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为什么提出3060目标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9月份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正式提出了中国碳排放目标：“争取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之所以是“3060”，是因为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耗依然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递增，同时，中国当前主要的能源供应还是化石燃料，所以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会持续增加。那么为什么提出“3060双碳目标”？主要有四大原因——

关键原因1：关乎人类命运

温室气体被公认为全球变暖的元凶，对于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而言，全球变暖如同“灰犀牛”一般，是正在逼近且影响巨大的威胁。

第一，温室气体效应客观存在。

温室气体效应指由于与外界缺乏热对流，透射阳光的密闭空间中形成的保温效应，具体来说就是太阳短波辐射透过天气射入地面后，地面增暖后释放长波辐射，然后被天气中的二氧化碳等物质所吸收，从而产生天气变暖的效应。

按体积计算，温室气体占大气层总气体比例还不到1％，但其存在效果却可以使得一个距离太阳1.5亿公里的星球本应为零下19℃的地表平均温度提升到零上14℃。

根据2019年的统计，相比工业化之前全球平均温度已经升温了1.2℃，这是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

第二，温室气体被公认为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频发的元凶。

以1960年-2021年的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数据和全球气温数据为样本，对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全球气温变化进行回归分析可发现，其相关系数达到0.91，在统计意义上线性相关关系明显。

1980-1999年间全球记录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为4212次，到了2000-2019年间，该数字已上升到7348次，增幅达到74%。而其中气候相关灾害数量由3656件上升至6681件，相比过去增加了83%。最近20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不管是在次数上还是在影响上均远超过往。

第三，全球变暖与气候系统的许多变化直接相关。

全球变暖使极端高温事件、海洋热浪和强降水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提升。部分地区出现农业和生态干早，强热带气旋的比例增加；北极海冰、积雪和多年冻土逐渐融化、减少；气候变化加剧水循环，影响降雨分布性，导致沿海地区海平面持续上升。

第四，对于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而言，全球变暖是“灰犀牛”，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升已经达到1℃左右，并且升温已经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自然界产生影响。

在2015年的《巴黎协议》中，各国已同意“在本世纪末以前，必须控制地球升温于2℃以内，更进一步将地球升温控制在摄氏1.5℃之内”。相较于工业化前的水平，2011至2020年的全球地表温度已升温近1℃，距离《巴黎协议》目标的1.5℃只剩0.5℃的空间。

守住这0.5℃，就能使全球面临缺水危机的人口减少50％、上亿人能避免因气候而贫穷、农作损失一半的机率减少2倍、1千万人不遭海平面上升影响、4亿2千万人避免受到热浪袭击、防止150至250万平方公里的永冻土融化以及保护无数动植物避免面临绝种危机。

第五，权威报告指出如果维持现状，不加以管控，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3℃，这将意味着地球可能将不再适宜人类居住。

升高1℃，极端降雨量就会增加7％，强热带气旋将更为频繁地发生，印度洋的季风降雨将更猛烈并且出现在不同季节……气温每增加1℃，极端热浪发生的概率将提高9.4倍；升高3℃，以往十年一遇的大雨将变成十年两遇或三遇，水量增加三分之一；过去十年一遇的大旱将成为十年四遇；气候影响的地理范围中，超一半地区会损失约49％的昆虫、44％的植物和26％的脊椎动物；升高4℃，以前某国每50年一遇的热浪同一时期将发生39次，平均一年多出现一次。

关键原因2：顺应国际大势

对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进行管控，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共识，各国纷纷积极响应。

第一，对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进行管控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统计来看，对于温室效应贡献最大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占76％；排行第二的甲烷对于温室效应的贡献占16％；第三名的含氟气体仅占2%。

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与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有近似的比例关系，目前仍然在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甲烷主要来源于石油煤矿开采、城市垃圾处理等，与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有着直接关系，其浓度增长自1998年开始趋缓，对于温室效应的贡献在逐渐变小；含氟气体的主要来源是工业生产，同样与二氧化碳排放离不开关系。

可以说二氧化碳是主要温室气体，其他温室气体多为二氧化碳排放过程的伴生产物。因此，管控二氧化碳排放是减少温室效应、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

第二，全球气候变化有很强的外部性，对二氧化碳进行管控成为国际道义的集中体现。

“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经济外部性指经济主体（包括国家、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

碳排放的正外部性在于降低了企业和国家的生产成本：例如空气是全球共享的资源，但此前各国的生产单位对于“空气”这一要素的使用却并未支付成本，从而获得了超量的利润；新能源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创新将是全球共享的利益。

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在于对全球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全球温度上升、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增多、环境污染、人体健康隐患等；如碳减排不力，政府将不得不花费大量成本于环境治理、污染防护等，无形中增加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成本。

尽管全世界各地区受到温室效应影响的程度不同、先后不同，但只有全人类、全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才能减少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增加整体的碳排放正外部性，从而达到全人类共赢的目的。

第三，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各国纷纷积极响应对二氧化碳的管控。

截至2021年4月底，苏里南共和国、不丹已实现碳中和承诺；瑞典、英国等已立法；欧盟、加拿大等国还在立法中；美国、日本、中国、南非等已明确政策宣示。联合国的《巴黎协定》，欧盟的《欧盟绿色协议》、《2030年气候目标》，美国的《清洁能源革命和环境正义计划》，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2019年修正案》等已宣布了各自碳减排目标规划。

目前已有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零碳”或“碳中和”的气候目标，有20个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发布了正式的政策宣示。提出目标但尚处于讨论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近100个。

关键原因3：保障能源安全

能源与全球国际政治秩序、经贸格局密切相关，碳中和可以倒逼中国调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对外依存，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第一，自“黄金-美元”国际体系崩溃后，“石油-美元”成为新的体系沿用至今，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全球国际政治秩序、经贸格局密切相关。

“黄金-美元”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三十五美元可兑换一盎司黄金；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汇价允许小幅度浮动，短期内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当时成立的两家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分别用于控制汇价和对欧洲战后的援助。

“石油-美元”体系：以沙特为代表的产油国，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结算，并将收益用于投资美国国债。目前，不仅石油，大部分大宗商品定价都用美元锚定，两国货币汇率也需要通过美元进行换算。基辛格曾表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能源），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第二，石化能源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占主导，而石化能源的获取主要靠进口。

目前，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不可再生的石化能源占主导，而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依存度高。在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占比超过50％，其次作为第二、第三大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合计占比接近30％。202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稳定在73％左右，而天然气进口比例降至43％。

第三，减少对外依存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首要任务。

中国拥有数条油气进口通道。自北向南，从俄罗斯方向有东北油气进口通道，从哈萨克斯坦等有西北油气进口通道，南方有西南油气进口通道，东部有延伸至非洲、南美、澳大利亚等的海上油气进口通道。以上都是国家重要的油气进口渠道，保障了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

关键原因4：助力大国复兴

可再生能源是典型的制造驱动型产业，中国在相关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碳中和的实现将进一步巩固该领先地位，且有助于实现均衡发展，助力大国复兴。

第一，石化能源是典型的资源驱动型产业，而可再生能源是典型的制造驱动型产业。

石化能源的核心环节在于勘探开采，而可再生能源的核心环节在于能源种类转化。可再生能源来自：不均匀照射及吸收引起的流体流动产生的机械能，如水的势能、风的动能等；还有地表植物光合作用转变的化学能等，如含糖含油作物、沼气以及化石燃料等。

能源形式从初始的辐射能转变为水势能、风动能、辐射能和化学能等，再转化为电能，最终成为人类用能。

第二，中国在光伏、风电、锂电等可再生能源相关制造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数据显示，中国在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领域均领跑全球；202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占世界总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31.9％。

中国不仅仅占据了清洁能源的最大市场，而且在全球清洁能源的供应链当中扮演最关键的角色。例如锂电：锂电原料端主要为锂和钻的开采、精炼和加工，中国对这两种金属的精炼能力分别占世界的61％和72％；电池各部分（正极、负极、隔板和电解质）中，中国制造占52％-78％。再比如太阳能光伏：中国生产了主要上游原料中72％的多晶硅、90％以上的晶圆；下游光伏模组中72％为中国制造。

第三，中国清洁能源分布集中情况与经济重点开发区域重叠度高。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清洁能源基地有9个：分别在金沙江上下游、雅砻江流域、黄河上游和几字湾、河西走廊、新疆、冀北、松辽。海上风电基地则是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区。以上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布局与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等战略规划相辅相成，有助于各经济重点开发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