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年｜黄平：与鲁迅同行，为人民创作

为纪念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继承和弘扬鲁迅精神，9月28日上午，上海作协在文艺会堂召开座谈会，上海各界学者、鲁迅研究专家代表、作家代表、评论家代表齐聚一堂，探讨鲁迅的作品和精神对当下的启示。鲁迅研究专家代表杨扬、郜元宝，作家评论家代表滕肖澜、黄平以及青年大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

非常荣幸有机会作为青年评论者代表参加本次盛会，我们这一代人和“五四”以来的每一代人一样，深受鲁迅先生伟大作品的教诲与启迪。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从青年一代的角度来看，一百四十年这个数字别有一番历史意味：

首先是“一百”这个数字。鲁迅先生出生在1881年，是一百年前的“80后”。一百年前的“80后”，面临着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无论是朱德总司令、蔡锷将军这样的革命家，还是钱玄同、熊十力这样的学者，一个共同点就是将自己的人生与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百年前的“80后”的杰出代表，鲁迅先生的文学事业，就是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完美结合。

鲁迅先生的写作，首先全面地展现了“启蒙文学”的忧愤深广。在鲁迅先生写作的年代，首要面对的是“人的觉醒”，是如何打破这思想上的“铁屋子”，从吃人的封建礼教、从形形色色的精神的奴役与创伤中、从愚弱的看客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等一系列的名篇，深刻表现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国民的灵魂。

“五四”这一伟大的觉醒年代，既是个人的觉醒，也是民族的觉醒。二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正如鲁迅先生讲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经由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1930年左联的成立，作为“五四”文学运动的旗手与“左联”的领袖，鲁迅先生的文学，从人的文学发展到人民的文学。鲁迅先生以他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艺术性与战斗性高度统一的杂文写作，投身到火热的民族解放事业之中，“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引自毛泽东《论鲁迅》）。鲁迅先生1936年去世后，他的灵柩上覆盖着的大旗是“民族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对于鲁迅先生至高的赞美与怀念。

其次是“四十”这个数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今天的“80后”，纷纷开始步入不惑之年。我就是出生在1981年，站在不惑之年的门槛上，已经不敢说自己还是青年评论者。“五四”一代的文坛前辈，对于我们是巨人一般的存在，是他们在纷乱的年代“肩住黑暗的闸门”，为了我们这些后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我们这代人的文学，一开始被称呼为“青春文学”，很多作品关注内心世界，注重个人经验。这些作品也涌现出一些佳作，取得一定成绩。然而，站在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回望百年前开天辟地的青春文学，我们这一代也亟需迎头赶上。我注意到，近年来在网络上鲁迅先生《这也是生活》中的这句名句愈发流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这一代，以及开始步入而立之年的90后一代，大概是越来越意识到：从来没有纯粹的个人，每个人的命运和其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时代对于年轻一代的文学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创作要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文艺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可宝贵的品质。中国现当代文学诞生于危机沉重的时代，迎着敌人的炮火成长，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推动着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五四”以来的文学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文学，而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文学形式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历史的产物。文学的艺术性，不是从作家到作家，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来自时代这座火热的熔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引用了鲁迅先生1925年的名句：“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再一次提醒我们文学的位置与文学的责任。站在“新时代”回望“觉醒年代”，在两个伟大的时代之间，从个人的觉醒到民族的觉醒，沉甸甸的文艺的重任在今天落在我们肩上。

奋进的中国青年，有一位永远的同行者，他就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热风》中讲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先生就是我们的炬火，这火焰陪伴了我们一百四十年，光热无穷，长存不灭。

再一次向鲁迅先生致敬，向“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致敬，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