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孙，被“鲁迅”困住

有一个名叫鲁迅的爷爷，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不久前上热搜的周令飞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作为鲁迅长孙，人们总想在他那张酷肖祖父的脸上，寻找某种传承。“转业就去卫生所，完成鲁迅未竟的事业”；“你是鲁迅的后代，一定会写文章”；“鲁迅的孙子，怎么能不会抽烟？”……

事实上，周令飞既不爱写文章，也不会抽烟，医疗事业更是距离他十分遥远。在将近70年的人生中，这种无厘头的强加关联，从未消失。父亲周海婴更是深陷于此，作为鲁迅独子，在那个人人崇拜鲁迅的年代，被一再约束。

看似鲁迅后代的荣耀背面，却是被人为缩短着的人生半径。

周海婴名字中的海婴，意味上海出生的婴儿，在某种程度上，是鲁迅和许广平的某段人生岁月的纪念；而周令飞名字中的令飞，则更是指向简单，直接取自鲁迅的其中一个笔名，像是爷爷的一个影子。

难道名人后代就不可以拥有自己的人生吗？年轻时候的周令飞，或许和我们一样困惑，但究竟是该逃离还是拥抱，身处其中的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身份危机？今天的故事，就带我们走进“被鲁迅困住的鲁迅子孙们”的一生。

 

名为鲁迅的“梦魇”

1936年9月5日，鲁迅写下了一篇题为《死》的杂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许多身后事，因此，常常被外界视为“遗嘱”一般的存在。当中第四条就是：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要在短时间内忘记一个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那本就是很难办到的事。更何况，外界的目光也一直在提醒着周家人，作为鲁迅的遗老遗少“应该”怎样生活。

许广平和周海婴

作为鲁迅的独子，周海婴从小就被格外关注：想学跳舞，会被别人议论，鲁迅的儿子怎么能去跳交际舞？有人打桥牌，他凑上去看看，校领导直接找过来，提醒他作为鲁迅的孩子不该沉沦于游戏，桥牌要少打。

海婴觉得自己被放进一个框框里，这个框十分狭小，而框外，到处都是“禁区”。

这固然是作为“名人之后”的烦恼。作为日本大文豪的后代，夏目漱石的孙子也曾被记者调侃：“你的日子一定比我们好过得多。”前者苦涩地摇摇头，他说自己前半生一直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中，每天都被人说应该接班了。

但作为“鲁迅之后”，要面对的情况或许复杂得多。

一度，鲁迅占据着现代文学的头把交椅。这背后，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崇。鲁迅逝世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称鲁迅为“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紧迫的时局淡化了鲁迅独立知识分子的形象，“战士”、“斗士”等标签被高扬起来。

鲁迅

到了1940年，鲁迅的忠实读者毛泽东，更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他“三家五最”（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也是自此以后，在解放区，鲁迅成了人人阅读的精神偶像，而在国统区，鲁迅则被禁止出版一切刊物。他不再是独立于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旗帜。

到了文革十年，鲁迅作品的解读更是朝着高度政治化一路狂飙。夫人许广平被要求一再回忆鲁迅，她不得不在两相为难之际，作文《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并写下“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句子。

外界需要鲁迅保持某种意义上的“洁白无瑕”，作为鲁迅的后代，自然不能“扯后腿”。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每谈及此，周海婴都感觉到疲惫，面对旁人的好奇，他大都摆摆手道一声：“好累啊”，便停下不肯再说。这些被周令飞看在眼里，他足够理解父亲的心情。因为这一切，他也正在遭遇。

周令飞（中）和祖母许广平（左）、母亲马新云

 一天，周令飞在课堂上接触到一篇鲁迅的文章，大家被要求学习鲁迅“怎么战斗、怎么投匕首”，他第一次知道，这个叫鲁迅的作者，就是自己的祖父。

课下，还有调皮的学生追着他喊：“鲁迅孙子、鲁迅孙子”。还有老师专门叮嘱他，作为鲁迅的后代，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这让周令飞觉得，自己每天都被拎到众目睽睽下指指点点，“好像有一万把红缨枪正对着你的背”。

这种感觉，一下子把他从过去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中打捞了出来，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在进入北京景山学校上小学之前，他根本不知道鲁迅是谁，祖母和父亲也没提过，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父与子的选择

周令飞的反应，在当时看来很叛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拼命想要逃离一个大家都认识我的环境。”于是中学毕业之后，就跑去参军，还天真地以为：“当了兵就没人认识我了嘛”。一开始，军代表并不同意，认为鲁迅的后代吃不了苦。

周令飞就故意在大家面前扫地、啃窝头，磨了很久，才如愿参军。结果新兵连训练第一天，就被连长点名“周令飞，鲁迅的孙子”，他心如死灰：“那一刹那我知道，还是逃不掉。”

弃医从文的鲁迅

领导觉得他是鲁迅的孙子，新兵连结束后分配工作，安排他去卫生所。周令飞不理解，对方告诉他，鲁迅原本是学医的，后来弃医从文，你要完成祖父未竟的事业。

他听后简直哭笑不得，跑去跟部队大吵：“我说我是来扛枪打仗的，不是在卫生所里给人看病的”。吵了很久，才最终把他分配到了警卫排，每天跟长枪短炮打交道。

可好景不长，后来部队要写文章做报道，还是第一个就想到周令飞：“你是鲁迅的后代，你肯定会写文章”。他想婉拒，说自己平日不爱动笔，最不会写。旁人根本不信，硬按着他的头也得写。

周令飞只好顶着压力，拿起笔，可刚起了头，就写不下去了，熬到半夜两三点钟，又困又委屈。排长想激励他，掏出烟卷递过去：“提提神”。周令飞说自己不会，排长难以置信：“怎么可能，鲁迅抽烟……”

当时刚好赶上文章配图还没着落，师里有一台照相机，可部队上下没人会用，周令飞赶紧提出来，自己很会摄影，这才躲过了继续写文章的差事，成了通讯员。也由此有机会被《解放军画报》发现，进入其中工作。

但周令飞不满足，他想要更彻底地逃离这个环境。于是就想到了出国留学，那个年代出国留学，要么公派、要么在国外有人担保自费，周令飞不符合公派条件，但让鲁迅孙子以自费的名义跑到日本，要依靠外国人关照，又有失国家体面。

有关方面左右为难，几经权衡，终于想到一个“公派自费”的办法，让他顺利留学。

到了日本，周围都是日本人，大家对鲁迅后代这件事儿没有那么敏感，但也都知道鲁迅是中国的文豪，就连当时日本的中学课本，也选过鲁迅的《故乡》作为教学文章。尤其接触华人圈子，周令飞的身份还是会引发关注。

“被凝视”这件事儿还是没能被完全消除。一份意外的爱情，让他看到了机会。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令飞爱上了台湾女同学张纯华，两人决定去香港结婚。彼时，刚刚改革开放，两地联姻算不上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双方一个是鲁迅的后人，一个是台湾富商的女儿，更是在两岸掀起了巨大的舆论。

周令飞和张纯华

甚至连周令飞同时期在日本留学的妹妹，都因此受到了牵连。作为周令飞的父亲，海婴获悉这件事十分被动，被广电总局叫去批评，严厉训斥其教子无方。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令鲁迅的形象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讨论。

这是周海婴不能接受的，为了作为“鲁迅后代”的荣耀，他隐忍了一辈子。不让跳交际舞，他就没再跳过，不让接触桥牌，他连看也不再看。

海婴最大的乐趣就是摄影。从1943年开始，一直到去世，摄影这件事就没有停顿。周令飞回忆父亲，经常拍完照片后，就钻进暗房去冲胶卷、洗照片，自己还常常被他拽进暗房帮忙，很多技巧都是父亲手把手教的。

几十年的摄影生涯，海婴留下了近万张底片。但热爱至此，摄影也仅仅是作为他的一个无关痛痒的爱好存在，没敢作进一步的追求。反而是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做了一辈子无线电专家。

周海婴尽全力去维护了外界对鲁迅后代的想象，在台湾的婚讯传来，他甚至要与周令飞断绝关系。

 

一把理解祖父的钥匙

但越是高高在上的东西，人们就越是想要去解构。

哪怕没有周令飞赴台事件，掀起舆论对鲁迅的重新讨论，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演化，鲁迅本人也被杜撰出了很多子虚乌有，甚至是污名化的经历。比如前段时间就有人提出，鲁迅拿到工资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去逛窑子，引起了抨击。

在周令飞赴台的那些年里，周海婴就一直在国内做着澄清、打假、追责的事情，做了将近十多年。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

彼时，周令飞的新工作也出了问题。他在日本学习的是电视、演出相关的专业，在台多年，参与做过迪士尼溜冰、太阳马戏团和星球大战的舞台表演。受到大上海电影院的邀请，来上海做一台特别的dinner show，没想到的是，来上海不久，聘请他的公司就倒闭了。

为了和老板打官司追回欠薪，他留在了上海。在上海，他与父亲时隔多年再相见，解开了心里的疙瘩，期间谈到替鲁迅维权，父亲期望家里有人来做这件事，“鲁迅的事要有人管。”周令飞记在了心里，多年未见，他想要对父亲尽孝。

周令飞和周海婴父子

 几经讨论，周令飞留了下来，决定帮助父亲来做鲁迅的相关工作。但完全是看在“尽孝”的面子上，周令飞自己也没想到会一做20年。

最开始他主动去接触鲁迅，依然是带着些许的不情愿。

但出于需要，他读遍了鲁迅所有的著作，也看遍了市面上写鲁迅所有的文章，更是从亲友的回忆中拨开历史的迷雾，去触碰真实的鲁迅，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外界所流传的高大、严肃、悲切的鲁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误读。

鲁迅身高只有一米六，但在很多人心里，他却是高大威武的形象。之前有位雕塑家为鲁迅做像，落成之后邀请许广平去提意见，看着面前高大的铜像，许广平沉默良久，她悄悄告诉对方，鲁迅可能没那么高。雕塑家听过之后笑了，鲁迅不高，群众可能不答应。

鲁迅不仅要高，还要严肃。在鲁迅的照片中，有一张穿着V领毛衣和高腰西裤的照片，这在当时是一套非常时髦的穿搭，但曾经有很多年，这张照片都不被允许刊登，原因在于，照片的衣着有一种“小资”情调，容易令群众对鲁迅先生产生不好的联想。

但实际上，鲁迅自己并不在乎。衣服哪怕破得补一大块，也照样穿出来；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

鲁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自己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他有思想家严肃、批判的一面，但也有身为普通人可爱、有趣的一面。

这或许正取决于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正如外界看周令飞，他确确实实是鲁迅后人，身上有很多与鲁迅相似的地方，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他自己。这让周令飞找到了自己与鲁迅的共情点，他越来越能理解这个未曾谋面，却一直在影响着他人生的祖父。

 

鲁迅身旁的柏树

周令飞渐渐意识到，有些事情，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他和父亲商量，在有鲁迅相关的工作上，不再只是维权，而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普及，让外界认识一个真实、立体的鲁迅。海婴被说服了，他不再主张鲁迅是学者们的事儿，鲁迅后人不要碰鲁迅，而是同意了周令飞的提议。

2006年，第一篇家属署名的理论文章《鲁迅是谁？》在广州媒体上发表，提出了“家属版”的鲁迅认识，成为当年的热点大事件，年底好多记者找过来采访，周海婴和周令飞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社会上也开始重新讨论“鲁迅是谁”。

《鲁迅是谁？》之后，他们又撰写或主编了《鲁迅姓什么？》《让鲁迅回家》《鲁迅零距离》《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鲁迅代表作》等数十部著作。一直到今天，“鲁迅文化论坛”“大师对话——鲁迅与世界文豪”“上海鲁迅文化周” “鲁迅文化讲座”“鲁迅是谁巡展”等品牌活动还在举办。

在为鲁迅奔与呼的过程中，周令飞也对外说出了自己被身份困扰的故事。他发现原来祖父很早就提出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那就是“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直到今天，周令飞依然觉得这或许是鲁迅最重要的思想。

青年时期的海婴

循着这样的思想，在父亲80大寿的时候，周令飞为他举办了第一个摄影展。那一天，周海婴非常高兴：“人家称我是摄影家，我成为了我自己。”如果不是周令飞看到父亲满满一箱子胶卷，执意要扫描出来，恐怕这些作品要一直蒙尘。

周海婴后来在遗嘱中写道：“在我百年之后，请把我送到上海鲁迅墓，将骨灰撒到我种的柏树边，我希望尽可能有个小小的标牌，注明这棵树是我种的，骨灰撒在这里，我要永远陪伴他。”

或许做一棵鲁迅身旁的柏树，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