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敦煌城与莫高窟的历史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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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莫高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探险家来到敦煌的时候,那里一片荒芜,莫高窟的下层洞窟有些还半掩在沙下。1963年,当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达敦煌文物研究所时,莫高窟许多洞窟还裸露在鸣沙山的崖壁上,任凭风吹日晒。
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和今天敦煌好像是两个世界,也和我们从敦煌壁画、雕像、写本、绢画上看到的莫高窟迥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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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市与敦煌石窟所在地三危山相对位置图
那么,古代的敦煌和莫高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大的城市,但由于她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拥有和其他普通的地方城市不一样的历史,使她曾经拥有着丰富多彩的东西方文化。
一、从莫高窟“张骞通西域图”谈起
来到莫高窟参观的人,不应当错过北段下层的第323窟。这个窟的主室南北两壁的上部,描绘了八个故事,一般叫做“佛教史迹画”,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到隋代的“昙延法师故事”,是敦煌的僧人用绘画的手法所描述的唐朝以前的佛教历史[1]。画面像是展开的卷轴,这样的图像形式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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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窟主室北壁局部
最引入注目的是第一幅“张骞出使西域”,这里描绘汉武帝打败匈奴获得两个金人,但汉武帝并不知道其名号,所以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西域的大夏国打探实情。画面上的金人显然是立佛的模样,也就是说,在唐朝的佛教徒眼里,中国佛教的历史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传说。然而,这个故事和敦煌首次在历史文献上的出现,紧密相关。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敦煌原本是游牧民族月氏人的领地,他们很早就把和田的玉石转运到中原内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蒙古高原的匈奴赶走月氏,成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的主人,同时他们也南下进攻新建立的汉朝。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积累,到汉武帝时富强起来,决定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与匈奴有着深仇大恨的大月氏人,希望他们能够“断匈奴右臂”,所以张骞出使的目的地,不是壁画中的大夏,而是大月氏。
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击败河西的匈奴,汉朝在这里陆续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成为汉帝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张骞开通汉与西域的联系,敦煌成为汉朝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敦煌悬泉置(驿站)发现的汉简,就记录了大批西域使者经过敦煌而东往西来[2]。事实上,张骞出使西域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但却是和敦煌的历史息息相关。
二、小浮屠里——敦煌最早的佛教痕迹
公元1世纪,在贵霜王朝的大力推动下,佛教从西北印度向外迅速传播。据《魏略·西戎传》的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3]汤用彤教授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佛教初传中国的记载[4]。
但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文献中没有佛教在西域绿洲王国(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流行的记录,东汉时期的一些“佛像”表现的也是中国本土信仰对佛教因素的盲目吸收[5]。因此,许理和(E. Zürcher)教授认为东汉的佛教是越过西域、河西地区的“远程传递”式的传播,所以似是而非,直到公元148年安世高至洛阳,开始建立僧伽教团,译经讲道,教授生徒,中国才有了真正的佛教[6]。
悬泉汉简“小浮屠里”
然而,1991年悬泉发现的一支请柬类的汉简带给我们新的认识,它明确提到敦煌有一个“小浮屠里”,也就是说这个里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因此得名。根据同一考古遗址(F13)出土的纪年简牍,年代范围在公元51年到108年之间,因此这枚简的时间当在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这是目前所见河西地区最早的佛教遗迹了[7]。
东汉明帝时期也是文献记载佛教开始流行于中原的时期,可以想见,在贵霜和汉朝的双重影响下,佛教在敦煌也已经找到立脚点,而且进入敦煌民众的社会。与此同时,新的考古发现也提示,西域绿洲王国在贵霜帝国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并弘扬佛教。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西晋时期的敦煌高僧竺法护的出现。法护原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应当是没有迁徙的小月氏后裔。年八岁(236年)出家,师事从天竺(印度)来的沙门为师,所以法名“竺法护”。他笃志好学,日诵万言,感觉“方等深经蕴在西域”。于是发愤前往西域,游历诸国,搜寻佛典。回来后,自敦煌至长安、洛阳,沿路传译,写成汉文。大概在284年至308年之间,翻译佛经175部,354卷,大乘“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竺法〕护之力也”[8]。
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发现296年抄写的《诸佛要集经》写本[9],这是四年前(292年)竺法护在洛阳刚刚译出的佛经,说明法护所译大乘经典从中原向西流传到高昌。
三、莫高窟的开凿和“凉州模式”的西渐
西晋灭亡后,在十六国时期(304—439年),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来,促进了敦煌耕地的开发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在高僧的感召下,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在当地大族的赞助下,敦煌的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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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碑阳与碑阴
据698年立于莫高窟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366年,有个叫乐僔的沙门,从东向西,杖锡来到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忽然眼前一亮,金光灿烂,好像有千佛在金光中显现。于是,他就在鸣沙山东面的悬崖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所佛窟。不久以后,又有一位从东方来的法良禅师,在乐僔的窟旁,又营造了一个洞窟[10]。从此,开始了近千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创造。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乐僔,还是法良,这两位莫高窟的开创者都是从东面来的和尚。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人到底从何而来,但当时敦煌以东地区开凿石窟最主要的区域应当是河西首府凉州(武威)附近的造作。
虽然我们没有早到4世纪后半叶凉州的资料,但401年登基为北凉王的沮渠蒙逊,曾经在武威南山中开凿窟寺(即天梯山石窟),立一丈六尺高的石佛像。北凉王室建造的这种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被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命名为“凉州模式”,他总结了这种模式的几个特征,如设置大像的佛殿窟和方形或长方形的塔庙窟;主体佛像为释迦或交脚菩萨装的弥勒;窟壁主要是画千佛;佛、菩萨的面相浑圆,身躯健壮,形体较大,等等[11]。
这种模式,可以在河西地区的早期石窟中看到。至今,敦煌莫高窟乐僔、法良开凿的洞窟已经很难寻觅,但有一些属于北凉时期的洞窟和小型石质佛塔保存下来[12],可以看到北凉佛教造像模式的影响。
还值得提到的是,439年,北魏大军攻下北凉首都姑臧(武威),凉王沮渠牧犍投降,但凉王的弟弟沮渠无讳、安周在敦煌抵抗,随后率众经鄯善(今若羌),于442年入主高昌,建立高昌“大凉”政权。在北凉流亡高昌的人中,有不少士族精英和高僧大德。445年凉王沮渠安周开始建造一所王家寺院,并树立《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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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
德国探险队曾经找到高昌城中的这个寺址(编号M),平面长方形,主尊像为交脚菩萨装的弥勒,正是“凉州模式”的典型特征,这无疑是从敦煌带去的工匠根据凉州的模式而建造的,透露出敦煌佛教石窟造像也应当是“凉州模式”[13]。
四、玄奘东归与莫高窟的唐风
公元5世纪后半叶以来,敦煌社会动荡不安,佛教却沿着五凉王朝以来的发展势头进一步扩大其影响。特别是北魏王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以后,经过平城(今大同)到洛阳的发展而形成的更高水平的文化。敦煌藏经洞保存的479年驸马都尉冯熙在洛州写的《杂阿毗昙心经》卷六[14],莫高窟还发现过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刺绣的佛像残片[15],都是北魏迁都洛阳前从都城平城带到敦煌的。
北魏末年,中原动乱。525年,北魏皇室出身的元荣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使北魏洛阳和敦煌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东阳王元荣在敦煌大做佛事,曾出资抄写佛教经典十余部,有数百卷之多,又在莫高窟开凿一个大型石窟[16]。从西魏到北周,敦煌在大家族出身的李贤、于义(建平公)的带领下,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掀起一个高潮。574年北周武帝灭佛,但对敦煌佛教石窟开凿的影响似乎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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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早期洞窟
隋朝(581—618年)统一南北,中国又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不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十分佞佛。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敦煌各阶层民众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仅在莫高窟一处就开凿了八十个左右的洞窟,形成一个兴建石窟的高潮。601年,隋文帝曾下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供养佛舍利,瓜州(敦煌)也在莫高窟的崇教寺起塔供养[17]。
隋末唐初,天下分崩离析。618年唐朝在长安(今西安)建立后,因为还是群雄割据的局面,所以封闭西北关津,“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在627年西行求法,是从瓜州、敦煌间的道路偷渡出去的,没有经过敦煌州城。
等到644年玄奘回到于阗的时候,唐太宗已经在640年灭掉给与玄奘西行求法以大力支持的吐鲁番高昌王国,玄奘无法再去报答高昌王麹文泰,于是投书唐太宗,称自己是“私往天竺”,听候发落。此时唐太宗正有意经营西域,立即“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且末)迎接”,让玄奘倍道兼行,尽快入关归京[18]。大概在644年秋冬之际,玄奘经过敦煌,于翌年正月到达长安。
大概因为赶路,玄奘在敦煌似乎停留时间不多,也没有记载他曾到莫高窟巡礼。几乎就在玄奘一行经过敦煌的时候,莫高窟正在开凿一个重要的石窟,即当地大姓翟氏家族的220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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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220窟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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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壁七身药师佛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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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壁维摩诘经变文殊问疾局部下方的帝王图
根据窟内保存的题记,这座石窟是在642-662年间陆续完成的,其主室南壁绘西方净土变,北壁绘药师经变,东壁绘维摩诘经变,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北壁一排七身药师佛立像,以及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同的帝王图像。这些图像从未在此前的敦煌壁画中出现,应当模自长安的画样[19]。
此窟营建时,正是玄奘经过之际,敦煌的画家没有将玄奘带来的印度佛教瑞像绘于壁上,说明匆匆而行的玄奘对当时正在开凿的敦煌石窟没有贡献。而220窟的长安画样,更可能是得自从长安而来敦煌迎接玄奘的使臣之手,他们为了迎候玄奘,一定提前到达敦煌,而这些奉太宗之命来迎接玄奘的人,应当也非等闲之辈,他们把长安“新样”带给敦煌,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在唐帝国统一兴盛的年代,经过河西走廊的传统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敦煌再次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一队队粟特商团东来西往,不同宗教的僧侣也络绎不绝,大量丝绸从长安由官府或商队运到敦煌,佛教典籍乃至道教经典也从长安输送到敦煌。
敦煌无疑成为一个人员往来、贸易交流都极其繁盛的丝路城市。莫高窟壁画随着长安新出的画样而不断更新,一些大家族争先恐后地开凿“家窟”,敦煌当地的文武官员仍然是敦煌石窟的重要供养人,粟特商人也给敦煌的艺术带来许多伊朗风格与情调。到极力崇佛的武则天执政时期,莫高窟已经是号称有一千多所窟龛的雄伟石窟了。
五、敦煌千佛洞的中兴
755年,唐朝爆发安禄山叛乱,唐朝调集驻守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的各路劲旅前往中原靖难,使西北地区兵力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乘虚而入,从青海北上,进攻唐朝领地。吐蕃军队从河西东部向西部一步步攻占唐朝领土,使得河西一带的高僧、士人都最后龟缩到敦煌城中。但吐蕃并没有强攻敦煌,敦煌民众经过十年的艰苦抵抗,786年,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下,最终“寻盟而降”,使得高僧、士人带来的河西文化得以保存在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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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159窟所绘
当时吐蕃赞普礼佛图像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大力崇佛,敦煌佛教更加昌盛,寺院和僧尼剧增。敦煌不仅拥有唯识学大师昙旷和法成[20],还有曾前往藏地传播禅法的高僧摩诃衍[21]。而且巧合的是,在此期间,敦煌避过了唐朝的“会昌法难”(844—845年)对佛教的破坏,佛教教团和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充实和发展,民间百姓的抄经、念佛、开窟、造像,更是始终不绝,敦煌文书中有沙州经坊大量抄写佛经的记载,莫高窟也维持着过去的荣光。
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的敦煌守将节儿,并迅速向东西方向扩展。851年,唐朝为之设立一个新的方镇,名叫“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敦煌从此开始了延续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时期。张氏归义军经过张议潮、张淮深、张淮鼎、张议潮女婿索勋的统治,到910年秋,节度使张承奉知唐朝已亡,自称白衣帝,建号金山国。但不久被东邻甘州回鹘王国打败。
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去王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可能具有粟特血统的曹氏家族,通过和亲等手段,与周边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睦邻友好,并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使得归义军政权存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直到1036年为西夏所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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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窟张议潮统兵出行图
吐蕃的崇佛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归义军,佛教在归义军时期继续盛行,莫高窟在归义军张氏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造窟高潮,有人称之为“敦煌千佛洞的中兴”[23]。曹氏归义军继续这一作法,在莫高、榆林两地,修建或改造了许多洞窟,几乎历任归义军节度使都建造了自己的功德窟,其中最重要的洞窟如下[24]:
156窟是张议潮的功德窟,其中有庆祝861年张议潮统军收复凉州出行图,这标志着归义军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
94窟是张淮深功德窟,882年建立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张淮深碑》)里有该窟画塑的记载。
9窟是一度篡夺张氏归义军政权的节度使索勋的功德窟。
98窟是大约924年建成的曹氏首任节度使曹议金的功德窟,窟内供养人像总共有二百多身,囊括了其家族成员、沙州的僧官大德、文武官员,代表了曹氏归义军的统治基础。
100窟是继曹议金任节度使的曹元德与其回鹘母亲天公主合建的功德窟,敦煌文献中称之为“天公主窟”。
22窟、256窟可能都是继元德为节度使的曹元深的功德窟。
61窟和55窟都是继任的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他统治敦煌时间最长,是10世纪敦煌文化最为昌盛的时期。其中第61窟以文殊菩萨为主尊,背屏通壁绘五台山图,是中原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敦煌翻版[25]。
454窟是继曹元忠任节度使的曹延恭的功德窟。
榆林窟第6窟是继任的曹延禄功德窟,目前还没有在莫高窟发现他的功德窟,表明他的统治中心向东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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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窟及其西壁《五台山图》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不仅仅是敦煌官民百姓的信仰中心,也受到周边回鹘、于阗等不同民族的供养。由于归义军节度使家族与于阗王室一直保持联姻的关系,所以于阗的瑞像图、守护神、供养人像大量出现在敦煌洞窟中,甚至我们在每一位归义军节度使的供养人像上面,都可以见到于阗的牛头山瑞像和八大守护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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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窟甬道顶部瑞像及于阗守护神
归义军时期是敦煌历史的重要阶段,它虽然名为唐朝的一个军镇,实际上是一个地方王国。这样以敦煌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在敦煌的历史上只有十六国时期短暂的西凉政权可比,因此归义军时代是敦煌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它使得汉文化在敦煌保存下来,佛教向民俗化方向发展,其他宗教文化也表现出各自的活力,并且与民间文化渐渐合流。
归义军官府安排协助了许多西行求法僧前往印度,敦煌的寺院也接待了不少东来的梵僧前往中原,对9、10世纪的中西文化交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7]。封存于归义军后期的莫高窟藏经洞中的写本、绢画,原本应当是三界寺的供养具[28]。这座不大的寺庙,却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宝藏,汇聚了各种文化因素的典籍,这可以说是敦煌国际都会面貌的一个展现。
随着归义军的没落和西夏的占领,西夏王国的重心在东面,敦煌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莫高窟的崖面到归义军晚期已经完全饱和,没有开窟的空隙之地,因此除了重修,很少造作。虽然马可波罗在13世纪后半留下了有关敦煌的点滴记载,但在清朝重新设立敦煌县之前,莫高窟乃至敦煌几乎完全被人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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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莫高窟
来源:佛教建筑
原标题:《荣新江:敦煌城与莫高窟的历史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