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爱南开的”:周恩来一语背后多少隐情?
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马蹄湖的湖心岛上,屹立着一座1979年落成的白色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正面镶嵌着南开校友周恩来的金色头像,头像旁还镌刻其手迹“我是爱南开的”。离此不远,还有一座1989年落成的周恩来巨型雕像,雕像的大理石基座上,同样刻有“我是爱南开的”六个金色大字。今天前往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参观的游人,抑或是行将毕业的南开学子,都会选择在这两处校园标志性景观前拍照留念。“我是爱南开的”这句话,已经成为几代南开人的集体记忆,成为这座知名学府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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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之子陶恒生1943年至1946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南开校友,他曾评论道,“我是爱南开的”这六个字“是南开的金字招牌,南开已经不能没有它。然而,这句名言出自何典?其时空背景如何?为何用‘我是爱南开的’而不直接说‘我爱南开’?似乎很少有人在意或注意”。
事实上,在1979年马蹄湖上的那座纪念碑竣工之前,周恩来说的这六个字并不为人所熟知。或许是考虑到这一点,在这座纪念碑背面最下方,刻有一行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手书的小字:“‘我是爱南开的’引自一九一九年周恩来同志给留日南开同学会的信。”那么找到这封信,看看它的全文,坊间流传的“揭秘”此语完整版的各种段子即可休矣。
我是爱南开的:周恩来原话怎么说?
周恩来堪称南开最知名最杰出的一位校友,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一再说过,“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1913年8月,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1917年6月中学毕业,并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同学讲话。周恩来在校期间表现优异,同学对他评价极高:“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情,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以善交游,到处逢人欢迎”;“毕业成绩仍属最佳”;“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周恩来小传》)。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3月,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周恩来决定回国求学。他从日本乘船到大连上岸,先去沈阳,后往哈尔滨,约在4月底返回天津,积极投身于天津地区的五四运动。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周恩来免试入该校文科学习,成为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1920年1月29日,为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周恩来率领南开等校数千名学生赴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军警逮捕,直至7月17日被当局释放。羁押期间,南开大学校方迫于政府压力,将周恩来等学生领袖开除学籍。后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的资助下,前往欧洲留学。终其一生,周恩来对南开的深厚感情,绝对是无可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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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爱南开的”这句名言,出自1919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天津写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他在信中反对南开学校当局聘请卖国贼为校董,并对学校办学方向、教学内容提出尖锐批评。这封信,是我们理解“我是爱南开的”原始语境的关键,故需不避繁琐,抄录如下:
(一)
南开的事体,我是不愿意冒昧说,冒昧管。现在我从各方面看,我说一句,实在是危险的很。校长也许别有肺腑,不过我总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长的人,都这样说。
(二)
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而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那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
(三)
南开校内的学生都可造就,并且极有热心毅力,校中却不拿真学问教他,弄的一个个都是空的。并且,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Democracy,可是样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
这封信分为三段,读来略感奇怪。其实,周恩来写给留日南开同学的原信早已散佚,但留日南开同学会在收到这封信后,于5月21日将周恩来原信节录寄给留美南开同学会,并云:“顷得同学周君恩来自津来信,节录于后,亦可见南开现状的一斑了……”当时,周恩来南开中学时期的同学冯文潜(后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恰好在美国留学,并负责留美南开同学会的工作,故而有幸保存了这封信。此后,历经几十年的岁月流逝,这封信一直被冯文潜精心收藏直至他1963年病逝。
1979年,在冯文潜夫人黄扶先的帮助下,这封信件终于被南开大学校方发现,并随着马蹄湖纪念碑的落成而逐渐为大众所知。上引即为这份节录件的全文。因此我们可以明白,“我是爱南开的”一语的完整版其实是“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周恩来何故对母校做如此激烈的批判呢?联系后文,周恩来的激愤显然和南开“接近卖国贼”有关。
周恩来为何批评母校?
众所周知,近代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最大的不同点即在于资金的来源。私立大学只有募集到充足的办学经费,学校才能维持运营,避免关门倒闭的命运。深知筹措经费之重要性的张伯苓曾经感叹:“盖私人经营之学校,其经济毫无来源,其事业毫无凭借,非得教育同志之负责合作,在校或出校校友之热烈拥护,与夫政府及社会各方赞助与扶持,决不能奠定基础而日渐滋长也!”1919年初,摆在严修、张伯苓等人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为即将成立的南开大学四处募集所需的大笔资金。据《严修年谱》及《张伯苓年谱长编》,1919年5月之前,严张二人为了筹款,曾赴天津、北京、太原、保定、南京等地奔走,拜见各方军政要员。1919年当年,南开即争取到徐世昌、黎元洪、李纯、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等人的捐款。从军阀政客那里募集资金,也引发了校内外人士不小的争议。但张伯苓认为“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粪水培育出来的”,将军阀政客的财富拿来发展教育,造就青年人才,当然未尝不可。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此时也对南开大学筹备一事表示热情。
《严修日记》记载,1919年2月9日,严修在北京“与伯苓、张向庚同往中央公园董事会室,甫入坐,曹润田(即曹汝霖)来访,余遂与谈南开学校扩充之议,并请伊为校董”。3月31日,严修在中央公园“同静生(即范源濂)、伯苓合请梁燕孙(即梁士诒)、周子廙(即周自齐)、曹润田商议为南开学校募捐事,燕孙主分任劝募”。4月12日,严修同张伯苓、范源濂三人到中央公园开董事会,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三人亦“同来会谈”,“梁云:南开学校募捐事,彼三君可认筹四十万之公债票,年可得六厘之现金利息(合二万四千元),并将拟指之姓名、机关列一清单见示”。曹汝霖等人被列为南开校董之事,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在南开学生中引起激烈反弹。
1919年5月4日,数千名血气方刚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高喊“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火烧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痛殴驻日公使章宗祥。一时间,曹汝霖等人沦为千夫所指、名声扫地的标志性卖国贼人物。在这样大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21岁的周恩来会在5月上旬的信中痛斥南开校方“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那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南开感情深厚的周恩来会说出“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这样沉痛的话语。
“我是爱南开的”如何被校方发现?
那么,1979年,“我是爱南开的”一语又是如何被南开大学校方截取下来,刻上马蹄湖纪念碑的呢?
1979年是南开大学成立60周年,时任南开大学团委书记赵耀民被任命为校庆庆典筹备小组成员,校领导分配给他两大任务:一、在校图书馆筹建总理纪念室;二、在马蹄湖畔建立一座周总理纪念碑,让他查找出周恩来青年时期的名言警句,同时还要以杨石先校长的名义写出碑记。赵耀民领命后,组织了有校图书馆林秉贤、校党史教研室胡霭立等人参加的工作小组并开展工作。在筹建总理纪念室时,冯文潜夫人黄扶先告诉他们,她家中保存有周恩来早年留日时期写给冯文潜的信件,需要翻找。于是赵耀民等人就组织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到她府上查找,发现了周恩来留日时期的亲笔信,同时还找到了1919年5月21日留日南开同学会寄给留美南开同学会的那封信件。众人读到信中节录有周恩来“我是爱南开的”一语,颇感振奋,于是密而未宣,收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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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耀民回忆:“不久校领导召开校庆筹备组会议听取工作进程汇报。等到该我汇报时,首先汇报了纪念室展出资料的收集情况,然后汇报纪念碑碑文集句情况。当时我共准备了17条,而把‘我是爱南开的’列为第一条。当我念出此句时全场欣然,纷纷问我此条的出处,我作了一番详述。主持会议的校党委副书记崔希默同志(已故)当即断然说,我看后面几条甭念了,就定这一条,于是大家高兴地一致通过。”就这样,新发现的“我是爱南开的”一语,被确定为马蹄湖纪念碑的碑文。
不过,既然周恩来原信已不存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我是爱南开的”手迹又从何而来?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人遭军警逮捕后,一度被关押在警察厅,他在狱中根据被拘代表的回忆和日记,编写了《警厅拘留记》一书。这部书的手稿后来流散在民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在北京一个书铺中发现了这份珍贵的手稿,将其收购回来,后交由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1979年,筹建总理纪念室的赵耀民等人在北京看到这份手稿后,便把周恩来的墨迹影印下来,带回学校。当崔希默在会场上询问,是否能找到“我是爱南开的”原稿手迹时,赵耀民回答,不能,但是能找到1920年周恩来的手稿《警厅拘留记》。这份长篇手稿中,有多处“爱国”“南开”等词,众人从中分别挑出“我是爱南开的”六个字的墨迹,每个字选出五六个,然后拍照放大进行组合比较,选出其中较为满意的,就成了现今流行的“我是爱南开的”正式手迹。但对一般人而言,这份拼凑出来的潦草手迹,仍较难一眼辨认清楚,再加上南开大学内的周恩来雕像正对着学校南门,不少人又将这六字戏读为“我是看南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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