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工作制：加班文化制度化，员工还有不加班的自由吗
互联网公司的加班文化早已不是秘密。58同城“996”工作制（早9点到晚9点，一周上6天班）曝光之后，加班文化甚至拥有了制度性“保障”和统一的命名。媒体从法律法规、行业状况和员工态度等方面进行了报道。
显然，《劳动法》对工作时间有明确的规定，“996”违法无疑，相应的惩戒却是缺失的。互联网行业垄断和竞争交替，并购后的减员重组压力巨大，不得不使出“996”吓退没有“拼搏”精神的员工，降低裁员成本。58同城官方发布声明，“996”非强制，仅是业务旺季的动员，全凭员工自愿，随后其他几家企业的高层在媒体声援了这一说法，既是抱团也是掩饰。
诚然，这些角度和说辞都无甚高明，只不过把老问题经过新形式包装后又一次提出来。
自愿和自由作为免死金牌
在官方声明中，自愿和自由是58同城的“免死金牌”。可是，自由的范围只局限在自愿加班和拒绝加班的非此即彼的选项内。与其说雇主馈赠给员工自由选择的权力，不如说给员工划地三尺，界限之外的别的自由根本不在讨论范围内。
即便如此，拒绝加班的自由也基本上落不到实处。据业内人士描述，业绩竞争激烈，绩效考核严酷，工作内容繁杂，且与收入和晋升直接挂钩，压得人不得不加班加点。回想一下行业分析师的说法，如果“996”本就是变相裁员的“阴谋”，拒绝加班的自由又从何谈起呢？倘若有人指出，超时间加班也是行业潜规则，在业内跳槽也逃不过加班的命运，那么拒绝加班的自由更是不攻自破了。雇主之所以敢于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也不过是得益于潜规则的壮胆。雇主吃准了中低层员工的选择工作的范围有限，针对工作报酬和工作时间的谈判筹码不足，劳动者拥有的自由只限于自由选择贱卖给哪一家公司，以及哪一种具体的加班“套餐”。
诚然，还有一类员工的确热情高涨、主动加班，而且大多是刚走进职场的年轻人。可是，这一类自由从来就是有条件的，从来都不是根源于“奋斗”的精神或对工作本身的热爱。业绩竞赛的压力和薪水增长的诱惑是这一自由的前提。可是，显然与这一自由捆绑在一起的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之所以有不断主动加班的员工冒头，正是这种零和游戏的规则决定的。因此，自愿加班的自由给拒绝加班的员工带来的只可能是压力和不自由，结果是整体上的越来越不自由。
加班的必要性何在？
自由的话语是将现有的工作制度“自然化”的手段————因为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所以现有的工作制度无论多么残酷，也是无可指摘的。即使这一自由从来都是不完整的、有条件的、甚至是伪善的。
但是，“996”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没有追究一个问题，这些加班员工的工作岗位是否真的有合理，工作内容是否真的有必要？无论是网络上愤懑的批评者，还是为“996”洗白的业内高层，似乎都确认了加班的必要性，由于业务高峰期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如果没有人加班赶进度，如果没有一群心甘情愿加班的“优秀”员工，工作就真的无法进行，企业就难以立足。背后隐含的逻辑即是，虽然加班不人道不正规，但是愿者上钩且非如此不可。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追溯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作制度的变迁，上世纪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将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可是接下来的历史始终没有应验这一预言，反而出现了大量的新的工作类型，工作时间不降反升。虽然从事具体生产的工人和农民的数量大大减少，但是专业人士、经理、文员、销售、人力资源、公关等等中间层的工作迅速膨胀。大卫格雷伯的研究发现，后一类工作往往不能给人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大多数从事者甚至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或根本不应该存在。
姑且认为互联网公司的研发部门属于具体生产的部门，项目周期内不得不加快生产速度，那么在“996”制度中还有大量外围的支持人员也不得不一同加班，包括人力资源、销售、财务、行政等等。媒体采访过非核心部门的员工，他们即使完成了工作，也要等到其他部门同事一起下班，看见上司在挑灯夜战，就无人敢轻举妄动，否则等待你的就是第二天的训话和动员。大卫格雷伯认为，后一类工作的膨胀恰好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矛盾，市场本身的发展趋势是减少雇员和降低工作时间，而冗员和长时间工作一直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被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加班问题背后不仅仅是工作时长问题，而是一整套工作制度的内在矛盾的问题，只有将工作时长与组织架构、工作成果转化率、员工的民主决策权等其他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才是有效的。因此，单纯地批评加班文化恐怕效果甚微，甚至会把现有的工作秩序自然化，仿佛只要是互联网企业和创业公司，加班就是不可避免的，劳动者只能做接受和拒绝的二元对立选项。
针对休息权的斗争
针对劳动者在工作场域的斗争不是什么新兴运动。从传统来看，工作领域的斗争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要求更多的报酬，因此劳动光荣，而这背后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工人的报酬提高了，才能更多地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二是要求休息权，减少劳动时间，乃至彻底反对雇佣劳动的工作制度，因为现实中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异化的和没有意义的。因此，运动始终面临一个矛盾，强调劳动（者）光荣和现实劳动的异化之间的矛盾，前者是社会主义时期乃至今天新工人运动的基本理念，后者则是左翼批判理论的核心论点。
今天很多企业盗用了劳动光荣的理念，拼命鼓吹它安排的工作岗位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把工作内容与员工的个人品质挂钩，延伸出“拼搏奋斗”、“狼性文化”、“加班也是自己的收获”等不同的变种。有意思的是，工作本身就有意义和低薪水低保障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中低层员工的角色被设定为学习者和攀登者，他们在岗位上可以学习到很多技能，可以感受到很多快乐，所以高强度的劳动和微薄的薪资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现象在实习、记者、翻译等诸多职位已经相当普遍。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从事重要的基础工作的中低层员工收入极低，而工作内容已经“超越”具体的基础工作而主要从事联络、公关、谈判的高层雇员可以名正言顺地说自己是在发挥价值，并获得不成比例的高薪。
可是即便如此，中低层员工的异化感丝毫不会减弱。今天的劳动者在市场上只不过是作为劳动力贱卖的，这是一项基本事实。但是，如果理论工作者为了抵抗异化感和被剥夺感，企图赋予工作本身以价值，重拾劳动光荣的“传统”，只可能陷入怀旧的泥沼还自以为安全，因为这正中雇主的下怀，劳动光荣对老板最有益而不是劳动者。
真正的斗争并不需要寻找光环，而应该对具体劳动者的不适、疲累、厌恶等身体感觉毫不闪躲，正面确认异化的现实，承认自己就是可供出卖的劳动力而已。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工作的目的和价值，让工作不再是满足个人消费欲望的手段，让工作的目标设定为社会整体的福祉，又不至于流于情怀的滥调。如果说民气可用，那么所有对“996”的批评、抱怨、抵制和愤怒就应该发挥更大的能力和更深刻的批判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