐心的准备。因为在关键性时刻，“调兵遣将本事的比拼”（war of manoeuvre）对于关键性的斗争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起义的技艺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译注：这一段在最初发表时完全被删掉。）[45]
显然在恩格斯看来，能够弥补平民在巷战中的劣势的“其它因素”是指社会主义者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而这来自于他们之前开展的政治工作。1891年在法国，恩格斯提到了德国由于拥有比以前更为开放的言论自由，德国同志们在选举结果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但紧接着他便补充道“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他认为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是由士兵构成的，因为事实上“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46]
这是否表明恩格斯希望争取拖延时间，直到社会主义者把军队完全争取过来呢？在这一方面，他的革命战略是否有明显的缺陷呢？这似乎是马丁·伯杰的观点，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在恩格斯的战略中军队所具有的意义，他将恩格斯的战略称为“军队消融理论”（‘Theory of the Vanishing Army’），形容这“简直是一种消极的教条”。[47]伯杰认为：恩格斯主张等待时机 ，经过一种“自然而然的”进程，军队中将会有“足够数量的社会主义者”，那时军队就会自愿地“消亡”。[48]
按照伯杰的说法，列宁主张的争取军队的斗争，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不相干的”。但事实上，倒不如说伯杰误解了恩格斯的观点。1906年，列宁在一篇关于莫斯科起义教训的文章中（伯杰引用了这篇文章）强调了一个传统的观点：当一切工作都准备后，起义者的武力手段与决心可以将动摇中的军队争取过来。[49]恩格斯在1895年导言中也持相同观点：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这句话在发表时被《新时代》编辑部与单行本的出版方删减掉了）。”[50]
不过在将来，当革命力量争先取得了大部分士兵的同情，从而弥补他们的军事劣势时，到那时当他们不得不投入到巷战中去，无论是在革命的开端还是在革命展开之时，他们应当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这句话在发表时被《新时代》编辑部与单行本的出版方删减掉了）。”[51]
晚年的恩格斯依旧坚持他在四十三年前写下的关于起义技艺的著名文段。这些文段已经精准地把握住革命新时期的军事方面。这些文段是列宁战略的灵感与依据，也是列宁喜欢引用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革命战略思想的惊人连续性呢——两位胡子佬在其身前身后都在影响着整个世界：
“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用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52]（丹东原话是恩格斯加的粗体，其余粗体是本文作者加上去的。）
原载于《国际社会主义》期刊（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02年冬）
注释：
[1] R. Aron,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London 1983), quote from p. 1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w/1890s/10.htm
[4] 出于与马克思同样的革命志向，在马克思的衷心支持下，恩格斯决心尝试通过从军事—政治的角度、从德意志民族利益的角度来驳斥“自然边界”的原则，去影响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军队。他证明了德国没必要通过侵犯意大利的领土，以便联合德意两国的国家统一运动，来保卫自身。恩格斯也证明了拿破仑三世扩张意图的反动性与侵略性，并且提出了关于普法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一些军事见解。这种预判在20世纪成功地经受住两次检验。
[5]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6]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信”（1884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8页。
[7]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w/1890s/10.htm
[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4年12月11-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8页。
[9] E. Meade Earl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1943).
[10] S. Neumann, “Engels and Marx: Military Concepts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aries”, in E. Meade Earle, op. cit., pp. 155–171.
[11] G. Chaliand, Anthologie mondiale de la stratégie (Paris 1990). 不过，他的文集在介绍恩格斯时至少有三处错误的表述 (p. 937)：将恩格斯形容为“德意志犹太人”（恩格斯生前就曾经遇到这种情况，详见“论反犹太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60页），以为恩格斯在1870年后不在伦敦居住，以为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成为了第一国际的领导人。在这本文集的英译本中（G Chaliand, The Art of War in World History (Berkeley c1994)），保留了认为恩格斯是犹太人的文字，但修正了其它两处错误的表述。
[12] J. Wallach, Kriegstheorien: Ihre 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1972). 他曾写过一本专门研究恩格斯的军事学说的著作: Die Kriegslehre von Friedrich Engels (Frankfurt 1968).
[13] J. Wallach, op. cit., pp. 253–254. 作者在他早期的著作中，这一评价有所深入。而在Kriegstheorien一书中，他仅仅关注恩格斯的“革命战争的观点”。
[14] 这是克劳塞维茨奉行的准则：“……因此在实际生活的园地里，也不能让理论的枝叶和花朵长得太高，而要使它们接近经验，即接近它们固有的土壤。”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7页。
[15] 《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三章“暴力论（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1-182页。原文是“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以致军舰现在几乎总是不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像以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眼睁睁地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没有下水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
[16] 这并不表明1914年后列宁的分析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相反，列宁的分析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地位的评价。为了支持自己的“革命失败主义”立场，列宁并未花费太多精力去研究敌对国执政党的外交（在克劳塞维茨的上述著名观点中，外交是政治的首要内容。关于这一点，详见雷蒙·阿隆的Ludendorff –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pp. 265–267），而是主要研究参战国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列宁证明了无论发动战争的人最初抱着怎样的意图，“一战”依然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必然发生的战争。
[1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页。
[18]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90页。
[19] W.B. Gallie, Philosophers of Peace and War (Cambridge, 1978), p. 92. 不过，这位作者并未隐藏他对恩格斯个人的好感。他认为恩格斯往年讨论战争的著作“将在日后由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恢复名誉。”
[20] 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1-402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经讲过：‘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两难的处境：要么迈向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回野蛮的状态’……大家一直在不加深思地复述这句话，却没有领会到它的可怕含义。此刻（1915年）只要环顾四周的环境，我们就能理解什么是资产阶级社会恢复它的野蛮状态了……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前所预见的，当下的我们面临着非常棘手的任务。”引自R Luxemburg, The Crisis i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New York 1919), p. 18.
[2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9月13-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4-515页。 恩格斯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这些看法。几年前即1882年，他以更为确信无疑的口吻，表达了对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战争面前所持态度的悲观看法：“我们的党在德国会立即被沙文主义洪流淹没和冲垮，在法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15页)
[22]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9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62-163页。
[23] M. Berger, Engels, Armies and Revolution (Hamden 1977), p. 129. 要想了解恩格斯对战争与革命之关系的看法，莫过于阅读马丁·伯杰的这本著作。不过，这本书的缺点并不是没有完全地把握恩格斯的观点，不是没有总结出恩格斯的方法的理论一致性，也不是没有总结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恩格斯的观点的变化。因此，当伯杰说在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为了革命的目的而期待爆发一场“可怕的”战争，甚至是一场“大屠杀”时(p.99)，伯杰陷进了过时的观念，致使他很难理解恩格斯在他最后二十四年生命中的执念。
[24] “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2年2月22-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72页。
[25]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7-303页。
[26] 恩格斯明显想到了在德国占领军的密切关注下，凡尔赛军队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
[27] 1914年，革命国际主义者谴责了“社会爱国主义”人士对恩格斯这篇文章的歪曲。例如，罗莎·卢森堡在著名的《“尤利乌斯”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1915年，见《卢森堡文选（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5-457页），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在他的《第二国际与战争的问题》(republished in V. Lenin and G. Zinoviev, Contre le courant (Paris 1970), pp. 197–200)澄清了恩格斯的真实观点，同时强调了由于恩格斯去世以后的帝国主义转型，任何试图将他在1891年提出的观点应用到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爆发的世界大战上的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28] 恩格斯希望由法国人来解释为何要反对与沙俄联手发动对德国的战争（“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9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7-158页）。当数月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在德国发表时，恩格斯十分仔细地补充说明由于沙皇俄国的不走运，俄国对德国不再构成重大的威胁，因此再也没有必要主张“革命防御主义”。1892年10月，恩格斯向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尔·博尼埃解释说一旦德法之间爆发新的征服性战争，两国社会主义者的角色都跟以前不同了（“致沙尔·博尼埃（1892年10月中旬）”，同上，第498-499页）。1893年6月，恩格斯指责保尔·拉法格的爱国主义：“关于爱国主义者一词的使用，关于你们自称为唯一‘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些我不想谈了。这个词的涵义片面——或者说词义含糊，依情况而定——所以我从来不敢把这一称号加于自己。我对非德国人讲话时是一个德国人，正象我对德国人讲话时又纯粹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一样。”（“致保·拉法格（1893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6页。）
[29] 恩格斯提议最高两年的服役期限，并且补充说“在未来几年，可能可以继续缩短服役期限”。他主张除了必要的、合理的军事训练外，不应进行非必要的仪式与其它“弱智行为”，比如他嘲弄的正步操。
[30] “欧洲是否裁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35页。
[31] 在欧洲社会主义的知名领导人中，只有让·饶勒斯从行动上落实恩格斯对改造军队的看法。饶勒斯的激进和平主义立场，使得他遭受了法国国家主义者的谋杀。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页。
[33]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34]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一卷，199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1页。
[35]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95-3-6.htm
[36]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三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六卷，2014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9页。
[37] 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准则中的第四条明确规定：“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义务包括在军队中积极开展系统性宣传” in J. Degras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vol. 1 (London 1971), p. 169.
[38] “我写了导言，它很可能先在《新时代》上登出。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在我看来是过分的要求，这篇导言受到了一些损害，他们希望凡是被帝国国会作为通过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借口的话都不要讲。在目前条件下我只好让步。”（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5年3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九卷，1974年，第430页）
[39] “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恩格斯：“致理查·费舍（1895年3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九卷，1974年，第401页）
[40]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2页。
[41] 同上，第292页。1895年《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遭到了删改，其中最引起恩格斯的愤慨的莫过于对以下文段的删减：“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11页 ）。从这里开始，我会用斜体或粗体的形式标明被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删减的恩格斯所写的文段。
[42] P.安德森对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恩格斯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战略的辩论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详见：P.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 New Left Review 1:100, November–December 1976, pp. 5–78. 不过，无论是葛兰西还是安德森，都没有将这些辩论追溯到恩格斯本人，尽管事实上，恩格斯是以这种角度来思考问题的第一人。
[43]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8、603页。恩格斯在本文讨论议会道路的斗争方式时，是明确反对他与马克思一直严厉批判的“议会痴呆病”的。这和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观点更为一致。这表明早在1914年以前，恩格斯等人就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萌生裂痕。而且，当恩格斯满意地描述社会主义者在其它国家的议会中取得的成就时，他紧接着又补充道：“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同上，第608页）
恩格斯没有修正自己年轻时候作出的革命承诺，而是忠于他所写的第一篇原则性宣言（1847年）：“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办法引起革命。”（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66页。）
[44]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7、609页。我在这把Gewalthaufen从原来的“突击队”改为“突击力量”。这是因为“突击队”会让人联想到人数较少的突击队员，而恩格斯指的要在德国培养有相当数量规模的社会主义支持者，即“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同上，第608-609页。中译本在这里译为“突击队”）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被后来的一些评论者误解为是他的“政治遗嘱”。但他在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就强调过文章内容的相对性：“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6页。）
后来，爱德华·伯恩斯坦用恩格斯这篇被误解的文献来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辩护，从而让大家以为恩格斯在晚年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紧接着，从卡尔·考茨基到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的一些人认为为了反驳恩格斯，有必要“坐实”对这篇文献的误解。总之，自从1930年梁赞诺夫发表了恩格斯这篇《导言》的完整版本后，许多评论者不得不正视恩格斯这篇文献的真实含义，用恩格斯的信件为自己辩护。
[45]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6页。
[46]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1页。粗体是本文作者加上去的。“如果我们能把东普鲁士六个省的农村地区争取过来（那里是大地产和大庄园占优势），德国军队就将是我们的了。”（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8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页）
Ernst Wangermann(London 1968)曾经给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英文第一版）写过一篇简短而精彩的导论，他认为恩格斯“的政策主张是要削弱普鲁士士兵的绝对服从精神，当时普鲁士的新兵仍然主要从受压迫的农村劳动力中招募而来。”在这里没办法详细地解释恩格斯提出的却被德国社会主义者拒绝的土地纲领，是如何与他的革命战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或许可以证明恩格斯在土地问题与军队问题上采取的纲领方法，是后来被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采纳的“过渡要求”的先声。
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零散但严厉的批评，表明他是第一位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有着不祥预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是罗莎·卢森堡，而列宁要在1914年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后才开始惊醒过来）。
[47] M. Berger, Engels, Armies and Revolution, op. cit., p. 169.
[48] 英国社会主义者埃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对恩格斯的评价，与伯杰的这种解读是很不一致的：“尽管会因应不同的形势来考虑实际的迫切需要，作为马克思老铁的恩格斯始终认为社会革命必须以暴力起义的方式发动，至少在德国需要这样做。我曾经多次听他讲到只要德国军队中有三分之一的力量值得党领导层的信赖，那么就可以发起革命行动。”（E. Belfort Bax, Reminiscences and Reflexions of a Mid and Late Victorian (London 1918), pp. 48–49.）
[49] “我们已经着手在思想上‘影响’军队，而且今后还要更加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在起义的时刻还需要进行实际具体的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8页）
[50]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3-605页。
[51] 同上，第606页。
[52]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