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之间︱在马尼拉看大明：《谟区查抄本》中的中国人物插画

《谟区查抄本》：沉睡了400年的东南亚百科手稿

1947年，历史学家Charles R. Boxer（中文名为谟区查，1904-2000）在伦敦Holland House的一场拍卖会上发现了一本绘有大量精美插图的手稿，迫切地将其拍下。一生致力于收集珍贵图书和手稿的谟区查敏锐地察觉到，该手稿的意义非同一般。1950年，谟区查发表了关于该手稿的第一篇学术文章——“A Late Sixteenth Century Manila MS，”将其称为“MS (Manila Manuscript）”，即马尼拉手稿。至此，该手稿才真正为世人所知。学术界将马尼拉手稿命名为The Boxer Codex（即《谟区查抄本》，以下简称《抄本》）来纪念他的贡献。

《抄本》共有612页，其中314页为文字，97页为手绘插画，剩下的197页是空白。根据插画及其附属的文字，该抄本共由22部分组成，但其中仅有5个部分标有明确的作者，而插画师身份未知。《谟区查抄本》主要描绘了来自东南亚以及东亚地区的当地居民，是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编纂的关于东亚社会概况的百科手稿。

事实上，《抄本》中有关明代中国的插画及文字部分占据了内容约三分之二，共计有58幅插图和110段描述性文字，主要内容涵盖了明末时期的中国人物、神灵、异兽和鸟类。谟区查在“A Late Sixteenth Century Manila MS”一文中对《抄本》进行了总览性的研究，就抄本的年代、性质、编撰这等基本问题做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分析和判断。他指出，最有可能负责编撰这本书的人，是当时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1519-1593），或者是他的儿子 Luiz Pérez Dasmariñas（?-1603）。该抄本通篇是由手写体的西班牙文撰写，所用的纸张可能是一种产于中国的“rice paper（通草纸）”，并且该抄本的装订方式采用了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一种流行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格。关于《抄本》中明代中国的部分，谟区查也分享了他的博学和睿智。谟区查认为，从绘画风格、着墨和色彩上看，《抄本》中的中国插画属于明代中国绘画。其中，有关中国神像的插画可能是源自《封神演义》以及《三国演义》。鉴于每幅插画上都绘有边框和名称，谟区查指出，这些边框呈现出一种中西融合的风格，而画上方的名称则是用厦门方言的罗马体（Romanization）书写而成。在谟区查之前，《抄本》从未引起过任何人的关注，它不知在何时从西班牙流入英国，更无人知晓它是如何出现在Holland House。至此，被遗忘了400余年的《抄本》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

图1  The Boxer Codex， 原件封面，现藏于美国Lily Library

“平民百姓”：广东夫妇与常来夫妇

在《抄本》中，共有六组描述中国人物的插画，即“常来Sangley”，“大将Cap.kn general”，“文官Mandarin lenado”，“太子príncipe”，“皇帝Rey”和一组未被命名的人物插画。位于202页的第一幅插画向读者展示了一对男女，两人对望彼此。男性人物头戴黑色四方高帽，身着淡蓝色长袍，脚蹬黑靴，手持一把折扇，扇子闭合，扇面书写“廣東”二字。与他对望的女子皮肤白皙，头发高高盘起，身着绿色长款半袖，内有白色底衣，下身着红色百褶裙，脚蹬红靴，有蓝色布料覆盖其上。在第二幅名为“常来Sangley”的插画中，同样是一男一女互相对视，男子头戴黑色圆高帽，蓄络腮胡，身着淡蓝色长袍，腰间系腰带，白袜蓝鞋，手持一把折扇，扇面绘有风景人物图（图3）。女子则将头发分为三束盘于头顶，有彩色发簪固定。其身着绿色长袖衫，下身着红色折裙，脚蹬红靴，足面有蓝布覆盖。作者推测，图2中的一男一女，处于同一幅画面中，相互对视，服饰同类，两人应属夫妻关系。

图2  佚名

图3  “常来Sangley”

图2中的男子所戴黑帽，应当是明代初就已经开始流行的“四方平定巾”，有四方太平，天下安定之意。通常它是由四个折叠平角组成，由棉或麻制成。男子的交领宽袖蓝袍符合明代男子常见的一种款式——褶子。其鞋子并未有太多细节，应当是明代男子常穿的皂靴。值得注意的是该男子手中所持折扇，扇面上书写的“廣東”二字极有可能暗示了该男子的身份来源。因此作者推测，图2中的夫妇可能来自广东。

图3的女子形象也较为常见。女子的发型较为朴素，是为“高顶髻”的一种最基础造型。其身着绿色圆领半袖衫搭配红色马面裙。值得注意的是，女子的鞋子并未被完整展示，而是仅露出一个小小的鞋尖，在小腿上还可绑上一层足衣。

相较于图2，图3人物的服饰与发型被加入了一些细节。男性所戴的帽子通常是由六瓣布片缝制而的六合一统帽，象征天下一统，与四方平定巾一样，同为洪武时期开始流行的最常见的男子帽式。其长袍同为褶子，但是足部特征不明显。此外，男子手持的折扇上绘有一名佩剑隐士，屹立于日出山水前。自元朝起，折扇被朝鲜作为贡品进入皇室后，中国工匠逐渐对折扇的材料、形制进行了极大的改进，明代士人最为常见的装饰物之一。从这两幅插图来看，画师有意为读者塑造了明代“平民男子”的形象。

广东人物和常来人物中的女子形象在明代亦属常见。普通女子日常的装扮一般为盘髻、襦衣、襦裙，或者是比甲、马面裙等。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传统习俗，广东和常来女子本应被小心隐藏起来的足部，却在插画中被显露出来。事实上，明代东南沿海的下层妇女迫于生计，需要从事大量农业和渔业劳动，对于她们而言，天足必不可少。此外，从性别角度而言，露足也不符合闺阁礼仪。或许，画师生长的东南某地社会风俗便是如此？

神化的武将：明代将军与军士

第三幅插图名“大将Cap.kn general”，同样是由一位将军和一名军士构成，两人相对而立，军士向将军行拱手礼（图4）。画面中的将军形象，被画师着以华丽的造型和色彩，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将军头戴兽面羽毛纹头盔，两肩铠甲也被加入了兽面元素，左手持长柄斧。军士拱手于胸前，头戴蓝盔，身着布衣，腰间佩一柄宝剑，脚蹬皂靴。显然，画师意在运用这两位人物来代表明代中国的军人形象。

图4  “大将Cap.kn general”

图5  韦陀天，壁画 局部（明代）北京法海寺

明中后期，类似《抄本》中将军人物的华丽军服通常见于武神形象，例如门神。这些武神通常被绘制成身着华贵铠甲的守护神，突出其神性和法力，以此来满足民众对于武神的想象。明代水陆画中，象征守卫的武神总是屹立于主神的两侧，例如北京法海寺现存的壁画中，以四大天王和韦陀天为主的武神头戴凤翅盔，身着兽面铠甲，通身用珠宝装饰，腰间的腰带总是悬挂系着结的缎带（图5）。关于明代民间常见的门神，最有名的两位当属秦叔宝和尉迟恭。根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记载，二人最初是李世民的手下将领，他们二人共同守卫李世民，使其免于邪恶侵袭，并在《西游记》中作为门神，由此被世人熟知。因此，图4中的将军人物与明代民间年画中的门神在风格上也有众多相似之处。不同于将军的华丽军服与武器，图4中的军士形象则并没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头戴红色头盔，身着布衣，腰间佩剑。遗憾的是，根据现有史料，军士的服饰并未有太多的线索可供参考。

文官夫妇

第四幅插图为《抄本》中页码编号为“208”的“文官Mandarin Lenado”人物插图。由插画标题可知，该图意在指代明代文官以及嫁入官僚家族中的贵族女子（图6）。

图6  “文官Mandarin Lenado.”

插画中的男子头戴黑帽，帽子后缀双翼，身披圆领蓝边红袍，胸前绣有金色纹样。其腰间束有腰带，左手则另托一腰带，脚蹬皂靴。女性人物依旧梳着高盘髻，有珠宝发饰做点缀，上衣为圆领宽袖短衣，下身裹一短一长两层裙摆，腰前系一彩绘缎带，双臂间披一绸带。女子双手拱起，藏于袖中，与男性人物互相对望。

画中的男子形象显然代表了明代的文官。根据《大明会典》，明朝官服的标准制式应为乌纱帽，圆领长袍，皂靴。官员上朝面见皇帝时应着朝服，逢国家大典时应着祭服，而日常办公则着公服。根据插图所绘的男子形象，其人物所着官服应属公服，其黑色双翼帽为乌纱帽。官员腰间的腰带一般做装饰所用。图6中的男性人物除了乌纱帽上略显奇特的双翼外，其他基本符合明代史实。

图6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则留下了更多谜题。与其说是明代贵族女子的写照，更不如说是画师对于贵族女子的想象。该其人物的发型及所穿戴的襦裙、披巾或许能够在部分文人画中找到相似之处，但这种装扮并非明代贵族女子的日常装扮。由此可见，《抄本》对于明代贵妇的刻画并非严格遵照史实，且很可能是有艺术加工的成分。

皇帝夫妇与太子夫妇

最后两组人物插图分别是页码标号为“220”的“太子príncipe”（图7）和编号为“212”的“皇帝Rey”（图8）。两幅插画旨在代表明代的皇族。在太子人物组中，太子头戴黑色蹼头，身着圆领蓝边黄袍，胸前、两肩和胯前绘有复杂的金色纹样。其腰间系一腰带，右手另扶着腰带，足蹬皂靴。女性的发型为高盘髻，饰有华丽的凤形发冠以及各种珠宝发簪。她身着圆领短襦，腰悬五彩缎带，下身同为二层襦裙，肩批绿色绸带，左手单手执一笏板。太子与太子妃互相对望。

图7中的太子形象常见于明代的印刷版物中，尤其是流行印刷品中的帝王形象，与太子形象很是接近。例如张居正主持编撰的《帝鉴图说》，书中配有大量的生动插画来描述历代帝王励精图治的故事。其中，书中大部分的帝王形象与图7中的太子形象如出一辙（图9）。由此可见，明代民间出版物对于帝王（包括储君）的形象刻画可能形成了一种定式，而《抄本》的画师很可能是借鉴了出版物中常见的帝王形象来代表明代的太子形象。

图7  “太子príncipe”

图8  “皇帝Rey.”

图9  宋徽宗《帝鉴图说》（明代万历元年潘允端刊，日本宫内厅书陵）

图10  杨令茀临摹，“明成祖朱棣像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8的皇帝形象则明显更加复杂。皇帝头戴华冠，身着圆领蓝边黄袍，腰间悬五彩缎带，双手捧一笏板。与其对应的皇后形象也成为了《抄本》中最为华贵的妇女形象。皇后头戴两只硕大的凤簪，身着红色圆领长襦裙，肩部披帛向上飞起，并用双手执笏板。帝后同样是互相对望的姿态。

根据传世的画像和实物来看，插画中皇帝的形象与明代帝王形象相距甚远（图10）。因此，笔者推测，画师在塑造太子妃和皇后，包括所谓的皇帝形象时选用的参考对象可能并非来自凡间。而例如道教的神仙画，或者是佛教的供养人，经常会出现手执笏板、衣带飘飘的神仙形象。尤其是这种类型的神像画，通过印刷出版物或者是其他途径可以在民间广为流传，插画师可能是参考上述材料再进行加工绘制，来满足人们对于帝国最高统治阶层的想象。

谁是“常来人”？

根据文中所介绍的六组插图，常来夫妇插图位于整组插图的第二位。“Sangley”，最初是西班牙人称呼从福建来到菲律宾等地的中国人的叫法，是中文“常来”的变体发音。“常来”意为经常往返，用来指代频繁往来于福建和马尼拉等地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满载货物的中国商人。这些商人头戴六合一统帽，身披褶子，成为当时探险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欧洲人最为熟知的形象（图11）。

图11  佚名，“The Chinese Merchant Yppong”，1601，私人收藏

跨洋航行的中国人为西班牙殖民地带来了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中国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当地服务业，成为马尼拉连接全球贸易的重要纽带。根据马尼拉第一任天主教的大主教——Domingo de Salazar在1590年的信件记载，这些充满热情的中国人不仅学习了西班牙语，还学习了欧洲的绘画技巧和雕刻，因此他们能够创作出以往在中国从未尝试过的艺术作品，以此来满足西班牙的需求。因此，这些善于学习的中国画师有可能是《谟区查抄本》插画师的绝佳人选。

显而易见，中国人物形象的插图是按照等级顺序从低到高排列而成。有趣的是，广东夫妇被画师有意或无意地安排在了第一位，即最低一级，并且没有给广东夫妇加以任何标题，但是却隐晦地用男性手中的扇子来表明该组人物的“廣東”身份。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不同省份的中国商人或手工业者在东南亚地区经商或者从事不同手工行业，相互之间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使得画师在安排两者的插画时更加偏向自己所属的一方。因此，笔者推测，《抄本》中的中古人物插画师很有可能是来自福建的“Sangley”画匠。

此外，《抄本》的前半部分还绘制了马尼拉极其周边岛屿的部落民族人物插画，将萨亚人（Visayans），摩尔人（Moros），他加禄人（Tagalogs），文莱人（Bruneians），暹罗人（Siamese）等生动地呈现在世人眼前（图12）。这些部落人物插画展示了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东南亚地区的渔猎生活状态，也从侧面凸显了当地人与常来人的文明差距。善于交流学习又富有经商经验的常来人自然成为迫切渴求明代中国知识的西班牙人的首选。

图12 “暹羅Sian”

消失的女海神与“混血”的圣母

除了上述六组表述明代社会等级的人物插图外，《抄本》中还绘制了多达30幅的神仙画像，展现了明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信仰。该组神像风格鲜明，色彩艳丽，数量众多，共计28篇，绘制了包括普化天尊、太上老君、关羽、哪吒、土地公等以道教体系为主的神灵。受到跨洋贸易的影响，插画中更融入了类似送子张仙等东南沿海地区信奉的海神。其中引人深思的是，妈祖，或者观音，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女性海神，却没有留下任何图像或文字信息。但有趣的是，一方面画师将妈祖的两位侍神——千里眼和顺风耳绘制出来，并附以文字说明；另一方面，一位手持利剑、宝葫芦的女神“Siamcou（仙姑）”则被展示出来，并被描述为驱邪除恶、治病救人的女神（图13）。笔者推测，这极有可能是西班牙编撰者刻意为之。为了避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妈祖（或观音）信仰威胁到传教士们费尽心思想要推广的圣母玛丽亚，《抄本》很可能有意回避了来自中国的女海神。

图13  “Siamcou”（仙姑）

与此同时，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来自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传教士，力图将天主教推行中国，同时还借助中国人的帮助，将圣母的光环扩大到东亚。作为《抄本》最可能的编撰人之一，Luis Pérez Dasmariñas也出资赞助了马尼拉的另一艺术瑰宝——La Naval de Manila。该作品是一件由中国人雕刻的象牙圣母子像，装饰华丽精美，是菲律宾最具有代表性的圣母子雕像之一（图14）。该雕像被视为“航海圣母”，拥有护佑航行的神力，西班牙人认为正是在La Naval的庇护下，他们才在马尼拉海战（The Battles of La Naval de Manila，1646）中赶跑了试图占领菲律宾的荷兰人。在隔海相望的澳门，葡萄牙传教士于1601-1603年在东望洋山修建了雪地圣母殿，教堂内绘制了大量中西融合风格的壁画。尽管目前殿内的圣母子像并非原始的雕像（图15），但其殿内绘制的狮子、祥云、天使以及生约翰等壁画图样却以中式画法呈现给后世，成为岭南地区最早的中西融合风格的壁画。来自大洋另一端的传教士们似乎在极力塑造能够超脱妈祖（或观音）的圣母形象，但却又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融合。因此，由中西双方共同创造的“混血”圣母同妈祖（或观音）信仰一起，形成了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东南亚地区富有特色的海洋文化信仰。

图14  La Naval de Manila，16-17世纪，马尼拉

图15  雪地圣母殿内的圣母子及壁画局部，澳门东望洋山

跨洋知识的传播

《抄本》中的中国人物插画将西班牙人眼中的大明（“Taybin”，Great Ming）社会虚实掺半地展现给欧洲读者。从编撰《抄本》的目的来看，《抄本》很有可能是为了献给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1527-1598）。对于西班牙编撰者来说，《抄本》是一部为国王介绍东南亚以及中国社会状况的百科书，其目的是为了让西班牙王室了解中国。在此种情况下，西班牙编撰者雇佣了在马尼拉能够用西班牙语沟通的中国画师，或者雇佣了能够用中西语言沟通的中国译者在西班牙编纂者和中国画师之间服务，并由中国画师绘制明代中国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的人物插画，为远在大洋另一端的读者提供了一条了解中国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