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国家对阿富汗政策新特点：美国抽身后，沙特退、卡塔尔进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海湾国家对阿富汗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当前海湾国家对阿富汗政策主要新特点是什么？导致其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
海湾国家与阿富汗塔利班在意识形态上同属逊尼派伊斯兰思想，且曾有支持和承认塔利班的历史，但在当前全球与地区形势驱动下，海湾国家越发呈现出追随性与现实性的特征。一方面，海湾国家与国际主流社会话语体系保持一致，坚持要求塔利班建立更为包容、温和的政权，但另一方面海湾国家内部分化明显，呈现出“沙（特）退卡（塔尔）进”的特点。这一特点既与阿富汗问题对海湾安全与形象冲击有关，更与当前全球战略格局与中东区域战略态势的演进有关。
美国撤军后海湾国家阿富汗政策变化
从历史来看，海湾国家过去曾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重要支持方。一方面，沙特等海湾国家积极支持阿富汗抗苏圣战，为塔利班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与人力资源基础。其次，沙特等海湾国家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宗教脉络上同属伊斯兰教逊尼派，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相似性与相亲性。第三，海湾国家也曾经是塔利班合法性的外部承认方。在阿富汗塔利班1996-2001年执政期间，仅获得了3个国家的外部承认，而海湾国家就占据其中两个（沙特与阿联酋）。但此次塔利班突然夺权后，海湾国家采取了更为现实的政策，整体上共性与差异并存。
在共性上，海湾国家总体采取了战略高度谨慎、战术适当介入的立场。战略上，如果说1996年塔利班执政后，沙特与阿联酋属于国际社会特立独行的特例，而在此次塔利班执政后，海湾国家基本采取追随国际社会主流话语的立场。根据目前表态，无论是沙特、阿联酋还是卡塔尔都强调执政后塔利班需要坚持采取包容性政治框架，并且要求其与极端恐怖组织进行切割，并且切实尊重该国妇女、少数民族等群体权益。
在塔利班夺取喀布尔控制权后，海湾国家都加入美国提出的确保阿富汗民众安全离境通道开放的倡议之中，并且均静观其变。就以上国家最新表态为例，9月8日阿塔宣布建立过渡性临时政府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表示尊重阿富汗人民选择，并希望阿富汗新政府可以实现稳定并切断与极端组织的联系。与此同时，正在英法两国访问的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也表示，希望塔利班新政权可以保障区域稳定，防止恐怖主义滋生以及确保阿富汗女性权益。而卡塔尔等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宣示。
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海湾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也呈现出了明显差异。可以明显分为收缩派、进取派与中立派。首先，收缩派的代表就是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阿联酋与沙特曾是全世界三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中的两个，但目前这两国均从喀布尔撤出了全部外交人员，并关闭了大使馆。以沙特为例，在“9·11事件”之前，沙特与阿联酋曾是阿富汗塔利班十分重要的外部支持方，但“9·11事件”后，出于维护沙美同盟关系的考虑，沙特与塔利班渐行渐远。今年9月19日沙特外交大臣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表示，沙特已经多年没有与塔利班进行直接接触，主要是因为塔利班必须与恐怖组织彻底切割。据报道，目前沙特对塔利班并不存在直接联系渠道，主要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联系。此外，在美国主导阿富汗撤军过程中，沙特是唯一一个没有实际帮助美国撤军的海湾国家。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沙特目前在阿富汗问题上收缩立场。
而进取派的代表就是卡塔尔。目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卡塔尔将成为美国撤军后最为积极介入阿富汗问题的外部力量。早在2010年后，卡塔尔就允许塔利班在多哈建立代表处和办公室，实际上促进了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谈进程。而在阿富汗撤军过程中，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就成为了美国执行撤军行动的重要依托。在撤军完成后，美国也将其驻阿富汗大使馆设在卡塔尔。
目前卡塔尔在阿富汗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立场。一方面，卡塔尔积极参与各种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多边议程，并且接待了包括德国外长马斯、荷兰外交大臣卡格、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等各国政要。卡塔尔还积极与塔利班进行协调，试图对塔利班掌权后阿富汗治理问题有所介入。9月9日，卡塔尔外交大臣特使穆特拉克·本·马吉德·卡哈塔尼证实，阿富汗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已经通航，并将逐步开放国际航班。因此有国际舆论表示，卡塔尔目前已经成为塔利班实际上的生命线，并且卡塔尔也在阿富汗问题处理中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海湾与中东地区事务的国际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海湾地区中小国家则采取相对超脱的中立态度，采取观望姿态，如巴林、阿曼、科威特等。因此，海湾国家对阿富汗政策呈现出总体一致，“沙退卡进”的特征。
什么影响了海湾国家对阿富汗政策
如何理解海湾国家对阿富汗的政策变化？本文认为海湾国家对阿富汗政策的共同点主要是出于阿富汗问题对其国内和区域稳定的影响，导致其差异的主要原因还需结合一系列外部因素进行解释。
阿富汗问题对于海湾国家发展和稳定具有一定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一旦阿富汗再次成为了恐怖主义泛滥之地，将对海湾国家造成一定安全威胁，并且也会带动其内部极端势力抬头。并且，还需考虑到由于阿富汗塔利班在意识形态上与海湾国家同属逊尼派，如果塔利班在阿富汗再次建立一个保守、落后、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政权，这对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整体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国际形象也未必有利。在这些因素影响下，海湾国家自然会在阿富汗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共同要求塔利班建立更加包容、开放和人道的政权。
为何海湾国家会出现不同的政策调整，尤其是出现沙进卡退的现象？本文认为有两项因素导致了海湾国家对阿富汗的政策调整。
首先是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之后的联盟政策调整影响了海湾国家的政策调整。众所周知，美国目前针对阿富汗采取了“近小国远大国，战术上保证增加、战略上抽离持续”的政策调整模式。
一方面，美国从继续发动反恐行动、维护大国颜面的角度考虑，还需对阿富汗问题保持一定的军事和外交存在，但这些存在必然是以有限且不直接涉足为前提，因此美国就更需要其在中东地区的中小盟友来为其未来的行动提供战术上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卡塔尔在美国联盟中的战略地位。而卡塔尔也可利用美国对其需求，借势提升美国对其的支持并做大其在海湾地区的势力。因此美国因素在客观上支持了卡塔尔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进取性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地区总体抽身趋势不变。这不是由中东或阿富汗地区局势所决定，而是由美国的全球战略所决定。因此虽然海湾地区小国对于美国的战术价值提升，但海湾盟友在美国总体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价值继续维持降低趋势。而此趋势最大的影响就是美国与沙特关系继续疏远。最近在关注阿富汗局势的同时，其实美国与沙特之间也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那便是美国决定从沙特撤出之前部署的反导弹系统。这体现了美沙关系持续走低。而在美国支持降低的情况下，沙特作为海湾大国也自然缺乏动力继续力挺美国积极介入阿富汗事务。
其次是中东地区内部战略博弈趋势。近年来，海湾国家内部面对内外两重地缘博弈。一方面是沙特与伊朗的博弈，另一方面是海合会成员沙特、阿联酋与卡塔尔的博弈。
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有部分外部观察者认为阿富汗可能会成为沙特与伊朗的另一个战场。众所周知，近年沙特与伊朗在中东多个脆弱国家（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展开了以代理人战争为主要特征的地缘政治博弈。而在塔利班上世纪90年代执政时，沙特与伊朗也曾经一度在阿富汗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代理人战争。沙特承认塔利班，而伊朗则支持由什叶派哈扎拉人所参与的北方联盟。但是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沙特与伊朗出现了一次典型的角色互换。沙特逐步与塔利班疏远，而伊朗则与塔利班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当然这在客观上也促进塔利班内部逐步从一个完全由普什图族所主导的运动转向包容性相对更强的组织，提升了塔利班在阿富汗内部的支持度。
同样，在海湾国家内部，沙特与卡塔尔之间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沙特作为海湾国家中的大国，自然先天以老大自居，而卡塔尔则试图以多哈为基点，小国大外交，构建中东的维也纳。卡塔尔和沙特（阿联酋）之间存在较严重的领导权之争，并在过去20多年内多次导致海湾国家内部危机。
表面看，现在阿富汗的形势也十分微妙，一方面卡塔尔实际上长期以来是塔利班政治组织的庇护国。而阿富汗前总统加尼目前则寄身于阿联酋的迪拜。因此，海湾国家内部在阿富汗也存在一定的地缘政治博弈的潜力。但至少短期内，沙特与伊朗或卡塔尔在阿富汗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可能性不大。这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政治博弈，无论是沙特还是伊朗都并未在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中获利。无论是叙利亚、也门还是伊拉克，沙特与伊朗的博弈似乎都沦为类似两伊战争式的两败俱伤，形成了一种战略僵局。这就使得沙特与伊朗需要在近期内暂时休养生息，适度降低对抗的烈度。并且，美国支持是决定沙特与阿联酋这几年对伊朗和卡塔尔进攻性政策重要因素，但美国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试图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政策结果，而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美国中东政策抽离的基础上，自然不会继承特朗普这一政策。
在美国支持逐步抽离后，沙特也不会有更多介入阿富汗事务、与伊朗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动机。而在伊朗方面，目前伊朗新总统莱西刚刚执政，其初期政策重点还是国内扶贫和抗击疫情，外交重点还是重新签署伊朗核协议并解除制裁，因此深度经营阿富汗似乎未成其外交重点。因此，沙特、伊朗在阿富汗开展地缘战略竞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整体上，可预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海湾国家的阿富汗政策将继续维持目前总体一致，沙退卡进的模式。但这一模式是否能够持续其实取决于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即塔利班自身的执政团结问题。对塔利班的研究已经表明，塔利班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称之为一个组织，而被称为“网中网”（Networks of Networks）。塔利班执政后，其内部派系是否能够维持平衡，其更偏向温和与相对现代理念的派别与更加保守、偏向极端理念的派别能否和平共处？这些问题现在还是位于水面下的冰山，但一旦出现就将构成阿富汗政治发展的黑天鹅事件，将会改变阿富汗问题的基本盘，进而导致地区国家阿富汗政策再调整。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