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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尽其力,当享尊严:数字时代劳动的价值追求
邱泽奇/光明网
2021-10-12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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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零工经济概念的流行让社会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劳动形态。许多人认为零工劳动是数字时代的新形态。殊不知,零工劳动是人类劳动的原始雏形。当然,在数字时代,零工劳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原始零工劳动比较,在劳动者自由意志、组织方式、报酬获取等维度观察,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与工业时代的岗位劳动一样,其内涵都具有革命性。只是,工厂的岗位劳动三百多年的发展在各方之间早已形成一些共识,力量平衡也已建立。而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尚处在发展初期,各方如何相处与自处仍在摸索,认知、共识与力量平衡尚在建立之中。由此,出现不同甚至极端观点,都非常正常。
就如工厂革命时代相关各方之间的争吵与磨合一样,数字时代相关各方争吵的目标还是谋求认知共识和寻求利益平衡。不过,无论动态化的共识和平衡是什么,从原始零工劳动到工厂岗位劳动,尽管劳动属性发生了革命性改变,但社会底线依然是清楚的和稳定的。数字时代有更加多样的劳动形态,零工劳动是人尽其力的一种方式,社会底线也应该是清楚的和稳定的:人尽其力、当享尊严。
一、人尽其力的历史演化
劳动的社会意义在于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人贡献。在逻辑上,每个人如此,自己便也因他人的贡献而获得了需求的满足。为了自己的劳动享有尊严,个体为了自己获得尊重而尊重他人劳动,劳动与尊严之间的关系从这里建立。对劳动的尊重让“勤劳”成为中国人崇尚的美德,从古至今未曾改变。
个体劳动的社会性为劳动的商品性提供了合法性,劳动交换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商品性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从以劳易劳、以劳易物到以劳易资,商品形式的变化实则也是劳动属性的革命性变化。
以劳易劳在形式、内容、时空上都非常局限。个体的物理活动范围、能力的维度、不同维度能力的大小等,都限制了劳动交换的形式、内容、数量与范围。游牧群体的规模和村寨的规模是个体劳动可以触及的最大边界。在中国,个体用双脚走路在一天之内可以往返的半径是以劳易劳的极限空间。事实上,在给定形式、内容和数量的前提下,如果再给定劳动时间,则空间范围会大大缩小。如果加上能力维度和能力大小的约束,以劳易劳便基本上局限在游牧群内和村寨之内了,这个判断如今依旧可以在现存的牧业和农业社会获得验证。
以劳易物在形式、内容、时空上有了扩展,也有了转换。最重要的转换是把曾经自然发生的“易”变成了一种专门劳动。在传统“劳”和新生“易”混杂的场景中,施坚雅的研究表明,劳动者会汇集“易”的需求,在内容和空间上将范围扩展至村寨之外,村寨之间交易活动形成了一个蜂巢结构。形象地说,半径是牲口拉车在一天之内可以往返的范围。以劳易物的出现不仅从“劳”中衍生出“易”,也让传统的“劳”超出以劳易劳的范围,让在村寨内需求极少的“劳”获得了施展空间和机会,让“劳”有了更多样化的人尽其力的机会。
以劳易资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的本质属性,将劳动与对等劳动或对等物质分离,将“劳”转换为“资”,让劳动成为可以进行普遍交易的商品。如果说传统劳动的商品性被掩藏在易劳的“劳”和易物的“物”中,掩藏在局部和零星发生的以劳易资中,是多样化的和灵活化的。那么,工厂劳动则是劳动革命的转折。第一,它改变了传统劳动的零工形态,让劳动变成了岗位工作,不再灵活化。第二,它改变了传统劳动的自然能力,让劳动变成了专门岗位技能,不再多样化。第三,它改变了传统劳动的时空配置,让劳动变成了固定时间和空间的肢体和脑力活动,不再随性化。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把劳动能力通过标准化,通过标准化再市场化,通过市场化进而商品化,让劳动尊严转附于商品化的劳动价值。一句话,工厂劳动的革命性在于让传统劳动的零工性失效,劳动不再是人尽其力的社会选择,而是满足岗位需要的市场标准。
以劳动市场化为特征的工厂革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言也是革命性的,如工业化催生了现代教育体系和劳动的标准化,城市化催生了现代服务体系和生活的集约化,全球化催生了现代贸易体系和物质的供应链化,等等。劳动市场化的社会意义还不止于此,不只是让劳动标准化,更重要的是让劳动者曾经赖以人尽其力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第一,个体的劳动能力和劳动供给不再是村寨或牧场的公共信息,而是变成了只有自己和身边人了解的私有信息,劳动能力公共供给性消失意味着人尽其力机会性的消失。第二,社会的劳动需求不再是村寨或牧场可以口耳相传的公共信息,而是变成了市场供需的商品信息,劳动需求信息公共需求性消失,进而让劳动变成一种市场机会,人们需要去找工作,也意味着人尽其力丧失了供需自然匹配的机会。
二、数字技术赋能人尽其力
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断裂以及供需信息的商品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也是工厂化革命阻碍人尽其力的社会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兴起只为工厂化劳动的供需对接提供了机会,却没有给零工劳动的供需对接留出余地。就这样,在工厂劳动革命的历史洪流中,零工劳动被滚滚而来的劳动力市场淹没。曾经人尽其力的劳动尊严被劳动力市场遗忘,上班和退休成为了个体聚焦的两个时间节点,丰富的个体劳动能力和贡献机会在两个时间节点中被动变成了无足轻重的社会性剩余,劳动尊严在上班之前不曾获得,在退休之后随之丧失。不少人只看短期历史,便把工厂化劳动这一革命性改变理解为历史的进步和不可避免的社会代价。可是,只要稍稍延展一段历史便可以观察到,数字时代给了我们另一个更加人性和更加温暖的答案。
如果说劳动工厂化的革命内涵是把劳动者用市场价格纳入组织,以有限空间为单位组织劳动。那么,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则是在工厂化之外让劳动重归个体性自由。其中的自由不仅是个体劳动意志的自由,还有基于时间、空间、形态选择的自由。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实现这一自由的不再只是有限时空的社会共识,不再源于村寨牧场的公共信息供需和匹配,而是源自数字技术对劳动供给与需求几近完整谱系的汇聚与匹配。
人们或许认为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生产是数字时代的新生劳动,如编写代码。可是,对新生劳动的组织却没有超出工厂化劳动和零工劳动这两种基本形态。因此,在劳动组织意义上的新生劳动并不值得特别关注,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运用数字技术激活了工厂化劳动时代被掩藏甚至掩埋的劳动机会。第一,运用数字技术将供需信息汇聚和优化匹配,让无法通过时空移动参与劳动的人口就地劳动,哪怕是最简单的劳动,贡献于物质的跨时空流动,实现人尽其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女性梳理头发的能力是在个体成长中自然养成的,在工厂化劳动时代,只有可以满足时空移动和技能考核的个体才能进入假发工厂从事岗位劳动。但供需信息的数字化汇集和匹配可以让跨境电商的生产本地化,村寨的老弱病残劳动人口便获得了人尽其力的机会。在逻辑上,将供需信息数字化汇聚与匹配形成的是从最简单劳动到最复杂劳动的机会谱。对机会谱的运用可以是工厂化劳动,更突出则是零工劳动。
第二,运用数字技术将供需信息和实物汇聚和优化匹配,让需要通过时空移动参与劳动的人随时随地劳动,哪怕只有短时、近距离的劳动,贡献于物质流动,实现人尽其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快递业的迅速崛起。快递小哥可以是全职劳动者,也可以是分时劳动者,可以是跨空间劳动者,也可以是给定空间的劳动者。时空的灵活性定义了劳动的灵活性,给零工劳动回归实现人尽其力提供了充分选择。不过,它不意味着零工劳动回到工厂化劳动之前,而是数字赋能的崭新零工劳动,是数字赋能的崭新人尽其力。
其崭新性在于,传统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是熟人社会的、人际信息分享与匹配的零工劳动。而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则是陌生人社会的、数字信息分享与优化匹配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更重要的不是与传统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之间的差异性,而在于其本质的同一性。那就是,传统和数字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都是基于个体自由意志的劳动,可以不再像工厂化劳动那样受时空和技能等条件的约束和限制。
劳有所得是市场法则。可对社会而言,劳动的收获不止于赚钱,更大的收获在于劳动让人获得尊严。从向社会索取、依赖于社会生存,到向社会贡献、实现自立,无论年龄、性别、技能,劳动让人有机会自立,从自立中建立自信,从自信到享有尊严,这才是亘古不变的劳动的意义。
三、机会普惠与劳动尊严
从以劳易劳到以劳易资的历史发展蕴涵着人类从事劳动的两个约束条件:第一,个体的劳动属性,即劳动研究中常说的技能。第二,技能的社会需求。理论上,在给定时和空,社会对某一劳动技能的需求是一定的。换句话说,人尽其力是社会对个体劳动技能需求的函数。
在不同历史阶段,两个条件对劳动约束的方式有着本质差异。以劳易劳和以劳易物是在有限时空的个体自由劳动,原始零工劳动完全嵌入在对劳动有着充分共识的社会环境中。形象地说,即孔子讲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劳动的尊严从社会共识中来,社会对劳动技能的需求也是对人的劳动需求,技能的社会意义以人的社会意义为依归。
以劳易资则是在无限时空展开的有限劳动,其中,岗位劳动是个体被选择的、符合岗位技能资质标准的劳动。一方面,劳动和时空的差异性让劳动的社会环境千差万别,推己及人失去了应用的社会环境,劳动尊严被迫从社会共识转向市场供需。另一方面,劳动技能与人分离,岗位需要的是技能,不是社会性的人。人的尊严在岗位劳动里没有载体,转向市场供需的尊严等于失去了人尊严的载体。这让我们马上想到了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讨论,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可以用理性化的程度来衡量;同时也让我们回想起著名的霍桑实验,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在工厂车间里会出现与生产无关的人的非正式群体。从人尽其力当享尊严的逻辑上,非正式群体可以被视为岗位劳动中人性安放的一种场景性解决方案。
以劳易资意味着在三百多年的岗位劳动发展中,市场完全放弃了传统社会针对劳动者人性诉求的社会共识,逐步形成了针对岗位技能的市场共识。在这个共识中,把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对劳动岗位的报酬相分离,劳动力市场聚焦于劳动技能而无视人对尊严的诉求,形成了与尊严无关的报酬体系。
数字技术赋能可以解决零工劳动者对劳动机会的诉求,并且实现机会普惠。理论上,数字零工劳动依然是基于岗位需求的劳动。数字技术对零工劳动的赋能在于为差异化的劳动者提供需求信息汇聚和优化匹配。可是,要实现有效率的匹配,作为匹配主体的数字平台依旧需要把需求信息岗位化。与工厂劳动的岗位化不同,工厂劳动的岗位化是产品生产流程或服务提供流程的岗位化,岗位技能的类型和标准有限;数字零工劳动的岗位化是离散性生产或服务的岗位化,技能覆盖几近完备,进而标准接近人的劳动能力的自然系谱。这就是为什么说数字技术给拥有不同技能包括自然技能的劳动者带来了人尽其力的机会普惠,不仅激活了被工厂劳动革命掩埋的机会,还创造了无数新的机会。
可是,数字技术赋能却无法解决劳动者对劳动尊严的诉求。初始的原因是,自工厂革命以来,人再也无法回归熟人社会,再也无法通过与熟人日积月累的相识相处而获得熟人社会的认可。生活在陌生人社会成为每个人当下必须具备的生存能力,如何从陌生人处获得人的尊严成为了一个历史难题。数字时代的劳动依然只是获得报酬的手段,岗位劳动如此,零工劳动亦如是,而非获得尊严的氛围。
当享尊严不再是劳动形态的难题,而是时代的难题,社会的难题。解决方案不在劳动中,而在社会里。
邱泽奇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陈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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