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贫民窟”是如何出现的？
巴西是一个矛盾的国家，现代化与落后，贫苦与美好，悲伤与快乐，似乎总是相伴而行。写出《巴西：未来之国》的奥地利文豪斯蒂芬•茨威格于1936年访问它之前并未抱太大希望：“巴西不过是南美随便的一个国家，气候炎热，疾病肆虐，政局不稳，财政溃败，行政无序……”不过，这一切在亲临巴西之后有了变化。他说：“凡是来过巴西的人都不愿意离开这里；……美丽十分罕见，而完美的美丽几乎只是一个梦。在这最黑暗的时刻，骄傲的里约将梦变成了现实，它是地球上最迷人的城市。”但美丽的里约热内卢同样存在难以启齿的一面。例如，坐落在科尔科瓦多山半腰的罗西尼亚（Rocinha）贫民窟是南美最大的贫民窟，因电影“上帝之城”而扬名世界。罗西尼亚贫民窟面向美丽的依帕内玛海滩，与海滨的富人区不过几步之遥。
葡语的Favela一词被用来指巴西的贫民窟。被称为“Favela”的棚户贫民区占据着城市里无主的山坡、河岸、沼泽、高速路隔离带和任何一处能搭建一间小屋的空地。而Favela的葡语本义是指一种含羞草类植物的名字，生长在半干旱的巴西东北部地区，其主干坚硬，长有硬刺。在某种意义上，巴西的贫民窟就像生长在这片“人间天堂”上的“野草”，哪里有空地，哪里就有它们。
巴西贫民窟（Favela）是如何出现的？
巴西贫民窟（Favela）的概念出现在19世纪末，与巴西东北省份巴伊亚内陆爆发的卡努杜斯农民战争有着密切关联。
归咎于巴西的大地产制（大庄园制， latifundia），土地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巴西亟待解决的问题。早在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土地就集中在庄园主手中，他们占有的土地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比如，有种植园主占有土地的面积超过整个葡萄牙；还有的种植园主占有土地面积甚至等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面积总和。18世纪末，巴西总督拉夫拉迪奥侯爵曾经抱怨，这些种植园主对自己的土地管理不善，而且通常只耕种一部分土地，那些有主但没有耕种的土地只是他们威望的象征。独立后的巴西帝国政府于1850年颁布了土地法，然而高额的地价使得农民也无力购买。在1889年巴西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后，大地产制不仅获得继续保留，而且还有所发展。1891年颁布的巴西宪法同样有利于大种植园主对土地的占有。此外，巴西单一作物制的发展更加速了土地的集中。
大地产制使得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遭受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等不同形式的剥削，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巴西东北干旱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更为悲惨。尤其是巴伊亚州到处生长着低矮的刺林，土地常因干旱而龟裂，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粮食产量很低。与此同时，日益增多的欧洲自由劳动力大量涌入巴西，使巴西东北地区贫苦农民的南迁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离开干旱地区，转移到圣保罗州或里约州的咖啡种植园去谋生，而只能困守故土，忍受贫穷和饥饿的煎熬。为此，巴伊亚的农民在19世纪90年代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作为巡回传教士以及曾经的废奴主义者，安东尼奥•孔萨尔埃罗是卡努杜斯农民战争的精神领袖和领导者，在他的率领下，起义农民来到巴伊亚州内地的卡努杜斯建立据点准备长期战争。卡努杜斯位于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以北约300公里处，这里的地势易守难攻。从萨尔瓦多运送军用物资，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卡努杜斯地区。而起义军的大无畏精神连巴西政府军指挥官也不得不发出感叹：“我和我的同事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战斗！他们像美洲虎一样抓住炮口，被炸得五脏粉碎而死……他们人人都有枪和锋利的刀，手腕上还挂着木棍。”为了扑灭卡努杜斯农民起义，巴西政府几乎动员了全国兵力。1897年10月5日，政府军终于占领卡努杜斯，将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
尽管巴西政府军艰难地镇压了卡努杜斯农民起义，但是四次战役也使他们付出了将近25000名士兵的生命。随后，约20000名退伍士兵返回当时的首都热内卢，指望拿到政府拖欠的军饷过上体面的生活。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这些退伍士兵们只好先在里约热内卢市中心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山上建造了低矮简陋的房屋，作为暂时落脚点。新的落脚点让他们想起曾在卡努杜斯扎营的Favela 山，于是将里约热内卢山上的定居点称为“Favela”。当然，最终他们的幻想破灭了，这些简陋的房屋成了他们的永久居所，而“Favela”作为巴西贫民棚户区的称呼则从那时流传下来。
巴西贫民窟的形成与奴隶制的废除也有关。流亡到大都市的种植园奴隶是贫民窟最早的建造者之一。
巴西帝国的第二位皇帝佩德罗二世（1831-1889）是一位严厉稳健、具有学者风度的君主。与他的父亲佩德罗一世不同，他并不喜欢奴隶制度，但由于担心奴隶主的政治抵制，他在统治期间没有试图解放全国其他地区的奴隶，而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并积极鼓励欧洲人移民巴西，逐渐削弱奴隶制。在此背景下，奴隶们纷纷跑到首都里约热内卢以逃避种植园的生活。19世纪中期，里约热内卢40%左右的人口是奴隶，流亡奴隶们在里约无主的土地上建立了被称为“逃奴堡”的棚屋。到了19世纪末，移民劳动力的工资比维持奴隶的费用还低，再加上来自废奴主义的压力，1888年5月13日，佩德罗二世的女儿以摄政者的身份签署了一个被称为“黄金法”（lei Aurea）的法规，在巴西取消了奴隶制度。但是“黄金法”也引发了巴西奴隶主的反对，并很快动摇了君主制的政治基础。1889年11月5日，在经过几个月的议会危机后，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布拉干萨王朝的统治。
Favela如何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slum）？
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家麦凯恩说，很难对Favela进行准确定义，这是因为它在过去的岁月里已经发生了变化。Favela作为贫民窟的代名词沿用至今，也成为巴西特有词汇。如果仅仅从形成历史来看，巴西贫民窟（Favela）一开始更像一个同一身份人群聚集的社区（community），但是居住者的低收入以及简陋的自建房屋决定了它的贫民窟（slum）身份。
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巴西实施进口工业化替代战略之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需求大幅减少，而城市劳动力需求则不断增加，巴西出现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文化知识和技术经验的缺乏使得这些人很难找到工作，能够赚到最低收入已经足够幸运，还有一部分人只能靠拾荒过活。由于薪水微薄，这些人无法在所工作的城市里定居，但如果住在郊区，每天上班的交通费用同样是天文数字。因此，一个个小的贫民窟在他们的工作地旁出现。不仅仅是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都市，其他城市也是如此，贫民们往往是一家人挤在只有一两间房的单薄简陋木屋里。在巴西亚马逊州首府马瑙斯，几千个小棚屋建立在风景如画的内格罗河支流上。住户大多是些社会边缘人群，木薯饭和鱼是他们的日常食物，但也很难吃饱，十名或者八名家庭成员住在棚屋里困难地挤在一起睡觉。由于没有任何的卫生设施，河水成了疾病的滋生地。
对于城市无主土地上出现的贫民窟，巴西政府起初并不关心，也谈不上提供任何服务与保障措施。但是贫民窟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发展到了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1937年，巴西房屋署将贫民窟定为“城市发展中的畸形”，并认为它的存在是不合法的。这也是贫民窟一词首次出现在巴西官方文件之中。20世纪40年代，巴西政府宣布贫民窟的存在是威胁公共健康的灾难，敦促一些居住在贫民窟里的工人搬到另外的独立区域居住。然而一旦政府停止了补贴，他们又重新回到以前居住的贫民窟里。60-70年代是巴西“经济奇迹”时期，大批乡村农民再次涌入城市，来自南美和非洲的移民也来到了巴西。里约热内卢人口这一时期平均每年增加3.3%，其中贫民窟的人口年增长率达到了7.09%。里约热内卢开启了所谓的“美丽化”时期，对贫民窟的第二波整顿也集中在此时。
由于担心社会主义在拉美的传播，这一时期美国加强了对拉美国家的关注，并在巴西贫民窟的改造上施诸影响。巴西各级政府的官员们想让那些建在城市中心，影响市容观瞻的贫民窟居民搬走。肯尼迪总统则提出“进步联盟计划”，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帮助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里一些没有土地的家庭搬迁到位于城西的三个小区居住。
1964年，巴西进入军政府时期。在此后军人统治的二十年里，对于贫民窟的改造也一直在进行，特别是里约南部山顶上的贫民窟。巴西军政府提出了所谓的“大都市社会利益房屋协调计划”（CHISAM），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强制手段和动迁政策“物理”清除掉城市里的贫民窟。从1968年到1973年，巴西军政府清除掉大量的贫民窟，不仅逮捕了拒绝搬走的住户，还野蛮烧毁不配合的贫民窟。
1980年代，巴西结束军人统治进入民选政府时期。总统莱昂内尔•布里佐拉（1983-1987，1991-1994）摈弃军政府时期简单粗暴的清除贫民窟行为，转而提高现存贫民窟的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贫民窟的改造逐渐被巴西政府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之中。如此一来，居民不仅可以留在改造后的社区里，而且改造项目还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2003年巴西劳工党上台后，政府开始实施更为全面、长远的贫民窟改造计划，采取了派驻警察、建设廉价房，以及通过为居民提供合适工作机会等措施，使贫民窟成为新的社区。但是这中间依然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卫生、毒品、黑社会，另外，政府投入在贫民窟改造上的巨额补贴也引起其他阶层的不满。
巴西贫民窟一个奇怪之处在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幸福感都很强。这是因为城市贫民的生活虽然悲惨，但农村地区的情况更为糟糕。对于巴西最底层的人们而言，贫民窟的生活就像天堂。也因此，斯蒂芬•茨威格在参观里约贫民窟后说：“倘若在欧洲或者美国，这样的生存状态简直无法想象，但很奇怪，这种场景（在这里）却并不令人厌恶苦恼……我看到的每个人都善良亲切，每个人都乐观向上。”此外，巴西贫民窟的另一个难解困境是，政府对贫民窟的改造成果越大，就有更多的外来贫困人口涌入了贫民窟，这反而提高了城市的贫困水平，成了城市贫困的一个悖论。最初以Favela命名的巴西贫民窟恰如其名，如野草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