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道
栏目
  • 视频
  • 战疫
  • 时事
  • 财经
  • 思想
  • 生活
明清交替之际朝鲜为何对明朝“忠心不改”?
孙卫国
2021-11-26 12:28 
{{newsTimeline.name}}
  • {{item.occurrenceDay}}
  • {{content.occurrenceTime}}
    {{content.name}}
全部展开
收起时间线
在明清易代的几十年间,朝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属国安则大明亦安,属国危则大明亦危”,明与朝鲜可谓唇齿相依,命运与共。明亡之前,清朝两次出兵,把明朝这个最为重要的藩国变成清朝的藩属,从而剪除明朝羽翼。张存武指出,从1592到1637年,清朝与朝鲜是从无关系到非正式的关系,到兄弟联盟,再到封贡关系,而这种关系转变的手段则只能诉诸战争。但在清朝征服过程中,朝鲜始终不改对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以后,朝鲜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潜通往来。明亡之后,朝鲜又企图与南明及台湾郑氏政权相通。而支配朝鲜行动背后的即是春秋义理思想。对于明清交替时的中韩关系,刘家驹、张存武等先生已作过细致深入的阐述。笔者无意重复前人的研究,只想透过朝鲜应对清朝的过程,来揭示其所持的义理观,从而理清朝鲜思明的渊源与历程。《北关遗址图》

《北关遗址图》

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之往来
清朝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鲜。建州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伐蒙古,或联合蒙古寇犯明朝边境,或南下攻击朝鲜。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非中华族类。在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关系,这些都是阻碍清代中朝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与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以明朝为中心的大中华体系之下,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对此论不敢苟同,因为女真各部卫所皆是明朝设立的,并非朝鲜所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图,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朝鲜与女真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上下、尊卑不平等的关系,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未开化的民族,他们与女真交往采羁縻之策,确保女真不对其北部边疆构成威胁,从而使北部边疆领土得以巩固。
朝鲜王朝初年,朝鲜北部(今朝鲜咸境道一带)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四百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世宗(1419-1450在位)以后,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不安其居,思归故土,或至亡命”。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手措施。女真因为盐、铁等物资的需求,亦常与朝鲜进行贸易往来,接受朝鲜的羁縻之策。
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首先是施恩笼络,授女真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遇上天灾,亦予以救济。太宗时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内,为吾藩篱,宜待之以厚”,遂厚待之。世宗时期对女真诸卫酋长多除侍卫一类头衔,《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其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于是对当时建州卫酋长童仓、凡察等人子弟,除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按堵之心”。世宗年间,建州三卫天火焦地,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但朝鲜与女真关系时好时坏,关系好时则和平相处,相互贸易;关系不好时,则对女真加以征伐。朝鲜多次出兵扫荡女真驻地。永乐八年(1410)三月,朝鲜边将赵涓屠杀女真众多,又捕捉女真首领甫乙吾,杀他无借口,又不敢放回,因为朝鲜顾忌若将其放还,担心他回归故里,见到积尸遍野,屋庐烧尽,妻子朋友皆已死亡的情况,会“怨极于天,必告诸天子,誓死复仇矣”。世祖年间,申叔舟多次领兵征讨女真,焚其庐舍,毁其庄稼,断其贸易。女真在不能与朝鲜贸易时,往往在朝鲜边境抢窃财物,以维持生计,朝鲜则派兵镇压,故而战事不断。弘治九年(1496),朝鲜使者童清礼出使建州卫,建州卫首领完者秃还在向他述说朝鲜征讨其祖李满住之事:朝鲜无故征讨李满住,使其身被九创,其妻子皆死于锋刃之下,李满住“由是含怒,痛入于骨”,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因此,在朝鲜与女真长期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的地位,女真处于分散、被动的境地。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朝鲜鄙视女真的文化心态,深深烙上了女真是夷狄的观念。当女真强大起来,建立政权以后,尤其是实力膨胀到足以与明朝抗衡时,为使朝鲜臣服,即便是让朝鲜接纳女真,赋予平等的地位,都必施以战争,否则不得成功。而将其臣服为藩国,必须诉诸战争。故而清先后两次出兵朝鲜,将朝鲜置于藩属国地位。原来对女真具有某种宗主地位的朝鲜王朝,却被迫成为其后人的藩国,以前的上下、尊卑关系完全易位,对于秉持儒家礼义,尤其是持程朱理学华夷观的朝鲜来说,这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为了寻求心灵与思想上的平衡,朝鲜遂将尊周观念大加发扬。对于清朝出兵朝鲜这一过程已为治史者所熟知,笔者对具体的出兵过程不再讨论,只是讨论在此过程中朝鲜是如何把持春秋义理与清人抗争的,以检视朝鲜文化心态的变动。
光海君通“虏”与仁祖反正
光海君可以说是朝鲜唯一一位对明朝不但没有诚心事大之意、可能还有刻骨仇恨的国王。前面已经提及,明朝因为他是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令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光海君时刻担心世子之位随时被他的哥哥临海君抢去。所以,在他成为朝鲜国王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维持事大的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光海君墓

光海君墓

萨尔浒战前,为了筹划与努尔哈赤决战,明朝以杨镐为经略。杨镐在朝鲜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视之为壬辰战争(1592-1598)拯救朝鲜于水火的功臣。但面对杨镐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在光海君游离政策下,一再推诿,“不曰建贼见蹙,隳突可虞,则曰我国力分势孤为虑”,杨镐斥其“岂遽忘昔年……援东国之急乎?……不免大失中外之望”。其实,朝鲜对于明朝征讨后金的重要性看得相当清楚,以为“国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于征胡之一役”。但光海君敷衍推诿,以致“经略(杨镐)于我国深恶而痛绝之”。与此同时,朝鲜则极力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由于光海君刻意周旋于明朝和建州之间,所以当得知刘綎派刘海前来督察之时,朝鲜君臣上下一片恐慌,因为刘海本来是朝鲜人,后为刘綎部将,“凡我国大小事必无所不知,尤极可虑”。朝鲜商议派译官将其止于途中,这在明与朝鲜的交往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国王光海君方令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率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往援辽东。但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观其变,发现明军失利,即与金兵约和,除金应河等少数朝鲜士兵开战外,朝鲜大部分军队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其实,他们在未开战前,就已暗通,《光海君日记》称:
当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违天朝督发,黾勉出师。而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密谕弘立,遣人潜通于虏。故深河之役,虏中先呼通事,弘立应时投附。至是在拘囚中,书状启裁作纸绳以送,备及结好缓祸之意。
获知姜弘立降清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为“弘立等只陈奴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而不予批准。以致修《光海君日记》的史臣们大发议论,“弘立等专军投贼,卖国逃生,则其忘君负国之罪,固所难逭。所当即施邦刑,传首中朝,而备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饶贷之责,而自上反以‘有何负国’为教,惜哉”。此论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由此可见,明朝迟迟不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影响是何等之大。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清实乃光海君幕后所定之策。同时光海君始终暗中与后金往来,但当时后金对其暗中往来方式很不满,以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得罪后金的策略,相当艰难。
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朝鲜的事大主义传统相违背。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天启三年(1623)二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光海君被废。从废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观念,使得他无法被宗室与大臣们接受:
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王人之来本国,羁絷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屡降,无意济师。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夫灭天理、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以废之,量宜居住。
此教完全以华夷正统作为理由,认为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使“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其“灭天理, 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罪恶至此,理当废之。光海君先被流放江华岛,再放于济州岛,67岁卒于流放地。他的悲剧说明儒家正统观念对朝鲜影响何等深远,不但思想上将其奉为圭臬,现实中亦不得违背。否则,国王宝座将有不保之危险。这样的危机令以后的国君时刻警醒,以免重蹈覆辙,故始终将尊攘的大旗高高举起,以确保政权的稳定。
仁祖(始称仁宗,后改仁祖)即位,改弦易张,一切以明朝为本位,绝不与后金往来,终于迫使后金发动丁卯之役,将不平等、不往来的关系改变成平等的兄弟之国关系。
清两征朝鲜与朝鲜之对抗
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阿敏率军攻打驻守朝鲜的毛文龙,顺便攻打朝鲜。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朝鲜则望风披靡。后金十四日攻入义州,廿一日克安州,廿六日入平壤,遂开始与朝鲜谈判。朝鲜虽然军事上远不是后金的对手,但在谈判过程中却充分显示了作为“礼义”之邦的特色,坚持事大理念,与阿敏的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谈判,顽强对抗。此固然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春秋义理。自元月二十七日,阿敏试着遣人致书于朝鲜国王仁宗开始,直到三月三日后金八大臣与朝鲜盟誓,历时月余,谈判过程较之战争经过长了许多。
后金最初坚决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与后金约为兄弟之邦。但朝鲜极力维持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因这是“大义所系,断不可许”。朝鲜举国上下认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毙,不敢从也。”在文书往来中,朝鲜屡书“天启”年号,令阿敏大怒,以为后金并非明朝属国,不当用“天启”年号,而“天启”“天聪”不过一字之差,可用“天聪”。朝鲜则认为此非小节,而是“毁灭纲常”的大义。“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此?请还收改书之命。”后来双方妥协,依揭帖式,不书年号。年号问题解决了,却又因议和盟誓问题而争执,朝鲜国王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为由,拒绝与后金阿敏盟誓。阿敏以为“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令贵国王悭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几经交涉,双方妥协,以朝鲜国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廷刑牲以誓,方达成盟誓协议。朝鲜与后金谈判中始终坚持不背离明朝,其正朔之争和仪式之争皆关乎正统,正统观是朝鲜谈判秉承的原则,故而寸步不让。
阿敏最终以朝鲜对明朝始终不改其忠心,以为朝鲜是有节义之国,故而不再坚持永绝明朝一款。而此又招致清朝第二次进兵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既不朝贺,又不接待前来劝说的清朝使臣,终于使得皇太极亲领大军第二次征伐。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答清使书曰:
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
此时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山城,外无救兵,内乏粮草。而朝鲜依然高举传统义理观的大旗,逐一驳斥清朝的指责。始终坚持“不背中朝”的原则,把臣事明朝,敬待汉人,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汉人、明朝是“华”,中华之象征,故不得不尊。而与清朝只是交邻关系,清人并不具“华”的资格。朝鲜以为与明朝乃君臣事大关系,并搬出丁卯之役时后金肯定朝鲜“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为理由与清朝争辩,但是皇太极征讨朝鲜正是冲着这一点来的,要将朝鲜由“不背中朝”变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朝鲜虽与后金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朝鲜也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剪除明朝的羽翼,清朝就要将朝鲜臣服。
仁祖困守南汉山城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派势力极大,洪翼汉曰:“建州欲窃大号即自帝,何询殿下耶?彼其意欲藉殿下之言,将以称于天子曰:‘朝鲜尊我为天子。’殿下何以解天下之惑乎?宜斩使者之头,并其书奏之天子。”吴达济论崔鸣吉,“夫崔鸣吉,一憸臣也……愿殿下抵鸣吉罪,以厉人臣之节”。尹集论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固不可连和于虏也。今虏逼京师,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虽不能悉赋而从征,以报天子之仇,亦何忍复遣使者,与虏连和乎?”“不去鸣吉,国必亡矣。”这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11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仁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尹集等对清使英俄尔岱说:朝鲜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也”。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不惜一死。他们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鲜随后二百多年中备受称颂,被视作是朝鲜尊周大义的象征。即如权尚吉《吊三学士文》称颂道:
呜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纲沦矣,九法糜矣,冠屦倒植,夷夏变易。当此之时,不有吾三先生死,则堂堂数百年小中华之国,将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后史之秉笔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于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纲常废而复举,国家之大义理晦而复明。庙社之神灵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后世之修《春秋》者,必书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遗臣洪某、吴某、尹某,为虏汗所杀,不亦大快矣乎!然则三先生之死,非直为三先生之幸,实为吾东方万万世之幸也!
但后来为形势所迫,仁祖只得采用崔鸣吉之办法,与清签订城下盟约。盟约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意在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其后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此规范的规约,质子、奉清正朔,清帝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从而奠定清代中朝关系的基调。当时朝鲜实际上无任何力量与清谈判,一切听命于皇太极安排。清朝深知朝鲜对明朝之情感及对清之心态,因此采取人质的策略,以朝鲜世子并另一王子及朝鲜诸大臣之子为质,加以牵制和督促。
南汉山城盟约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但朝鲜国王仁祖“以计穷力尽,屈意图存之状”,将降服经过报告皮岛都督陈洪范,希望转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庆业派僧申歇与洪承畴相通,从而开启潜通明朝之举。对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不久即获悉其情状,当时朝鲜使节金堉尚在出使明朝途中,但是明对金堉不但未加丝毫为难,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护送,陆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经椵(皮)岛,都督陈洪范赠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带回,以奉给国王,令朝鲜君臣更加感激不尽。对于朝鲜潜通明朝始末,刘家驹有详尽的讨论,笔者无意全面论述,只论其数点:
其一,潜通明朝,时间是从南汉盟约之后一直到松锦之战前的数年间(1637-1643),松锦战后,由于明辽东经略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将朝鲜潜通明朝之事和盘托出,清朝彻底追查,惩处一批朝鲜官员,最终使得潜通明朝结束。
其二,虽然只有几个人参与潜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僧人独步、义州府尹黄一皓、壮士崔孝一、车礼亮等人,但实际上背后有左议政崔鸣吉等人及仁祖的支持。朝鲜潜通明朝与国王仁祖直接相关。南汉城下:
王每岁正朔西乡(向)哭,左右皆泣,乃求义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鸣吉因林庆业得独步,乃遂遣之。移咨于承畴,具道为清所围,不能城守状。独步间走承畴军。因致国书,承畴上之天子,是岁崇祯十二年也。天子下诏褒其义,因赐独步号曰丽忠。十四年,独步归自京师,王大喜。赐独步米五百五十石,白金千五百两,人参五十觔,复遣之。
僧人独步,成了明廷与朝鲜王室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洪承畴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洪承畴降清后,朝鲜与明方真正断绝一切往来。
崔孝一原为朝鲜军人,多次与清朝作战。朝鲜臣服于清后,明室日渐衰微。崔孝一募得力士车礼亮谋求刺杀皇太极,以报明室。义州府尹黄一皓、安州节度使林庆业皆与其事。崔孝一浮海到东江向皮岛守将陈洪范出谋划策,未见采纳。又去宁远投奔吴三桂,吴三桂以为谋士。崔孝一到登州次年,清朝得知其事,将其家人皆处死。吴三桂降清后,崔孝一到北京,“独不朝贺,不剃发,待先帝殡,昼夜临,十日不食,死于先帝之旁,三桂为收而葬之”。真乃忠明义士。
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先后参与了策划独步、崔孝一潜通明朝之事,而作为朝鲜当时最为重要的将领,清多次要求其率军援助,他都阳奉阴违,拖延塞责。松锦战时,清令林庆业率舟师前往旅顺口,林庆业船行甚慢,故意把三条船漂到登州,把清将要攻打锦州情报泄露给明军。船行海上,遇明水军,明兵佯与之战,诫射者不装铅头空发火药,曰:洪都督军也。炮毋中,承畴亦诫其射者不铅而发,曰:林总兵军也。双方发空炮,以故两军无一死伤者。又使两人潜水到明军告知清阴谋,又日沉船,凡六十四船。如斯援清,实则坏事,引得清朝大加指责。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朝鲜令林庆业率兵三百人到九连城,传令于义州、宣川、郭山等,令其中军督率五邑军进凤凰城,但其意不在助攻,而在于“解清人之啧责”。进兵途中,总是故意拖延时间或想方设法自我破坏。松锦之战后,潜通之事败露,清使前来抓捕林庆业。林庆业逃亡,削发为僧,伺机浮海到登州,效忠于都督黄龙麾下。不久明亡,林庆业被清兵俘获,被送回朝鲜。当时朝鲜亲清派势力金自点掌权,林庆业被刑审逼供,跟随林庆业的人皆被惩处,林庆业亦被掠杀。
纵观朝鲜潜通明朝,虽然好像是几个人所为,其实很有代表性。独步为僧人,崔孝一为退役士兵,林庆业是将领,而背后则有朝鲜国王的支持。崇德六年(1641)崔孝一致书于义州族属,言“本国(朝鲜)亦欲潜通中原(明朝),三公六卿皆有此意”,这些潜通明朝的人和事,是否确有其事,因为无法从中国找到相应的史料,故而难以断定。即便只是一种传说,实质上也反映出当时朝鲜人一种普遍心态,试图通过这种传说,寄托某种思明的情感。朝鲜尊周思明正是在潜通明朝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开始的。潜通明朝的心态在明朝灭亡后转化为尊周思明心态,这种心态影响着朝鲜的思想与现实政治,成为朝鲜处理与清关系及国内政治的基本原则。(本文摘自孙卫国著《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钟源

83
打开APP,阅读体验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