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F·学院 | 工作坊课堂实录——别样的幸福
第五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 The 5th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2021”）是由浙江省广播电视局与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国际专业纪录片盛会，集纪录片推优、提案、展播、论坛、工作坊于一体的高品质人文艺术平台。
“IDF学院”培育单元是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为培育未来纪录片新生力量而设置的公益性项目，旨在培育与吸纳更多、更优秀的华人导演与精彩故事。“IDF学院”工作坊与CNEX强强联合，为国际纪录片大师与中国青年导演搭建国际制作、教育、学术交流的合作平台，挖掘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风貌，助力中国纪录片事业的蓬勃发展。
“IDF学院”培育单元从征案公布以来收到了来自全球华人关于不同主题的项目投递，其中不乏之前在提案大会中崭露头角的项目，也有第一次见到就觉得“耳目一新”的项目。
《别样的幸福》
导演：杜帆
指导老师：周强
《别样的幸福》海报
导演自述
这是我的第一部纪录长片作品，讲述一位单亲妈妈和女儿住进烂尾楼的故事。
我先后做过电视节目、广告、网络电影等导演工作，2019年对纪录片产生兴趣，随后注意到家乡昆明一则关于烂尾楼的新闻，并确定为作品选题。最初计划拍摄群像故事，后期发现个性鲜活并且允许摄影机介入生活的人物，选定为主人公。作品先后在 2020年8月到9月、2021年过年两个阶段单机位拍摄，我也曾住进烂尾楼和主人公一起生活。
《别样的幸福》导演 杜帆
初次看片评价
人物精彩，母女关系线打动人，建议集中在此。母女关系从亲密到疏离转变突然，需要过程以及原因。片中人物有几次激烈情绪的爆发，但背景信息交代不充分，影响观众对人物共情。从传达的角度来说，建议导演选择更温和节制的处理方式。
于晓川
该纪录片有剧情片的镜头语法与转场处理，很精妙。部分内容无需用过于直白的表达方式，以给作品更多可能。
萧汝冠
创作阶段不必过多自我设限，伟大的作品不一定是商业成功的作品。 李博
影像的叙事能力很强，信息量精准传达，是一种减法。相较于社会背景，作品中人的情绪本身更有力量。母女关系的改变通过第三人给了解释，这种处理过于简单，不解释反而可能呈现更多。
周强
从纪录片终端观众接受的角度出发，作品拥有出色的人物选定，非常典型地提前了中国人的隐忍品质，建议导演将立意定为“中国人的幸福是什么”，展现女性的成长与追逐幸福的过程。
程十卉
作品很有力量，如《美丽人生》所表达的“生而为人，如何苦中作乐”。需要给观众一个“生活没有那么惨”的结局。另外建议给主人公“对立”一方说话的舞台，主人公大量对白信息重复且停滞，直给显得直白。行为比说话有能量。
陈玲珍
周强导师与本片导演在工作坊现场
成果片段展示
事件性是一时的，抛开事件强调人物，留存不易过期的情感性内容。例如重视人物的出场，带出情感性联系；因为作品以4k分辨率拍摄，所以可以用拉大画面重新构图的方式，突出对手戏中主要人物的动作和表情，使得情感表达更加自然和饱满。
周强
跟周老师学到了“一句话总结”的方法论，明确主题关键字“幸福”，弱化了作品的事件性。同时拉出作品中的全部台词，删减了部分表达过于直白的内容，赋予作品留白的空间和“隐性的力量”。对于一部纪录片作品应该修改到什么程度、何时能够结束，想请各位导师指点。
杜帆
“导演是表达、制片人是传达”，可能需要制片人控制，导演做到自己做不下去为止。
李博
作品没有结束的时候，留下最少的遗憾就好。
萧汝冠
作品的最后节点是传播，是要达到多少观众、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力、什么样的平台有最大的传播价值等，以这些角度做考量。另外需要导演判断自己的职业发展，一部作品值得投入多少时间。另外，作品同样强调艺术性和观赏性，规则之下，用“细思极恐”的方式表达。
程十卉
“众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建议创作者在30岁能有作品。
张钊维
一个作品如果一年后还没有做出来，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进步。作品何时结束，和本人思想的成熟，看问题的深度有关。
魏伟
导师讲座
周强导师
周强导师，剪辑作品《任逍遥》、剪辑指导《棒！少年》等
我想用生活化、纪录片的方式和大家聊聊天。
我是剪辑师、同时也是监制。对我来说这两个工作比较偶然、也是同时发生的：20多年前，我第一部长片就是身兼剪辑师和监制两个角色，作品有幸进入了戛纳的主竞赛单元。在此之前，我做了很多准备。
例如我的背包。背包很重，有电脑、硬盘、监听耳机等专业制作类工具，保证剪辑的声音处理，因为声音与画面同样重要、能牵动观众情绪；也有银行卡，便于随时处理制片人的财务审批等工作、不影响团队工作进度；还有眼药水、保暖品等，不能生病，要时刻准备好的工作状态。
剪辑指导作品《棒！少年》获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优选提案
关于如何处理剪辑师和导演的关系：我遇到过年轻导演因为对作品极度在意而沉溺不前，作为剪辑师我会帮助导演打开自己。花最多的时间沟通、达成信任。不仅在剪辑方面，还要在原有的素材里，挖掘导演更高的视野和价值观。
打开自己是很重要的，这方面影响我比较深的有贾樟柯导演。《任逍遥》我们剪了很多版本，导演不断推翻和颠覆，不会因为某些内容拍摄辛苦而一定要保留。粗剪版本会举行多轮放映会，分别邀请朋友、学者、街坊邻居等不同群体观看，在过程中吸收意见、推翻自己，重新建立观点和做法，不断沉淀和打开。
另外，我个人认为剪辑师不需要有风格，风格来自于导演。可能导演在休息的时候剪辑师还在创作，但是分工不同，辅助导演，就是剪辑师的责任和担当。
作为剪辑师，要有Passion（热情），要为了作品更好而付出。爱一个工作很重要，我以前不爱说话，现在因为工作变得会表达更多，挺开心的，感谢。
课堂笔记1
高皓镧，19级影视编导
我作为影视编导的学生，剪辑本不是原职。但经过IDF学院四天的学习，我冰封的剪辑之心渐渐融化了。
一、作为导演要学会找到打开自己与坚持自己之间的天平和尺度，不要越界，但也别太平衡。在自己舒适的尺度之间搭建属于自己的影视王国，因为绝对平衡本身就不是创作。
导演和剪辑师之间的合作是一座决定走向的桥。越伟大的导演往往都越无言、越懂得倾听。但无言不代表不打开，打开是把内心摊开了朝向你我他还有自己。坦诚面对自己，用语言和行动作为介质和人沟通。我认为将自己的想法和真言用温和而坚定的话语通向他人，是建起桥梁的关键。这不是一件易事。但别担心，时间会赋予你我编织话语的能量，有一天话语和真相之绳会探索和伸向他人的内心。
与自己沟通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时常在创作过程中和自己打架。如何看待在自己臂弯之外的思维？我认为没有正确之言。广泛的接受然后灵活的使用吧！我们该抱以如何的尺度来度量它，这的确不容易。只能不断地沉浸然后抽离，在这循环往复中拾得相对的平衡。保持随时新鲜的自己，不要畏惧颠覆，不断前进和审视。
二、影像的各个方面都同等重要，纪录片的每个元素都是平等且可以互相赋值的。周全灵活地运用每一颗棋子，才能在棋局中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在上课的过程中，周强老师特别提到了关于声音和画面关系的这一点，我感悟颇深。在电影史上，声音的介入对于电影而言是强而有力的一把干柴，将电影之火烧的更加猛烈并附有雀跃之美。优质的声音对于画面是画龙点睛，而优美的声音则不一定。
其中的学问也有很多，我认为最优质的声音并不是最动听的声音，抑或是饱含情绪的声音，而是让人察觉不到的声音。有声似无声才能让质感和情绪不动声色地流进每一个人的内心，太过刻意或者太过随意的声音都是做不到这点的。任何听上去很原始的粗砺的但是有条不紊的声音，实际都是经过微而不紧处理的。要做到声之有形、形之有声。
三、纪录片和故事片的边界本是模糊的，不必在这之间建筑堡垒。两条河的水终的流向海洋的，在汇合之处总有相似之处。
人物、冲突和变化似乎是剧本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但是纪录片同样适用。生动、有戏似乎是电影不可或缺的要素，但纪录片和故事片不同。故事片本是虚构，而纪录片承载了真实和生命，承载了道德和秩序，也承载了运动和不息。这种不息被记录下的一刻其实已经失去了生命，但现场是鲜活的。于是我们开始寻求保鲜的方式，然后我们便编排和设计，用剪刀和胶水在这其中反复实验。
实验的产品是黑色、白色抑或是红色。但请千万谨记道德和秩序，为芳香复活芳香，为肮脏复活肮脏。可以为他插上一束花或者献上一株草，但是别企图修改——失去了真实也便不再会有生命。
四、纪录片同样需要严谨，合适的尺度和逻辑的闭环。
机缘巧合，创作者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了底层小人物的身上，小人物往往携带着天生的悲剧气质和冲突火口。悲剧的尺度对于这类题材纪录片是决定基调和主题的关键。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但是是粉末还是纸片，其中很值得探讨。
对于我自己而言，过分苦难和白目的倾诉会让我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那时我是无法冷静地对待这部作品深意的，说白话些，我可能都不会为之感到动容，而是想要逃避。所以作为一个女性，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我有自己的边界，悲剧的尺度越过了我的边界，我就会出于感性地无意识的自我保护。就像美食，虽然味道极佳，但是入口的温度不一样感受也大不相同。但是不同的作品尺度也不同，就像刺身无法加热一样。冲突是一个闭环的过程——人-做什么-困难-应对-人。合乎逻辑的结果才更能让观众体会到你想传递的能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调和配比才是最关键的良药）。
五、选题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结束是最后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凝望并且坚定的踏出这两步，就相当于跨过了大半个世界。
纪录片选题对于故事片来说是相当不稳定的。选题无法一下确定，或许改变，或许根本遥遥无期，这需要我们创作者又坚定无比的信念。没有太过多修辞的纪录片，选题也许就是最大的修辞。选题是叹号、问号、句号还是省略号呢，语气很是关键。
我梦寐的选题是可以像河水一样，看上去浅浅一层，其实深不见底，看上去清澈无比而发起水来也是浑浊激荡。但是比这更为沉重的一步是跨向结束的一步。
人们总会提前规划着如何开始、何时结束，却总忘了如何结束是否可以结束。踏出最后一步和踏出第一步一样困难，甚至更胜。因为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对未知幻想的血，总觉得下一次似乎会更好，因此总是犹豫。但就像萧汝冠老师所说的一样：“快速的做决定，快速的执行，在不同的阶段完成不同的事情。”所有创作者都应该给自己一个节点，给时间一个节点，给纪录片的河流一个节点。
六、素材是任何创作空间里的空气，它该是清澈的、明白的、有氧的。这脱不开我们的基础整理工作。
整理工作似乎是消耗又无聊的。冗长繁杂的素材堆在眼前时，脑袋似乎都会为此一沉。但是这一痛苦的工作却是我们剪辑工作的前提。当然也是起决定作用的一笔。创作者需要具备超出常人的耐心，但我相信这并不很难，因为这坚持中充满了我们的热情、激情和倾诉欲。我们不得不拿起电脑把愤怒灌入这些影像，因为我们的情感即将像台风般来临。
在IDF学院的这几天我看到这么多动人又有力的纪录片，我备受鼓舞。我明白我们作为年轻人，必须拿起相机，我们不得不用影像说些什么。纪录片影像是强有力的，它将作为我们的语言，娓娓向世界道来关于我们的，关于世界的。
课堂笔记2
方煜林，20级影视编导
四部作品呈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真实小人物的形象。他们在各自的世界中，正在经历着现实中各种事物的折磨。或许，无声的悲泣比撕心裂肺的恸哭更让人深感难过。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以小见大是含蓄并且应运而生的一种表达手法。在短短几个小时的体验中，能从一个人看到整个有着相同境遇的群体，从群体又能联想到整个社会中类似环境下的普遍存在的现象。确切地选择、设置主题，把作品的走向导向一个民族或者人类共通的理念，就像是一个放射状的存在，从一个点启程，沿着两条射线无限延伸，所覆盖的区域，可能就是作品产生的社会影响吧。
在拍摄和记录的过程中，每个真实的人物总是带着各自的特点、命运，鲜活地站在镜头前，他们都有着独特和普适的形象。
选材是一个需要精心斟酌的项目：如何准确地找到合适的焦点，如何在作品中取舍、放置，更好地传达主题和内容。也就需要在纸上，把每天所拍摄的人物和对应的事件进行系统地列表，以及记录拍摄过程中的感受心得。这在往后选择重点拍摄和后期剪辑的过程中，有助于回忆和梳理筛选，不会在时间和素材的累积中淡忘了最初的想法，能把最精彩的故事和最有感触的形象呈现在荧幕上。场记以及其形式，对于每一个纪录片工作者乃至所有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必备的工作工具。
当素材无数堆叠的时候，成片的欲望总是激励着作者夜以继日地工作。可有些时候，过分地熟悉和集中想要表现的对象时，反而会忽略隐藏在画面中的闪光点。所以，创作者往往需要在时间段中适当地走出项目，放空自己，去和不同的人交流。
这也是一个学习和沟通的过程，通过了解不同领域、层次的人对项目，乃至项目之外的话题的观点，当再次回到项目工作上时，素材可能会以另一种状态呈现。事实是我们个人自身的一次刷新，既缓解了工作状态下的压力与疲乏，又了解和探索了更多角度的认知。个人状态的调整，也是整理和制作过程中必不可缺的一个部分。
纪录片和故事片，虽然有着不同的属性，但两者共有的最基本的元素是：人物、矛盾、变化。人性间的共性和个性依然是一部作品中最直接的共情点，所以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必然是最核心的存在。通过矛盾的发生，人物间不同的选择和处理方式，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和观者的情绪转变，通过故事情节的变化，使观者更完整地了解人物形象，阐发更具体的多样的联想。
这也是在制作和衡量一部作品时，所基于的标准之一。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创作者应从拍摄到剪辑，都密切关注的旋律，也更能直觉性地发现作品的表现中所欠缺的地方。不管从创作过程中还是观感体验上，故事片和纪录片在个人看来其实并没有大的区别，并且，由于纪录片呈示出的无可置疑的真实，反而能让观者在情感上产生更直接的共鸣，对于现实似乎发散着更重要的社会意义。
学习期间感受比较深的还是讨论中所提到的，关于表达和呈现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可以理解是导演和其它参与制作人员与观众之间的矛盾关系。导演想要表达的观念往往很多，并且由于拍摄时身临其境的情绪，对于内容本身，时常难以舍弃。而在进入后期精细剪辑制作的过程中，粗剪的作品可能往往不是作品呈现达到的的绝佳结构和状态。在团队合作的项目中，每个人都会持有自己的意见，并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多数人的汗水与期望，“更好地呈现给更多的人”是作品的一个必然的走向。
这其实是导演自身必须要做的一个选择，并且我相信大多数创作者成熟的作品绝非只是为了自娱自乐。这时就需要在表达和呈现之间平衡，包括多个观念之间的价值衡量，内容的尺度衡量和观者的接受程度等等。
在面对专业剪辑师之间的交流后，发现剪辑不仅仅是画面的节奏分配，对声音的控制，使影像达到一个流畅舒适的状态。一名好的剪辑师，把控的不仅仅是内容上的整理，更是连接导演和观众的桥梁之一，需要对导演自身的需求和目的进行透彻的询问，也需要对外部观众的观影喜好，以及作品的走向及其条件全面的了解。剪辑师自身不仅需要对剪辑工作熟练，更是需要一种沟通的能力，和对纪录片行业的全方面的了解和评估。
或许由于表达的需要，作品有时会过分地暴露所谓的真实，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观者也会产生不好的观感体验。媒体伦理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话题。即便面对的是默默无闻的底层人物，也需要坚守底线，在满足公众知情权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权衡取舍。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够以真实的名义，去寻找合法性。从民族情愫而言，含蓄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点，从创作的角度来说，直接或许也不是一个最完美的方式。
最高级的悲剧是通过喜剧呈现的，这是符合现实和情怀的真理。或许，无声的悲泣比撕心裂肺的恸哭更加让人深感难过。
四天的学习，算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感受纪录片的魅力，挖掘作品背后的点点滴滴。明确了作品制作过程中，比如场记等程序的必要性，了解到关于纪录片行业以及纪录片自身走向的一系列问题及答案，也看到了制作中不同角色间矛盾与合作的关系，也明白了许多纪录片之外的东西。
有成就感。希望自己下次能够更主动去提问和发言。
课堂笔记3
刘静娴，19级影视编导
在收到申请成功邮件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因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能够近距离向经验十分丰富的导演老师，剪辑师学习，还能和他们近距离的接触提问讨论，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这几天的学习也没有辜负我的期待，我真正的学习到了很多切实的、有内容的、掷地有声的东西。
一、要有担当 要时刻准备好面对各种问题
周强老师在他分享经验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的背包里时刻准备了各种东西，这些不只是为了他自己而准备，也是为了跟他一起合作的同伴同事做准备，而这一件小事也引出了周强老师想要表达真正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团体中的一员，不论是什么样的职位，我们都要有做好这个职位的担当。他认为作为剪辑师就要有后期的担当，风格需要和着导演走，但是要在尊重导演意见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共同打磨一个作品。
二、做作品要有态度
周强老师作为一个剪辑师，他对于改作品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他认为改作品要有态度，不能只是按照对方的要求来改，而是要改完之后依旧好看，要有热情的去改，既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也要有作为导演、作为剪辑师自己的坚持。
三、人物 冲突 变化
于晓川老师在分享她的工作经验时提到了这三个词。通过她的案例分析，我发现于老师在剪辑的时候，她追求的是“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讲述一位脑瘫孕妇的故事的过程之中，她把很多令人不适的、显示出主角特殊的内容全部都去掉了，就是把特殊形象淡化，反而要给到一些空间，一些和正常人没有差别的空间，才能使这个人物形象立体丰富起来。这也叫讲苦不拍苦，说痛不拍痛，把痛的内容藏起来，给观众一些空间，想象的永远比直白说出来的要更丰富。
如何一句话概括故事呢？就是描述这个故事的核心冲突，核心冲突中包含了一组关系，关系之间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快速概括故事的方式。同时，冲突两段要彼此平等，而非一边倒的，不能只拍一边，而忽视另外一方。冲突塑造的是一个闭环的过程，要使闭环完整，那反馈也同样重要。
冲突以后必然产生变化，我们就要提炼变化，每个闭环后要使故事片段产生变化，要让故事往前更进一步。基于这三点，于老师也对如何挑选故事提出了想法：最好选择有进程的，有节点的，更好观察面对人物产生的变化的。
四、要用更宏观客观的角度观察片子
在做一个片子的时候，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了解素材以外的社会背景，要站在更广大的角度去观察，不要只局限在于作品和素材本身，不要把作品变成自己以为的东西，要更客观的去看待，学会从作品本身之中抽离。当你发现自己无法在制作更前进的时候，就忘记片子本身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当你忘记之前的想法的时候，也许就会迸发新的思考。也要让不同的人帮你看，不同阶级、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许会提出其他你根本没有想到的意见。
五、学会沟通
有效的沟通在团队协作之中尤为重要。如果沟通不够充分，彼此之间不够了解，那么在后续的合作之中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以影响办事效率。我们要学习加强沟通技巧，反思自己说话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别人接受。可以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沟通方式，对待理性的人就要注重逻辑关系，对待感性的人就可以尝试通过其他方法来深入沟通。如果沟通无法顺畅进行，那么就寻找其他人来加入沟通，形成三角关系，让关系更稳固。
六、要学会做场记
在李博老师的分享中，我了解到场记的重要性（在这之前我甚至认为纪录片不需要场记）。但是老师分享了一些经验，比如场记需要每天记录总述，然后导演着重每天的重点内容，摄影记录摄影重点，如果有时间，还可以记录详细场记，例如每个镜头的长短，说话的内容重点，内场外场镜头人物有哪些，镜头号是什么等等。在整理素材的时候，还可以即时更新硬盘里日期记录，定期整理硬盘。
七、时刻端正态度
作为创作者不要有审美歧视，不要把自己没能做到让观众看懂解释成观众水平不够。不要有太强的包袱，时常保持困惑，保持对于事物的好奇心。
八、注意媒体伦理问题
片子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公开放映的片子有传播性，就有可能对他人造成影响。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我们要注意保护到被记录者的个人隐私以及安全，不能只考虑真实性而放弃保护性。
九、后期整理素材需要有条理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要把素材从头到尾全部都看完。看的时候要记笔记，因为在剪辑的时候，第一遍看素材是最接近观众的。也可以在和导演聊完之后，带着一些思考去看素材。
如果时间不充足，那就带着场记，有目的的去看素材，在看素材的时候，也要注意去整理一些相同内容，相同时间或者相同人物的素材，做笔记，并且时常回头查看笔记，也能帮助新的想法的迸发。也可以和其他人互相剪辑整理素材，剪辑不是为了满足导演，而是为了片子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多尝试出不同的可能。
十、后期剪辑同样要注重声音
音频的转换要和内容相互黏连。例如《别样的幸福》中，老师将前面的多处对话删除改成行为，增加了化妆的过程，在化妆的过程之中配上音乐、光影以及有质感的镜头，使得画面和声音相互融合，也和后面人群对于化完妆漂亮的主角起哄的声音形成对比，使得出场的人物有所控制，增加了情绪，丰满的动作。
这四天老师的分享以及聊天都蕴含着许多的能量，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以前从未了解过的知识，更系统的更规范的了解了专业内的知识，同时也像一把火一样，燃起了我对于纪录片无限的热情，就像老师们说的一样，要认真，尊重这一份事业，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课堂笔记4
吴梦涵 20级影视广告
一、关于感受
对于我，一个刚从一年级基础部过来的大二学生来说，拍片是一头大象。上了导演基础课的我摸着大象的头，哦，原来拍片儿就是先写脚本再画分镜再扛着相机找人去拍摄啊；上了storyboard课的我摸着大象的脚，哦，原来拍片儿要先画出完整清晰的故事板啊。
我蒙着眼似懂非懂。而IDF学院就像是拨开了我眼前的迷雾，我能清晰的看到这头象，看到它长长的鼻子，看到它蒲扇一样的耳朵，甚至是皮肤上一道道的皱纹。虽然现在只能抬头好奇的遥望，但这一切都已经清晰的展现在眼前。除了对专业的更加深入了解以外，我也见识了业界大佬，真正的理解到了有些人能够成功是真的有理由的。
每个老师之所以能够成为老师坐在指导席上，在于他们坚持的东西。看一个人为什么成功，或许可以看看他的坚守。
周强老师说：“充分的准备才是成功被人看到的前提，只有充分的准备才是赢得别人的重视和尊重。”很容易想象他是如何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工作的，他说他曾经做副导演的时候积极到导演找他谈话：“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扪心自问我呢，我能够做到每一个作业都绝对认真的完成吗，虽然“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这个道理我也明白，但当真的有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才会理解，原来这句话的力量是这样强大。
晓川老师是一个严谨又温柔的人，在会场她的每一次点评都让人觉得语言温柔却又柔中带刚，一针见血地切中要点，却又让人觉得如沐春风。虽然只是远远地接触，甚至连话都没有讲过，但她却给我一种温柔而强大的力量感。我听着她说话的时候会思考，究竟是怎样的人才能够在毕业转行剪辑，又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成为这样厉害的剪辑师呢？
有一位老师解答了我的疑惑，他说晓川老师是一个非常擅于分析的人，比如她会每日写日记分析自己。这样理性分析的思维大概也就是她能够在短时间内进步飞速的原因，跳过迷茫跳过停滞，直接进入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我需要去学习的，我总是会陷入情绪瞻前顾后，效率低下。
李博老师一看就给我一种不是“正经人”的感觉，没经过社会毒打的“愤青感”和“社会老油条”的感觉俩者兼而有之。我好奇这样一个神奇的人是如何成为大佬的，难道靠着这股才情支撑吗。但后来我发现他虽然是一个随性的性情中人，但做事方面真的也是非常认真的，他会认真的整理场记而且是每天记录，他的前期工作做的很仔细。从李博老师身上我感受到了，性格从来都不是任何限制或是标签，面上嘻嘻哈哈的人照样可以认真严谨的办好事情。
让我对萧汝冠老师印象深刻地是，他这个“模糊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界限”的想法。他是一个剧情片出身的导演，看片子的角度也会更从剧本编排的角度去分析，因此他的思维可能是更宏观的。他希望社会更多人能够接受纪录片，爱看纪录片。这大概也是一种不可多见的追求。
IDF学院对我来说真正的价值在于它给我带来的状态。我看到了导演们努力的把自己的作品尽善尽美，看到了晓川老师不停记录的文字笔记；看到了周强老师对声音和画面细节的严格把控；看到了李博老师为人不正经与工作正经的反差；看到了萧汝冠老师对纪录片发展的向往......看到了这个行业对待工作的认真严谨态度。这些都是让我真正成长的东西，可能大二的我对于专业方面还并不是太了解，但我能够感受到沉浸其中的状态，认真严谨的态度。
二、关于知识
声音
周强老师是对声音非常敏感的人，他会非常注重“声音”和画面以及情绪的配合。在跟组旁听《别样的幸福》时，周强老师会注意到作品开头的水声不够而影响到“水元素”的不够，提出如果把水声调大可能会氛围感更好。他在对白的处理方面也会更加敏感，在主角的对话时提出可以适当利用“画外音”，他说：“其实观众对声音是很敏感的，它的方向、音色、轻重，可能都会引起不同的情绪。”
“打开自己”
杨皓导演在阐述自己的剪辑过程时候说：“我大概是给自己上了太多的锁了。”他把一部分他认为不重要的素材设为“仅自己可见”，被源头哥的鲜活吸引到便想着一切剧情围绕源头哥转，一直说着义乌的市场“畸形”，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这些问题是我听完以后觉得自己也绝对会犯的错误。
我认为这些都是创作者的先入为主的想法，以及对环境人物变化的不敏感导致的。作为创作者我们更应该打开自己，让自己的思维变得宏观，让自己对身边的各种信息敏感起来。
关于镜头的“增减”
老师们都有一个想法“剪辑师要想的永远是如何为作品服务，如何推进情绪，如何为作品付出”。所以我观察到老师们在选择删减或是增添情节的时候都会问导演：你想要表达什么，这段剧情表达的是什么，符不符合你想表达的东西。如果符合就加上，如果不符合就删减。理性而又简单到位的思想。
同时，他们也会不停的在观众的视角看故事，去思考观众是否看得下去，有时导演会过于沉浸在自己想法的表达中，而忽略观众的感受。但这时候剪辑师就会理性的把节奏拉回来，从晓川老师说过的三个要点“人物”“冲突”“变化”，这三者去考量剧情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一段剧情既没有很好的塑造人物，也没有体现剧情的变化推进，或者展现角色或剧情的冲突，那么它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
课堂笔记5
高涵乐， 19级影视编导
一、从场记开始
如果纪录片代表一段记忆，那么场记就是「记忆之记忆」：一个合格的纪录片场记应至少具有拍摄日期、素材时长、人物、访谈内容、场景、内容概览等元素——在取得大量素材之后，按拍摄时间排列讲述故事确实是最简易能理清思绪的方式——根据元素进行分类，比如整理出访谈台词（如果有的话），以文本的方式进行审视。因为要知道的是，一个纪录片的素材上限可能永远是个未知数，像我旁听的本次IDF学院中的《花儿》的素材甚至可以追溯到09年，到今年长达10年左右的拍摄（并还将坚持下去！）积累的素材，无疑素材管理是相当重要的：收集、整理、查找——在这一步上确立高效率，就是为后期的制作确定最低的效率（即确立效率的下限）。
不仅仅包括对于纪录片本身的清晰思路，在另一个角度上，这些工作更代表了导演对时间，乃至于导演对自身职责的认识，也就是确认立意/工作方向，或者说「意图」——“我有什么”“我能做什么”，以及紧接而来的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做”。
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建立「大事年表」：简单来说把人物的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事件列出来，整理出可视化的时间线表格——以便于分解素材，构成故事。在这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本次学院项目中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于晓川老师所采取的方式：在制作简单的年表（更确切来说应该是「时间线表格」）之后，将表格的每一格写在不同类型的便签上，然后按照故事板的方式贴在墙上——其实说到这里很明显，这里的「大事年表」本质上起的就是「纪录片的故事板」的作用。
故事板的逻辑是「素材支撑内容」，而在这样审视素材的时候，则有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效果——不仅限于能够发现一些未被注意到的新素材，还有已有素材的新价值。这里要提到同样也是学院项目的《野生导演》，在萧汝冠老师审视素材时，发现了这类被忽视的素材——用杨皓导演自己的话说叫「“仅自己可见的素材”」——而这些素材则为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9.9元·义乌世界」，使得作品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二、「坚持」与「打开」
在跟随导师们的学习之中，周强老师对杜帆导演的指导为我带来一个理解：「剪辑师是导演的第一个观众」。为什么这么说呢？导演作为创作者往往都有非常明显的性格特征，体现到作品里就是所谓的「作者性」——尤其是大师电影，这能够把作品推向一个大方向，用作者的情绪起伏带领观众，产生共鸣。可是，如果作者的表达方式不够有感染力的话，这样做便有相当大的「自说自话」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萧汝冠老师将剪辑师的工作称作「对话」的原因。
「对话」是需要双方进行的：这种导演与剪辑师的对话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本身，而是相对于导演，剪辑师是第一个能够（相对）独立于作者的主观视角去审视——并且能够切实以自己相对客观的角度去介入作品本身——或者说，好的剪辑师要担当起「代表观众去对作品进行再创作」的责任，打破只映射出作者性主观情绪的局限的单面镜，用更客观的视角融入如同多棱镜一般的「公共性」，使得作品（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一个好的作品并不仅仅需要「坚持」足够的作者性，同时也要对公共性「打开」胸怀——这样一个微妙的平衡，便是剪辑工作与导演工作连结时，导演和剪辑师「对话」的结果。所以两者「沟通的技巧」非常重要。如上所述，很明显与一般人想象中的不一样，导演并不是（也不能成为）一个「独裁者」。纪录片的美学并不是固步自封的。同理，不仅限于剪辑师，好的导演应该通过充分的交流，把每个人的才能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面对观众「打开」前，至少要在创作上能够做到「打开」。
说到面对观众，有几个在剪辑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譬如字幕一行不能超过二十个字——这样观众能够以最少的阅读用时还能保证不会顾不上画面；同样的道理，如无必要，同一画面中最好不要出现在主角说话之外还有多个角色的声音以分散观众注意力，声音太多，解释也太多——尽管都是些很小的问题，但在这方面对公众呈现的效果，也是一种导演的个人（态度）表达。
三、对于主题和概念
在剪辑初期时，也许一开始会胸有成竹地觉得既然已经有大致预想的主题，所以后面剪辑的工作非常轻松。但是随着剪辑工作的进行，到了某一个点就会发现这些素材中蕴含了非常多你所需要的信息——也许是做场记时（如《花儿》），也许是做大事年表时（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用其中最有力的素材和符号去表达，主题会比一开始预想的变得更加立体、更加有惊喜感，观众就会觉得真正走入了这个人的内心。
这里再举《野生导演》为例。《野生导演》的故事发生在义乌，但是一开始的粗剪只集中在在义乌通过短视频变现挣扎生活的主角一个人身上，经过萧汝冠老师的指导才发掘出了几个很重要的主题（如上述）：「“我一个人和整个义乌对抗”」（主角语）、「底层电商」的处境、「义乌·工厂」的背景——显然，这是一个从微观逐渐扩展到全局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身处于这些环境下的主角一系列看似矛盾甚至滑稽的行为逻辑，而这个作品的层次也随之逐渐上升：「以小见大」，此之谓也。
俗话说的好，「万事开头难」——其实这里才算一个纪录片「真正成品的起点」。因为无论什么纪录片，都需要建立基本的概念和逻辑/或者说其「合理的动机」（与框架不同），其切入点无非三种：
1. 人物。
作为核心内容，人物是观众最容易带入的载体——无论是持共情还是批判，都需要存在一种辩证的平衡：譬如特殊人物的普遍性、悲剧人物的喜剧情节，乃至于不同的出场的方式，以及通过互动/「“对手戏”」（导师语）所展现的人物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关键逻辑在于，当人物以影像的形式存在时，影像作为一种共同的语言，能够让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表达的方式不同的人们相互理解——这也是人们观看作品的理由。
2. 冲突。
一句话：一组包含人物与事件的矛盾的关系。其实当素材有太多方向可以拓展，作品亦随着制作而其结构不断延伸时，很容易往往因为各式各样的跑题从而陷入对想要表达的概念的迷惑之中。那么，此时可以尝试用一句话来定位整个作品，然后围绕这一句话取舍——不仅仅是对作品进行精炼，精炼的目的在于在这一句话上之上能够「提供更广泛的思考的空间」，兼顾信息性和背后的意味的同时，以能够更好的承载作品的议题。
3. 变化。
剪辑是有错乱时间的魔力的，但故事本身还是线性的——变化便是体现时间的影响，即「历时性」——这也是作品继续的动力。从微观来说，倘若对对象的了解一直停于浅层，或是持续灌输高强度的情绪而毫无变化，都容易让观众产生疲劳；从宏观来说，「变化」把过去与现在串联起来，为故事提供了相当的戏剧张力——作品也因为变化从而产生了节奏。因为节奏，作品可以呼吸，作品才是「活的」。
四、其他的思考
对于纪录片而言，时间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一样，我本次旁听的《花儿》项目足足进行了10年左右的拍摄。但在李博老师指导下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纪录片而言，只有「时间沉淀」够吗？
纪录片立足于真实，但在用相对戏剧化的手法塑造故事和人物时，也是一个用特定的方式雕琢立场的过程——特别是围绕「情绪高峰点」进行「编织」时，其精彩程度与一些剧情片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同萧汝冠老师而言，此时这些现实中的人是「最好的演员」。
那么，纪录片的「真实」与戏剧化手法所塑造出的效果冲突吗？周强老师对此用了一个很精妙的比喻：两者的关系就像西红柿和鸡蛋一样，到底是「西红柿炒蛋」还是「蛋炒西红柿」？——看似一样，但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剪辑使得纪录片的真实与剧情片的虚构在碰撞中形成了一种和解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思路，相当值得耐人寻味。
重复是很常见的技法，常常用于强调，有时候是不可或缺的足够打动观众的震撼力，但有时候也会变成避之不及平淡冗长的赘物。所以，「重复的信息多少是足够的重复？」——具体来说，对于一个效果的表现，「多少话是刚刚好？」/「多少行动是足够的？」围绕这个问题，每个作品的回答都不一样，但基本都是要么做「加法」，要么做「减法」——这两个词是于晓川老师提出来的，而她指导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当优秀的「减法」：从粗剪时的5小时47分钟到总结时的1小时49分（尽管不是最终成果，但这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面对导演一开始想要展现多达8个角色，结果变成了在放映时变成了观众的一场无法集中注意力的「长征」的问题，「“先砍树再修枝”」，于晓川老师这样说。
经过大事年表的整理，大胆清理了许多不太重要的角色，使得剩下的3位主角的故事在清晰而凝练的同时，展现出了桃花洞校园的方方面面。
「翻译真实性」——这话看上去怪怪的，“「真实」还需要翻译吗？”让我来举个例子：我本次旁听的项目《花儿》在放映粗剪时，其开头的一些赤裸裸——甚至残忍——的表现畸形儿们生活的片段，包括导师在内的在场很多人都认为（几乎）无法接受（我自己也几乎快哭出来）。所以紧接着导师提出一个问题：讲述苦难时是否要考虑观感？而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个问法：讲述苦难时考虑观感是一种逃避吗？意大利有谚曰「翻译是原义的叛徒(Traduttori traditori)」 ，而中国的说法或许更形象一些：“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译二名行焉。”（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论》）。
任何影像，导演在拍摄时一定是有所选择的，在传达给观众后，这种行为便带有一种「翻译」的意味。纪录片不一定要刻意去挖掘或强调困境，但从这一点延伸出「必须真实，但必须没有完全的真实」这个问题，或许要伴随着不止《花儿》的所有的纪录片。
五、结尾落点——「娜拉走后怎样？」
同样的，所有的纪录片也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放下摄像机？」/「作品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就像「娜拉走后怎样？」一样，我们也可以继续用镜头追问「堕落」或者「回来」，乃至于继续这样追问下去——所以，「“作品永远没有结束，只有把遗憾降到最低”」（萧汝冠老师语）。这个回答亦的确是生活的真理。
再往后，或许现实一点，找一个制片人，把作品交给观众，从而使得作品在传播中实现自己的社会意义，乃至于最大的价值——换句话说，就像「人聚与人散」/「花儿散落在天涯」（《花儿》导演苏家铭语）；但或许亦正如一直陪伴我们的张钊维老师在总结时说，在紧张的学习和制作过程中「克期取证」，以至于「悟后起修」——「“结束之后才是开始”」
导演手记
这次工作坊获益良多，下面从几个方面聊一聊专业方面的收获。
一、工作方法
好的工作方法是好作品的基石，如何从前期拍摄养成每日整理素材，做好精准的场记；在后期怎样建立一个剪辑大事件表；在开始剪辑前建立故事板，用编剧的方式结构故事段落；大刀阔斧的先砍枝干，再修细枝，将台词打出，纸上剪辑台词。尽量做到一句话总结作品。
二、剪辑细节画面
由于本片拍摄采用4k分辨率进行拍摄，因此给予了后期重新构图的空间，在镜头语言上的叙述和剪辑之间的顺畅程度都可以重新构思。
声音：声音是周强老师非常看中的，他说“声音和画面在剪辑里面是同样重要的”。我之前忽视了一些对于声音的处理，接下来会补充一些录音的采集和进行一部分拟音工作。
字幕：细节决定成败，《野生导演》这个片子字幕偏小的问题也被导师们提及，这是我之前也没想到的，大小字号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被关注到。
三、思想
如果说之前说的属于学习到的技术范畴，那么对于思想上的改观应该属于灵魂范畴了。
周强老师的“一句话叙述作品”和“隐性暴力”；
晓川老师的好故事三要素“人物/冲突/变化”和“如何叙述一组矛盾关系”；
萧汝冠老师的“故事片与故事片的探索”；
李博老师的“在剪辑的迷宫中寻找出路”；
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在最后一天的总结中我问到各位导师一个问题：“要改到什么时候才是这个片子的结束？”
也许是参展的那一刻，也许因为自己的成长没有结束的时候，也许结束之后才是真的开始……
杜帆
原标题：《IDF·学院 | 工作坊课堂实录4——别样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