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道
栏目
  • 视频
  • 时事
  • 财经
  • 思想
  • 生活
  • 战疫
螳臂馆|莎士比亚笔下恺撒的神秘性(三):凯歇斯与罗马败坏
周林刚
2021-10-14 17:36  来源:澎湃新闻
{{newsTimeline.name}}
  • {{item.occurrenceDay}}
  • {{content.occurrenceTime}}
    {{content.name}}
全部展开
收起时间线
莎士比亚的《恺撒》主要取材于普鲁塔克。普鲁塔克把布鲁图斯排在“弑杀君父者”,而不是著名的“拥戴共和者”之列。普鲁塔克似乎认为那时堕落的罗马,的确需要君主制来救治其弊病;而恺撒在他稳固了自己的权势之后,施行温和的统治,仅有僭主之名,算不得实质的僭主。相比较而言,色诺芬笔下僭主的典型——希耶罗——对改良僭政的建议尚且不置可否,恺撒则可以说是一位已经改良了僭政的统治者。
莎士比亚不仅采用了普鲁塔克的评价框架,而且还把它表现为神秘的历史-命运。恺撒在剧中的肉身倏忽即逝,像个跑龙套的,但又自始至终都像命运一样主宰着戏剧。
恺撒的肉身倒下之后,莎士比亚让缺席的恺撒在剩余的剧目中,完成了对布鲁图斯和主谋凯歇斯的复仇:布鲁图斯在军帐中梦见恺撒的鬼魂,兵败之后最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比恺撒更应受死的人杀死;而在凯歇斯自杀时,特别说明那是他刺杀恺撒时用的同一把剑。
从戏剧的效果看,布鲁图斯和凯歇斯之死越是可歌可泣,“恺撒”就越是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性呈现出来。戏剧结尾处,得胜的安东尼和另一个恺撒(屋大维),对布鲁图斯的正义和美德予以肯定甚至赞美(在普鲁塔克笔下,人们还为他在高卢竖立了一座雕像)。这看起来颇有些新朝为前朝修史的意思,战胜者以此把自己历史化(也就是纳入一种前后承继的序列),目的则是为了最终攫取历史必然性。
莎士比亚的“恺撒”凝聚了某种革命性君王的形象。作为“改良了的僭政”之中最伟大的历史代表,恺撒俨然集命运、真理和历史于一身,成为权力的奥秘之体、“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令既有的政治标准都失效了。
古往今来,这一“奥秘”就像黑洞一样,吞噬了无数所谓智慧者,包括盖世大哲们的智慧。这类智者也会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寻找支持他们深刻洞见的证据。有些解释者在神化恺撒的方向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意在表明,整个刺杀行动实际上是恺撒自己的“计划”——其目的是让自己最终被罗马人神化。
然而,莎士比亚从普鲁塔克那里“继受”下来的解释框架,存在一个尴尬的难题: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性(沃格林所谓“后宪政”时期),依赖于罗马的败坏和堕落。恺撒和帝制是作为对堕落的“惩罚”降临罗马的。
更糟糕的是,在所有可能想象的历史必然性中,唯有败坏和堕落这个类型,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就像可以人为制造一场混乱,以便让“非常措施”变得具有“必然性”一样。上升之路凭靠天意;而在下降之路上,人意可以成为天意本身——这恐怕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更容易出神话的原因。
但什么叫做罗马的败坏和堕落呢?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这涉及罗马社会精神结构当中一个深刻的变革。它在戏剧中表现为所有人物都不言自明地当作前提的“世界观”。罗马人认识政治世界、认识其中的行动者及其行为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妨说,它是罗马人精神世界中的“哥白尼转向”。
这一转向使刺杀恺撒的共和举动,成为一个发生在新世界的旧故事,因而问题重重。这个新世界之所以是败坏的,是因为它的构造让政治行动的成立和发生,成了一个难题——在这里,所谓的政治,除了指权斗之外,其他可能的含义都不再显得真实。一言以蔽之,新罗马令政治行动瘫痪。政治似乎只是城邦人的天赋,与帝国无缘。
莎士比亚对历史记述进行的“文学再创作”戏剧性地揭示了这个难题,而对于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政治腐败,例如对于共和晚期贿赂成风的事实,他几乎只字未提(可能产生争议的是,恺撒在遗嘱中将部分财产遗赠给平民,这一做法是否可以被当作政治贿赂的集大成之举?)。布鲁图斯新型的非政治美德是它的佐证,但更有趣的例证,可能还要数刺杀恺撒的主谋凯歇斯。因为他在戏剧中是刺杀派里最聪明的人。
就戏剧中的表现来说,凯歇斯是在智力上唯一能与恺撒并列的角色。只有他像恺撒一样一眼洞穿了另一个人的本质:恺撒看穿了凯歇斯不甘屈居人下的本性,而凯歇斯则洞察到了开斯加的灵魂——这位开斯加后来接受凯歇斯的邀请,参加了刺杀行动,并且是第一个拔剑刺向恺撒的人。
似乎是为了使布鲁图斯和凯歇斯形成鲜明的对比,莎士比亚没有遗漏普鲁塔克笔下有关布鲁图斯的任何一次失误;而布鲁图斯的这一系列失误,都是因为拒绝了凯歇斯的建议:凯歇斯建议拉西塞罗入伙,布鲁图斯拒绝;凯歇斯主张把安东尼一起杀死,布鲁图斯拒绝;凯歇斯质疑让安东尼发表哀悼演讲的安排,布鲁图斯坚持;凯歇斯质疑主动开拔与敌军会战的计划,布鲁图斯坚持。读者得到的印象将是,这位布鲁图斯的每一个关键决定都是昏招,而凯歇斯每一次提出的相反意见都是正确的。正如他在同布鲁图斯的争吵中说的,“我是一个军人,经验比你多,我知道怎样处置我自己的事情”。
凯歇斯在剧中令人困惑的存在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这位见识丰富甚至在人事上充满智慧的凯歇斯,为什么甘愿愚蠢地听命于布鲁图斯?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一开始显得异常狡猾的凯歇斯——他通过伪造书信诱骗布鲁图斯踏上贼船——最终又被刻画成一个极其忠诚的形象?他,凯歇斯,到底是怎么想的?
凯歇斯在剧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他是唯一亲证恺撒肉身真相的人。他在暗示和鼓动布鲁图斯的时候提到,他曾同恺撒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日子跳进台伯河比赛游泳,结果恺撒体力不支,是他凯歇斯救了恺撒;他也曾见到害热病的恺撒浑身颤抖,听见他的嘴唇怯懦地呻吟。凯歇斯慨叹:“神啊,像这样一个心神软弱的人,却会征服这个伟大的世界,独占着胜利的光荣,真是我所再也想不到的事。”
凯歇斯在这里表达的,并不像布鲁姆所说的那样,是对恺撒身上某种神秘特征的不理解,而是他对恺撒独占荣誉的不服气。与其说他是在指出自己身体上对恺撒具有优势,不如说他是要指出恺撒在身体上并不优越于人。换言之,凯歇斯指出了他和他的伙伴,以及一般而言的罗马人,在身体上的平等——某种自然的平等。因此,凯歇斯真正指出的问题,是恺撒的自然身体配不上万人之上的尊贵地位,哪怕恺撒建立了赫赫战功。
在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份的等级之间,需要有一种连结原则。这种原则解决究竟谁配统治的问题。从身体出发,自然不可能得出独占统治权的结论。凯歇斯否定了恺撒连结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原则。他鼓动布鲁图斯参加他们的刺杀行动,是为了找到一个领袖。这就意味着,他实际上肯定了布鲁图斯身上具备将领袖身份与自然身体连结起来的正当原则。
为了理解凯歇斯头脑中的恺撒原则与布鲁图斯原则之间的决定性差别,我们需要理解布鲁图斯获得美誉的原因。无论是布鲁图斯的自我认识,还是罗马人对布鲁图斯的看法,都指向这样一种特征,即布鲁图斯心地纯正。恺撒被刺之后,布鲁图斯向市民发表的那通演说,立足点正是要市民相信他出于正义的用心;当他在营帐里同凯歇斯激烈争吵时,也是以自己“正义的居心”作为自己优越于凯歇斯的根据,凯歇斯居然无法反驳。这一点连敌人(安东尼和屋大维)也予以正式的承认:剧终之处,安东尼说,所有的叛徒们行事都出于对恺撒的妒忌,唯独布鲁图斯是“激于正义的思想”;屋大维也说,布鲁图斯必须充分享受一个军人的荣誉。
凯歇斯近乎“盲从”的,正是这种动机的纯正性。真正的德性似乎意味着某种纯粹的动机,就像安东尼说的,“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善”(common good to all,朱译本译为“为了大众的利益”,这是一个时代错位的译法)。然而重点已经不在于“所有人的共同善”,而在于“为了”,在于内心的动机。
凯歇斯及其同伙对其刺杀行动有着矛盾的认识:行动本身是义举,但行动者的动机却并不光明——像普鲁塔克说的那样,“大家都知道”凯歇斯“行事任性而为,经常为着个人的利益逾越正义的尺度”。刺杀阴谋的悲剧性在于,刺杀的主谋自己对行动本身具有的正义性不再抱有信心,从而不得不求助于布鲁图斯“纯正的居心”。
这当然不是凯歇斯本人脑子出了问题。相反,这就是发生刺杀行动时罗马的“精神状况”。凯歇斯之所以需要为刺杀行动寻找“纯正动机”的庇护,无非是因为罗马的精神在那时转向了这种脆弱的内心领域。“共同善”从共同的、外在的因而客观的世界退隐了。
动机纯洁性的原理改变了政治行动的逻辑。从事刺杀行动的人失去了对行动之政治性的掌控,把整个计划的施行变成了个人灵魂的拯救事业。他们原本的目的却是拯救共和国。从布鲁图斯加入刺杀计划、成为领导者开始,他就始终想方设法净化这次行动,而不再关注行动本身在政治上的成功。他的一系列判断失误,表明这种行事逻辑与具体的行动状况之间,失去了现实的联系。而凯歇斯放弃自己对于行动具体状况的认识,一味顺从布鲁图斯,这看来不是简单的头脑不清问题,而是其行动理论的逻辑后果。
纯洁动机在政治领域无比脆弱。布鲁图斯试图让广场上的市民相信他的荣誉。他想凭借他的品格在他和市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人身信赖关系。安东尼轻而易举地挫败了他的企图,因为他根据恺撒的遗赠在恺撒的动机和市民之间同样建立起了直接的信赖关系。由于有了馈赠给市民的遗产作为客观证据,恺撒对市民的爱,显得比布鲁图斯高贵但空疏的名誉,更加真实。对布鲁图斯居心的看法瞬间颠倒了过来。
动机是不可见的深渊。它与外在表现之间的关联神秘莫测。而握有更多权力资源的一方,往往掌握或支配着更多的客观证据。结果,在动机原理支配的世界,所有对权力的挑战都天然处在不利的地位:他们的动机一开始就是可疑的
这就是凯歇斯的世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逃脱“对恺撒的嫉妒”这一诛心之论的惩罚。“共和国”作为共有之物,被市民那朝三暮四、本质上是运动性质的“心潮”拍得粉碎。至于动机原理的支配地位催生了与它针锋相对的孪生兄弟——客观效果原理——我们不得不留待后文探讨。目前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最好意识到,无论是动机原理,还是客观效果原理,与一个稳定的共和国政制自身具有的客观意义都是不同的。当行动不能从这种客观意义获得自己的固有价值,而必须从深不可测的动机,或经常出人意料的后果获得辩护之时,共和国就从罗马消失了。
-----
作者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

责任编辑:单雪菱

383
螳臂馆︱莎士比亚笔下恺撒的神秘性(二):布鲁图斯的理由 螳臂馆︱莎士比亚笔下恺撒的神秘性(一):刺杀与王冠
打开APP,阅读体验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