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神仙”陆谷孙：“绅”之风流，“士”之风骨

“你的名字不但会活在你的亲人们中间，更会在你的同仁心中和读者心中活得同《英汉大词典》一样长久。”1991年，《英汉大词典》编写组成员之一的乔艾宓猝死，陆谷孙在追悼词的末尾说。

时隔25年，说这话的人也走了。2016年7月28日下午1时39分，陆谷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与世长辞。

是时，上海雷声轰烈，暴雨如注。

弟子朱绩崧评价，陆先生“于吾国外文学界，巍然一代巨擘宗工”。

“老神仙”要“揭盖子”

陆谷孙，江湖人称“陆老神仙”。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专门负责《英汉大词典》的编辑张颖取的昵称。

那时《英汉大词典》正编到第二版，陆谷孙放手给编写组的后辈。后辈们尊重他，大事小事常来请示，他两手一摊，说随便你们拿主意。朱绩崧想，老师这是不管我们了。张颖笑嘻嘻宽慰他：陆老师是“老神仙”嘛，不要用你（凡人）的心思去揣测他的想法。

“他说要‘揭盖子’，说很多事情他在上面，年轻人没法出头的，整天把他名字写在前面。”张颖说。出版前，陆谷孙与张颖几番争执，希望主编能换成年轻一辈，而不再是自己的名字。

却最终没拗过出版社，毕竟词典名称本身辨识度不甚高，读者来买都是冲着“陆谷孙”的名头。此后每逢媒体采访谈及《英汉大词典》，陆谷孙总要强调一句，这是团队合作，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2014年，第三版编纂工程启动，主编工作交给了朱绩崧。启动仪式上，陆谷孙主动站台为弟子撑场。张颖提起此事，至今唏嘘：“我觉得一般人做不到的。一辈子的成果，有生之年就交出来了。”

陆谷孙30岁与词典结缘。此后21载，《新英汉词典》《英汉大词典》先后出版，成就一世泰山北斗的盛名。

1970年，还在做助教的陆谷孙被打成“逍遥派”，发配去始建不久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他想得开：奸佞横行，校园蜩螗，不让我与世接，不许我进课堂上讲台，正好寄物自遣；古有阮籍借酒，嵇康操琴，我陆某人胡不学学样，避进语词的密林，既求周身，又得寄托？

埋首五年，跟随葛传椝、林同济先生，他一边“早请示，晚汇报，献忠心，下干校”，一边顶着催逼和监督的压力“曲线救书”，提高词典的实用性。当时上海市委写作小组需要了解国外情况的内参资料，陆谷孙因英文佳而成编译员，得以借机阅读大量英文资料。初版之初，极左的词条收录不少，但也多了不少英语新词。上世纪八十年代，经一番修整，《新英汉词典》生命力渐旺，至九十年代初时，学英语的人基本人手一本，翻到边角都折起来。

197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拍板，编写《英汉大词典》的国家任务被指派到上海。陆谷孙调派进编写小组。彼时编词典不用去“五七干校”劳动，编写组成员一度多达108人。两年后，改革开放，诸人各奔前程，编写组一度仅剩17人。缺钱，缺人，上面的领导不重视，陆谷孙气性倒上来了：非编完不可。

1986年，他接受任命，成为《英汉大词典》主编，当场立下投名状：编完词典之前不出国、不兼课、不另写书。拿着一叠草稿，他跑去北京跟吕叔湘、许国璋、王佐良等老一辈大师们汇报。最终，《英汉大词典》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拿到了四万元的经费。

1991年，历时15年编纂的《英汉大词典》出版，在查得率和收词量上成绩斐然，被香港学者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

“跟时间赛跑”

1994年，还在上初二的朱绩崧拿着父亲给的百元大钞走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花98元买了一本《英汉大词典》，印在封面上的三个蓝色大字映入眼帘：陆谷孙。四年后，朱绩崧考入复旦英文系本科。又四年后，做了陆谷孙门下最小的弟子。

1995年，高永伟投入陆谷孙门下拜读硕士。1996年，于海江来读博士。他们先后参与了《英汉大词典补编》的例证采集和《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的编辑工作。做《补编》时，高永伟和于海江常在宿舍一起研究，或去老师家讨论。彼时陆谷孙家还在复旦第二宿舍，门口摆张大桌子，蒙着桌布，占掉客厅一大半，实际却是木板拼起来的。于海江记忆里的陆老师，常趴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写字。

陆老师体谅学生：“辛苦了，晚上请你们吃饭。”于是下馆子，给学生们点油水最足的蒜香排骨。饭桌上争论不少：收不收这个词？新词怎么翻译？能争个面红耳赤。“有时候陆老师也未必拍得了板，我们那时候年轻气盛……有时候也没有分寸的。”于海江回忆起来，笑笑说：“他（陆谷孙）很民主，不在意你冲撞他的权威。”

朱绩崧加入晚，词典26个字母中只看了个“P”，倒是对陆先生的手上功夫印象深刻：“就跟我说，朱绩崧你看！当场拿笔拉一条线出来，问我这条线直吧？尺子都不要。这都是练出来的功夫。”

编完《英汉大词典》，陆谷孙本可以功成身退。然而他没有忘记，梁实秋编了《远东英汉大词典》，林语堂编了《当代汉英词典》，视两位为 role model（榜样、模范）的陆谷孙心动了。新千年伊始，他又将心力投入了《中华汉英大词典》。

不同于《英汉大词典》，这一次没有专业团队，所有参编人员全是兼职，聚散无常，唯有陆谷孙坚守阵地，倍加沥血呕心。周围所有人都说，他每天都在工作，没有一天停下来过。看得晚，睡得晚，起得却不晚。为提神，要喝酒、喝咖啡、喝浓茶。张颖记得有一次去看他，发现茶杯打开来，茶叶占到四分之三。朱绩崧每次进他家门，陆老师就会拿着一沓草稿，说你看，今天我又改了这么多。“我至今认为这才是文科学者最大的天赋才华——勤奋。”朱绩崧说。

按陆谷孙自己的说法，这是在跟时间赛跑。2014年第一次脑梗后，他曾经无不担忧地对保姆“胖阿姨”说起：“这个大词典我不知道还编得完吗？”胖阿姨安慰他：“编得完的，那么多人等着你呢，你慢慢编，不要急。累了就休息休息。”

“他说大词典编完，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身体要怎样就怎样了，让它去了……你看怕着怕着，这个大词典下卷还有一半没编呀……”胖阿姨回忆至此，痛哭失声。陆先生被送进医院的前一天晚上十点多，她还看到先生就着灯光、靠着卧室写字台，在修改词典。

1991年，在一篇名为《关于生和死的思考》的悼词中，陆谷孙写道：“我常想，《英汉大词典》当然是我们大家所钟爱的‘精神产儿’，但与此同时又好像是一种物化了的巨大的吞噬力量，无情地消耗着我们的心血乃至生命。既然是一项事业，它就要求牺牲……”这似乎也成了《中华汉英大词典》和他自己的写照。

不少认识他的人都说，陆谷孙绝不是一个性情孤僻的人。他爱开玩笑，是可以和各种人交往的性格，也爱读书、看戏剧，年轻时就在广播台做主持加 DJ，晚年还喜欢看体育比赛，世界杯、欧锦赛的电视转播几乎一场不落。如果不是编词典，他晚年的生活也许会轻松得多。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陈麦青，是陆先生《余墨集》、《余墨二集》以及《莎士比亚研究十讲》三本书的责任编辑，他特别为《余墨集》和《余墨二集》挑选了书封图案：一幅正方形的版画，园中硕果累累之下，三个人正在从深井中汲水：“这是一张藏书票，是《牛津英语大词典》主编詹姆斯·默雷的藏书票。我选这个是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陆老师就是中国的詹姆斯·默雷。”

编词典从不是一条热闹的康庄大道，同路者始终寥寥。但这终于成了陆先生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最初是被调派，那么行至晚年，他已将之视为一项严肃的事业，贯至终身。

陆先生仙逝后，朱绩崧在昏人的暑气中感到空前的凄冷孤独：“就觉得以前是两个人一起走路，他是同行者，更是领路人。但是现在突然一下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前面却是长路漫漫。”他想对《英汉大词典》第三版做改天换地的升级，却再无法向老师求教。

名利场外走，身边人中留

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张颖还记得，说陆先生是“老神仙”后，朱绩崧转身就把这名号抖了出去。惹得陆先生跑来笑骂张颖：“你们普通话都不好！老神仙，（听成）老蛇仙，吓死人了。”幼时住老家浙江余姚，屋里有蛇从房梁上往下掉，陆谷孙最怕蛇。

但他还是欣然接纳了这个称呼，还将自己家称为“神仙洞府”，说自己最好安住洞中，不要出来抛头露面。

相熟的人说，“老神仙”虽是戏谑，倒也确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陆先生的风骨，陈麦青称之为悠然、淡泊的“派头”：“他看轻很多东西。”

陆先生自己在文章中写，一位年轻的朋友当局级干部前跑去看他，临别期期艾艾说出升官的消息，问老师何以教他。“翌日，我写去一信，上述八个大字：俯仰之间，不谄不渎。”

《英汉大词典》的出版，以及陪同朱镕基访问香港时，与时任港督互背莎士比亚名句，使陆先生的社会影响力大增。1991年评奖，有四个头衔非要给他不可，最后他推了三个，勉强拿了“上海市劳动模范”——劳动总归还是劳动了的，不算太亏心，别的都太虚。但领奖仪式也不去，怕浪费时间，请也请不动。

此后二十余年，各种奖项纷至沓来，所谓高端学术会议、机构邀请也从未中断。陆先生最看不惯学术圈中“拜码头”，做评审“判官”的做法：“我深感这工作有时干不了，有时又不屑干，还是金盆洗手，老老实实当我的教书匠为好。”这可苦了朱绩崧，总要绞尽脑汁为他寻推脱理由。

朱绩崧怕他：“我平时讲话口无遮拦，追名逐利也乐此不疲，可他晓得，会直接不开心的。别人无所谓，但我就是一直很怕他的。有时候，吃喝玩乐要发发朋友圈，得瑟得瑟，但要屏蔽他，因为他看到，又要骂我没出息了。”

相识三十载的潘天舒也怕他。潘天舒现在复旦社政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教书，每逢要和陆先生提起“为了发展学科而做的一些琐事”时，他都不由自主心虚：“我觉得如果我跟他讲，他会不耐烦的。他看了以后会看不惯的事情，他真的就是拒绝，很不给人面子，官样文章他根本就不做。”

2014年12月，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举行揭牌仪式，潘天舒出于虚荣心邀请陆先生出席被婉拒。陆先生短信留言道：即使来了，真话说不得，假话不甘说，惟你我心心相映足矣。事后追忆，潘天舒倒庆幸：“还好他没来，来的话我会后悔莫及的。”

连出版社的人也怕他。《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原本定价是三百多元。陆先生说，便宜点，贵了学生买不起。“然后我们社长就屈服了，一点原则都没有。主管经营的核算下来，说不行啊，挣不了钱了。社长说，哎呀，（卖贵了）陆老师会生气的。”张颖回忆起来一直笑。

不怕他的大概只有门口摆书摊的老头，敢大喇喇直冲着陆先生喊：“过来过来！帮我看会报摊，我去买包烟。”附近英英理发室的顾红英也说，陆先生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很和气的，哎呀小顾啊，我又来理发了……而且他剪头发也没有要求，只说快点剪好，不能影响你的生意。”

胖阿姨在陆先生家煮了二十多年饭，最有发言权：“他一年到头啊，吃好饭必须要用很烫的热水毛巾洗脸。他说哎呀，真舒服。我说你舒服了，别人痛苦了，你看我的手通红。他说哎呀，那你下次兑点冷水……我说你这个‘恶霸’，他笑了。我说以后我都叫你‘恶霸’吧，他说好呀好呀。他人蛮和气的嘛。”

学生张楠说，陆先生是真正中西结合的典范：他对中国文化有亲切感，不肯出国拿绿卡，“要做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骨子里相信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即便在已声名显赫的学术界，也不做江湖老大。

“出去吃饭他最讨厌敬酒，我们从来都不敬酒的。你看他的学生，也不分辈分，不拉帮结派，有几个中国学者的门生能做到这一点？”张楠问。

在《余墨集》中，陆先生将弟子谈峥、朱绩崧都称为“老弟”。不过，到了年关节日，辈分又是另一回事。弟子们都有红包拿，红包上有时还写着“奖学金”——明明都是当老师的人了。

“我说我不要，我都36岁了，怎么还能拿压岁钱。他说不行，你拿着，你还没结婚呢。”最小的徒弟朱绩崧说：“一摸厚度，肯定五位数。”

除了红包，这些年陆先生经由弟子们之手，散出去周济贫困学生和院系职工的钱，数以十万计。2014年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后，他把奖金尽数捐给学院。“还不让我们说，只能说是一个匿名老校友捐赠。”弟子高永伟、现任复旦外文学院副院长说。

去过陆先生家的小辈都享受过“待客专供”——哈根达斯。“每年夏天这个哈根达斯啊，他不小气的。比如你讲陆老师啊今天我来看你，我是下午三点钟啊，他最晚两点钟就要把空调开开，然后就是哈根达斯。他自己舍不得吃哈根达斯的，他吃八喜的。”胖阿姨说。

7月15日，弟子朱绩崧陪他去第九人民医院洗牙，中午回来烧了很多菜，其中有一个炒腰花是陆老师自己点的。“我发现他自己就吃了一片两片，我就问他，你不是要吃炒腰花吗？怎么就吃一片两片。你不吃，我全吃光了哦？”

后来朱绩崧听说，自己走了之后，第二天陆先生又让胖阿姨去买腰花炒。“他跟他亲戚（指外甥女）讲，朱绩崧喜欢吃，让他多吃一点，我还可以自己再买。”

那是朱绩崧最后一次见到清醒着的陆老师。临走时，陆老师跟他说再见。“他说他要睡午觉了。他有睡午觉的习惯。”

“如果能够再次选择，我还是会做老师”

陆先生走后，现任复旦外文学院曲卫国在朋友圈写：“老先生最烦加在人字前的修饰语。他的孤傲只是对着权贵，或者说只是冲着裹着修饰语衣钵而忘记自己是谁的人。其实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按他的说法，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外语老师而已。”

若要陆先生自己来选，教师确应是他最看重的身份。同事说，正式、非正式的场合，聊天讲话之中，教书育人始终是他放在第一位的。

在复旦，为大四学生开设的“英美散文”课程，陆先生一教就是二十多年。低年级和外面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常常挤得教室座无虚席。

早年的学生恭恭敬敬称一声“陆老师”，后来不知何时起，年轻的孩子们开始亲切地喊他“陆爷爷”。在他们眼中，这位复旦英语系的传奇人物是“校宝”之一：既符合“象牙塔内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形象，又毫不古板，反倒风趣、时髦、有活力。在课堂上，他声如洪钟，健谈投入，思维敏捷，会讲流行的词语，开俏皮的玩笑，然后自己也笑起来。

“特别幽默，但绝对不是哗众取宠逗你哈哈一乐那种，是让人深思的，有时候带点讽刺、双关的调侃。”旁听生钟瑷回忆。学生们英文水平有限，常常来不及当堂反应，待回宿舍提起互相讨论一番，才恍然大悟，后知后觉地击节赞叹：“特别妙！”

有趣归有趣，却不轻松。真正选修了这门课的08级学生张国莹说，陆先生实是“严师”：上课前必定提前到教室，备课内容极充分，难度也不低，六七十人的课，所有人的作业他都亲手批改，把错误之处一一勾出，有时还用红笔画上一只大眼睛，以提醒注意。

“我其实也不是学习很努力那种，但上他的课会特别认真。老师认真备课的时候你看得出来的，你也就特别想好好学。”

讲到好文章时，陆先生会建议（但不勉强）学生背诵，背得出的就奖励一本书。张国莹记得自己背过《战前星期日》(Sunday before the War, by A. Clutton-Brock)，讲战前宁静祥和的小村庄，讲战争来源于人的疯狂与盲目，但人终究不是兽，为维护人性与和平，仇恨终该被消除。

她只是背，并不在意，直到年岁渐长，才慢慢有了体会：这门课绝不仅仅是在讲语言技巧，亦非解析心灵鸡汤式的“美文”，而更多在谈论、表达深层次的思考和对人性的理解。

“其实他讲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饱含深情的。”张国莹说。只是年轻的学生们还意识不到这一点。张国莹后来去了UCL（伦敦大学学院）读博，她时常想起英文写作遇到困难时，陆先生曾给出的建议：不要紧张，不管写什么，你要想这是给谁写的——世界上所有的情书都写得那么美，心里想着写给谁，imagine how you love that one（想象你有多爱那个人）。

“我觉得这是我学到最重要的一点，做学术是要用感情的，要用心。”她说。

张楠也记得《战前星期日》，她本科时修读国际金融专业，旁听过陆先生的课。后来因缘巧合看到陆老师翻译的《飞蛾之死》（The Death Of The Moth），备受打动，毅然转而研究英美文学，主攻弗吉尼亚·伍尔芙。

虽不在陆先生门下，但陆先生知道有这么一位热爱文学而肯弃热门、实用专业的学生，很是开心，对她颇多照顾，时常推荐文章、书目，鼓励她出国读博士，还帮她写了推荐信。

后来张楠回到复旦教书，也开“英散文学”课程。回忆起当年上先生的课，她感慨，自己做散文的批判研究或许还能到那个深度，但要论上课讲授，英文的机理之美，其细腻、深刻和思想性的传达，却是难以望其项背。

文科专业鲜有老师会“挂人”，陆先生却是真的会给F（不及格），求情也没用。尽管如此，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英文系年年盛传“陆爷爷要退休”的流言，却年年抵不过学生请求他继续开课的高涨呼声。

七十高龄的陆先生愿意坚守。“最后一届”带了一年又一年，直到2014年中风之后，迫于身体状况，他才真正离开了课堂。

小字辈们敬他。听说陆先生喜欢故乡的“霉千张”，上海没得卖，家住上虞的学生郑巨源每逢回老家都带来送去。饭后在校园内散步，年轻的学生认出他也会跑来请求签名。他自嘲打趣儿：“尽管我始终不明白，我非超女，签名有啥意思，但还是不敢违背。”

2012年，复旦学生票选“十大杰出教授”，陆谷孙名列其首。他说：“我一生中得过不少奖，但这次是给我喜悦最多，让我最感动的一次。”

追悼会当日，曲卫国在朋友圈回忆与陆先生的邮件：

“陆老师，我（7月）31日周二上午有4节课，上午的session不能参加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上课不比当院长有意思吗？”

“完了，本想在你那里讨一句‘怎么院长还要上那么多课’的安慰！”

“哪儿的话？上课是硬道理！”

“身在丝绒樊笼，心有精神家园”

陆谷孙不喜自称学者，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最初以“陆老神仙”的名号开微博时，大概也是这样的自我定位。除了回答网友关于英语翻译的各种难题，他对时事新闻没少发表评论，也常与网名“文冤阁大学士”的朱绩崧互相调侃。

朱绩崧说，陆先生神是神的，可不仙：“他‘仙’的一面是展露给外人看的，他的内心是很沉重的。”他说，十几年来，每次与先生见面，他们几乎都会谈到四个字：家国天下。

“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才是他最关心的。”朱绩崧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潘天舒由于工作原因有机会去陆先生家喝茶、聊天。从一楼书房看出去，窗外是高高的小杨树，阳光投下斑驳的树影，一派宁静，好像不一样的王国。

陆先生有时会回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去崇明农舍劳动的趣闻轶事。“夏夜暑热难忍，他经不起学生的怂恿，就一起去田里偷摘西瓜。有一次被某位闻讯赶来的负责人逮个正着。手扶拖拉机雪亮的灯光特别亮，一下照到他和学生身上。就像舞台上展现的那种阶级敌人形象。”脑补起画面感，潘天舒至今乐不可支。

“他不是简单的诉苦式的，回忆的时候经常充满幽默感。”潘天舒说。“也回忆干校的时候怎么被‘迫害’（笑），但是他也没有多大的仇恨。”

陆先生自己说，幽默是哲人的睿智，是善于‘大事化小’的纾解功能，实施中不失顽皮的童真。

但他也会在自己的文章中发问：“历史果然会在遗忘中失落殆尽吗？”

听说了当年揭发告密者的事迹，知道当事者们如今混得风生水起，他常愤愤：“忘记意味背叛”。但凡阴差阳错与当事者们有应酬场合，他就犯了脾气：“我就是不去捧场”。人家贬损他，他倒更高兴，调侃曰：“伟人有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搬到复旦第九宿舍之后，陆先生与贾植芳先生为邻。每每聊到贾植芳先生曾经历的遭遇，爱开玩笑的他表情就凝重起来。2008年，贾植芳先生逝世。陆谷孙在日记中写：“性情中人，又弱一个。”

历史之外，他更关心现世。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者甚众。潘天舒说，校车上从起点到终点，老师多在谈论股票。沉下心来编词典的陆谷孙，大概也多多少少有些孤独。

及至晚年，他开微博、玩微信，从未在技术上落后于时代。对网络文化也持包容开放态度，甚至还收罗不少网络用语进入词典。

然而世风浮躁，他终是难掩失望。在杂文中，他痛批高校职能部门“衙门化”、学术剽窃现象，又讽刺文社科的教授们：“我在年终评审会上听到有人申请款项动辄五六百万，使没见过大世面的人听了以为是天文数字，吓得矮去半截。”

还说应该成立“项目学”，例如“铲子”就要改说法为“一种带有长木柄的园艺工具，顶部工作件呈扁平状，一般由化学元素符号为Fe的金属构成”，这样艰涩难懂有学术味儿，才有可能入围。

社会万象也有许多让他难以理解之处。起初，他还会秉持一贯的风趣调侃一二，有人与他争吵，他也接茬。后来，索性就停更了微博。

唯有散步的习惯还坚持着：每日晚饭后过邯郸路，从正对国顺路的2号校门进入复旦本部，经光华楼西侧上“本北高速”，绕相辉堂草坪至燕园，自正对国权路的校门而出。

他曾说，沉思的闲暇已成为不可企及的奢侈品，但“only in solitude am I truly inspired（唯独处真正给我灵感）。”他提及美国人文主义大家欧文巴比特提出的，营造类似于东方寂静主义的“静中谋动”：

“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才会在对付日常琐屑之余去思考什么是对恒常的敬畏，什么是对使命的担当和承诺，对尊严和独立的恪守，对权力话语的怀疑，对弱小的扶持，对参差多态的追求。”

2016年8 月1日，上海龙华殡仪馆外阳光正烈，蝉鸣不绝。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群延伸到大厅门口，大厅内外的墙边摆满白色玫瑰和百合花花圈。

“研磨欧美，斟酌汉英，不媚上，不媚洋，不媚世，因之身隐道山，作神仙，意气虽颓矣，一笑盈盈堪伏虎。

颃颉严林，箕裘徐葛，长求知，长求善，长求真，由此心游字海，称魁首，文章永炳哉，三征漫漫望升龙。”

——这是弟子朱绩崧含泪恭撰的挽联，力图以七十六字概括老师人生七十六年的功业与追求。

陆先生的照片悬挂在大厅前方的正中央，被白色鲜花团团簇拥。两侧的大屏幕上，生前一则访谈被反复播放：“经常有同学让我给他们题字，我觉得有一句话很好，身在丝绒樊笼，心有精神家园。”有人红了眼眶。

“老神仙”终究不再困于丝绒樊笼。身后无尽哀荣，得抚慰的是生者。按陆先生的脾性，也许总是不忍拂了好意，只会笑笑自嘲一句：“这个风头出得厉害了。”

（本文参考陆谷孙《余墨集》《余墨二集》中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