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阿富汗的女人：我站在纽约中央听她人歌唱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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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海笑

编辑 | 林子尧

本文图片部分由受访者提供

编者按：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8月17日，镜相栏目发布了丁海笑《那个逃回阿富汗的女孩，在寻路逃离》，引起大家关注阿富汗边缘族群女性的生活与命运。其后，作者依旧持续关注着文中主角兼好友——哈扎拉族女孩扎赫拉的生活，并帮助她远离危险，重获自由。

1960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来到阿富汗旅行，在前往巴米扬的途中，要穿越索尔赫阿卜河峡谷。这是一道绵延数英里的地质裂缝，像通往失落之城佩特拉的蛇道一样，在一条狭窄通道中蜿蜒前进，两侧绚丽多彩的岩层如同排列紧密的栅栏——“防止人类攀爬”。这道看似无尽的峡谷仅有两处开阔地，每处只有几百码，空地上生长着茂密的白杨林，白杨林预示着美好的前途——“悬崖将放我们一马”。峡谷的前方是一块又一块绵延的绿地，眼前的一片繁荣景象意味着巴米扬到了。

巴米扬是我阿富汗朋友扎赫拉的故乡，那里曾经是阿姆河盆地与印度河盆地之间著名的佛教圣地，中国到印度的通商驿站，虔诚的信徒们络绎不绝前来朝拜，玄奘也曾在公元7世纪到访过巴米扬。2001年，东西两尊屹立了1600年的巨大立佛以及周围的壁画、雕像，被塔利班炸毁。

作为流亡到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后裔，扎赫拉属于阿富汗的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Hazara），五十年前，她的父母为了躲避主体民族普什图人（Pushtuns）的杀戮而经历了大逃亡，辗转伊朗、土耳其等国，于两年前到达美国。而扎赫拉被留在了伊朗，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从德黑兰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三年前，为了逃避失败的婚姻与伊朗经济危机，她选择独自来到喀布尔的大学工作。而阿富汗对她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祖国”，她从未在这里生活过。

早在今年年初，塔利班的卷土重来已有了一些征兆。上个月，美国匆忙撤军阿富汗，使得阿富汗局势迅速恶化。当地时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引发了包括总统在内的阿富汗人的大逃亡。喀布尔机场大溃逃的影像震惊了世界，视频中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涌入机场，机场陷入极度混乱，甚至有人为了逃生，扒上了升空的飞机……8月16日，澎湃新闻的编辑联系到我，想让我写一篇深度报道。我这才突然地想到，扎赫拉还在喀布尔。

我和扎赫拉之间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情谊。九年前，我环亚洲旅行，漂泊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时，她成了我为数不多的当地朋友，给予过不少及时的帮助。那段时间她刚经历了一场劫难，而我在中东的种种遭遇——频繁的恐怖袭击警告、无端被拒绝入境或登机、财物被劫与人身威胁等等，让同样身在异乡的我们相互鼓励，彼此心心相惜。

扎赫拉怎么样了？想到她的处境我隐约感到有些害怕。我们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没联系了，她的脸书主页最后更新于7月22日，我不知道她的近况，不知道她是否还在喀布尔，也不知道处于混乱状态的喀布尔是否已经断网。

“我还好，找路逃跑……”当晚我联系上了扎赫拉，她的回复听上去很镇定，像那种被逼入冥暗的小巷，试图平和自己而被迫迸发出的冷静。

逃跑？阿富汗是内陆国家，国土境内的山地像褶皱一样，几乎插翅难逃。兴都库什山成俯冲之势，呈扇形缓缓向伊朗边界散开，这一地区的交通较发达，从喀布尔经赫拉特至伊朗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上阿富汗人的经典逃亡路径，19世纪的白沙瓦总督苏尔坦·默罕默德（Sultan Mohammed）就是沿着这条路径流亡到伊朗的，扎赫拉的父母在五十年前走的也是相同道路。但早在6月9日，塔利班就已经攻陷了口岸城市伊斯兰卡拉，伊朗因此关闭边界，伊朗是回不去了。

“喀布尔机场已经关闭了。”往首都之外的一切道路也应该乱得一塌糊涂。前总统加尼（Ghani）自顾逃命，这倒比较符合他的前任们的作风，阿富汗民间的传统谚语充斥着对历代统治者的讽刺：“院子里的一条好狗，比首都的好国王更有用。”

“你们还有足够的食物吗？”

“还在试着想办法找……”

“你需要钱吗？”

“的确，因为没有银行开门。”

“不要放弃。”

扎赫拉暂时无恙，而逃离阿富汗变得毫无指望，我只能平复自己的情绪，写完了对阿富汗的报道。其实我早在几年前就写过扎赫拉的故事，但在中文的世界里，此类文章近乎于一则海外轶事，人们很难对一位远在中亚的女孩产生共情。

此刻，一种质疑的声音让我觉得刺耳：“这时候人家本国人恐怕都顾不上，情理上也有些无情……”另一种残酷的声音说道：“……作者居然还要问女孩需要什么帮助。事实上电话帮不了她，只是客气寒暄。”而我深知在当下，作为一名写作者，除了保持记录，也没有其他途径能够抵达，我和扎赫拉都很清楚它的重要性。虽然我表现得理性，但交稿之后，我只能遵循苏菲派的教诲——靠酒精解脱。

报道登上了次日的澎湃新闻首页，如果能够得到持续的关注，以群策群力的方式，至少可以帮助扎赫拉这个人脱困。我打乱了原本的旅行计划，每日关注着阿富汗的局势，从各方面渠道收集信息，一则为了搞清楚喀布尔的真实状况，拟清扎赫拉的处境，二则也看看能否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

哈扎拉人

无规则的救援方案

阿富汗裔历史学家塔米姆·安萨利（Tamim Ansary）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富汗农村才是真正的阿富汗，数千个村庄分布在丘陵与平原上，乡村治理的社会封闭。城市精英所展现出来的阿富汗，完全是一个臆想中的异域世界。平民不会有受教育的意识，在阿富汗民间，真正有智慧的化身应该是毛拉·纳斯鲁丁（Mullah Nasruddin）——阿凡提，他代表了农村广大的底层人民。

扎赫拉的处境其实比在喀布尔的普通阿富汗人要糟糕，她不仅是单身女性，在大学里教女性英语，她的民族也比较特殊。塔利班主要的支持者是普什图人，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势不两立，普什图人有一句古谚曰：“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我的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对付我的兄弟。”经过数百年的斗争，普什图人擅于周旋于各股力量之间，当塔利班解决外敌后，迟早会将矛头对准国内。 

8月17日，我再次联系上扎赫拉，以确认她的状况。

“我附近的区域一切如常，但依旧没有银行开门，学校也不上课，什么也没有……”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自从他们让一些文盲进了教育部门。塔利班任命的都是一些大字不识的人，在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Balkh，阿富汗最古老的城市），一个以前是农民的职员打电话给我当老师的朋友：‘我被他们挑选上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工作’。”扎赫拉向我抱怨道，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个月了，比我想象的复杂。

“有人跟你在一块吗？吃的怎么办呢？”

“有一个室友，我们还有一些之前剩下来的食物。”

“目前哈扎拉人在喀布尔安全吗？”

“现在我还不能够确定。”

“你还有伊朗的旅行证件吗，能返回伊朗吗？”

“不能，过期了。”扎赫拉绝望地回答道。很多海外阿富汗人回到阿富汗，都是被一步步表面的正常化而吸引回去的，新政府鼓励流亡的阿富汗人回归，甚至以颁发护照、奖学金、工作机会等条件作为交换，让许多走投无路的阿富汗人回国发展，同时等于放弃了在外避难的难民身份——这在国际化的难民援助中永远是个无解的循环。

“如果你需要钱，我会尽力想办法。”我感到无奈地说道，除了一些必要的问题外，我不想占用她逃亡的时间。钱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但对扎赫拉未来面临的命运起不到什么作用。人人都想逃离，但根本问题是没人能轻易离开阿富汗，也没有其他援助的途径。

在一场大混乱面前，连很多国际组织的存在感都很弱，单个的个体或组织的救援能力始终有限。八年前，我同一位俄罗斯记者造访了联合国驻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艾因赫勒韦（Ain al-Hilweh），俄罗斯记者发现该难民营雇员的近亲已经被一一地送到了国外，应了那句古话——“渡人先渡己”。

“我真的需要钱，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了。大学机构早就跑路了，没有人付我工资，没人能帮我。”

“其他人怎么获得钱呢？”

“有的人的家里还有些钱，但我已经完全没了，家里只有些馕。”

扎赫拉从未向我索取过什么。而钱，或许是我目前可以给予的唯一慰藉与实际帮助。接下来的问题集中在如何向扎赫拉汇款上，起初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技术难题，而事实上，它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阿富汗的金融并不独立，阿富汗央行的大部分资金都不在阿富汗境内。作为国际金融反恐

的一部分，阿富汗的银行业务也一直受限。2017年，阿富汗才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灰名单中除名。

美国撤出阿富汗之际，为了防止为塔利班提供资金，冻结了阿富汗央行近95亿美元的资产，同时停掉了向阿富汗输送美元的计划。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前，阿富汗央行就已经限制了客户从银行提款的额度。全国性的现金短缺、边境关闭、汇率暴跌、物价飞涨，才是许多银行无法挤兑现金的真正原因。

我尝试联系过中国商会、大学校友、留学生和外国友人，看能不能找到在喀布尔的当地人，寻求私人挤兑或者黑市换汇的非正常途径，但结果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有人知道现在还怎么向阿富汗的朋友汇款吗？”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朋友圈求助，人们的反馈让我着实有些惊讶——

“如果是中国人就找大使馆。阿富汗人……”“下载微信或者支付宝吧。”“Paypal可以吗，昆仑银行行不行？”“这个时候不得不吹一波比特币……”“在一些小国里面，大家交易时会使用比特币或者稳定币进行结算，直接点对点转让。”

所有人提供的都是一些常规方法，较多人提到了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特别是在旧时代有过跨国旅行经验的人。西联汇款是全球最大的国际汇款公司，覆盖广泛，在移动支付、ATM境外取款还不普及的年代，可以方便地让你在当地取到现金，包括受到外汇管制的第三世界国家。但西联汇款在阿富汗也需要通过银行。

为了验证比特币的流通性，我打开搜索引擎，输入英文的关键字“阿富汗”“比特币”“提现”，结果却是：“如何在阿富汗购买比特币？”——通常是一些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广告，我又将搜索词“阿富汗”换成了其他国家，结果还是一样。

有报道称，阿富汗连银行存款都没有普及，只有10%-15%的阿富汗人拥有银行账户。日常生活中，阿富汗人高度依赖现金。阿富汗没有像支付宝、PayPal、Venmo和Zelle一类的线上支付平台，更不用提用数字货币来作为日常的支付手段了。比特币在今日的阿富汗买不到一块馕，无法解决今晚的一顿晚餐，只能在阿富汗尼货币加剧贬值的情况下，保证富人们的钱袋不瘪。

“附近有西联汇款吗？”我问扎赫拉。

“有，但没有银行正常工作。我们得等到周六，塔利班宣称周六会开，我也不确定。”扎赫拉说道。

“PayPal、支付宝、比特币……现在有地方用吗？”

“我已经找过了，都不行。”

“你认识在喀布尔的中国人吗？”

“没有。我打算试试那些有家人在美国的朋友，看他们有没有现金。”

塔利班声称周六（8月21日）“必须”重开银行，在阿富汗，周六才是工作周的开始，因为周五是伊斯兰的主麻日。但距离周六还有四天时间，我希望能够提前汇款过去。

“打扰了，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加拿大在准备接收阿富汗难民，尤其是女性领导人，如果你朋友感兴趣的话，我应该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一位在加拿大的友人联系到我，我之前跟她有过一面之缘。

她附上了一份8月13日的加拿大政府公告，那时候阿富汗旧政权还没有垮台，加拿大提出接收2万名阿富汗人的计划，对象是女性领导、人权倡导者、记者、受迫害的异教徒、同性恋人群等等。过去一年，塔利班已经发动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暗杀行动，杀死了100多名阿富汗的文职人员，其中就包括医生、记者和人权倡导者等。如果塔利班重新掌权，他们将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扎赫拉是哈扎拉人、什叶派穆斯林，而且是一名向女性授教的大学英语讲师，几乎就等于踩在危险的边缘。

“谢谢，我会向她转告。但我觉得目前挺难的，出境很危险，可能只有少部分人有途径，或者得冒风险。”

“她英文水平好的话可以试试，我可以协助完成一些申请工作，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逃离。如果你找到汇款途径的话，我愿意捐100美元给她。”

“据我了解，逃离的途径很窄，她父母是越境，而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可能大不相同，边境管理更严格，总之挺危险的。如果能逃出阿富汗到第三国，才能转移到加拿大，等于是一次国际行动。谢谢，如果塔利班能在周末恢复金融，有途径我会第一时间转一些生活费给她，到时候一起转达，不管怎样都感谢你。”

尽管我知道可能为时已晚，我还是把这个消息转告了扎赫拉。

“我也听说了。”扎赫拉的语气有些绝望。

“你们的时代终结了”

四天后的周六（8月21日），我一大早就联系了扎赫拉，她正准备出门去银行，这是她自喀布尔被占领后第二次上街。

“现在可以正常出门吗？”

“我出去得蒙面。”

她发来一张她装束的照片，照片中的她穿着一种类似卡多尔（Chador）的黑色罩袍外套，在裙摆、袖摆上有一些瑰红色的花卉图案刺绣，以口罩蒙面。而在我印象中，她平时最多只会穿莎依拉（Shayla）——以一种长方形围巾裹在头上，但不会完全遮住脖子和头发。

“路上有人骚扰你吗？”

“没有，但（平时就有的）女性问题依旧，现在则更多了。有路人朝我喊‘你们的时代终结了’，或者讽刺地说道：‘谢天谢地，你现在总算是穆斯林了。’”

“谁在这么做？塔利班的人吗？”

“不，街上的一些男性，他们每天都这样。塔利班的人只是盯着你，因为我全身包裹得很严，目前我没有跟任何的塔利班成员正面交锋过。塔利班的到来让普什图人很高兴，而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却整天都提心吊胆的。”

阿富汗民众在银行前排队

上次还是在伊朗时，她就已经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伊朗也是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是波斯人，其他的八个少数民族则占到伊朗人口的一半，像波斯壁毯一样分散在各自的区域。单个的波斯人形成群体以后，不用说对待外来的扎赫拉们了，连其他族群的伊朗人也长期受到挤压。

在扎赫拉租住的“家”附近，那个位于德黑兰城乡之交、密布着黄灰色块建筑的区域，她被几个陌生的伊朗男人当街拦住，辱骂，用随手的木棒、拳脚交替殴打。男人们看上去三四十来岁，眼睛里仇恨的情绪高涨，叫嚣着波斯人的种族优越论。路过的市民冷漠地、似笑非笑地冷眼旁观，没有人制止，也没人伸出援手。有人甚至用手机拍摄下这血腥的场面，嘴里嘟哝着从未见过男人对女人施暴，兴许能传上YouTube。

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惊恐而绝望地走向警察局，该向谁求救呢？她想到半年前扔下她、继续偷渡到土耳其的父母，他们或许都自身难保。没有人可以依赖，她只拨通了一个最熟悉的大学室友电话，让她取来自己的护照，交给面无表情的警察。几个警察用猎奇的眼神看着她，不屑地瞥了一眼她的护照：阿富汗斯坦。顺手将它扔出门去，用“Meel”（一种波斯古代兵器）一般的警棍指着她厉声地说道：“滚！”

滚？在这个残酷无情的世界上，她又能去哪里呢？去依靠她已成家的姐姐？去找那半工半读的弟弟？或者去投奔刚刚被土耳其政府收纳、不用再露宿街头的年迈的父母？还是继续回到自己住的那条街，“不！”这辈子也不想再回去。

她想到了死，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作为逃亡到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后裔，早已在习惯在寒风中、冷嘲热讽的夹缝中艰难地活着，不断地逃走……但不会死去。

“银行还是关闭的。”两小时后，扎赫拉回复了我。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是因为央行没有开放。”扎赫拉说道。喀布尔被攻陷当天，阿富汗央行的代理行长已经逃亡海外，他就是新闻上那个被同事推上飞机而“被迫”逃走的人。如果塔利班不能掌管中央银行的权力，短期内也无法通过印钞来弥补资金缺口。

“对了，西联汇款停止工作了。”扎赫拉提醒我，意思是现在即便银行开门也无济于事，因为在8月18日，西联汇款中止了其在阿富汗的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另一家快速汇款公司速汇金（MoneyGram）也悄无声息地关闭了它在阿富汗的业务。两家国际汇款公司的决定虽然切断了塔利班的资金来源，也同时切断了阿富汗人获得海外的家人和朋友经济援助的正常途径。纯流入的汇款流通、国际赠款和低迷的进出口贸易在2020年达到了阿富汗GDP的14.2%。

我知道不止我，还有无数的人都在等待着汇款——“目前没什么好办法，但是有新消息会跟你说。”一位家人在阿富汗的美国人透过朋友向我转达，并表达了对拜登政府的愤怒，一周后他才说可以通过迪拜转汇，但具体方法没有透露。一系列制裁的结果可能会直接加深阿富汗的金融危机，使阿富汗未来被国际金融体系遗弃，最终就像伊朗和朝鲜一样。

三年前，扎赫拉在离开伊朗前往阿富汗的时候，曾向我袒露过其经济原因——生活在伊朗，每天都在上演一出荒诞不经的戏剧——‘等待戈多’。那里的人们仍在担心新的国际制裁，物价已经翻了两倍，穷人愈加贫困潦倒，扎赫拉已经入不敷出了。如果你生活在那里，会感到人人都岌岌可危，大量的阿富汗难民与伊朗人打算偷渡到土耳其。

三年后，扎赫拉在喀布尔，家里只剩下一些馕饼。而在这个幽暗的时期，文学与诗歌仿佛成了扎赫拉的唯一寄托。于是我们又谈及写作，她托付我将她的经历写下来，并附上一段她用波斯语写的一个小故事，“这是我的故事”——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道半明半暗的巷子，我看到扔在地上的两张褶皱扑克牌，便将其中的一张“方块六”拾起来带回家，打电话给庇拉尔·特尔内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一个通纸牌占卜术的女人），请她帮忙占卜。庇拉尔说这张牌暗示着一次愉快的旅行和一项重要的决定。

“其实还有另外一张牌……”

“你留下了一张牌？”

“嗯，是的……那是一张‘大王’。”

庇拉尔在电话里笑道：“所以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我停顿了一下，说道：“老实说，我看到它是想拿走的，但后来我让它留下了，就在街边……”

庇拉尔的笑声停止了，但她的呼吸声让我感到放心，她仍在电话那头。我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一个令人愉悦的错误。庇拉尔深吸一口气，我等着她重新开口说话：“你会在你的一生中遇到很多个男人，他们有着不同面孔，带着不同气味。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试图向你证明他与其他人不同。一旦他引起你的注意，你就爱上了他……”

伊朗语族的人对诗歌相当狂热，扎赫拉的日常语言中也时常充斥着诗文、隐喻与预言，她一直坚信这些文字带给她的指引。或许“两张褶皱的扑克牌”代表了扎赫拉自我诠释的两个生命密码——爱与逃离。

方块6扑克牌

失去联络的四天

加尼，一位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叫做《修复失败国家》（Fixing Failed States），后来他成功地连任了两届阿富汗总统，试图构建一个框架来重建这个破碎的国度，最终他以身作则地给出了实际方案——乘机逃跑。

自8月22日始，我和扎赫拉中断了联系。距8月31日美国撤离阿富汗的期限越来越近，局势一天天变得紧张，等待离开的阿富汗人与塔利班、美军在机场内外展开“拉锯战”。一方面，因为签证政策、疫情防控、反恐安全等借口，导致一些美国包机空返，另一方面，出现了个别投机者靠出售“登船券”来发财，美军出于“共同利益”与塔利班分享情报信息……一系列关于逃亡的荒谬事件层出不穷。

就在8月23日，塔利班发言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连线采访时称：“……对于那些为美国军队工作的阿富汗人，他们的选择是开放的……如果他们拥有美国政府签发的适当签证，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乘坐商用飞机离开阿富汗……”

塔利班发言人的措辞模糊，其实是把压力推给了美国方面，因为在当下关头，且毋论一位普通的阿富汗人要如何进入喀布尔机场、以何等的方式离开阿富汗，就算单纯地想获得美国政府签发的签证或者旅行许可，亦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

自2014年12月19日以来，美国政府总共向阿富汗盟友分配了34500份特殊移民签证 (SIV)，今年4月，拜登宣布全面撤军以后，递交签证申请的阿富汗人激增，由于行政效率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滞压了大量申请，就连优先处理的两万名美军雇员中，也只有约七百名雇员最终抵达了美国。许多阿富汗人对此早已不抱希望，开始转向第三方的曲线逃亡路线。

8月下旬，喀布尔机场每隔45分钟有一班飞机起飞，而滞留阿富汗的美国公民还有数以千计，美国军方原则上只允许美国公民进入机场的安全区域，阿富汗人只能自谋生路。

8月24日，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突然改口，不再允许阿富汗人前往喀布尔机场，称他们应该留下来建设祖国。

在扎赫拉失联那天，她在一篇脸书贴文中引用了波斯诗人迈赫迪·阿哈万-沙利斯 （Mehdi Akhavan-Sales）的一首诗《蒲公英》，蒲公英是波斯民间传说中信使的象征，如果你带着向某人发送消息的愿望吹了它，那个人就会收到消息。

“……

哦，蒲公英！

但是确实，你已经随风而去了吗？

我在跟你说话！等等，

你去过哪里？！

真的，那里有什么新消息吗？

有一些温暖的灰烬幸存吗？

我不贪火，

但是还有一点煤渣吗？

蒲公英，蒲公英，蒲公英！

全世界的云

在我心里哭泣

每天每夜。”

获救，一次违背命令的行动？

当地时间8月26日18时，喀布尔机场外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爆炸导致至少170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美军人员，机场随后开始疏散和关闭。爆炸发生后两个小时，我突然收到了来自扎赫拉的消息：“嗨，对不起我回复晚了……这些天我一直都在路上……现在我在德国。谢谢你，等我先安顿下来，再聊。”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钟，我从迷迷糊糊的睡梦中睁开眼，这真实吗，还是只是我的梦境？等等，“德意志”不会是阿富汗的一个地名吧？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些日子我经历了从绝望到充满希望，起起落落，循环往复。她一定经历了更多，新闻报道远远不及。“我们该从何说起？接下来她又将何去何从？”尽管阿富汗的情势还很糟糕，但此刻应该是值得高兴的，我迫不及待地要把好消息公之于众。

扎赫拉在德国的某处美军基地内，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她倚坐在营帐旁的隔离墩上，憔悴的面容挂着微笑，身上裹了一张灰色毛毯，头上没有戴头巾。她转了两趟飞机才到达这里，一只泰迪熊玩偶成了她悲伤的旅伴，那是机长递给她的礼物，她不知道它是被谁带上飞机的，在什么日子、出于什么目的捐给慈善机构的，但她很感谢那个人。

泰迪熊陪她熬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个小时，它倾听的是一个三十几岁、流离失所的阿富汗女人的诉说，在她备受恐慌、病痛折磨、无依无靠的日子里，她仍在假装风平浪静，但内心已是一场狂风暴雨。泰迪熊带给她短暂的安宁，抚平她的伤痛，在不确定未来的日子里给她温暖。未来，还不知道需要多久的等待，等一系列文件和手续，等新的难民政策和处置。

她将何去何从，没有人会知道。

“这是一次秘密的营救，我需要跟人确定一下什么时候可以讲，然后我们再聊。”我想等待，或许是为了使更多人通过相同路径逃离阿富汗，所以处于安全考虑，她必须保密。一些琐细而有限的信息指向营救可能得益于一位人权律师，她帮助了无数的哈扎拉人和单身女性获得特殊移民签证，因为她们是“塔利班不会放过的人”。

扎赫拉属于“非美国公民、非绿卡持有者与非特殊移民签证持有者”，显然不在美国政府的包机名单之中。由于严酷的体制和官僚主义作风，美国人宁愿让飞机上的一些座位空着。就在关键时刻，在这位人权律师的争辩下，良知让那些美国军人网开一面，挡在前面的士兵让开了……

我和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让气氛逐渐缓和下来了。我认为她的获救来自她坚韧的信念、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卓越的语言能力——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储备，或许只有等到那一天才会派上用场。一场战争之后，没有人是胜利者，也没有人毫发无损的逃离。阿富汗人经过了一劫——“离开的和留下的人，都将带着悲伤活下去。”

塔利班成员在街头巡逻

旅行的终点

四天后，扎赫拉抵达了下一站，听说那里已在美国境内。又过了两天，她被送往纽约州的水牛城，与十年未见的父母重聚。他们的家位于水牛城的郊区，僻静，偏远，宽阔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她知道有一两个阿富汗朋友也到了美国，但距离她有7小时的车程。

“经过了一系列争斗和飞行之后，现在得重新应付一切。”她没精打采地说着。我鼓励她到新的城市转转，写作与锻炼也会是比较好的治愈方式。但她说父母不会英语，所以一刻也不让她远离，她在这里没有自己的空间，无法专注下来，所以她最近打算去附近的图书馆办一张图书卡。

在阿富汗，扎赫拉的学生们依旧没有返校。不久前，新的教育部门颁布了文件，规定入读大学的女性必须穿戴长袍与面纱，遮盖大部分脸部，只露出眼睛，班级也必须按男女性别分开上课。阿富汗女性的罩袍以严苛闻名于世，不仅从头到脚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就连眼睛也得用黑布遮挡。

扎赫拉感慨道：“或许有一天，当我感觉好一些，我的文章取得长足进步时，就可以写下这些真实的故事和我现在的状况了……我想那些（恪守传统的）阿富汗人现在应该过得很幸福，在他们看来，正义战胜了错误，伊斯兰酋长国驱逐了美国，而美国也没有摧毁他们的国家，对他们来说，这一天的意义不亚于开斋节。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和所做的深信不疑，他们的信仰团结一致，但我们和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原因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并因此采取了错误的政策……”

记得几年前，当扎赫拉回忆起人生中第一次旅行的时候，称那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哭着对我说她真的热爱旅行，羡慕我的生活方式。而现在她已然踏上了新的大陆，可以不受约束的行走，心里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她用文字记录下了一段她第一天到达纽约时的“旅行日志”——

我告诉我的同伴，美国不会带给我任何惊奇。像我生命中每一次信誓旦旦说的那样，事实证明我再一次错了。我在德黑兰长大，喀布尔跟它相比，不过是一个小社区。然而，纽约又在另一个层级之上，城市在这里变得广阔起来，到处都充满着摩天大楼。我们去了时代广场，在那里我兴奋得像个小孩子。这是我首次亲眼见到一幅幅花花绿绿的巨屏广告（在伊朗，任何细密画之外的绘画形式在公开场合都被禁止），而不是通过电视。我仰望着天空，我的脚不知道该放在哪。

在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前面，一位女人正用她那天使般的嗓音，歌唱一段逝去的爱情。我坐在地上听了一会，眼泪止不住地往下咽，在我的喉咙里面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我的一部分朋友被留在了喀布尔，另一部分了无音讯。我的人民理应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值得拥有更好的政府、更美的家园——就像现在这样，你可以随时坐在草地上，听一位女歌手歌唱爱情。我们曾经为它争取过的啊。

我想告诉我的同伴：“现在想到这些，我就会哭。如果我哭了，你不要害怕，我哭起来不好看。”但我没有说，我没有说，因为我在纽约市的中央哭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