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被视作政治冷感的华裔，怎样在美国社会集体发声？
关心美国亚裔政治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不久前的纽约警察梁彼得审判，及其引发的华裔社群的大规模街头抗议。虽然这次抗议的街头部分已经告一段落，但我希望华裔社群对于种族平等的追求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目前我们能做的，也许正是通过翻译、讨论、写作等等来发展和培养我们的语言，使得种族歧视、种族平等、社会运动这些议题，能够在中文和在华裔社群中真正生根。
从抗议者使用的标语出发，我希望能够讨论华裔社群与美国社会种族问题脉络的关系，并且能够将一点美国黑人种族理论的思考带入我们对于亚裔处境的思考之中。
在抗议活动中，有很多抗议者的诉求是直接与梁彼得的审判和判罚相关的，“声援梁彼得”或者“梁彼得应得到正义”这样的标语并不少见，“一个悲剧，两个受害者”也出现在各个城市的抗议中。这样的标语将梁彼得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认为梁彼得的杀人是失误，而非故意，而警察系统和司法系统以梁彼得为替罪羊，为整个警察系统的暴力买单，是非常不公的。这样的措辞是很危险的，它看上去很有道理，但缺乏对于美国种族状况的关切，尤其是忽视了美国黑人的处境和充斥着严重种族歧视的警察暴力。
美国的警察暴力中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这被称为“种族归纳”（racial profiling），意为警察系统和司法系统在怀疑一个人的时候，会因为这个人的种族身份而产生不同的判断。据“描绘警察暴力”网站（mappingpoliceviolence.org）统计，2015年一年，至少有102位手无寸铁的黑人死于警察暴力，是白人的五倍。在日常的警察执法中，警察对于同样情况中的白人和黑人区别对待，也时常发生。对于警察暴力的讨论，不应脱离种族的语境。有人也许会说，黑人的犯罪率高于白人，黑人居住的街区的犯罪率也高于白人，但对此的讨论也不应脱离种族的语境：这些差别与美国社会深重而广泛的种族歧视是分不开的。美国黑人相较于白人，缺少受教育机会、工作机会、社会诉求能见度等等权益，他们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压迫；在当下，即便有种族平等的相关法律，也积重难返，难以迅速改善黑人的处境，更难以撼动白人长久以来所享受的白人特权。梁彼得案中被杀的受害者阿凯·格里（Akai Gurley）正是来自于居住在低收入人群房屋中的黑人家庭，美国华盛顿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系博士候选人周舒璇对此评论说：“梁说害怕黑暗所以不小心扣动扳机，但那黑暗却是Akai Gurley一家不得不日夜生活的公屋，那黑暗是怎样无视黑人生命无视低收入人群的政府才能建造出的黑暗。”令警察感到恐惧的黑暗，却是政府为低收入人群规划的生活场所，这体现的种族特权可谓触目惊心。
的确，美国对于警察暴力的处理中很少惩罚白人警察，而往往从重处罚有色人种警察。这体现了白人特权如何渗透入警察暴力的各个环节：白人警察不仅更少被处罚，这样的处理还会激起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从而愈发掩盖这一系统中的白人特权。在梁彼得案中，很多抗议者指出，纽约警方对于被起诉的白人警察和梁彼得提供截然不同的法律帮助和支持，但与其说这是因为梁彼得作为华裔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毋宁说是充斥着白人特权的执法系统在为白人警察开脱。真正的不公平，在于执法系统如何因为肤色而粗暴地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具有威胁，在于警察以害怕为由就可以采取极端手段来制服甚至伤害手无寸铁的黑人，在于白人警察往往会逃脱追责，而有色人种警察的审判又会引起不同少数族裔之间的误解和敌意。声称梁彼得无罪，是延续警察系统的白人特权，试图淡化针对有色人种的不公正执法。因而在抗议发生时，“黑人生命也是生命”（Black Lives Matter）的运动者会同时抗议，甚至打断华裔社群的抗议，来为Akai Gurley要求一份应属于他的正义。如果无视这一点，华裔社群的抗议就很容易错失更加深重的种族不公正，而在华裔社群和黑人权益运动之间产生不必要的敌意。
亚裔社群在美国的种族处境一直以来是有一些尴尬的。美国的种族问题由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背景，一直聚焦于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之中。亚裔——尤其是华裔，虽然也曾经是备受歧视的劳动力，随后又受到排华法案的驱逐，但在当今的种族图景中，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因为二战后美国移民政策改变，更多的亚裔得以进入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从而进入中产阶级，因而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亚裔之间产生了持久的阶级张力。这些中产阶级亚裔虽然面临着更加严苛的要求——为了证明自己而必须“加倍优秀”（double as good，形容少数族裔的自我证明困境），也慢慢成为了“模范少数族群”（model minority）。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郑安玲（Anne Anlin Cheng）在《种族的忧郁》（The Melancholy of Race）一书中，将美国亚裔群体的种族状况描述为既是非法移民，同时又是模范少数族群，既是在美国求生存的外国人，又是白手起家勤奋致富的“美国梦”最常用的例证。
处于这样的两难处境中，亚裔族群在面对美国种族社会的种种问题时，难免会出现各种摇摆：既需要面临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又需要证明自己与“主流”（白人）社会的期待一样优秀，既需要抗议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又需要维持自己优秀而杰出的“形象”。这次抗议的号召理由之一，便是针对美国华裔社群长期以来的尴尬处境：既没有白人的特权，又没有黑人长久的民权运动历史，华裔在美国社会中鲜见政治发声，而在当下的社会运动图景中，集体发声似乎是唯一能够迅速见效的政治行动方式。为梁彼得集体发声，振臂一呼，集结了美国华裔长久以来处于政治与社会困境中的不满，和被视作政治冷感的无奈处境。然而，不得不说，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及其历史，对于警察暴力和种族归纳问题也缺乏深入的讨论，这次抗议的诉求中，不少诉求都像是在争取白人特权，几乎无视甚至加深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正如西雅图的两个社会运动团体西雅图黑人读书会（Seattle Black Book Club）与环太平洋团结网络（Pacific Rim Solidarity Network）在联合声明中所称：“显而易見，这个要求強化了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級制度。华裔美国人以黑人的性命为代价，要求得到白人的同等待遇。”
有人也许会说，我并没有看不起黑人，只是认为华裔应该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更有地位而已，这怎么能算是种族主义呢？诚然，在当下的身份政治脉络中，华裔在美国的确需要有政治发声，也的确面临着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种种刻板印象、调笑和欺凌；然而，如果不真诚的听取其他少数族裔的压迫与抗争经验，如果不联合起来正视渗透美国社会的体系化的种族主义， 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去争取种族的平等，而不是争取自己在不平等结构中能够爬到更高？2015年年末，Emory大学哲学系教授乔治·杨希（George Yancy）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致美国白人》（Dear White America）的公开信，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在文中，Yancy教授犀利而诚挚的剖析了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运作方式。他认为：作为男性，即便我不有意看轻女性、努力避免伤害女性，我仍然受益于这个社会普遍的性别歧视，我作为男性的种种特权与我们文化对于女性的剥夺和压迫是分不开的，“即便我再好心，我仍然每天都在参与着性别歧视的延续”。那么，作为白人，你与一个黑人一起走进一家商店，保安随即尾随那位黑人；你去申请银行贷款，你的肤色不会给你扣分；你不需要在面对警察暴力之后，对你的孩子解释为什么警察会加倍怀疑有色人种——这些日常的便利就是你享有的特权，而有色人种就是在同样的情境中忍受着歧视与偏见。如果亚裔社群不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脉络入手，而是仅仅面向“主流”（白人）社会来争取一份尊严与舒适，那么我们便仍旧是受益于美国种族主义社会对于有色人种的普遍压迫，仍旧在参与种族主义的延续。
如果我们的语言能够深入讨论这些种族和压迫议题，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容易与其他少数族裔和其他社会运动（性别、劳工、移民、阶级等等）分享和联结，一方面也可以哺育更多的叙述与思考。这样，在我们需要发声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被窘迫的挤压在各个矛盾之间，或者强调自己声音的同时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其他声音，而可以有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共享的历史中所生长出来的真诚有力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