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丨三个“史密斯先生”与18世纪英帝国的全球扩张

大英帝国自16世纪以来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历来都是帝国史、殖民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焦点。近年来，西方史学界更是将研究视野扩展至亚洲，通过探究大英帝国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跨文化贸易、人口流动、技术转移和宗教传播等议题，试图构建起一套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史叙事。与此同时，中国史研究者也将目光投向清代中国与世界，透过对陆疆和海疆的历史考察，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宗藩关系与朝贡贸易体制。然而，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史，特别是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前的中英交际与冲突的研究还比较有限。韩洁西（Jessica Hanser）的《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以下简称《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从微观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入手，深入挖掘了18世纪的三个英国商人在亚洲（中国和印度）的商业活动，从商业贸易和金融网络的角度重新解读了盛清中国与英帝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该书通过微观史叙事，成功地将大英帝国全球版图的扩张同清代的“广州体制”勾连起来，既展示了18世纪帝国扩张和贸易网络的内部运作，亦揭示了跨越英、印、中的金融信贷体系对清代广州贸易体制的威胁和冲击，从而为马戛尔尼访华乃至中英鸦片战争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解读。

本书的作者韩洁西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她的研究主要关注16-19世纪大英帝国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全球贸易和殖民活动。本书是在其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该书的标题“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令人眼前一亮，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部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电影名作《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不过，本书中的“史密斯先生”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同名同姓的英国商人，他们都叫“乔治·史密斯”。18世纪下半叶，他们皆频繁地往来于印度和中国，其行商轨迹也被记录在诸多档案史料之中，包括中国史研究者所熟知的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国通商史》、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甚至还出现在清代军机处的档案中。韩洁西注意到，由于“乔治·史密斯”这个名字在18世纪的英国实在太过常见，后世的历史学家很容易将三个人混为一谈。经过细致的考证，韩洁西重新梳理了三位史密斯的生平，并按照他们工作和生活的贸易口岸将他们分别称为“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约1730—1791）、“广州的乔治·史密斯”（1746—1808）和“孟买的乔治·史密斯”（1737—1790）。三位史密斯在亚洲的商业冒险构成了全书三条叙事主线。

三位乔治·史密斯的商业活动正是大英帝国在亚洲扩张历史的缩影。近年来，西方学界的帝国史和殖民史研究着重强调个体对帝国扩张的作用，因而商人、传教士、殖民者、士兵和外交官等都被纳入帝国史的研究范畴。如艾莉森·盖姆斯（Alison Games）的名作《帝国之网》（The Web of Empire）就强调，早期现代英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域的扩张就有赖于上述不同群体所共同构筑的一张以跨文化贸易和知识生产为特征的无形之网。到了18世纪，这张“帝国之网”随着东印度公司殖民和商业活动向东扩展，大英帝国的贸易版图也深入到了亚洲海域。不过，三位史密斯先生似乎只是这一过程中的边缘人物，因为他们一直是游走在中英贸易间的散商（private trader）。所谓“散商”，即指那些未经东印度公司许可而在亚洲海域做生意的商人（在不同研究语境下又称“私商”、“自由商人”或“港脚商人”）。自17世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获得政府授权，垄断了与印度、东南亚、日本和中国的贸易，私人未经东印度公司许可是不能在亚洲海域从事贸易的。然而，高额的贸易利润还是吸引了大量私商铤而走险，他们选择绕过东印度公司而与亚洲商人直接建立贸易关系，更何况大多数时候东印度公司在很多海域无法实现绝对的垄断。事实上，从事散商贸易的犯险者不在少数。西方学界近来对东印度公司研究已经开始重视那些不受东印度公司雇用的商人，如2018年由范岱克（Paul Van Dyke）、苏珊·史楚普（Susan Schopp）等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公司之外：广州贸易中的散商视角，1700-1840》（Beyond the Companies: 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0）即是上述研究视角的成果之一，而本书作者韩洁西的论文《中印间的散商》亦收录其中。通过将这些看似边缘的散商群体置于故事中心，这些研究挑战了那种以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主导的亚洲海上贸易叙事。韩洁西指出，游离在垄断贸易之外的散商与东印度公司有着实质且密切的联系。三位史密斯先生的故事还揭示，18世纪下半叶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和金融网络的维系越发严重地依赖散商的金融活动，因为散商所代表的私人资本可以有效地填补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中出现的金融缺口。

除了共同的散商身份，三位史密斯还都是苏格兰人。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事实上，在东印度从事贸易的英国人中，苏格兰人是英格兰人的四倍有余。相较于英格兰而言，苏格兰一直被视为英帝国中贫穷且叛逆的边缘地带，亚洲贸易的高额利润和根植于苏格兰历史中的迁徙文化和冒险精神促使大量的苏格兰年轻人在18世纪中叶前往东印度和中国追逐财富，而三位史密斯皆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他们无法在东印度公司辖下寻到雇佣机会，便会转而成为像三位史密斯一样活跃在东印度和中国的散商。清代的档案文献中很少会对参与广州贸易的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做出区分，而是将他们统称为“英咭唎人”。韩洁西的研究则试图凸显苏格兰人在18世纪中英贸易间的特殊作用。她指出，以三位史密斯为代表的苏格兰散商几乎都是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经济思想的拥趸，而亚当·斯密本人也是苏格兰人。更重要的是，苏格兰散商与远在伦敦的政治高层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甚至通过这种政治联系将他们在远东的贸易需求转化为帝国的政治议程。例如，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广州的史密斯都积极地就东印度和中国的自由贸易事务向亨利·邓达斯建言献策，后者是18世纪后期英国政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首相威廉·皮特的亲密顾问和盟友。这两位史密斯先生对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垄断贸易大加抨击，他们对在华贸易的描绘也极大地影响到英国执政高层对中国的认知。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广州的史密斯都向亨利·邓达斯建议派遣一个赴华使团以解决他们在华的贸易和债务问题，而这一提案正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雏形。

那么，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苏格兰散商是如何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之外构建起一个连接英国、印度和中国的全球贸易和金融网络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在印度洋海域掀起一场“商业革命”，继而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历史进程的呢？这一切还需要从大英帝国的茶叶贸易和东印度殖民活动说起。18世纪中叶，中国的茶叶已经从一种奢侈品成为英国各个阶层的日用消费品。巨大的茶叶进口量和消费需求使得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不过，要从中国的广州购入茶叶，东印度公司需要足够大量的白银进行支付。由于东印度公司可以出售给中国的产品乏善可陈，它也就无法通过向中国出口获取足够的白银。长期以来，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通过向中国出口美洲的白银以弥补贸易逆差，而这一做法在英国国内饱受批评。随着1757年英国在印度的普拉西战役获得胜利，东印度公司试图将其在印度殖民掠夺所获得的白银汇往中国，以填补公司在广州的资金缺口。然而，殖民过程中高昂的军事和行政成本使得公司在印度的诸辖区同样无力满足公司在广州巨额的白银需求。就在此时，以散商为代表的私人资本成为东印度公司的救命稻草。在印度的殖民活动也使得许多东印度公司的员工迅速致富，他们大多通过与印度当地统治者的“礼物馈赠”或私人协议而中饱私囊。通常，在印度的英国人可以选择将赚取的财富汇回英国，并投入到较为稳妥的地产投资中。然而，地产投资每年3%—4%的回报率远低于当时其他的再投资选项。例如，向印度商人贷款的资金回报率可以高达25%。而最赚钱的投资还是以散商为主导的港脚贸易。所谓“港脚贸易”，特指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在印度、东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该贸易方式仅限于亚洲海域，其贸易的商品通常会由东印度公司做出限定，参与港脚贸易的船只亦不隶属于东印度公司，但通常会获得东印度公司的执照航行于印度和中国之间。投资港脚贸易风险巨大，因为投资者需要面对海难所带来的船货两失的风险，不过一旦贸易成功，又可以带来高达100%的回报。韩洁西的研究显示，许多在印度的英国人都通过散商代理人，将资金投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港脚贸易。以史密斯为代表的散商们将其印度客户投资或委托的货物运往广州和东南亚，并在出售货物后将所得利润存入东印度公司设立在广州的财库。这样一来，大量的印度私人资本透过散商代理的港脚贸易流入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极大地满足了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的流动性需求。同时，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会向散商们开出汇票，散商们在印度的委托人可凭此汇票在东印度公司的伦敦财库获得兑付。正是这种散商主导的港脚贸易维系着18世纪下半叶茶叶和白银在中英之间的流动，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开辟的商业帝国也越发地依赖港脚散商所提供的流动资金。

然而，三位史密斯们所参与的商业活动并不仅限于上述汇兑代理业务。他们和其他苏格兰散商很快寻找到新的投资标的——金融信贷，并通过高风险高息贷款将18世纪下半叶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市场连接起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中英贸易基本在广州一口进行，官府通过“十三行”对广州的中外贸易进行管理。广州的史密斯很快发现，广州的行商们同样手头拮据，而从事茶叶贸易的他们经常需要向内地的茶商和种植者预支现银。但是，清代中国的内地信贷市场和机制并不能满足行商们的资金需求，高达36%的年借贷利率令行商们望而却步（同一时期英格兰的商业贷款年利率通常在5%左右）。广州的史密斯和其他的散商们看到了商机，他们将港脚贸易中所获得的现金贷给广州的行商，而年利率只设为清代法定借贷利率的一半左右。由此，外商资本成为行商借贷融资的首选。到18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的港脚散商都向广州的行商发放了大量贷款，而这些资本的所有者都是散商们在印度的英国委托人。这些债务关系还进一步在二级债券市场几经转手，还款利息叠加，行商的债务风险也越累越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军机处档案中，行商张天球与颜时瑛供述道：“因一时不能付还，伊亦不甚催逼，遂将利银一倂作本换票，收执内有‘本夷不来，将票辗转兑付’，他夷亦照此将利作本加增换票，叠滚加息二十余年，是以积至如许之多。”最终，当广州的行商无法偿还外商贷款时，一场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场金融危机在18世纪70年代末爆发，几大行商因资不抵债而相继破产，中文史料和研究称之为“商欠”。中国史学界对广州体制下行商“商欠”的研究已经颇为成熟，并已经充分认识到“商欠”对“广州体制”的冲击以及同鸦片战争的内在联系。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鸦片战争止的八十余年间，广州的“商欠”事例时有发生，严重者有近20起之多。然而，“商欠”不仅仅是商业纠纷那么简单，由于散商们使用其英国委托人的资金放贷，当贷款无法被偿还时，整个金融信贷网络上的债权人都被卷入到风险之中。广州的史密斯和其他在广州的英国债权人要求面见广东巡抚和海关监督，以解决行商的欠账问题。当他们发现这种请求无望时，以史密斯为代表的英国债权人开始寻求国家层面的调停。1779年9月，英国海军的军舰抵达广州，并在一年后再度停抵广州。领头的潘顿舰长受到广州的史密斯等人委托，试图以炮舰外交的方式要求广州官府强制执行行商们的债务合同。这一潜在的军事和外交冲突之所以长时间未被中国史研究者关注，是因为官方的档案中隐去了军舰到来的信息。在呈报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广东巡抚李质颖和海关监督图明阿对英国海军军舰的到来只字未提，而是将潘顿等人统称为“夷商”，并将“商欠”问题的出现全部归咎于行商的贪婪。巡抚李质颖担心冲突加剧，决定由官府出面同广州的史密斯等进行债务协商以平息事态。官府协调解决“商欠”问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英国的散商们对广州官府给出的债务偿还方案并不满意，因为偿还金额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债务纠纷虽然被压制下来，但散商们对债务安全和自由贸易的诉求却并没有降低。

1784年，另一起在广州的偶然事件将中英贸易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它就是著名的“休斯夫人”号事件。作为“休斯夫人”号的货监（即大班），本书的第三位主人公孟买的乔治·史密斯深深牵涉其中。1784年11月24日，名为“休斯夫人”（Lady Hughes）号的英国商船停泊在广州城附近。该船在鸣放礼炮时误伤到旁边的中国舢板，造成两名中国人死亡。事后，孟买的乔治·史密斯被逮捕，而鸣炮的英国炮手被乾隆皇帝下令处死。关于该事件的研究，陈利《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已有深入的辨析，该案也长期被视为英国在摆脱中国法律管辖并获得治外法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韩洁西进一步指出，对英国炮手的死刑更使当时将中国描绘为野蛮的“东方主义”论调甚嚣尘上。“休斯夫人”号事件突显了英国散商在华贸易中的司法诉求。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不受中国官府干涉和法律管辖的居留区，而这在后来也成为散商们就赴华使团一事向英国政界高层游说的重要事项。

发生在广州的“商欠”危机和“休斯夫人”号事件，共同揭示了18世纪中英贸易在金融、政治和司法等层面的不稳定性。韩洁西指出，这种不稳定性在当时英国和印度的贸易间同样存在，但中国和印度在面对英国的贸易和殖民扩张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印度，英国的散商们也向印度的本土商人和领主提供贷款，也同样面临类似于广州的“商欠”危机。然而，印度的“跨文化的信贷很快转化为一种殖民债务”，私人信贷产生的债务危机成为帝国进一步殖民印度的契机。这些游走在帝国边缘地带的散商们在面对债务风险和跨文化冲突时，会选择向伦敦的政府游说甚至施压，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转化为更为激进的帝国干预。在广州，英国的散商们面对更为强劲的对手，但他们尝试将殖民印度的经验如法炮制地施加在中国身上。他们希望通过派遣使团，使英帝国能够摆脱在远东遇到的经济和政治阻力。但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而是为数十年后的中英鸦片战争埋下了引线。

《史密斯先生到中国》是近年来西方史学界一部非常精彩的微观全球史著作。它通过对历史中三个个体人物的追踪叙事，巧妙地勾勒出18世纪大英帝国在亚洲贸易和金融网络的运作。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将全球史和微观史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德国历史学家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曾指出，那些看似边缘甚至微小的事件或人物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世界历史存在于微观史之中。三位史密斯先生无疑是大英帝国的边缘人物，但他们那些纯粹谋求利益的经济活动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进而改变英帝国和清帝国的历史进程。微观史并不是碎片化的历史，其精妙则在于以微观的视角探寻常态化历史叙事中的那些“例外的常态”（normal exceptions）。三位史密斯先生正是英国对华贸易中不同寻常的存在，其背后所隐藏的私人资本及金融网络也挑战了以东印度公司和行商为中心的广州贸易史研究。和其他微观史的著作一样，该书力求将深刻的历史分析寓于引人入胜的叙事之中，读者们可以从中看到其导师史景迁的影响。丰富的叙事背后离不开大量的史料支持。本书使用了多个国家和多个语种的档案史料，并从中抽丝剥茧探寻到三位史密斯先生的蛛丝马迹。其中，关于三位史密斯先生的个人、家庭和社交生活的叙述，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18世纪的日常生活史、女性史、家庭史研究同样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