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的再思考｜埃德加·莫兰：自然也存在于人的内部
地球的资源正在被耗尽。每年的地球超载日——这一天人类消耗的自然资源已超过本年度生态系统可再生的资源总量——就是一个提醒。如今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警报已经拉响，值中法环境月之际推出的这一系列环境主题的文章，它们体现出法国知识界对环境议题的思考，内容涉及自然资源状况的恶化、大自然的未来、食品游说等。文章刊载于微信号“法国文化”，“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也将陆续转载该组文章。以下是第四篇，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最初发表于2020年2月2日《解放报》的时评专栏，之后收录成为《进入生态时代》的前言。
© Fronteiras do Pensamento。埃德加·莫兰生于1921年，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以其在“复杂思想”（pensée complexe）方面的研究建树闻名于国际学术领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一直主张以复杂、多元和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和反思我们所处的世界，反对各种层面上的单一化与隔离主义。他主张学科之间的流通交叉和思想壁垒之间的破除和开放，以及由此构建起来的多元与复杂的思想维度。如今，他的多本著作已经被翻译为中文，包括《伦理》（2017）、《电影明星们：明星崇拜的神话》（2016）、《时代精神》（2011）、《人本政治导言》（2010）、《复杂性思想导论》（2008）、《方法：天然之天性》（2002）、《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1999）。
“生态学”的希腊词源由oikos（栖息地）和logos（科学）组成，是1866年由恩斯特·海克尔[1]创建的一门科学，用来探讨生物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这门学科起步缓慢，直到1935年通过亚瑟·乔治-坦斯利[2]提出的“生态系统”概念之后才开始发展起来，把地球物理环境的所有具体事物以及在此生存的所有物种当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生态系统指地球物理环境和生存在环境中的生物（包括单细胞生物和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持续动态组织。生态学家（有别于科学定义里的环境科学家）对生态系统的认知需要基于多种不同的学科，综合物理、地理和生物学的知识。
在科研组织、学术界以及教学当中，这些学科普遍被设为独立的领域，而原本就是跨领域学科的生态学也不例外。将生态学视为跨领域学科的只有少数思维开放的生物学家或地理学家（他们的专业领域往往涵盖了地质和人文）以及少数具有独立态度的学府，比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世纪50至60年代，技术型经济迅速发展，导致城市工业污染与自然环境恶化。这一结果刺激了生态学研究，引发了人们对前景的担忧，比如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推测海洋可能消失，让舆论一时哗然。而1972年麻省理工大学教授梅多斯（Dennis Meadows）发布的《梅多斯报告》更带来一记重锤，第一次揭露技术型经济发展对陆地生物圈带来的恶果和后续影响，并将其结论放在报告的标题里：《增长的极限（在一个有限世界里）》。
这份报告带来的冲击力超出了科学界的圈子，第一次激发了人们的环保意识。有人开始推崇零增长，也有人进一步提倡负增长，其他人则认为环保意识应当促进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不仅主张放弃煤炭和石油等污染能源而转向清洁能源，而且主张改变我们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René Dumont、Serge Moscovici、André Gorz以及我本人就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反思和建议。
政治生态学运动在各个国家兴起，尤其西方国家开始探讨如何保护自然以及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但主要针对的是短期目标。他们利用了环境科学提供的灾难式数据，但对生态学本身或一无所知，或无从了解，比如法国的大学等教育系统没有设立跨学科的生态学，因为在教学实践方面无从下手。究其原因，教授生态科学意味着传达一种复杂的思想，而这门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且结合实际情况，需要一直把握研究对象的互动和反馈。
同样，生态学引导我们超越对自然界的二元思维，不再只看到冲突与掠夺，或者只看到交流与合作。无论物理界、自然生物圈还是人类社会都符合赫拉克利特在600年前的断言：“冲突与和谐是万物之母。”大自然不是单纯的生母或后妈，它既是生母也是后妈，既是养育者也是施虐者，既赐予生命也掠夺生命。大自然馈赠我们万物，也会残忍地惩罚我们。
然而，环保主义者和政治生态学家都不具备这种思想和认知。他们只看得到大自然美好的一面，不愿意面对现实，看不到事物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环保政客们从未提倡在学校和大学里教授生态科学。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放弃使用包含了整体性（oikos）和组织性（logos）的“生态学”一词，转而使用更加模糊和偏离本质的“环境”一词。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退化。
我们文化上的认知结构把人类（个人与群体）从自然生物和物理中分离开来，这对唤起生态意识构成了很大的障碍。
事实上，我们文化上的方方面面都将人类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基督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圣徒保罗承诺耶稣复活，而教会创造了只有人类才能进入的天堂。笛卡尔奠定了西方技术工业的理念，认为人类的使命是征服和支配大自然。这种理念直至近年才失去主流地位，但依然否认人是兼具动物性与神性的造物，不承认自然与文化不可分割，不接受我们依赖大自然且大自然也同样依赖着我们。
在这种集体昏睡的氛围里，切尔诺贝利、三里岛和福岛的核灾难激发的情绪只持续了短暂的时间。即使大气、水域和土地（包括用于工业化农业用地）遭受不计其数的恶化，人们的生态觉醒也只是缓慢前进了一小步，逐渐意识到环境恶化给区域和全球生物带来的危机。
与此同时，生态学遭到了巨大的阻力。除了思维习惯，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使得一些国家领导人否认生态危机的存在。政治生态学家无法规划增长的路径。他们只会把负增长和增长对立起来，无视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而我们要做的是确定哪些领域需要增长，比如民生必需品、健康产品、生态农业、传统农场农业、地区消费产品、社群互助服务、循环经济、手工业、对公共服务（尤其医院和学校）的补贴，以及确定可以进入负增长的领域：工业化农业、工业化食品加工、夸大效果的美容及抗衰老经济、有计划淘汰的电子产品以及一次性用品经济等等。
这种新契约涵盖的范围将超过所谓的“生态过渡”，不再把问题局限于从非生态社会过渡到生态社会，而是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社会的复杂蜕变。
制定新契约需要融合生态以及非生态的政治问题，比如民主、平等、法治、自由和团结。在生活水平的关键问题上，需要把生态学深度融入社会和政治范畴。我在《人类的未来之路》[3]这本书里尝试探讨这条思路。法国前生态部长于洛与CFTD工会主席贝尔热联合发布的报告也研究了这方面的政策。总而言之，只关注环保，还远远不够。
我们需要一套综合的政治思想，其理论基础不是人类和自然通过彼此滋养而紧密相连，而是人与自然拥有共同的根基，我中有你而你中有我。人类不只是生活在自然届当中。自然存在于人的内部。个人也不只是生活在社会里，社会存在每个人的身心里。
自梅多斯报告发布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然而，除了地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生态科学依然是一门不为人知的科学。距离人们质疑增长的优越性也过去了50年时间。然而，政治、技术和经济精英们依然相信增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生态学家无法在增长与负增长的对立中找到折衷的表述。
2020年8月16日，巴西帕拉州新普雷索以南的亚马孙雨林保护区火灾持续，浓烟滚滚。
自警钟敲响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然而，城市污染和农田退化依然持续增加。对经济利益的贪婪毁掉了亚马逊森林，而澳大利亚因为没有使用土著人延续千年的防火措施，导致大片森林被大火吞噬。
距离灾难预言已经过去了50年。当这些预言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各个国家才开始签署一些不痛不痒的环保协议，而这些协议还遭到某些大国的否定。
在这种背景下，一位圣女贞德举起了大旗。中世纪的科雄大主教认为圣女贞德是异端，对她处以火刑。而现在嘲讽和诋毁这位的，正是自由主义经济这座“圣殿”的守护者。
在那本灵气四溢的《吉普赛故事诗》 里，西班牙诗人罗可问道：“但是谁会来？从哪里来？”
注释：
[1]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被认为是生态学之父。
[2]亚瑟·乔治-坦斯利（1871-1955）是英国植物学家和植物生态学的先驱。
[3]埃德加·莫兰, 《La Voie pour l'avenir de l’humanité》，Fayard出版社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