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陆家嘴的背面：一种劳动者的生活地
陆家嘴是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但陆家嘴的实体并不全是高大上的所在。楼越高，阴影面积越大。人们来到奠定外滩天际线的高楼之上，俯身下望，脚下的楼房清晰而整齐，仿佛超市货架的商品。而那些在近处地面上忙碌着、生活着的人，藏在楼房的阴影之中，隐匿于观景者视线之外。
高楼之下总有阴影，但恰恰是阴影形塑了光明。陆家嘴高楼近处地面工作的人中，必然有人从事低端服务业，这些是白领和高楼不可或缺的：运送货物、保管仓库、物业清洁、餐饮休闲、房屋中介、建筑装修，等等；他们多是追随老乡而来的中青年人，生活与陆家嘴白领存在时差，前者在后者下班之后，才开始逐渐进入工作的高潮，并在天亮之后入睡。
楼的高度对应着人们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强度。这些服务的价值不难认识——无论是在发现空调坏了需要找人修的时候，还是从萨斯基娅·萨森提炼的“全球城市”概念中。但我们或许难以想象他们的另一重身份——这些人在另一个链条上，也担当了强有力的消费者角色。他们在为城市提供服务之后，自己也需要回家，吃吃喝喝洗洗睡睡，接受城市里的服务。
在城市的黑夜里，他们走不了太远。就在这些高楼的阴影覆盖下，他们以自己的作息节律与行为方式，生产并塑造着自己的空间，与原先住在这里的老上海人的起居模式产生冲突，让这一部分的上海变得更加难以辨认：不过，这些空间混在一起，却界限清晰。
上港小区
靠近陆家嘴金融区，东昌路、商城路、浦东大道等地铁站附近，分布着许多陆续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小区，由于租金便宜、且离工作地近，这里成为不少打工者进入城市的第一站。
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陆家嘴地区尚属黄浦。在这个意义上，这里依稀便是另一个外滩，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对岸一样，这里长年吸纳着从四面八方投奔到上海的外来者——从早年建设浦东的工人，到今天的餐饮小妹。
上港小区就是人们的落脚地之一。它是浦东建设期间最早建起的居住区之一，陆续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
“不同年代，房屋的格局质量也不一样。五十年代，整个国家比较自信，建起的楼很规整。六七十年代是动乱时期，房子也见缝插针，间距比较小，格局奇特。八十年代的房子，与之前又不一样。我这里的房子记录了历史。”上港居委会主任赵子正说。他五岁随父母住到上港小区，心理上早已是社区共同体的一员。
上港即上海港务局，后来在市场化浪潮中改制为公司，经历了股份制改革后，名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经济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之前，这里住着原上海港务局、上海仪表厂、上海海洋局等几个单位的职工。最早一批是港务局系统的职工，住在五十年代建成的房子里，据说以干部为多。虽然楼房多为一梯六户、一梯八户，需要三四户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能住到这样的小区，已然是幸福的事情。
当年单位对职工的照顾，体现为老居民身上的自豪与自律。在几排五十年代的房子中间，仍能体会若干年前集体主义的温暖。几位坐着聊天的老妈妈，听到我问去往居委会的路，便热情爽朗地比划指点，直到确认我能找到地方才互道再会。
穿过一道旋转门，走入六七十年代的社区空间中，眼前就变成了菜场、摊贩和排挡，还有排成几排的助动车。这里的“崂山菜市场”，可能是上海唯一建在小区当中的菜场。赵子正从小就领略了这个菜场下雨天的泥泞，却并不知道这个菜场为何规划在这里，如今由于职责所在，必须处理各种难题。
附近崂六小区、招远新村的居民也会特地来这里买菜，有不少摊贩在路上卖水果，剥菜；排挡的帐篷傍晚就支了起来，黑暗料理的热闹将持续到深夜。这些难免叨扰楼上的住户。但年长日久，居民也习惯了。何况，原先的上海屋主，早已不适应三到四户人家共用厨卫，多将房屋出租；而外来者落地生根，对卫生间、厨房等没有太多要求，更不在意菜场、油烟这种小事——他们下了夜班，是要吃东西的。
从小区的空间格局中，也能看到一些旧日温情。
上港小区与崂六小区中间，在南泉北路和崂山路当中，是一条小型的公园绿化。仿佛一条中轴线，是严谨体面的街道；规划者也许考虑到，星期天或平日下班后，两边的居民可以走到这个公共空间，朋友见面散步聊天——就像如今中产小区里居民遛娃遛狗。
这条中轴线的一端，是原先的东昌电影院。电影院正对着一个转盘。当时汽车还是稀罕之物，这里却已考虑到用车者的需求，确是一时繁华之所。
东昌电影院是一些人共同的记忆，它不太区分阶层。第一批建设浦东的工人，亦在这家电影院，享受了难得的娱乐时光。这些建设者就住在附近，如今头发花白，抱了自己的孙辈，还来这里转悠——他们在附近没啥其他地方可去。
“星火日夜”，是东昌电影院旁边24小时零售店的招牌，暗示这里有过热闹的夜生活——人们曾在这里通宵等待购买电影票。2014年底，东昌电影院被宣告关闭，引来一些艺术家的“占领”，成为沪上一次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但无论艺术家如何折腾，星火日夜早已没必要夜间营业了。
中轴线另一端，当年是浦东文化馆。里面有溜冰、碰碰车、桌球，还可以放录像、开办舞会、出租录像带，以及“卡拉喔凯”。如今这里是“浦东新舞台”，在大众点评上分数并不高，也有些对不起人们的记忆。
在浦东文化馆和东昌电影院之间，面对着中轴线，上港小区楼下，当年有一处“崂山商厦”，已属高档消费场所。赵子正说：“八佰伴之前，这里就是浦东最高档的商店，有上下两层楼。”如今，这里是在浦东随处可见的“家家乐”超市。
上港小区另一侧，就是东方医院。附近还有东昌中学、崂山小学等。可谓设施配套完善。
那些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居民亦具有家园意识。赵子正提到，自己小时候和小伙伴在楼里嬉戏，去邻居家串门，从那时起就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这位三十岁出头的居委会主任还说，那时没有专门的物业管理，由居民自己清扫楼道，居委会对补贴公示，一切运转良好，治安状况极佳。他认为，那时有监督有参与有协商，早已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实践着现在所提倡的“居民自治”。
在赵子正的记忆中，直至浦东八佰伴建起之前，这个片区一直是区域文化中心，车水马龙；上港小区内部人际关系和谐，生活方便。人们无论看电影还是看病，或者上幼儿园，都毫无压力——尽管买菜并不需要这么近。
如今那种热闹已成绝响，而菜场、餐馆愈发兵荒马乱，或许这其中蕴含着另一种生机勃勃，但这种效用是对外的，留给小区的大半是麻烦。城市变化之快，让人过早掌握了遗老遗少的口气。
老上海，新上海
作为原住民之一，赵子正自豪于曾经的业态繁华、邻里融洽；但他如今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却是社区的衰败，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冲击。
作息与口味
上港小区如今还有一半是本地居民。新一代年轻人不再愿意与人共用卫生间和厨房，即便可以接受这种共用模式，也不能忍受外来打工者的作息颠倒、晚上飘上楼的油烟和喧闹。一些念旧的中老年人，不舍得离开长久生活之地和老邻居，但也开始筹划借掉自家房子，自己再去借一处远点的房子住。
这种干扰必然存在。打工者的作息时间、行为习惯与原住民不同。晚上十点之后，打工者下班回来，迎接他们的是楼下支起的黑暗料理摊子——店主不知从哪里拉了电线，搬来液化气钢瓶。制作料理者也是在此居住的外来者。伴着升腾而起的油烟，大锅里炒出一股浓重的辛辣味。
租房的打工者，喜欢在这样的棚里吃夜宵，可以喝酒划拳聊天。全家这类便利店无法满足这些需求。正是在这种乐趣中，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对小区的归属感。
油烟与灰尘交杂，结成厚密粘腻的网垢。在楼道的昏暗中仔细辨识，竟有些鬼魅之感，仿佛进到大型吸油烟机内部。
上港小区沿南泉北路，也有一些餐饮店——小区四面都被破墙开店。油烟排放到上面的楼房过道上。气味最重的湘菜馆开到最晚，九点多仍然有人吃夜宵；隔壁是德兴面馆，上海的老牌馆子，仍是老的做派，很早做完收摊，与原住民作息一致。其实它晚一点打烊倒是无所谓，毕竟口味清淡，亦无太多油烟可排。但这里连辣肉面的交头都是甜的，生意确实也好不起来，比不了那些小龙虾、烧烤、凉皮。
这里半夜回来的人总要吃重口味，无论黑暗料理还是川湘菜馆。原先便住在小区的上海居民，大体上是念旧的中老年人，自然不会去吃那些川湘馆子。而这些馆子知道小区中的老上海人不是他们的顾客，也并不真正十分在意他们的抱怨——社区居委强行令其在后厨安装去油烟的装置，这多少起了一些作用。这些餐馆的主顾，倒是包括那些租住在此的新上海人。对他们而言，既然需要回来吃这些，也不在乎些许混乱，自己不过是回小区睡个觉，工作忙碌也多不在家，油烟干扰不到，两厢正是相得益彰。
重口味也是当代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志。作为当代中国人大迁徙的标志，这种味道随着中国留学生在外摸爬滚打而走向世界。
而上港小区现在通过重口味和外界相连。中午转盘附近聚集了许多外卖助动车，红的蓝的黄的，同属一个平台的小哥，站在树荫下，边等着送餐边聊上几句。许多穿着西装衬衫的白领也来此就餐，那些小龙虾、烧烤，和彭浦新村的炸鸡一样，散发着生猛热闹的吸引力。活跃在上海街头的中介、销售等，饭点路过就吃一顿，图个便宜够味。各色人等汇聚，午间晚间排长队叫号，是常见的景象。
毕竟这里是市中心，口味较好就很容易出名。但这个“好”不包括辣肉中的甜味道。社区不同群体生活的时空与口味不能通约。外界的需求愈发激励着辣味横扫一切。
外来的消费者并不对老上海居民的困扰负责，餐馆亦没有对“本地”做出贡献。“社区经济”本身暗含共同体的假设，并不完全适用于上港小区的热闹。居住于此的打工者，与特定的商业之间，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却把老居民排除在外。
原先住在此地的居民，失去了决定性的力量。多年前，在一干公共空间，譬如厨卫过道的清洁问题上，老上海居民会身体力行地对刚来上海的打工者进行教育——如果不能遵循这一套逻辑，就难以成为真正的上海人。而现在，因为其消费行为无从约束当下的态势，他们自己被孤立了。
门与店
上港小区大约有四五个出入口。它们是小区与外界联系的表征。随着人口结构改变，以及浦东新的活力地区——八佰伴的兴起，小区的一些门不再被频繁使用。因为，走其他门才是去地铁站、去商场、去写字楼的正确方式。
那些原先面对中轴线公共空间（包括东昌电影院）的出入口，逐渐被水果摊、面馆门面所占据。居委会赵子正等人为这些被堵上的门做过努力，也曾联系过城管等部门，但对这种处于小区与公共道路边界的“自发建设”，这些部门亦没有太好的办法。赵子正等人只好一再做工作，让商户做好厨余垃圾处理，不要打扰居民生活。
路人只要稍微留心，就能从面馆一旁的众多垃圾桶上辨认出，这里原先就是小区的一个出入口——人们从这里出门，去对面的电影院，或其他什么地方，顺手扔掉垃圾。现在，餐馆和食客用着垃圾桶，倒也是十分顺手。
但封闭也就成了事实。占地为王的生存逻辑，与谦让、规范等品质相比，占了上风。这里的上海老居民也越来越少。晴天的上午，站在这个后院往上看，用长杆子晾出衣服的窗口寥寥无几。
小区另一个通向中轴线公共空间的出入口也在变窄。水果摊占据了这个出入口两侧，在时空层面可视为菜场的延伸，但这是小区中自发形成的马路菜场的尽端，并不在正式的菜场的管理范围之中。
整个菜场及其延伸部分的运营时间，大致是：“早上起来，四点钟的时候，菜场的车要进来，那是菜篮子工程、米篮子工程的车；从四点钟忙到六七点钟，六七点钟菜场人就很多了，小商贩都要进来。因为这里是天然市场，商贩弄到十点多再走。白天也有一些人在摆摊。到了晚上五点钟，夜市摊点开始摆出来。直到两点结束。两点之后，这里还有一个浦东新区的配菜点开始运作——浦东新区的大排很大一部分就从这里经过，因为是国营单位，不能因其扰民而要求取缔。四点钟这里准时结束，菜场的车又进来了。”
这些活动并非刻意服务外来打工者，却显然为外来打工者的生活创造了最基本的便利：房租和物价都便宜。
水果摊占据小区的这个出入口，也总有人在这里出出进进。但中轴线这一侧的吸引力毕竟是不足的。这里偶尔有老人家坐坐，晒晒太阳。晚上零星有人围着这一小块绿地跑步，跑一圈只需要两三分钟。
更多的时候，人们总是从上港小区另一侧的门出入，那才是生活的必经之路——去地铁站，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而上港小区内部的旋转门，或许可理解为对不同年代、不同单位系统进行的区分。菜场和面馆，都在六七十年代建成的这一侧。
弱势群体
老去的上海人，和外来的打工者，放到整个城市来看，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因为前后的时代浪潮，在这个叫做上港小区的地方相遇。这里是前者的栖身之所，是后者进入城市的第一站。而他们的需求又截然相反。
赵子正自然对此颇为头痛。他在二十多年里，切身见证了小区的变化。他的愿望是，回到原点，让上海作为“本地”的影响力重现，让同在楼里居住的人彼此体谅、行为文明，乃至设计一个让社区激励商户、商户回馈居民的办法。但这些看起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或许，一切源于需要。此处的老居民与新上海人，若并不互相需要，彼此便无从着力。
城市总会老去，总会脱离规划者的想象。上港小区在二维平面上看，比现实中更显得拥挤混杂。看到照片的人，会好奇地问，这里是不是城中村？而到了晚上，更有许多奇异的光景，像是城乡结合部。
以上港小区为代表的这一地区，毕竟不同于深圳城中村，也不同于北京的六环，尽管它们都是为城市输送低端服务业的地方。粗略概括起来，它比深圳的城中村衰老，且有一层历史的骄傲/包袱；又比北京的六环人性，住在这里不必过早起床，省去很多通勤时间，亦可缓解劳碌艰苦。但如上所述，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当然，上港小区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其周边的崂六小区等社区，还有年轻白领借住，他们与原先的上海居民相处融洽，也支持一个更干净的生活环境。
让我们回到开头
需要吸引外来者，提供各种低端服务的，是陆家嘴，乃至整个上海。这些新上海人，努力进入这座城市，他们无法采取有闲阶层的生活方式，只能用力求得生存。他们无法取代现有的浦东天际线，成为这座城市的形象标志，但恰恰是陆家嘴的地基所在。
上港小区为外来者提供了价格低廉的住处和消费品，使得陆家嘴的白领们不必为低端服务业付出更昂贵的成本，这提升了整个城市的吸引力。但如果把上港小区作为“本地”，其得益之处并不多，反而承受着更多矛盾和负担。
对这个落脚城市，人们站在某一端看，看到的是往昔的荣耀与衰败；但在另一个角度上，这里是新的，是一个需要我们用全新的方式去理解和对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