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世界的“正增长之谜”——读张笑宇新书《商贸与文明》

《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张笑宇著，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528页，98.00元

自从2008年之后，中国学人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性变革。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此前多年的混乱让人痛心疾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反思，从国外引入先进经验。他们不由自主地树立了一个榜样国家，将榜样的一切制度和思想都视为标杆。这种做法的一个弱点是，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国情贬得太低，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矫枉过正。

但是2008年，随着西方的金融危机大爆发，中国经济也已经渡过了简单的模仿阶段，向着科技含量更高、更多原创性产品迈进，加上基础性建设显示出的爆发性势头，导致我们突然意识到：原来的榜样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而我们也有着不少的优点。在这之后，随着榜样的消失，许多人跌入了另一个怪圈，那就是从极度自卑变成了极度自负，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国家还不够强大，过度地强调了它的优势和实力，从贬低自己转而看不起世界。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界和经济界人士并没有掉入民族情绪的泥沼，反而借助于几十年学习和积累的知识，开始了另一条路，那就是：虽然不再承认世界上有一个完美的榜样，他们却可以利用几十年学到的知识，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去解释世界为什么如此，到底什么是发展的动力。他们和1980年代学人的区别，在于前人只了解中国而不了解世界，现在的学人已经有了足够的视野，既了解中国也了解世界，几十年来在知识上的积累已经让他们超越了前人。

当然他们寻找的发展动力与简单二分法的民族主义无关，而是说，世界上的确是有一些规律存在的，这些规律决定了每个国家的发展，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谁违反了这些规律都会受到惩罚。2008年，当西方违背了规律时，也出现了经济危机。因此，重要的是弄清楚其中的规律，而不是急于树立一个榜样，不管这个榜样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这种思考的学人，放弃了情绪化的冲动，才有可能找到一个相对更稳重的道路，而“文明三部曲”的作者张笑宇，就是其中思考比较深入的一位。在带给了我们精彩的《技术与文明》之后，在他的第二部《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中，将视角从技术的进步转向了另一个视角——“商贸”上，试图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重新的梳理，从而找到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将来的发展提供思考的空间。

那么，他发现的规律又是什么呢？

我们正在经历的“超级事实”

在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概念之一是“超级事实”。那么，什么是超级事实呢？

人类社会的发展大部分时间是平稳的，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可以平稳地在一个稳定的系统中度过一生。然而突然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个事情过后，人们发现他们原本熟悉的生活已经变了，至于变得更糟还是更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变得陌生了，将人性之中厌恶变化的心态激发出来，让所有人都感到不适。这样的事件就是“超级事实”。

按照作者的定义，“就是能够打破所有人共存其中的幻象，击溃每个人基于自身认知所构建出的想象空间，将所有人强拉到一个巨大的、紧迫的、咄咄逼人的现实面前的事件。”

按此定义，我们前面提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都属于超级事实。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更远的超级事实，还包括1840年的海通，以及1900年的义和团等。

一个社会的发展机会往往不在社会的平静时期，而在于超级事实发生从而打破了人们的舒适区之后。这时候人们采取的态度往往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比如，如果人们发现熟悉的生活不存在了，于是努力适应新的变化，去努力跟上超级事实发生之后的社会步调，重新找到一种向上的平衡，很有可能会带来一波新的发展。

然而不幸的是，超级事实往往也是混乱之源。这样的事件虽然发生，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却依然不愿意走出原来的心理依赖，而是用原来的心态去理解事件发生之后的世界，最后，社会不仅没有产生向心力，反而更加四分五裂了。作者举的例子就是最近发生在美国的特朗普败选事件。这个超级事实发生后，美国国内的左右两派并没有反思社会分裂的根源，两派的支持者反而相互指责对方没有民主精神，破坏了美国的根基，他们的争吵最终导致社会更加分裂了。

事实上，不光是美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内部，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都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一个超级事实不仅没有让人们步入增长轨道，反而进入了混乱。超级事实只是给了人们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如何利用，是弥合分歧，通向增长，还是扩大分歧，通向混乱，完全看人类和社会本身的调整能力。

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会变好，什么情况下会变坏呢？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互信。

艰难的“互信”和“正增长”

面对超级事实，能否抓住机会，很大的因素在于一个社会是否形成了一定的互信机制。美国的宪法虽然是一部优秀的宪法，但是在非洲也有一个几乎照抄了美国宪法的国家，叫利比里亚，也实行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并且这个国家由于与美国的渊源（它是作为美国释放奴隶的回归地而建立的），从建国开始就是独立的，从来没有沦为殖民地。但这个国家却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同样的宪法却造成截然不同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信任关系没有达成。

纸质的宪法只是一个完整社会中很小一部分内容，而更大程度上是要人们自觉地遵守既有规则。这种社会互信，才是能否促进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人们对他人的做法有良性的预期，知道整个社会有着某种合力，让社会规则可以正常运转，才有可能放弃怀疑和戒备的心态而参与到建设中来。

不幸的是，不仅在非洲，就连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目前人们的互信都是在减弱的。正如本文前面所举的美国特朗普的例子，一旦互信关系被打破，那么仅仅靠作为文字的宪法是很难维持社会稳定的，甚至这些成文的规则也迟早会被打破。

关于互信的重要性，还不仅仅是现代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整个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大事。张笑宇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他在法国的阿尔萨斯发现一个常常处于战火之中的小城市，但这座城市却保留了千年的文明成果，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根据他的观察，这得益于该城市与不同的军事暴力集团（德国和法国以及历史上诸政权）达成的一种互信关系：不管哪个军事集团到来，城市都会以一定的金钱去赎买城市的和平，让他们不进行破坏。于是，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暴力集团和管理城市的商贸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互信规则：用钱来购买和平。正是这种规则让战争不对城市进行过度的破坏，战事一过，人们不用从一穷二白中重建，而是继续享受战争之前的物质文明。

这里，作者就提出了一个“正增长”的概念。他把整个世界划分成了零增长社会和正增长社会。中国古代整体上是一个零增长社会，每一次战火之后破坏殆尽，于是人们从头开始积累财富，但财富刚积累完毕，又被战争全部毁灭。人们由于缺乏商业与暴力集团之间的互信机制，导致无法长期积累财富。这种零增长的结果，是康乾时期并不比汉唐时期的人更好过，中国在无穷无尽的循环中消磨。

与此同时，所谓正增长社会，其财富却是逐渐积累并能够为后来人所用的。在正增长社会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各个阶层达成了互信。根据作者的总结，可以说是普通民众、商贸集团和暴力集团这三大势力之间的互信。即便暴力集团也必须遵守规则，不去彻底破坏社会，而是允许商贸集团赎买和平。

中国古代历史上缺乏商贸集团和暴力集团之间的互信，让暴力集团永远处于一种全能的地位，去压迫其他集团，导致了走不出零增长社会。

因此，《商贸与文明》一书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正增长社会，以及如何才能达到正增长。作者用了全书大部分篇幅去追寻古代中外的正增长案例，并探讨其中的得失，以及为什么到了近代，西方找到了一条更长久的正增长之路。

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正增长”

接下来，本书也进入了最有趣的阶段：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梳理，寻找西方进入正增长的奥秘。

首先作者带领我们去考察了古代正增长的例子。从三千年前的地中海商贸民族腓尼基人开始，他们从黎巴嫩地中海岸边的几个小城市出发，越过地中海到达了迦太基。当迦太基被罗马灭亡时，也将正增长的基因传递给了罗马这个军事共和国。

如果说腓尼基人利用商贸维持了正增长，那么，罗马正增长的秘密则在于依靠奴隶的劳动来维持经济的发展。

然而，由于世界格局多变和国内共识不容易维持的原因，早期的正增长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却很难永驻。一旦脆弱的共识环境被颠覆，也就意味着走下坡路，甚至灭亡的时候了。

中世纪的威尼斯和其他地中海城市共和国维持了商贸精神，这些历史已经为中国人所熟知。然而，作者除了写这些更著名的例子之外，还写了在西欧北部德意志土地上出现的汉萨同盟（以及它未完成的前身莱茵同盟），并探讨了城市与帝国的关系。正是城市逐渐获得了主动权，从帝国的手中赎买了自己的商贸自由，才有了后来的发展，而这也是西方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在中国，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中间阶层，都没有获得足够的主动权去赎买自己的自由，从而必须依附于暴力集团无法获得独立。

作为对比，作者还提供了三个中国的例子，不管是唐代的粟特人商贸集团，还是宋元之际的穆斯林集团和蒲寿庚家族，亦或是明清交替时期的郑芝龙家族，都有过相对于军事暴力集团更加独立的时期，得以维持商贸关系。但最后，他们仍然无法逃脱宿命，由于中央帝国过于强大，他们挣扎之后，还是丧失了独立性，消失在历史之中。他们作为商贸集团的退出，也表明古代中国无力达到一种正增长秩序。

作者也追寻了西欧近现代的长期正增长是如何建立的。最早是发现了美洲和新航线之后的西班牙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时期强大的全球帝国，之后是荷兰（尼德兰）的商贸实验。但这两次依然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无法在国内外达到一种互信的平衡。

长期的正增长模式最后在英格兰终于形成了稳定的成果，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他们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找到了解决之道。

总之，欧洲在寻找正增长奥秘的过程中也有过许多牺牲品，从热那亚金融家和富格尔家族，到荷兰的商人，最后在荷兰奥兰治家族与英国政权结合之后，才达成了暴力集团、民众和商贸集团的互信和平衡。

在叙事的过程中，作者也抽丝剥茧般总结了17条形成正增长的要点，每一条都凝结着人类无数的经验和教训。

商业文明的达成，也让世界享受了数百年的正增长红利，并通过制度的变革，从西欧慢慢地传到那些更古老的国家，如同流水一样从最先准备好制度和互信基础的国家，向着后准备好的国家一点一点转移着正增长的经验，直到最近三十年轮到了中国。

改革险阻不在外部而在内心

最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是最近人们争执最为激烈的焦点之一：中国发展这么迅速，到底是它先天就有的制度优势，还是后天学来的？或者，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国际上是特殊的吗，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伟大传统造成的吗？

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并不特殊。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获得过这样的超常规发展，比如德国、日本等都曾经享受过。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只是因为他们在内部找到了一种制度互信，让商贸集团、民众和暴力集团之间，能够在不打破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利用合作来寻求发展。只要这种制度互信还在，国家就能够发展，一旦这种互信的基础消失了，那么国家很可能要进入下一场颠簸。

这种回答，却又暗含着另一个让人们担忧的问题：一个刚刚进入了正增长的国家应该如何做，才能保证进一步的发展？而不是像历史上其他短暂的正增长国家那样，一旦条件消失就回到了平庸之中。

在这里，我们不妨再回到本文前面提到的超级事实：新冠疫情。在2020年发生了新冠疫情之后，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被击出了原来的舒适区，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料未来的走向，但是，我下面所说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西方社会在应对疫情和疫苗分配上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需要人们考虑如何在保持民主的同时，让社会的共识性更加增强一些，以应对突然出现的外部冲击。然而，西方可能并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加乐于指责东方的纪律性，并将责任归咎到东方。但是，东方社会虽然保持了纪律性，但由此反而可能会形成另一种闭锁的倾向。到最后，双方不仅没有带来更加紧密的合作，反而更加分裂了。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糟糕情况，意味着在未来改革开放的难度要加大很多。而这其中除了外部条件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避免过于敏感，从而保持开放的心态，战胜几千年形成的闭锁倾向。这才是我们是否能够保持正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